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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慈禧临终遗命衍生出宣统朝隆裕、载沣互为牵制的权力格局，袁世凯被罢及复出自然绕不开隆裕的态度。载沣之弟载涛在力推军机更迭时原本有意让袁世凯复出，因隆裕反对未能实现。皇族内阁出台后，载涛与隆裕一派的载泽围绕继任内阁总理之争日趋激烈，皇族内争使得袁世凯成为各方拉拢的对象，复出时机逐渐成熟。袁世凯在武昌起义之后决意复出，提出过一些条件，其中最重要的是“取得讨伐军总指挥权”。1911年10月21日，由于载泽的支持，清廷已基本应允袁世凯此项要求。因此，袁世凯顺利复出，主要得益于皇族各派的支持，与列强施压关系不大。 关 键 词：辛亥革命 清末皇族 袁世凯 武昌起义后，袁世凯复出主政，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件大事，众多论著皆有述及，一般较多关注武昌起义之后革命逼迫及列强施压导致清廷再次起用袁世凯。①然而，袁世凯复出问题从他遭到罢免即已产生，时间跨度近三年之久。在此期间，清朝皇族仍居权力核心，足以决定袁世凯的去就，故而皇族各派的态度，在研究袁世凯复出问题时亦应着重考虑。近年来，学界已对摄政王载沣罢免袁世凯事件有过精深考论，②并重新关注袁世凯复出时提出的具体条件，③对中外各方围绕袁世凯复出的斗争也有过一定论述。④本文在前人研究基础之上，从皇族内争视角对袁世凯复出的整个历程进行探讨，兼论袁世凯被罢原因及其复出条件等。 一、隆裕与袁世凯被罢之关系 1909年1月2日，袁世凯被清廷罢免，是清末重大政治事件。在被罢之前，袁世凯身任军机大臣兼外务部尚书，并与领班军机庆亲王奕劻结好，权倾朝野。此等人物突遭免职，必定出自清廷的权衡定夺。故而要弄清袁世凯被罢缘由，首先有必要了解当时清廷的权力构架。 袁世凯被罢免时距离光绪帝与慈禧太后相继离世不到两个月。慈禧临终遗命虽称“嗣后军国政事，均由摄政王裁定”，授权载沣为其儿子幼帝溥仪摄政并监国，但同时补充“遇有重大事件，必须请皇太后懿旨者，由摄政王随时面请施行”。⑤这意味着摄政王并不能乾纲独断，遇有重大事件，须向皇太后请示，隆裕皇太后可以对载沣进行牵制。尽管时人认为“隆裕初无他志，唯得时行乐而已”，⑥但作为光绪帝皇后、慈禧侄女，经历过多年宫廷政治熏陶，其权力意识与手腕仍不可轻视。隆裕与光绪帝并无亲生子嗣，其权力源自她与新帝溥仪的关系。光绪离世当天，慈禧懿旨宣布溥仪“承继穆宗毅皇帝为嗣，并兼承大行皇帝之祧”，⑦兼而继承穆宗(同治帝)与光绪帝两人之位，却并未明示太后人选。由于穆宗此时尚有几位妃子存世，故而隆裕地位尚未明确。直到第二天得知慈禧临终懿旨有“兼祧尊为皇太后”相关内容，隆裕“始惬心”，⑧声言“既如是，我心慰矣”，⑨足见其拥有权力之始即未超然物外。 慈禧临终懿旨奠定了宣统朝载沣、隆裕互为牵制的权力格局，却对二者权力界限仍有模糊之处。何为“重大事件”，其中有着不可捉摸的权力空间，留待载沣、隆裕自行博弈。在新旧权力交替的间隙，隆裕亦迅速采取种种措施，巩固自身权力。在慈禧去世的第二天，隆裕就以“摄政王面奉皇太后懿旨”的形式向外界发布懿旨，行使太后之权。⑩这些虽然只是一种形式，但在封建体制之下却有不少政治含义，例如，拟旨时张之洞就曾对“摄政王面奉皇太后懿旨”这些措词比较在意，提出“此件系发端之初，宜再斟酌”。(11)同一天，隆裕还专门向载沣传达懿旨“各宫妃嫔不得传见摄政王”，(12)防止原同治帝的妃嫔等人参与政权，突出其在宫中的独大地位。在诏告天下正式确定“隆裕”皇太后徽号的第二天，又发布懿旨“皇帝尚在冲龄，一时未能临幸颐和园。著该管大臣饬令司员等，将殿座陈设妥为封存看守”，(13)借此向外界表明不会甘心颐养天年，而是会通过与幼帝的关系参与到政权当中。 载沣在摄政之初亦在不断强固自身权力，但很多时候却需要仰仗隆裕的支持，不得不小心行事。与隆裕一样，载沣自然不愿其他敏感人士与隆裕过分接近。恭亲王溥伟原本是承继光绪皇位的重要候选人，两宫病危之时，曾“在内盘旋一昼夜未出”，觊觎大位。载沣摄政的第二天，就立即传隆裕懿旨，规定除值班人员外，均不准在内住宿，“即是为溥伟而发”。(14)然而溥伟似乎并未就此收敛，传闻他在慰藉新皇太后的悲伤之际，被委托万事翼赞，“于是自行要求停留宫中参与国政”，(15)这不能不引起载沣的担忧。据说载沣“闻有口传懿旨，大惧”，于是“急邀奕劻入见隆裕，言溥伟悖状”。(16)最后降下谕旨：“黜陟赏罚，悉听监国摄政王裁度施行。自朕以下，均应恪遵遗命，一体服从。懿亲宗族，尤应懔守国法，矜式群僚。”(17)载沣借助隆裕巩固了自己的权威。 宫廷政治，礼制森严，甚至有谓“在宫廷内错走一步便是死罪”，(18)而礼节的尊荣与否往往意味着权力的高低。载沣摄政时年仅20多岁，资历尚浅，据说“当时各皇族间轻视摄政王，在编定摄政礼节的场合亦分为尊崇派和轻视派两派，形势最为不安”。(19)最后制定的礼节也是经过隆裕审阅同意才进行公示，“业由监国摄政王呈请皇太后御览”。(20)其中明确规定“监国摄政王在皇太后前称臣，行臣礼”，(21)以示太后与摄政王的高下之别。载沣为人“日常生活很有规律，内廷当差谨慎小心”，(22)在光绪、慈禧大丧百日期间内发生罢免军机大臣袁世凯这样的“重大事件”，很难想象载沣会不经隆裕许可而贸然行事。 由于袁世凯权势过盛，不免会让隆裕、载沣有所忌惮。而且，戊戌变法时期袁世凯向慈禧告密出卖了光绪，隆裕与载沣对袁世凯皆无好感，都有罢免袁世凯大权的动机。但在共同原因之外，亦有个人因素。如前所述，隆裕所牵挂的皇太后一事直至慈禧临终方才确定，其中尚有颇多波折，袁世凯实为阻力之一。 在选择光绪继承人问题上，据皇族高级军官良弼得到的消息，袁世凯先前嗾使御史封奏以恭亲王溥伟继承帝位，后来又劝醇亲王载沣自行即位，甚至主张如有督抚反对，则妥当压制。(23)肃亲王善耆也证实：“两宫危笃之际，西太后传旨光绪帝，立溥仪为皇储，帝因溥仪年幼，有另立年长者的意旨。军机大臣等再三评议，袁世凯突然向醇亲王劝告，应自行为帝”。(24)另据《泰晤士报》报道，在慈禧召开的立储会议上，庆亲王奕劻提议溥伦贝子继位，以恢复长子相继的旧制，也得到袁世凯的热心赞同。(25) 由此看来，或许是有鉴于晚清垂帘政治导致的诸如“辛酉政变”、“戊戌政变”之类的政坛风雨，袁世凯主张以成年皇族继统大位，以利权力的统一。但这种提议显然会摒绝隆裕挟幼帝以自重的机会。 良弼、善耆在描述袁世凯被罢免缘由时，都将袁世凯先前劝载沣自立为帝一事作为主因之一。(26)亦有史料佐证隆裕同为袁世凯被罢事件的重要推手，军机大臣张之洞的门人在记述此事时称，“监国摄政王秉太后意，命军机拟旨，祸且不测”，因张之洞认为“主上冲龄践祚，而皇太后启生杀黜陟之渐，朝廷有诛戮大臣之名非国家之福”，于是“反覆开陈，始命回籍养疴”。(27)曾任清廷起居官的恽毓鼎用暗语致函端方透露所知罢袁隐情，亦说是“伏皇后曾奉献帝衣带诏，使除曹阿瞒以复仇，相王亦与闻焉”，暗指隆裕奉光绪密诏除袁之事。又提及张之洞曾力保袁世凯之才可用，而载沣回应“予亦知其有才，但予不忍用之，如用之，予无颜以见元祐皇太后”，张之洞“乃不敢置词”。(28)有皇族成员甚至认为，“光绪故后，隆裕在他的砚台盒内，发见有光绪亲用朱笔，写的‘必杀袁世凯’的手谕，即交载沣处理”。(29)这些描述虽略显夸张，但所述隆裕态度并非全无根据。 在被罢免的第二天一早，袁世凯就匆忙携其子袁克定逃往天津。据袁世凯的心腹时任民政部右侍郎的赵秉钧所言，在发布免职上谕后，没想到宫中又从西太后文匣中发现近年来梁鼎芬等人弹劾袁世凯的几封密奏，涉及其在戊戌政变时对光绪所用阴谋，听说会加重处罚，袁世凯感到危险才迅速逃离。(30)光绪、慈禧去世之后，所留遗物应当由隆裕掌管，(31)在袁世凯被罢之时恰好传出慈禧所存不利于袁世凯的密折，自然与隆裕有着密切关系。 正是由于隆裕同样有驱袁动机，才使罢免袁世凯成为可能。据载沣记载，在罢袁当天，其曾“仰蒙皇太后召见于长春宫”，(32)两人商谈的应该就是这一“重大事件”。隆裕参与罢袁决策的说法也得到溥仪的认可，“结果是隆裕太后听从了张之洞等人的主意，叫袁世凯回家去养‘足疾’”。(33)另外，日本方面当时也得到过相关情报：“据传促使这位温厚谦让的摄政王此次决意的一个原因是皇太后对袁的感情也与摄政王相同，促成其下此决心。”(34) 二、载涛举荐袁世凯与隆裕之阻 尽管隆裕与载沣在罢袁一事上立场一致，但袁世凯去职后隆裕并未善罢甘休，而是利用太后地位不断干预袁世凯复出。 隆裕虽然没有像慈禧一样垂帘听政，但经常以赏赐大臣的方式间接参与朝政。她每隔一段时间，就会赏赐载沣及其他军机大臣，受赏之人通常第二天都会谢恩，隆裕则在他们履行谢赏礼节时实现召见实质。载沣虽为摄政王，也在慈禧去世后经常“仰蒙皇太后赐给食品”，并须“叩谢慈恩”。(35)那桐、徐世昌出任军机大臣后亦不时得到隆裕赏赐，他们同样会照例谢恩。隆裕在召见军机大臣时，有时会“详询诸事”，召见时间甚至还会选择在早朝之前。