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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纯粹性与不纯粹性的张力：神圣空间的本土化思考 宗教学揭示了，真正实现“神圣/世俗”辩证法的，不是概念性的，而是空间性的。因为只有回归于空间，“神圣/世俗”的关系才会展现出空间（神圣空间）与空间（世俗空间）的、人与空间、人与社会等三重具体关系，从而呈现出与特定世俗空间交互的特定“神圣空间”。结合中国传统村落的文化环境，它的神圣空间也必然有其独特的面向。在中国传统社会，维系聚落的最主要的精神纽带不是以神为核心的超验信仰，而是以宗族为核心的祖先信仰，它构成了中国传统宗教文化有别于西方宗教文化最为显著的特征。基于这一特征，在村落社会宗族往往利用时间权威——对于祖先信仰延续性的把控，去获取空间位势——宗族祠堂的营造与赋权，并利用这一空间位势进一步巩固自身对于祖先信仰解释、传承的权威，由此使“神圣性”成为宗族在时空性、知识性和策略性场域中进行建设的重要手段。而在此背景下，对于中国传统村落社会的宗教信仰，无论是概念性还是空间性，都不具备在伊利亚德与涂尔干意义上的“神圣/世俗”的截然对立，由此延展而生的神圣空间，也将在“非纯粹性”这一层面有别于西方神圣空间的纯粹性特征。 有别于前文宗教学视域下对神圣空间的功能研究，祠堂的功能属性呈现出更为灵活多变的特征，从而在不同时间段内可以获得不同的空间意义。在祭祀祖先的时候，祠堂承担了祖先在场乃至祖先力量显现的功能，这一点与西方神圣空间差别并不算大。但是除此之外，当宗族成员在祠堂聚集议事时、在祠堂续修族谱时、或者在祠堂开设学堂为族中儿童提供教育时，祖先就从神圣的中心隐退为神圣的背景，祠堂承担的功能就突破了单纯的祖先崇拜，而具有超出西方神圣空间承载程度的世俗意义。此时，与其说祠堂是一个神圣空间，莫如说是一个以神圣为名，延续现世文脉、开展社群联络、社群交流的公共空间，而关键在于这一功能属性与祠堂的神圣性是恰当地融为一体的。虽然基于“神圣/世俗”的辩证法，我们能够理解西方神圣空间与世俗空间的相对关系，但是二者依然会保持一个基本而固定的空间界限，例如教堂或寺庙，它们的神圣性大多基于与世俗空间界线的神圣性，这就从根本上维系了神圣空间的纯粹性。但是在中国传统村落，由于神圣空间的功能是动态的、是依场合而变动的，神圣空间与世俗空间的界线由此也就是模糊不清的。这一方面导致了一个神圣空间同时也可能是世俗的，如此处所述的祠堂，另一方面也可能导致一个世俗空间同时也可能是神圣的，如在家中主厅挂上祖宗像或在内室摆上祖宗牌位。 因此，作为不纯粹的神圣空间，祠堂展现了传统中国神圣空间与西方神圣空间的内在张力，由此也通过编码环节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文化表征。梁思成曾指出：“建筑显著特征之所以形成，有两因素：有属于实物结构技术上之取法及发展者，有缘于环境思想之趋向者。”对应这两个因素，祠堂在材质与选址这两个方面呈现出富有东方特色的编码方式。首先，祠堂是中国古代木质结构建筑的集大成者，是传统村落建筑营造技艺的典型代表。在具象层面，祠堂的基本结构往往采用木穿斗架、木梁架与天井、合院形制结构的组合，使木材成为祠堂“结构美（力的传递逻辑）和构造美（构建穿插交合的逻辑性）”的载体。由此延伸至抽象层面，“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木材的生长特性向来与中国传统文化的人生观照互为映射，这也导致祠堂的木质特性在更为潜在的层面上与儒家文化对人格与德性的要求形成了一种隐喻与互通的关系。 其次，“天马涌泉之胜，犀牛望月之奇，丰滢水聚，土厚泉甘”，山水向来就是古民居最为基本的也是最具决定性的环境因素，祠堂也是其所属村落依山采形、傍水取势的营建理念最为严格的执行对象以及最为充分的标准体现。由外观之，当我们宏观地将祠堂视为一个整体的“能指”，而将“神圣性”视为这个能指的“所指”时，那么二者稳定而应然的联结就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祠堂这一能指与其他诸多能指之间的关系缔结，并以此获得自身“神圣性”的显著意涵。因之，“山”与“水”就是这个编码系统中彰显祠堂神圣意涵的关键能指。王小斌先生在《徽州民居的营造》中记录到：“几乎所有的聚落都傍水而居，许多古聚落的名称就是佐证，像皖南的屯溪、花溪、碧溪、棉溪、东源、大源、竹源、深渡、泾川、桃花潭”。由内观之，纵然是阴雨天散落在房屋瓦片上的雨水也通过高高翘起的墙角流入祠堂的天井中，“四水归堂”的建构理念进而代表了人气与财气的累积。由此对接的文化观念无疑是中国哲学“中和位育”、“天人合一”的思想，在此思想传统统摄下，建筑可以与文学、绘画等其他编码方式勾连为一个更为宏观的文化整体。 在从“神圣性/世俗性”向“神圣空间/世俗空间”转化、结合的同时，“神圣/世俗”的关系从截然对立走向了对立统一。唯有基于这一认识，我们才能说“神圣/世俗”的辩证法提供了理解“神圣空间”的普遍范式。而传统中国的神圣空间的不纯粹性特征也并非是颠覆了上述范式，而是丰富了后者的内涵与可能。村落作为传统中国社会组织最为基本单元，既是中国人世代栖居的重要载体，更是中国人深层文化诉求的心理归宿，它的多元空间与人的生存结构、情感体验有着密切的联动关系。在这一高度“地方化”的社会场域中，神圣空间的建构、功能与编码将依托聚落选址所在的自然空间、形成于人与人灵活而高频互动的社会空间，最终升华为信仰丰盈、符号凝聚的文化空间。而通过对乡土中国独有的精神“庙宇”进行全方位解读，将为我们理解如下宏观问题提供启示，即，中国文化能够如何在一种“在地性”、“此岸性”的世俗空间中，完成一种“超验性”、“精神性”的文化表述。 （本文原载于《文化遗产》2018年06期。注释从略，详情参见原文）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