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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祭与祭礼，是日本社会非常重要的文化现象，也是民俗学一直关注的对象。传统的祭和祭礼，在城市化进程中，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产生了很多新的特征，使传统的民俗学的解释框架面临失效的危机。研究祭和祭礼，不但是了解日本社会的一个很好的视角，也蕴含着都市民俗学发展的重要的可能性。 关键词：祭；祭礼；都市民俗；传承； 作者简介：王晓葵(1964-)，男，河北省文安县人，学术博士，南方科技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教授。(广东深圳，518055)； 基金：上海市教委科研创新重点项目《灾害文化的中日比较研究》(项目编号：142S051)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导言 在日语中，祭(maturi)、祭礼，属于相关但是意义不同的概念。祭本来是祭祀神灵和祖先的信仰仪式，人们通过在神社等举行的祭拜和艺能表演等活动，祈求神灵或祖灵保佑全家平安、作物丰收、买卖兴旺。也藉此表达对神灵的敬畏和也对祖先的敬仰与情感。祭的组织和举行，也常常成为地域共同体或信仰共同体通过现实可感的空间，确认和强化认同的过程。 而祭礼的产生是源于祭的仪式化和娱乐化。对此，柳田国男在《日本の祭》(1962)中，有一个简要的说明，他认为，祭主要是人与神灵、祖灵沟通的形式，以信仰和宗教的意义为中心。而祭礼是祭的一种变化形式，含有艺术表演的成分，以及有观赏者观看。这是祭礼不同于祭的最大之处。从祭到祭礼的变化，是日本祭的文化的一个重要转折。柳田国男从发生的角度探讨了祭到祭礼的发展脉络，他说， 日本的祭最重要的一个变化，简而言之就是观赏人群的出现，也就是说参加祭的人们中，有些人并无共同的信仰，他们从审美的立场出发，来观赏祭的过程。这样一来，都市生活变得丰富多彩，也让我们对童年的记忆变得快乐。但是，这也慢慢侵蚀了以神社为中心的信仰体系，最终导致人们居住在村里，但是只是以观赏的心态去看待祭。这样的观念当然不是近世以来才有的。在明治以前，就已经渗透在村落之中了。村里年景好的时候，农民们总是要把“可看的祭”搞得华美热闹。而这个和他们原来固有的代代传承的感觉，对神灵和祖先的祭祀的义务责任并不矛盾。古老的习俗和新式的做法结合起来，就形成了前所未有的大规模的祭礼。 柳田国男的说明，简单归纳起来，从祭到祭礼的变化，是从信仰世界扩展到人类生活中审美以及更广泛领域的一个过程，从人神沟通到和人人沟通的并存，这个变化虽然对原有的信仰形态有所影响，但是，让不具备共同信仰的人，在祭礼中通过娱乐和观赏产生共同性，是时代变化的一种重要现象。 从二十世纪中叶开始，日本基本完成了都市化的转变，在都市举行的祭和祭礼也不断增加，而且在乡村地带举行的传统的祭和祭礼，也受到都市的影响，逐渐改变其方式和形态，因此，日本民俗学关于祭和祭礼的研究，也逐渐转向都市祭礼。民俗学家茂木荣对此做了如下总结，他认为日本民俗学通常把三类祭礼作为研究对象，第一类是在都市的神社寺庙举行的传统祭礼，特点是有各种祭神的活动以及牵引山车、轿台游行的活动，其组织者主要是神职人员或者当地街区的居民组织。第二类是在都市举行的非传统型的以祭冠名的节庆活动。这一类活动包含各种博览会、节日庆典等，通常在都市广场、城市干道、露天剧场等举行。其中有诸如游行、街市贸易、比舞赛歌等竞技以及各种表演。其主办者主要为当地政府、观光协会、青年组织、商工会议所、居民团体等。第三类是都市之外举行的非传统的新式祭礼，这一类是第二类祭礼在城市之外地区的翻版，在接受了城市文化洗礼的农林渔村地带举行。 茂木荣的总结基本概括了日本都市化完成后祭礼的现状。他认为，第一类的祭礼原本是民俗学一直关注的对象，也有很多研究的积累，而第二类和第三类则是今后都市民俗学的目标。 但是，都市民俗学在其诞生之初，就面临一个学术难点，就是如何把握城市中的传承性行为。众所周知，日本民俗学的核心概念之一就是“传承”，虽然这个概念从诞生至今几经修改，但是，其核心并未发生根本变化，柳田国男把自己的民俗学定义为“民间传承”的研究。所谓传承，是指文化的时间性移动的概念，它是一个和传播(文化的空间性移动)对应的词语。它有两个含义，广义上指上一代通过语言或动作以及动作的结果传授、下一代通过听或看来继承这样的一种相互作用的行为。前者(通过语言传授)是口头传承，后者(通过动作和动作的结果传授)是行为传承。关于口头传承，不仅传授行为，传授内容如神话、民间故事、民谣等都称为传承，甚至传授手段即语言也被传承下来。狭义的传承通常伴随着某种模式(或形式，惯例)，亦即经过超越世代的反复延续而形成的一种模式(或形式、惯例)，被延续下来就成为传承。传承当然是基层文化，但是属于上层文化的传统戏剧、武术、工艺等领域、也有传承的因素。 从这个定义出发，传承的特征通常被认为有如下几个特征，1.是类型的而非个性的，2.是反复的而非一次性的，3.是集团的而非个人的，4.是基层文化而非上层文化。传统的祭的形式和组织形态，都带有上述传承的特征。如茂木荣归纳的第一类，祭礼通常由神社的神职人员，或者当地住民组织主办并共同参与，其规范和形式在世代传承过程之中虽有损益，但主要部分则保持不变。而且过去这类祭礼都具有很强的排他性，参加者基本是地域共同体成员，并不接受外人参与。在这个过程中，作为传承母体，或者是神社寺庙，或者是地域组织，他们是祭礼的施行者，也是信仰的主体。在以往的研究中，透过对祭礼从准备到实行的全过程的分析，便可以揭示这个传承母体的社会关系的基本原理和形态特征。 但是，第二类和第三类的都市祭礼的产生，以及第一类祭礼发生的变化，使得民俗学原来以分析传承母体和传承性事项的解释框架失效。因为第二类和第三类的祭礼，往往以开放的形式，允许外部人员参加，原有的传承母体的概念无法概括这些人群的特征，而且传承的内容和以前相比，保持与传达逐渐转换为创造与生成，因此，分析新时代的祭礼，不但是了解城市化社会日常与非日常生活之间关系的需要，也是对民俗学向现代转型的挑战。 本文通过爱知县的花祭和起源自高知县的YOSAKOI祭，并联系几个相关的事例，讨论现代日本祭礼的基本特征，同时结合传承和传承母体这两个基本概念，探讨都市民俗学的可能性。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