(36)可想而知，在召见大臣过程中，隆裕想要对政治事务施加一些影响，并非难事。 隆裕对朝政的影响，还可从端方革职一事略窥一斑。端方原任两江总督，由于直隶总督杨士骧病故，受命继任直隶总督。其在进京陛见时连续两天受到载沣接见，“午帅奏对，每日均有三小时之久，条理井然，颇蒙摄政王所嘉许”，(37)足见载沣对端方的看重。但在几个月后就因慈禧归葬东陵时“沿途派人照相”等小事而革职。(38)据说“摄政王尚无恶于彼，颇欲全之”，但因“隆裕太后怒之甚，谓孝钦皇太后若在，谁敢然者”而最终无果。(39)《泰晤士报》也认为“端方的免职让摄政王大失脸面”，隆裕揽权“从摄政王的亲信直隶总督端方的革职中首次展现”。(40) 载沣作为摄政王“性极谦让”，(41)即便袁世凯也觉得其“有谦让的美德”，“毫无摆弄权威之风”。(42)然而载沣“并非是个完全没有主意的人”，为了维持统治，对兵权最为看重。他在摄政不久即着手组建禁卫军，派亲弟载涛担任专司训练禁卫军大臣，后来成立的军谘处亦由载涛掌管。另一弟载洵则控制海军。(43)由于载沣的信任与支持，载涛地位与日俱增。在此后隆裕、载沣的权力博弈中，载涛起到了重要作用。 载涛对宣统朝政产生显著影响始于1910年8月17日撤换军机事件。这一天军机大臣世续、见习军机吴郁生双双被撤，代之以毓朗与徐世昌二人接替。(44)载涛此前曾在日本及欧美各国考察，于半个月前回到北京，回国后大为感慨各国政务运用之美，认为“大清以未具世界知识的老朽之徒掌控枢机，无论如何焦虑，都无望达到国运昌盛”。故而肃亲王善耆判断，此次变动“毫无疑问，是因涛贝勒巡游各国慨叹自国国情衰颓之余向摄政王进言，建议为了国运昌盛，必须果断进行内政革新”。而新任军机大臣毓朗“有涛贝勒一派之代表的意思”。(45)日本公使伊集院获得的另一情报亦同样证实：“军机此次更迭自不用说是出于涛贝勒的献策。”(46) 载沣自摄政以来，除罢免袁世凯以那桐代替之外，还曾两换军机。 一次是张之洞去世，以戴鸿慈取代；一次是戴鸿慈病故，让吴郁生在军机大臣上学习行走，都是在原军机大臣去世后才更换。(47)此次同时撤换两名军机大臣，甚至包括世续这样的顾命元老，不免让外界大为吃惊，正如日本公使所观察：“此次变动对于在该国的内外人士来说均有晴天霹雳之感。”(48)当天朝堂之上有发言权的军机大臣仅那桐一人，(49)即便那桐亦未预闻其事，感叹“朝局一变，殊出意外”。(50)事实上，那桐对于世续去职一事似乎还颇为不平。(51)由此可见，载沣已经有了改变既往政治格局的想法，而这正是在载涛的推动之下产生的。 此次军机更动之时另一军机大臣鹿传霖已病重危笃，(52)但毓朗、徐世昌二人取代的只是世续与吴郁生，预示着鹿传霖死后军机变动仍有后着，很可能另有替代之人。值得注意的是，同一天，清廷又任命唐绍仪署理邮传部尚书。“众所周知，唐是袁世凯的忠实追随者”，故而英国代理公使麻木勒认为，“如果他决定担任这一职务，或许会替袁世凯逐步重返政坛铺平道路”；据他了解，“总的推测是政府正在同袁世凯进行谈判，准备召他回军机处接替鹿传霖留下的位置”。(53)日本公使亦认为，如果任用唐绍仪出自袁世凯建言的话，只不过是在投石问路，根据其结果，或许又继而有端方的起用，进而有袁宫保之出山亦未可知。(54)外界猜测，起用唐绍仪与袁世凯的复出不无关系。 袁世凯遭到罢免，与他派遣唐绍仪推进中美关系抵制日本的外交战略也有一定关联。(55)然而到了1910年7月，日本与俄国签订第二次密约，并着手吞并朝鲜，中国东北危机日趋严重，不能不引起清廷的注意。据新任军机毓朗透露：“日俄协议以来，此方作为应对之策，与美国协作之说得势，有议论认为应与该国订立某种密约”，(56)原军机大臣瞿鸿禨亦认为：“日俄密约的结果让亲美派得到了机会，北京政府一定时期内会倾向于实行袁氏一派之前主张的亲美政策”，并且判断“此次军机变动为袁世凯复出的前兆”。(57)在此背景下，之前主导中美亲近的袁世凯，自然容易受到刚从欧美考察归国的新贵载涛的青睐。 载涛举荐袁世凯一事当时报刊曾有报道：“自涛贝勒回国即向监国前力请起用项城”。(58)而日本公使获得的情报较为详细：载涛在建议载沣改革朝政时，频频述说起用袁世凯之必要。各国所到之处，没有不知袁世凯大名，在国事举步维艰之际应迅速起用授予要职。载沣大为心动，然后由庆亲王派人前往河南向袁世凯传达载涛及载沣的意见，劝告他同意此时复出，但袁世凯以病未痊愈为借口没有同意。进而庆亲王以书信再次劝其出山，袁世凯回复称，希望先起用唐绍仪，代替自己授予要职。于是就起用了唐绍仪。(59)另外，日本公使还从受其操纵的属于袁世凯派系的某位政客处得到类似消息：载涛归国后，庆亲王秉承载沣意思，通过他人与袁世凯就起用一事进行了三次商谈，但是袁世凯考虑到在中央没有牢固的根基而婉言谢绝。总之，决意推举唐绍仪，先观察其今后的情势之后再定去就。(60)唐绍仪在出任署理邮传部尚书前还曾特意道经彰德会晤过袁世凯，(61)可能也是因为这个原因。 因此，面对日、俄压力，力促军机突变的载涛兼而荐举袁世凯复出较合情理，载沣态度有所松动。然而，袁世凯被罢免除了载沣力主外，隆裕的支持也是重要因素，故而她对军机变动以及袁世凯的态度不容忽视。袁世凯推举唐绍仪先行复出试探或许亦因如此。 清廷政治上的争权夺利往往表现在人事变动上。《泰晤士报》观察，此次军机大更换，是因为载沣受到隆裕率领的原西太后派的压迫，不得已而为之。(62)不久之后，原陆军部大臣铁良被外放为江宁将军，亦被认为是“实欲减削太后党之势力”。(63)值得注意的是，在撤换军机大臣期间，载沣并未与隆裕见面，直到变动已定后才蒙隆裕召见。(64)载沣在撤换军机这样的“重大事件”上如果未与隆裕商量，无疑是对其权威的一种挑战，自然难以得到她的认可。毓朗之弟毓盈记述称：“微闻某方面诉之皇太后，太后怒，召摄邸，欲收回成命，摄邸固持不可，乃已。”(65)另据皇族载润回忆，隆裕对于此次军机变动甚为不满，“不数日，隆裕即迫令载沣将此二人撤去。载沣始则婉言请稍从缓；隆裕复以言语相逼。载沣不得已，以太后不应干预用人行政之权为对，隆裕始无可如何”。(66) 由于载沣的坚持，隆裕面对既成事实虽不便与其公然决裂，但袁世凯复出一事定会受到影响，而唐绍仪面临的处境亦会艰难。此时朝廷要员中与隆裕关系甚为密切的当为度支部尚书载泽，“隆裕妹为载泽妻，常往来宫中，通外廷消息”。(67)据美国驻华公使嘉乐恒了解，载涛主张重新起用袁世凯的建议“遭到以载泽为首的一派的激烈反对”。(68)此外，湖广总督瑞澂为载泽姻亲，当属隆裕、载泽一派。据日本公使消息：“湖广总督瑞澂此次进京受摄政王接见之际，毫不客气地极力弹劾唐绍仪的人品断不可用。”(69) 或许是出于对以上政治局势的了解，唐绍仪逡巡两月之久才进京赴任。在日本公使看来，由于袁世凯复出无望，唐绍仪在朝廷中几乎遭到孤立。(70)事实上，唐绍仪上任几个月后就“因病乞解职”，清廷以投靠载泽的盛宣怀代替。(71)载涛此次的荐袁之举，因隆裕的阻扰而最终受挫。有报刊曾报道，隆裕“尤忌涛郡王奋发有为”，而“召用袁世凯等事因而亦遭阻力”。(72) 三、内阁总理之争与袁世凯复出阻力渐减 载沣撤换军机大臣的风波过后，清廷政局并未平息。1911年5月8日，“皇族内阁”正式出台，奕劻任内阁总理。然而，因奕劻反复力辞，清廷随即又谕“傥至数月以后，精力实有难胜，彼时再候谕旨”，(73)这意味着几个月后内阁总理一职将有变动。由于袁世凯声望甚高，皇族各派围绕内阁总理之争多有拉拢袁世凯之意，袁世凯复出阻力渐减。 清廷不顾舆论攻击，悍然成立“皇族内阁”，其目的是想将权力掌控在皇族之手。照此思路，第二任内阁总理应当仍从皇族亲贵中产生。于是，“第二次总理仍将为皇族之风说，渐传播于人口”。(74)正如舆论分析：“亲贵中约分三党：一曰庆邸；二曰涛、朗两贝勒；三曰泽公。三党中各有势力，各不相让”。(75)如果奕劻几个月后获准辞职，第二任内阁总理将可能从载涛与载泽两派当中产生。 载涛时任军谘府大臣，代其兄载沣分管兵权，其政治地位从撤换军机大臣一事后急速上升。甚至有谓“不能不结交者，涛公一人。此公能结好，永无后虑”。(76)为了树立改革、清廉的形象，载涛不仅支持学生的剪辫运动，还上奏处分了给其送礼的江北提督雷震春。(77)故而有舆论认为，“庆之衰庸诚不如涛之开展”，“诸亲贵中多以好货闻，其差强人意者为涛邸”，建议奕劻“避贤让位以娱其天年”。(78)但载涛年仅24岁，缺乏政治经验是其劣势。有报道引自内廷消息，奕劻也向载沣推荐载涛，但遭到载沣的否决，“指涛贝勒为年轻望浅均恐必致贻误”。(79)良弼及第六镇统制吴禄贞在与日本公使见面时也证实了此类消息：庆亲王频频劝说载涛承负此任，并屡屡向摄政王上陈此意，但摄政王认为载涛年轻缺乏经验，因而没有同意。(80) 镇国公载泽时年43岁，曾作为五大臣之一出洋考察宪政，有一定的立宪声望，可以迎合舆论要求立宪的主张。他又任度支部尚书多年，掌管财权，“虽比肩各部大臣之列，然其权实与庆侔”，(81)而且载泽幼时在醇亲王府生活过，与载沣关系密切，“载沣经常称他为大哥，他给出过许多主意”，(82)被视为“摄政统治的双手”之一。(83)照理应为继任最佳人选。在竞争首任内阁总理时，外界就认为在奕劻之外拟定的是载泽。(84)现在“惟数月后庆邸定行辞职”，故而有论认为“总理大臣一席舍泽公莫属”。(85)然而，由于载泽与隆裕关系密切，“泽夫人为太后之妹，日日出入宫禁”，(86)深为载沣顾忌。载沣、隆裕的权力都受之于慈禧，而隆裕权势扩张的终极莫过于重现慈禧垂帘。据日本情报部门了解，此前陆军部尚书铁良、协办大学士荣庆等曾想请隆裕垂帘听政，“太后也稍为所动”。(87)外界亦流传“满洲八大臣联名请隆裕垂帘”之事，铁良被外放为江宁将军，据说就是载沣“疑其与谋”之故。(88)如果载泽出任内阁总理，无疑会加强隆裕的政治影响力。据良弼、吴禄贞所言，奕劻也认为载泽与隆裕关系密切，必然会与以载沣为中心的载洵、载涛一派关系不协，故而自己不能推举其为继任人选。(89)谘议局议员联合会亦了解到，“现在朝廷所以不得不用庆王之故，确系为抵制垂帘”。(90) 载涛与载泽作为总理人选皆不理想，由谁继任奕劻之职成了难题。据肃亲王了解，由于找不到继任内阁总理的合适人选，“摄政王格外忧心”。(91)另外，皇族内阁出台之后饱受舆论攻击，如何安抚民心亦为另一难题。因此，让资历老成的奕劻继续留任不失为一种办法。有消息称，奕劻的真实想法是起用袁世凯为协理大臣，自己继续担任内阁总理。日本公使站在旁观者角度，也肯定这种方案，并且认为载沣为留住奕劻，必定会同意他的要求，而隆裕即便不认可袁世凯，但鉴于内阁总理继任人选难以抉择，也不便强行阻拦。(92) 还有一种方案，即载涛与载泽继任内阁总理，由袁世凯出任内阁协理进行辅佐。莫里循推断：“袁将接替荫昌掌管陆军部，其后将擢升为内阁协理大臣，以接替即将退休之那桐，同时，总理大臣‘一职’将由镇国公载泽出任。”并且判断“上述变动将在10月间资政院再次举行会议之前实现”。(93)由于了解载泽的处境，加之“近来涛贝勒继任总理的说法频频流传”，日本公使推测内阁总理可能会从载涛等年轻的近系皇族中任命，进而“在协理中安排有声望的才干家担当辅佐之任”，(94)这个“有声望的才干家”则首推袁世凯。 早在清廷决议成立责任内阁之初，袁世凯即为重要的考虑对象之一。东三省总督锡良曾致电朝廷起用袁世凯这些“旧日声望素重之大员”以济时艰，(95)“拟保荐袁世凯、岑春煊、端方三员皆可充总理副总理之选”。(96)奕劻在与英国公使朱尔典会面时亦曾“暗示袁世凯可能被召回北京组成一个新内阁”，对此朱尔典并不感到意外，认为军机处其他大臣的才干都比不上袁世凯。(97)后来，袁世凯还曾专门致信奕劻感谢他的“厚期”之情。(98) “皇族内阁”正式出台时袁世凯虽然未能顺利复出，但协理大臣那桐在第二天具奏请辞时就称赞袁世凯“智勇深沈，谋猷闳远”，并且荐袁以自代。原奏公然在视为朝政喉舌的《政治官报》上发表，(99)“监国亦居然未加斥责，凡看到官报的人无不诧异”。(100)此后，由于“现华人反对亲贵内阁风潮日甚”，外界甚至“谣传庆亲王将荐袁世凯以自代”。(101)另外，徐佛苏是代表民意的谘议局联合会机关报《国民日报》的负责人，亦是康有为、梁启超一派的重要骨干，他也不得不承认袁世凯的政治影响力。在与日本公使交谈时，徐佛苏就曾预计：将来召开国会之时，作为政党领袖首先应该看重的当为袁世凯、康有为、梁启超三人。由此可见袁世凯受到朝野各方的注目，日本公使认为“袁世凯在将来必定会卷土重来”。(102) 因此，不论采取哪种方案，载沣似乎都有起用袁世凯的需要，袁世凯复出阻力进一步减少。据良弼、吴禄贞透露，关于袁世凯的起用，载沣方面已私下应允，载洵、载涛及那桐、徐世昌等也同意，奕劻原本就应无所异议，终于已到起用之际。但他们同时表示，由于隆裕始终持反对意见，袁世凯能否复出仍不确定。(103) 关于隆裕阻扰袁世凯复出，舆论也有类似报道：“监国亦曾允许，至未能起用之原因，闻为慈宫不甚谓然。”(104)也有消息称载泽反对袁世凯复出，“在太后前力排袁项城，谓切不可令入内阁，致有类引虎自卫”。(105)如此一来， 隆裕以及载泽的态度，或为袁世凯复出的最后阻力。 载泽原本对袁世凯没有好感，但时过境迁，在与载涛竞争继任内阁总理时，考虑到他的影响力，似乎有意拉拢袁世凯，“外之复与袁结，务欲慼涛于绝地”。(106)时任邮传部尚书的盛宣怀被视为“泽公唯一的政治顾问始终不可分离”，据说载泽“不惯于政争舞台”，是在盛宣怀的鼓动下才参与争夺内阁总理一职，甚至称载泽“万事依靠盛宣怀”。(107)故而盛宣怀对于袁世凯的举动或可一定程度上传递载泽的态度。盛宣怀与袁世凯原为政敌，但在内阁总理继任人选待定时，盛宣怀通过袁世凯的政治密友端方向其表达“殷勤期望”。在袁世凯致函端方间接回应“惜从前误听人言”、“悔不可追”之后，(108)盛宣怀又让南下的端方带信给袁世凯：“历朝贤将相，罕有其匹。际此时局益艰，跂盼东山再起。”(109)端方感知到了载泽一派向袁世凯示好，于是在与袁世凯见面时“传达了政府的意向”，劝告袁世凯直接答应复出，后来又让其弟端锦在归京途中再次向袁世凯转达此意。(110) 四川保路运动给清政府造成严重危机。端方趁机向载泽与盛宣怀建议起用袁世凯，“非有如慰帅其人者，万不克镇压浮嚣”，(111)并且欲借湖广总督瑞澂助势，“莘帅谓此役项城最宜”，(112)请求载泽及盛宣怀“居中力为主持，能向扆座力陈”，(113)争取载沣的同意。端方复出原本依靠奕劻、那桐及徐世昌保举，(114)但其举荐袁世凯时却想借重载泽，亦是考虑到载泽背后隆裕的阻力。如果载泽能够力荐，载沣亦表同意，则隆裕这最后一关就会容易突破。但是，袁世凯早知铁路收归国有政策的风险性，(115)此前与盛宣怀书信往来时就表示过“愿长作乡人，以了余年”，(116)委婉拒绝了复出之请。载泽担心举荐袁世凯会颇费周折，不利于迅速处理四川问题，“惟威望重臣真不易求，阁虑未到之先即已决裂，故游移不决”，(117)故而并未特别执著此事。 此后，瑞澂表面上附和端方荐袁意见，却密函载泽举荐同样在野的另一重臣岑春煊。(118)岑春煊实为丁未政潮时期奕劻、袁世凯一派的死敌。在起用岑春煊时，载泽“再三密请”。(119)由于担心奕劻反对，载泽还“早有伏笔”，特意选择奕劻请假之日促成此事。(120)然而岑春煊不仅没有迅速赴任，还要求朝廷先下罪己之诏。端方称岑春煊“专想作内阁总理断断然矣”，要求载泽“留意预防”。(121)奕劻等人亦借题发挥，批评载泽力推岑春煊复出一事，“语皆侵如春，因其屡保公”，让载泽“尤觉无以对人”。(122) 奕劻原本反对载泽、盛宣怀的铁路国有政策，(123)现在载泽又趁他请假之机举荐其政敌岑春煊，双方矛盾更加激化。载泽请假五日，(124)或许就是在消极应对。随后奕劻也上奏“恳恩开去差缺”，得到的批复却是：“该亲王虽年逾七旬，精力尚健”，“著毋庸议”。(125)清廷公开宣谕不批准奕劻辞职请求，使得更换内阁总理的悬念暂时告一段落，载泽、载涛一时皆未如愿。就在宣谕当天，载泽假期已满却又“续假十日”，(126)之后再“续假五日”，(127)恐亦与清廷的此次决策有所关联。 按照上述分析，清廷如果选择留任奕劻，则很可能会让袁世凯复出进行协助。据吴禄贞向日本公使透露，载沣不愿载泽继任总理，担心会引起隆裕垂帘听政，载沣看重载涛，但担心他的能力及经验不足，故而奕劻的内阁总理之职暂时无法替代，“庆亲王再三恳求辞职也不被允许即为明证”。此外，10月22日即将开议的资政院必将讨论四川保路运动等议题，“到时将会让盛宣怀开缺以安抚资政院，庆亲王有意推荐袁世凯继任此职，袁世凯复出或将成为事实”。(128) 综上所述，武昌起义之前，袁世凯复出时机已经渐趋成熟。尽管如日本公使分析，视袁世凯不啻仇敌的隆裕是袁世凯复出的“唯一障碍”，(129)但与隆裕关系密切的载泽一派，对待袁世凯的态度已渐趋友好。这在袁世凯此后的复出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四、袁世凯辛亥复出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此后，袁世凯应诏复出，得到了皇族各派系不同程度的支持与默许。在皇族中，最支持袁世凯复出的当属奕劻。武昌起义的第二天下午，那桐、徐世昌获知武昌起义电报后，当即谒见奕劻，邀集内阁成员商议办法。(130)面对严峻形势，奕劻认为“非宫太保出山，则长江一带不堪设想”。10月12日朝议，那桐、徐世昌请求起用袁世凯，(131)与奕劻的意见应有一定关系。但是，载沣并未采纳二人意见，仅仅将湖广总督瑞澂革职留任，希其“带罪图功”，决议“陆军大臣荫昌著督兵迅速前往”，(132)是有一定原因的。 从朝议内容来看，如果起用袁世凯应对武昌起义，将代替督率大军的荫昌或丢失城池的瑞澂。袁世凯此时离开政坛已近三年之久，加之军情紧急，显然不如身在北京的陆军大臣荫昌火速统兵南下便利。反之，“瑞督失守省城，自有拏问之例在”，让袁世凯复出取代失职的瑞澂则会名正言顺。但载沣最终仅对瑞澂革职留任，是因为“有奥援也”，(133)这个“奥援”当指载泽等人。载泽为瑞澂妻舅，而载泽背后又有隆裕支持。鉴于隆裕反对袁世凯复出，以及革命形势暂未失控，载沣要在载泽休假期间作此更动，难免有所顾虑。 10月13日，载泽“奉命销假”，(134)可以重新参与朝议。然而，除武昌外，汉阳、汉口亦相继落入革命军之手，瑞澂罪责更重。瑞澂属载泽派系的重要成员，载涛自然乐见载泽势力的削弱，赞成起用袁世凯代替瑞澂之职。载涛一派的载洵此时也向载沣陈说，此次大局，非袁世凯不能收拾，并间接授意御史史履晋上奏，(135)奏请“袁世凯署理湖广总督，责以督师”。(136)于是，10月14日，清廷宣谕补授袁世凯为湖广总督，让袁世凯重新复出。 需要说明的是，此时革命初起，各地尚未响应，清廷并未到非袁世凯不可收拾政局的境地。清廷既然已宣谕由陆军大臣荫昌亲率两镇大军前往，兵力上明显占优。载泽一派的盛宣怀就认为“鄙见蜀事实难于鄂”，(137)判断“其实武昌方面估计早晚会平定，并没有那样担心，但因为四川交通不便故而平定困难，此方面反倒与大局有重大关系”，日本公使也“极有同感”。(138)武昌起义之时，另一重臣岑春煊正在武汉，直隶总督陈夔龙就曾建议任用岑春煊进行镇压，“川督岑君春煊带队入蜀，计时已在鄂中，请旨褫鄂督职，以岑调任，责令收复省会”。(139)从就近便利来看，亦不失为一个可供选择的较佳方案。 因此，袁世凯得以再次起用，实际得益于载沣的大力支持。载沣支持起用袁世凯有惜才的原因。清末内政外交日益严峻，缺乏能干之人。四川保路运动兴起之初，面对端方“另派重臣”的请求，清廷就已苦于“近实无可派之大员”，(140)后来还是利用奕劻请假时机勉强起用其政敌岑春煊。而外界呼吁起用的“旧日声望素重之大员”主要为端方、岑春煊以及袁世凯，(141)其中“当以在河南彰德韬晦的袁世凯为首”。(142)之前相继起用端方、岑春煊，现在自然会将注意力转向袁世凯。 武昌起义前，袁世凯复出的阻力即已削减，并且得到了载沣的认可私许；隆裕是罢免袁世凯的重要推手，又是袁世凯复出的最大阻力。载沣要想起用袁世凯，必须得到隆裕的同意。10月14日，袁世凯被正式任命为湖广总督。载沣向隆裕陈请此事时甚至“诣仪鸾殿请懿旨二次”，(143)足见颇为用心。而载沣的大力举荐，打消了袁世凯的顾虑。在接到任命之初，袁世凯原本有过推辞，“俟见电钞，拟请另简贤能”。(144)为了让袁世凯出山，奕劻曾派阮中枢带亲笔信函至彰德劝驾，却遭到袁世凯的儿子袁克定等人的反对，力劝袁世凯不要出山。(145)但是，袁世凯仍然选择复出，其中原因之一就在于载沣的诚意。载沣不仅让庆亲王传达“密谕各节”，(146)也曾让冯国璋传递“恩意”。(147)据袁世凯所述，正是因为载沣“意极恳挚”，他才“断不能辞”。(148) 袁世凯虽然接受湖广总督的任命，却须清廷答应其提出的一些条件方肯就道赴任。这些条件的具体文本虽然尚未发现，但袁世凯在写给亲信张镇芳的信中曾略有提及。说是“开具节略八条，大意谓无兵、无饷，赤手空拳，何能办事”，提出练兵、筹饷、不可遥为牵制等要求，表示“如各事照办，兄自当力疾一行”。(149)另外，李剑农先生称袁世凯提出的是这“六个条件”：(一)明年即开国会；(二)组织责任内阁；(三)宽容参与此次事变的人；(四)解除党禁；(五)须委以指挥水陆各军及关于军队编制的全权；(六)须与以十分充足的军费。(150)由于这种说法出处不明，学界近年来对此多有质疑。(151) 实际上，李剑农所述“六个条件”可追溯到军谘府要员哈汉章透露的“四个条件”。哈汉章“为涛所信用之人”，(152)其消息或许来自载涛，有一定的可信度。1911年10月18日上午，哈汉章曾向日本公使馆武官青木少将讲述，袁世凯提出了“四个条件”：明年即开国会、组织责任内阁、赦免归顺的暴徒、取得讨伐军总指挥权。另外，日本公使从其他途径得到相似情报，并且认为这些是清廷权要直接所言，应暂且相信。(153)法国方面也接到过该类情报：“人们断言说他在提条件：对暴乱者的镇压要适度，1912年召开国民议会，建立真正的责任内阁和拥有军队的绝对指挥权。”(154)从内容上看，这“四个条件”与“六个条件”的相关条款基本类似，说明李剑农的说法并非毫无根据。但需要注意的是，“明年即开国会、组织责任内阁、赦免归顺的暴徒”只属于政策建议，严格来说并不能称为条件。 自皇族内阁出台以来，速开国会，组织责任内阁已成舆论共识。武昌起义之后，立宪派希望借此良机实现政治主张，地方官僚则建议采用此策以安抚民心。10月13日，宪友会干事徐佛苏就向日本公使表示，中国主张改革的稳健派即立宪派“暗暗希望借此机会实现政治革新”。日本公使认为，以徐佛苏的身份，这至少可以代表目前汇集于此的资政院地方议员及其他民间志士的一部分意见。(155)同一天，江苏巡抚程德全亦向内阁建言：“至若治本之策，必当先使内阁确负责任。”(156)10月14日，江苏谘议局议长张謇游说江宁将军铁良，上奏“速定宪法”，16日夜，他为程德全草奏“请速宣定宪法、开国会”，(157)程德全进而在10月22日资政院开院当天联合热河都统溥颋、山东巡抚孙宝琦等电奏“解免亲贵内阁，钦简贤能另行组织，代君上确负责任”，“提前宣布宪法，与天下更始”。(158)可见，这些主张并非袁世凯的独创。 在外界看来，镇压革命会有失人心，袁世凯此时出山实为一个“吃力不讨好的任务”。(159)杨度是国内较早推动速开国会和组织责任内阁的立宪人士，(160)他在1910年军机突变时期曾致函袁世凯劝其出山，(161)现在却在各界欲借武昌起义良机推动政治改革，资政院即将开院之时特意前来阻行，就是担心“袁公督师必一鼓平之，清之改善殆无希望”，(162)则势必与袁世凯提及“明年即开国会、组织责任内阁”以及镇压革命有违舆论这些焦点问题。如此一来，袁世凯决定接受清廷任命，在“节略八条”中提出这些几成共识的政治建言并不意外。这些政策性建议，并不属于必须满足的硬性条件。事实上，在清廷尚未改组责任内阁之时，(163)袁世凯即已同意复出。 在前述所有条件当中，哈汉章所说的“取得讨伐军总指挥权”才是袁世凯应允复出的关键性条件。10月14日，清廷任命袁世凯为湖广总督，但他对北洋军队仅有与荫昌“会同调遣”的权力。为此，袁世凯对张镇芳就曾抱怨“北路去军皆由伊统辖，兄仅有会同调遣之权，恐多推诿”。(164)对冯国璋也表示：“兄纵前往，无兵节制，赤手空拳， 用何剿抚?至北去各军，均归荫帅统辖，兄仅有会同调遣之权，执事自应禀承荫帅办理一切。”(165)这从军事角度讲不无道理，就连汉口的日本武官也认为“让袁世凯与荫昌两立，统御困难”。(166)而且，袁世凯蛰伏几年决定复出，恐怕亦不仅仅着眼于湖广总督一职甘居人下。正如英国公使所了解：“袁世凯的儿子向我保证说，他的父亲一定不会到武昌去，除非摄政王让他直接统率一支远征军。”(167)但是，限于湖广总督的身份，袁世凯针对无兵无饷的处境似乎只能提出练兵、筹饷以及不可遥制等湖广总督应行筹划的条件，以及明年即开国会、组织责任内阁之类的政策建议，而不便以书面形式直接提出与荫昌争权的条件。故而袁世凯只是向张镇芳、冯国璋等人间接抱怨此事。或者“不能尽言，馀属阮参议详达”，(168)通过清廷派来劝驾的阮中枢间接转达其意。 10月18日，袁世凯的谢恩折以及“应预备各事宜一函”即“节略八条”进呈清廷。(169)内阁总、协理大臣当天回复称：“来函并荩筹各节所开手折已照录呈监国摄政王”，尤其提到“并交泽公阅过”，表示“均可照办，即请分别电奏，请旨遵行”。(170)说明其在节略中所提要求已得到载沣以及载泽的同意，载沣甚至还朱批表达“优加倚任之至意”。(171) 至于“节略八条”中未便明述的“取得讨伐军总指挥权”，清廷也已获知。当天给事中蔡金台奏称“军事最忌纷歧”，建议“饬将所带两镇专交袁世凯调度”；(172)监察御史齐忠甲也称“自来统帅不专最为行军所忌”，恳请“明降谕旨，饬荫昌即行回京，所带水陆援军统归袁世凯节制调遣”。(173)两人同时提出类似请求，恐非偶然。然而，直至10月19日，也只是谕示“袁世凯现已补授湖广总督，所有长江一带水陆各军，均著暂归该督节制调遣”，(174)并未完全答应袁世凯的要求。 授予袁世凯总指挥权亦属“重大事件”，必然经过隆裕的同意。10月20日，隆裕有所表态，在发布懿旨分拨内帑赈济湖北灾民时，特别提到“由内务府发交袁世凯派委妥员”。(175)这份懿旨是由载沣面奉，(176)两人有协商的机会。隆裕太后之前一直反对袁世凯复出，现在这样表态，可以公开显示她对袁世凯复出的某种认可。盛宣怀致电袁世凯“公宜速行，大约公到陆军大臣即可调回”，(177)表明朝廷已答应袁世凯复出所提条件。盛宣怀又为载泽代拟面奏节略三条，其中反复提出“袁慰庭宜明降[旨]催其赴鄂，即以北军及各省援军均归调遣”，“一军两帅，为行军所忌，俟该督抵汉，应将新军及湘、豫各省援军悉归节制，以一事权”，(178)以催袁世凯速出。10月21日，载沣面见隆裕，(179)载泽大约也依盛宣怀所拟节略进行上奏，故而当天“阁电催项城早出以便撤回荫大臣”。(180)清廷还明确宣谕应允了袁世凯“调委人员、筹募新军”等请求。(181)至此，可以说清廷基本答应了袁世凯所提请求，尤其是“取得讨伐军总指挥权”这个关键性条件。袁世凯终于决心复出。 10月24日，袁世凯对南征清军的将领配置提出建议，“拟请先派冯国璋充第一军总统”，段祺瑞任第二军总统。(182)10月25日，在清廷致电“催起程、进攻”的督催之下，(183)袁世凯于26日立即回复了出发的具体日期，并且要求以明谕的形式“降旨派充，以尊责成，而安军心”。(184)27日，清廷最终宣谕：“湖广总督袁世凯著授为钦差大臣。所有赴援之海陆各军并长江水师，暨此次派出各项军队均归该大臣节制调遣”，“军谘府、陆军部不为遥制，以一事权而期迅奏成功”。(185)这也得到隆裕的同意。(186) 袁世凯辛亥复出主要出自清廷决策，列强施加的压力非常有限。早在1911年10月14日，清廷宣布起用袁世凯时，在北京的各国公使还曾因清廷对袁世凯忽罢忽起任意处置的方式愤愤不平，“外交团会议上终日都在主张袁世凯不应该接受任命”。(187)后来，英国方面确曾有过利用清政府欲向四国银行团借款之机提出各种苛刻要求的想法，其中“尤为重要的是，它使一个由包括载泽和袁世凯在内的能人领导的改革政府掌握北京政权”。(188)参照之前莫里循对第二任内阁的判断，也只是希望由载泽出任内阁总理，袁世凯担任协理，重新组阁。然而，经过与其他公使交流，朱尔典获知“美国、法国和德国的使节都不完全同意我的看法”。(189) 10月24日，四国银行团讨论向清政府贷款问题。据莫里循所言，“四国银行考虑借款申请的唯一条件是：赋予袁世凯同革命党人议和的全权，并进行革命党人所要求的不论多大程度的改革”，(190)其中所称的“唯一条件”显然有夸张的成分。因为莫里循也向日本人透露过会议讨论的内容，其中第三条才是“尽快重用有望救济时局的人物(暗指袁世凯)并授予全权，清政府应尽量谋求与革命团体和平解决之途”。而且，日本公使直接从美国消息人士得来的情报与莫里循透露的“大有不同”。(191)另有消息称，四国银行团中的法国代表贾思纳同意美国人司戴德的意见，认为“如果清朝请一个强有力的人(象袁世凯)出来协助它，并同意一些宪法改革，则叛乱将失去它的矛头而不久被粉碎”，但他们同时认可“载泽和盛宣怀已经肯定地引导政府走上改革的道路”，(192)很可能主张的仍然只是载泽出任内阁总理，袁世凯担任协理的内阁模式。 因此，英国公使等人希望起用袁世凯，主要是为了改组清政府，这与清政府最初起用袁世凯用于镇压革命的目的并不一致，也就称不上在同意袁世凯“取得讨伐军总指挥权”这个关键性条件时给清政府施加压力。不论四国银行团讨论的具体内容如何，以及是否向清政府施压，都是清政府10月21日已经基本答应袁世凯复出条件之后的事了。 宣统时期，隆裕太后虽然不能像慈禧太后一样垂帘听政，但仍然拥有很大权力，可以间接参与朝政。作为满族皇室，她与载沣都忌惮汉族重臣袁世凯擅权，都有罢袁动机。而且，袁世凯在立帝一事上曾有损她的利益，更是加深了她与袁世凯之间的矛盾。纵观袁世凯复出的整个历程，最大阻力实际是隆裕。由此可知，隆裕在罢免袁世凯时发挥了重要作用。 载沣出于现实政治考虑，早在载涛力推军机更迭时就对袁世凯的态度有所松动。皇族内阁出台之后，面对舆论压力，以及第二任内阁总理人选难以确定，载沣更加倾向于起复袁世凯。这也是武昌起义之后，在清廷危机尚未达到“非袁不可”的地步时，载沣努力说服隆裕同意袁世凯复出的前提。因此，与其说是载沣被迫同意袁世凯出山，倒不如说是隆裕被迫同意更为合适。 袁世凯复出时提出的条件包括两个部分：一是以湖广总督身份通过奏陈直接提出的“节略八条”，二是通过他人间接提出的“取得讨伐军总指挥权”。哈汉章所述“四个条件”反映了这些条件的部分内容，与李剑农著作中所提“六个条件”的相关内容基本一致，可见“六个条件”的说法并非毫无根据。但“取得讨伐军总指挥权”无疑是最为关键性的条件，由于有载泽的奏陈，10月21日该条件即已得到清廷应允，只是在10月27日公开宣谕而已。 列强在袁世凯辛亥复出时所起的直接作用非常有限，袁世凯之所以复出主要得益于皇族各派的支持与默许。慈禧临终遗命衍生出宣统朝隆裕、载沣互为牵制的权力格局，进而演化为载泽、载涛之间的激烈争斗。皇族内争使得各方皆有拉拢袁世凯的必要，这是袁世凯在武昌起义之后顺利复出的重要背景。 注释： ①中国近代通史类著作参见郭廷以：《近代中国史纲》，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80年；张海鹏主编：《中国近代通史》第5卷，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徐中约：《中国近代史：1600-2000，中国的奋斗》，计秋枫等译，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8年；等等。研究袁世凯的专著参见李宗一：《袁世凯传》，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陈志让：《乱世奸雄袁世凯》，傅志明、鲜于浩译，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侯宜杰：《袁世凯全传》，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4年；等等。 ②尹全海：《袁世凯被黜考辨》，《信阳师范学院学报》1988年第1期；崔志海：《摄政王载沣驱袁事件再研究》，《近代史研究》2011年第6期；李永胜：《摄政王载沣罢免袁世凯事件新论》，《历史研究》2013年第2期。 ③刘路生：《袁世凯辛亥复出条件考》，《广东社会科学》2003年第4期；侯宜杰：《辛亥革命爆发后徐世昌是否密赴彰德会见袁世凯》，《近代史研究》2011年第3期；骆宝善、刘路生：《袁世凯与辛亥革命》，《史学月刊》2012年第3期。 ④崔志海：《摄政王载沣驱袁事件再研究》，《近代史研究》2011年第6期。 ⑤《宣统政纪》卷1，光绪三十四年十月，《清实录》第60册，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影印本，第7页。 ⑥胡思敬：《国闻备乘》，荣孟源、章伯锋主编：《近代稗海》第1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293页。 ⑦《宣统政纪》卷1，光绪三十四年十月，《清实录》第60册，第4页。 ⑧《鹿传霖日记(五)》，《文物春秋》1994年第3期。 ⑨胡钧：《张文襄公年谱》卷6，北平：天华印书馆，1939年，第15页。 ⑩参见《宣统政纪》卷1，光绪三十四年十月，《清实录》第60册，第9页。 (11)许恪儒整理：《许宝蘅日记》第1册，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第219页。 (12)爱新觉罗·载沣：《醇亲王载沣日记》，北京：群众出版社，2014年，第301页。 (13)《谕旨》，《政治官报》光绪三十四年十一月二十七日，第2页；爱新觉罗·载沣：《醇亲王载沣日记》，第307页。 (14)恽宝惠：《清末贵族之明争暗斗》，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晚清宫廷生活见闻》，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82年，第64页。 (15)《在清国伊集院公使ヨリ小村務大臣宛(電報第310号)》(明治四十一年十一月二十三日)，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一)Ref：B03050093800。本文所引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及日本防卫省防卫研究所档案源自“亚洲历史资料中心”(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一)网站，网址：http：//jacar.go.jp. (16)胡思敬：《国闻备乘》，荣孟源、章伯锋主编：《近代稗海》第1辑，第284页。 (17)《宣统政纪》卷1，光绪三十四年十月，《清实录》第60册，第17页；爱新觉罗·载沣：《醇亲王载沣日记》，第302页。 (18)载涛：《载沣与袁世凯的矛盾》，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晚清宫廷生活见闻》，第81页。 (19)《在清国伊集院公使ヨリ小村務大臣宛(機密第68号)》(明治四十四年六月二十二日)，JACAR：B03050009200。 (20)爱新觉罗·载沣：《醇亲王载沣日记》，第305页。 (21)《内阁各部院衙门会奏监国摄政王礼节折》，《政治官报》光绪三十四年十一月二十一日，第8页。 (22)载涛：《载沣与袁世凯的矛盾》，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晚清宫廷生活见闻》，第79页。 (23)参见《在清国伊集院公使ヨリ小村務大臣宛(電報第5号)》(明治四十二年一月三日)，JACAR：B03050094900。 (24)《在清国伊集院公使ヨリ小村務大臣宛(電報第6号)》(明治四十二年一月四日)， JACAR：B03050094900。 (25)“Palace Politics in Peking,”The Times,Sep.6,1910,p.3. (26)日本公使在分别报告良弼、善耆陈述的袁世凯被罢原因时，都将此点放在前面。参见《在清国伊集院公使ヨリ小村務大臣宛(電報第6号)》(明治四十二年一月四日)，JACAR：B03050094900。 (27)胡钧：《张文襄公年谱》卷6，第16页。 (28)朱宗震辑：《端方密函》，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辑组编：《近代史资料 总43号》，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212页。 (29)载润：《隆裕与载沣之矛盾》，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晚清宫廷生活见闻》，第77页。 (30)参见《在清国伊集院公使ヨリ小村務大臣宛(電報第7号)》(明治四十二年一月四日)，JACAR：B03050094900。日方情报中另外记有“从西太后的遗物匣中发现袁世凯阴谋”，参见《清国公使館青木少報告》(明治四十二年一月九日)，JACAR：B03050094900。 (31)载沣亦曾仰蒙皇太后颁给光绪、慈禧的遗物。参见爱新觉罗·载沣：《醇亲王载沣日记》，第319页。 (32)爱新觉罗·载沣：《醇亲王载沣日记》，第310页。 (33)爱新觉罗·溥仪：《我的前半生》，北京：东方出版社，2007年，第20页。 (34)《袁世凯免職事件二関シ清国公使館青木少報告》(明治四十二年一月二十六日)，JACAR：B03050095000。 (35)爱新觉罗·载沣：《醇亲王载沣日记》，第302页。 (36)参见北京市档案馆编：《那桐日记》，北京：新华出版社，2006年，第636页。 (37)《端午帅奏对确闻》，《大公报》1909年7月28日，第1张第4版。 (38)《宣统政纪》卷23，宣统元年十月上，《清实录》第60册，第426页。 (39)刘体智：《异辞录》，刘笃龄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第198-199页。 (40)“Palace Politics in Peking,”The Times,Sep.6,1910,p.3. (41)胡思敬：《国闻备乘》，荣孟源、章伯锋主编：《近代稗海》第1辑，第294页。 (42)《在清国伊集院公使ヨリ小村務大臣宛(機密第152号)》(明治四十一年十二月三十日)，JACAR：B03050094000。 (43)参见爱新觉罗·溥仪：《我的前半生》，第22页。 (44)参见爱新觉罗·载沣：《醇亲王载沣日记》，第363页。 (45)《在清国伊集院公使ヨリ小村務大臣宛(機密第124号)》(明治四十三年八月二十四日)，JACAR：B03050009000。 (46)《在清国伊集院公使ヨリ小村務大臣宛(機密第130号)》(明治四十三年九月三日)，JACAR：B03050009000。 (47)参见爱新觉罗·载沣：《醇亲王载沣日记》，第337、353页。 (48)《在清国伊集院公使ヨリ小村務大臣宛(機密第122号)》(明治四十三年八月二十日)，JACAR：B03050009000。 (49)参见《谕旨》，《政治官报》宣统二年七月十四日，第2页。 (50)北京市档案馆编：《那桐日记》，第664页。 (51)参见《在清国伊集院公使ヨリ小村務大臣宛(機密第130号)》(明治四十三年九月三日)，JACAR：B0305000900。 (52)鹿传霖死于1910年8月26日，参见爱新觉罗·载沣：《醇亲王载沣日记》，第364页。 (53)《麻木勒先生致格雷爵士函》(1910年8月31日)，章开沅等主编：《辛亥革命史资料新编》第8册，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4页。 (54)《在清国伊集院公使ヨリ小村務大臣宛(機密第122号)》(明治四十三年八月二十日)，JACAR：B03050009000。 (55)参见崔志海：《摄政王载沣驱袁事件再研究》，《近代史研究》2011年第6期；李永胜：《摄政王载沣罢免袁世凯事件新论》，《历史研究》2013年第2期。 (56)参见《在清国伊集院公使ヨリ小村務大臣宛(機密第131号)》(明治四十三年九月九日)，JACAR：B03050009000。 (57)《在长沙松永事代理ヨリ小村務大臣宛(電報第76号)》(明治四十三年八月十九日)，JACAR：B03050009000。 (58)《袁项城确将起用》，《申报》1910年9月9日，第1张第4页。 (59)参见《在清国伊集院公使ヨリ小村務大臣宛(機密第130号)》(明治四十三年九月三日)，JACAR：B03050009000。 (60)参见《在清国伊集院公使ヨリ小村務大臣宛(機密第130号)》(明治四十三年九月三日)，JACAR：B03050009000。 (61)参见《复邮传部尚书唐绍怡函稿》，骆宝善、刘路生主编：《袁世凯全集》第18卷，郑州：河南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572页。 (62)“Palace Politics in Peking,”The Times,Sep.6,1910,p.3. (63)《西报纪北京政界近事》，《申报》1910年9月9日，第1张第5页。 (64)参见爱新觉罗·载沣：《醇亲王载沣日记》，第363页。 (65)毓盈：《述德笔记》，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辑部编：《近代史资料 总79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第128页。 (66)载润：《隆裕与载沣之矛盾》，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晚清宫廷生活见闻》，第77页。 (67)胡思敬：《国闻备乘》，荣孟源、章伯锋主编：《近代稗海》第1辑，第293页。 (68)“Calhoun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September 13,1910,”Records of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Relating to Internal Affairs of China,1910-1929，转引自崔志海：《摄政王载沣驱袁事件再研究》，《近代史研究》2011年第6期。 (69)《在清国伊集院公使ヨリ小村務大臣宛(機密第130号)》(明治四十三年九月三日)，JACAR：B03050009000。 (70)《在清国伊集院公使ヨリ小村務大臣宛(公信第100号)》(明治四十三年十二月十三日)，JACAR：B03050009100。 (71)参见《宣统政纪》卷46，宣统二年十二月上，《清实录》第60册，第822页。 (72)《国民公报停版原因》，《申报》1910年12月25日，第1张第4页。 (73)《宣统政纪》卷52，宣统三年四月上，《清实录》第60册，第938页。 (74)《各省谘议局议长议员袁金铠等为皇族内阁不合立宪公例请另组责任内阁呈》，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编：《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上册，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579页。 (75)《论新内阁之将来》，《大公报》1911年6月2日，第1张第2版。 (76)《盛文颐致盛宣怀函》(1910年11月19日)，陈旭麓等主编：《辛亥革命前后：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一》第1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76页。 (77)参见《朱尔典爵士致格雷爵士函》(1910年12月13日)，章开沅等主编：《辛亥革命史资料新编》第8册，第39-40页；《宣统政纪》卷44，宣统二年十一月上，《清实录》第60册，第797页。 (78)《论新内阁之将来》，《大公报》1911年6月2日，第1张第3版。 (79)《监国对于继任总理之难得》，《大公报》1911年6月13日，第1张第4版。 (80)参见《在清国伊集院公使ヨリ小村務大臣宛(機密第65号)》(明治四十四年六月十八日)，JACAR：B03050009200。 (81)《论新内阁之将来》，《大公报》1911年6月2日，第1张第3版。 (82)恽宝惠：《清末贵族之明争暗斗》，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晚清宫廷生活见闻》，第65页。 (83)《在清国伊集院公使ヨリ小村務大臣宛(機密第68号)》(明治四十四年六月二十二日)，JACAR：B03050009200。 (84)《在清国伊集院公使ヨリ小村務大臣宛(機密第52号)》(明治四十四年五月二十一日)，JACAR：B03050009100。 (85)《泽公仍有内阁总理之望》，《大公报》1911年5月17日，第1张第4版。 (86)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554页。 (87)参见海軍軍部：《清国の政況並に来の変局(極秘)》(明治四十四年二月)，JACAR：B03050009100。 (88)胡思敬：《国闻备乘》，荣孟源、章伯锋主编：《近代稗海》第1辑，第293页。 (89)《在清国伊集院公使ヨリ小村務大臣宛(機密第65号)》(明治四十四年六月十八日)，JACAR：B03050009200。 (90)《直省谘议局议员联合会报告书汇录》，邱涛点校，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204页。 (91)《在清国伊集院公使ヨリ小村務大臣宛(機密第65号)》(明治四十四年六月十八日)，JACAR：B03050009200。 (92)参见《在清国伊集院公使ヨリ小村務大臣宛(機密第93号)》(明治四十四年八月九日)，JACAR：B03050009300。 (93)骆惠敏编：《清末民初政情内幕——〈泰晤士报〉驻北京记者袁世凯政治顾问乔·厄·莫里循书信集》上册，刘桂梁等译，上海：知识出版社，1986年，第731页。 (94)《在清国伊集院公使ヨリ小村務大臣宛(機密第93号)》(明治四十四年八月九日)，JACAR：B03050009300。 (95)《东督请用废员无效》，《申报》1911年1月8日， 第1张第6版。 (96)《东滇两督拟请郑重阁臣》，《申报》1911年1月11日，第1张第5版。 (97)参见《朱尔典致格雷爵士函》(1910年12月20日)，章开沅等主编：《辛亥革命史资料新编》第8册，第49页。 (98)《复庆亲王奕劻函稿》，骆宝善、刘路生主编：《袁世凯全集》第18卷，第649页。 (99)《内阁协理大臣那桐奏恳请收回成命折》，《政治官报》宣统三年四月十三日，第8页。 (100)载涛：《载沣与袁世凯的矛盾》，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晚清宫廷生活见闻》，第81页。 (101)《袁世凯起用之消息》，《申报》1911年6月25日，第1张后幅第2页。 (102)参见《在清国伊集院公使ヨリ小村務大臣宛(機密第93号)》(明治四十四年八月九日)，JACAR：B03050009300。 (103)《在清国伊集院公使ヨリ小村務大臣宛(機密第65号)》(明治四十四年六月十八日)，JACAR：B03050009200。 (104)《袁项城起用之阻力》，《大公报》1911年6月18日，第1张第5版。 (105)《袁世凯被摈于泽那》，《申报》1911年6月10日，第1张第4版。 (106)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第554页。 (107)《在清国伊集院公使ヨリ小村務大臣宛(機密第68号)》(明治四十四年六月二十二日)，JACAR：B03050009200。 (108)《致督办粤汉川汉铁路大臣端方函》，骆宝善、刘路生主编：《袁世凯全集》第18卷，第681页。 (109)《盛宣怀来函》，骆宝善、刘路生主编：《袁世凯全集》第18卷，第688页。 (110)《在清国伊集院公使ヨリ小村務大臣宛(機密第93号)》(明治四十四年八月九日)，JACAR：B03050009300。 (111)《武昌端大臣来电并致泽公》(1911年8月28日)，盛宣怀：《愚斋存稿》卷80，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13辑，台北：文海出版社，1975年影印本，第1694页。 (112)《端大臣来电》(1911年9月1日)，盛宣怀：《愚斋存稿》卷81，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13辑，第1708页。 (113)《瑞莘帅端大臣来电》(1911年8月31日)，盛宣怀：《愚斋存稿》卷80，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13辑，第1702页。 (114)参见《端方致盛宣怀电》(1911年9月13日)，陈旭麓等主编：《辛亥革命前后：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一》第1辑，第148页。 (115)袁世凯曾警告英国公使，实施铁路国有化草约“那就意味着暴乱”，参见《朱尔典爵士致格雷爵士函》(1911年9月18日)，章开沅等主编：《辛亥革命史资料新编》第8册，第60页。 (116)《致邮传部尚书盛宣怀函》，骆宝善、刘路生主编：《袁世凯全集》第18卷，第687页。 (117)《寄武昌瑞制军端大臣》(1911年9月1日)，盛宣怀：《愚斋存稿》卷81，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13辑，第1708页。 (118)参见《寄奉天赵次帅》(1911年9月13日)，盛宣怀：《愚斋存稿》卷82，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13辑，第1731页。 (119)《寄上海岑云阶宫保》(1911年9月17日)，盛宣怀：《愚斋存稿》卷83，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13辑，第1747页。 (120)《寄武昌瑞制军》(1911年9月15日)，盛宣怀：《愚斋存稿》卷82，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13辑，第1735页。 (121)《宜昌端大臣来电并致泽公》(1911年9月22日)，盛宣怀：《愚斋存稿》卷84，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13辑，第1766-1767页。 (122)《盛宣怀致岑春煊电》(1911年9月18日)，陈旭麓等主编：《辛亥革命前后：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一》第1辑，第156页。 (123)为此，载泽、盛宣怀一方还特意派人寻求英国公使的支持。参见《朱尔典爵士致格雷爵士函》(1911年9月5日)，章开沅等主编：《辛亥革命史资料新编》第8册，第55页。 (124)参见《邸抄》，《大公报》1911年9月25日，第1张第1版。 (125)《宣统政纪》卷60，宣统三年八月上，《清实录》第60册，第1071页。 (126)《寄武昌瑞制军》(1911年9月29日)，盛宣怀：《愚斋存稿》卷85，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13辑，第1785页。 (127)参见《邸抄》，《大公报》1911年10月10日，第1张第2版。 (128)尚友俱楽部、広瀬順晧、櫻井良樹：《伊集院彦吉関係文書》第1巻《辛亥革命期》，東京：芙蓉書，1996年，第68-69頁。 (129)《在清国伊集院公使ヨリ小村務大臣宛(機密第93号)》(明治四十四年八月九日)，JACAR：B03050009300。 (130)《徐世昌日记》第22卷，北京：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10765页；北京市档案馆编：《那桐日记》，第700页。 (131)参见《张镇芳来函》，骆宝善、刘路生主编：《袁世凯全集》第19卷，第13页。 (132)参见《宣统政纪》卷61，宣统三年八月下，《清实录》第60册，第1095-1096页。 (133)参见《张镇芳来函》，骆宝善、刘路生主编：《袁世凯全集》第19卷，第14页。 (134)参见《寄汉口瑞制军》(1911年10月13日)，盛宣怀：《愚斋存稿》卷87，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13辑，第1812页。 (135)参见《吴篯孙来函》，骆宝善、刘路生主编：《袁世凯全集》第19卷，第18页。 (136)《监察御史史履晋奏折》，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海峡两岸出版交流中心编：《清宫辛亥革命档案汇编》第64册，北京：九州出版社，2011年，第228页。 (137)《寄重庆端大臣方》(1911年10月19日)，盛宣怀：《愚斋存稿》卷87，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13辑，第1818页。 (138)尚友俱楽部、広瀬順晧、櫻井良樹：《伊集院彦吉関係文書》第1巻《辛亥革命期》，第75頁。 (139)陈夔龙：《梦蕉亭杂记》，荣孟源、章伯锋主编：《近代稗海》第1辑，第411页。 (140)《宣统政纪》卷58，宣统三年七月上，《清实录》第60册，第1044页。 (141)《东督请用废员无效》，《申报》1911年1月8日，第1张第6版。 (142)海軍軍部：《清国の政況並に来の変局(極秘)》(明治四十四年二月)，JACAR：B03050009100。 (143)许恪儒整理：《许宝蘅日记》第1册，第368页。与袁世凯同时起用的还有川督岑春煊，但岑春煊先前曾蒙载泽之力复出，当天载沣并未特意向隆裕陈请，故而此时似乎也无请示隆裕的必要。参见爱新觉罗·载沣：《醇亲王载沣日记》，第410页。 (144)《覆邮传部大臣盛宣怀电》，骆宝善、刘路生主编：《袁世凯全集》第19卷，第6页。 (145)参见《与王锡彤之谈话》，骆宝善、刘路生主编：《袁世凯全集》第19卷，第2页。 (146)参见《覆庆亲王奕劻函稿》，骆宝善、刘路生主编：《袁世凯全集》第19卷，第3页。 (147)参见《覆军谘冯国璋函稿》，骆宝善、刘路生主编：《袁世凯全集》第19卷，第11页。 (148)《覆湖南提法使张镇芳函稿》，骆宝善、刘路生主编：《袁世凯全集》第19卷，第13页。 (149)《覆湖南提法使张镇芳函稿》，骆宝善、刘路生主编：《袁世凯全集》第19卷，第13页。 (150)李剑农：《最近三十年中国政治史》，上海：太平洋书店，1931年，第190页。 (151)参见刘路生：《袁世凯辛亥复出条件考》，《广东社会科学》2003年第4期；侯宜杰：《辛亥革命爆发后徐世昌是否密赴彰德会见袁世凯》，《近代史研究》2011年第3期；骆宝善、刘路生：《袁世凯与辛亥革命》，《史学月刊》2012年第3期。 (152)《盛文颐致盛宣怀函》(1910年11月19日)，陈旭麓等主编：《辛亥革命前后：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一》第1辑，第77页。 (153)参见《在清国伊集院公使ヨリ内田務大臣宛(電報第293号)》(明治四十四年十月十九日)，JACAR：C08040653100。其中第四个条件“取得讨伐军总指挥权”青木听漏了，当时未能告诉伊集院，其后青木打听明白后专门将第四个条件电告日本参谋本部。(《清国公使館附武官青木少電報報告》(明治四十四年十月十八日)，JACAR：B03050622200) (154)《斐格致外交部长先生》(1911年10月20日)，章开沅等主编：《辛亥革命史资料新编》第7册，第221页。 (155)《在清国伊集院公使ヨリ内田務大臣宛(電報第267号)》(明治四十四年十月十四日)，JACAR：C08040652800。 (156)《宣统三年八月二十二日致内阁》，扬州师范学院历史系编：《辛亥革命江苏地区史料》，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61年，第43页。 (157)张謇研究中心、南通市图书馆编：《张謇全集》第6卷，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第659页。 (158)《宣统三年九月一日致内阁》，扬州师范学院历史系编：《辛亥革命江苏地区史料》，第47页。 (159)《朱尔典爵士致格雷爵士函》(1911年10月16日)，《英国蓝皮书有关辛亥革命资料选译》上册，胡滨译，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36页。 (160)参见侯宜杰：《二十世纪初中国政治改革风潮》，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127页。 (161)《复京卿杨度函稿》，骆宝善、刘路生主编：《袁世凯全集》第18卷，第530页。 (162)《与王锡彤之谈话》，骆宝善、刘路生主编：《袁世凯全集》第19卷，第2页。 (163)由于发生“滦州兵谏”，清廷被迫于1911年11月1日宣布改组内阁。 (164)《覆湖南提法使张镇芳函稿》， 骆宝善、刘路生主编：《袁世凯全集》第19卷，第13页。 (165)《覆军谘冯国璋函稿》，骆宝善、刘路生主编：《袁世凯全集》第19卷，第12页。 (166)《在汉口寺西中佐电报报告》(明治四十四年十月十七日)，JACAR：B03050622200。 (167)《朱尔典爵士致坎贝尔爵士函》(1911年10月23日)，章开沅等主编：《辛亥革命史资料新编》第8册，第99页。 (168)《覆庆亲王奕劻函稿》，骆宝善、刘路生主编：《袁世凯全集》第19卷，第3页。 (169)参见许恪儒整理：《许宝蘅日记》第1册，第369页。 (170)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光绪宣统两朝上谕档》第37册，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255页。 (171)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清代军机处随手登记档》第180册，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3年，第202页。 (172)《给事中蔡金台奏折》，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海峡两岸出版交流中心编：《清宫辛亥革命档案汇编》第64册，第368-370页。 (173)《监察御史齐忠甲奏折》，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海峡两岸出版交流中心编：《清宫辛亥革命档案汇编》第65册，第29-31页。 (174)《宣统政纪》卷61，宣统三年八月下，《清实录》第60册，第1118页。 (175)《宣统政纪》卷61，宣统三年八月下，《清实录》第60册，第1119页。 (176)参见爱新觉罗·载沣：《醇亲王载沣日记》，第414页。 (177)《寄彰德袁慰庭宫保》(1911年10月20日)，盛宣怀：《愚斋存稿》卷87，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13辑，第1819页。 (178)《盛宣怀致载泽函》，陈旭麓等主编：《辛亥革命前后：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一》第1辑，第215-217页。原书判断时间为10月21日午夜，但据文中“子正”可知，时间应为21日0点。 (179)参见爱新觉罗·载沣：《醇亲王载沣日记》，第414页。 (180)参见许恪儒整理：《许宝蘅日记》第1册，第369页。 (181)参见《宣统政纪》卷61，宣统三年八月下，《清实录》第60册，第1122页。 (182)参见《致内阁请代奏电》，骆宝善、刘路生主编：《袁世凯全集》第19卷，第26页。 (183)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清代军机处随手登记档》第180册，第243页。 (184)参见《致内阁请代奏电》，骆宝善、刘路生主编：《袁世凯全集》第19卷，第28页。 (185)《宣统政纪》卷62，宣统三年九月上，《清实录》第60册，第1140页。 (186)载沣此日记有“陈请，仰蒙皇太后召见”，爱新觉罗·载沣：《醇亲王载沣日记》，第415页。 (187)尚友俱楽部、広瀬順晧、櫻井良樹：《伊集院彦吉関係文書》第1巻《辛亥革命期》，第73頁。 (188)《朱尔典爵士致格雷爵士电》(1911年10月21日)，章开沅等主编：《辛亥革命史资料新编》第8册，第89页。 (189)《朱尔典爵士致坎贝尔爵士函》(1911年10月23日)，章开沅等主编：《辛亥革命史资料新编》第8册，第100页。 (190)骆惠敏编：《清末民初政情内幕——〈泰晤士报〉驻北京记者袁世凯政治顾问乔·厄·莫里循书信集》上册，第765页。 (191)《在清国伊集院公使ヨリ内田務大臣宛(電報第326号)》(明治四十四年十月二十五日)，JACAR：B04010802400。 (192)李约翰：《清帝逊位与列强》，孙瑞芹、陈泽宪译，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271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