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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祭礼中，不同地域、不同所属的参与者，在一个舞台上表演艺能，互相比较，决出胜负，这个环节往往是祝祭最为吸引观众的部分。比如广岛县内最古老的“西中国选拔神乐竞演大会”，从战后的1947年开始，到2007年为止，已经举行了60次，在西部日本，类似的竞演大会，这些大会逐渐定期举行，成为某些地域提高地方知名度，强化地域内部认同的符号。广岛神乐前汤治村，一年来客大约15万，虽然经济效益并不突出，但是对这个过疏化的山村地带，具有非常大的宣传效应。与此同时，竞演对艺能的传承也产生了影响。原本植根于各地祭祀活动的艺能，由于要在共同的舞台上表演比赛，为了有客观的可比性，表演团体之间逐渐形成了相对共通的表演程式或范畴。在此基础上突出各自的独特性。而各个表演团体在互相比较竞争的氛围中，逐渐萌发。 观光人类学的研究者山下晋司也通过各地的例子说明，“在关注当地人主体性基础上进行“传统”文化的再构建和再创造过程中，通过外部行为体与文化传承人的相互作用，有可能形成“地域身份认同”。 通过上述的介绍和分析，我们或可对战后日本社会的变化，通过祭礼的变迁有所了解，而民俗学在转向现代社会研究的时候，如何将原有的核心概念，比如传承和传承母体在重新加以界定之后，应用在分析和解释当代生活的诸多现象上，日本的民俗学界的努力和探讨，也是值得我们借鉴的。 余论：日本祭的研究与都市民俗学 日本研究祭有三次高潮，第一次是1940年(昭和15年)，当时日本正处在战争最为紧要的时期，为了弘扬日本国民的皇民国家意识，大量日本神社祭祀的记录和调查报告诞生。其中柳田国男的《日本の祭》(1942)就是这个时期问世的。 第二个时期是战后日本开始经济腾飞的1960-1970年代，这个时期是日本经济腾飞，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时期。日本社会全面进入城市化社会，家用电器和汽车的普及，农村社会逐渐衰退，生活文化全方位西化。由此产生的人们在生活方式上的矛盾促使人们开始反思自己的历史文化。祭和祭礼作为日本文化的重要表征，受到民俗学、人类学、社会学等多学科的关注。柳田国男热也产生于那个时期。 第三次祭的研究，可以说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到本世纪初，日本泡沫经济崩溃，经济高速增长时代结束。战后支撑日本经济高速增长的终身雇佣、年功序列制等制度逐渐解体。日本社会开始面临前所未有的新局面。从公司、地域、单位等社会组织的束缚中摆脱出来的重新个体化的人们，如何摆脱日常生活中的孤独和日常的无聊，重建新的社会网络，从中获得生活的幸福感和感动。新形式的城市祭礼，给了他们一个非常重要的场所。以YOSAKOI等现代都市生活的祭礼研究为中心的成果涌现出来。 在诸多的成果中，松平诚为现代祭礼总结了五个重要的特征： 1.从地域走向开放； 2.观赏、参与、展示的多义性结构； 3.柔软的内涵，开放的外延； 4.开放形的网络体系构和增殖性； 5.非日常/日常的结构变化，目标指向性的丧失与欠缺。 这五个特点，具体而言，第一从地域走向开放，现代的都市祭礼，已经摆脱了传统型的参加者以特定地域的信仰集团和生活集团为核心的排他性构造，转而开发给任何希望参加的人群。与此相关的第二个特征，指参加群体的组织形态为自由加入，自由退出的机制，由此导致一个团体随之人员的变动，其特征在数年就发生激变。而这种开放性又产生了第三个特征，就是形成了沿着铁道沿线，干线道路的衍生群体，技能熟练的参加团队将表演技能传授给别的地区的团体，由此繁衍子孙一样的扩展出去，形成一个广域的网络体系。由于脱地域性和开放性的构造，使得参与者没有日常性生活、生产、休闲等方面的关系，很难形成牢固的生活共同体或者社会组织，参加祝祭所获得的开放感、情绪的宣泄和感动，以及由此产生的生命的动力和活力，都还原到参与者的个体中，而不是他们的群体。这些特征，也基本上可以适用在本文讨论的祭礼上， 社会学者铃木谦介认为，不应将现代的“社区(community)”看作过去由地理环境与固定的社会团体组成的“共同体”，而应将其看做“虽有流动性”，但因“人们的自反性归属感”而产生的“共同体”。现代社区的共同性体现在社区居民共享着某种共通的东西，比如对家乡的眷恋，或者参与本地活动产生的“市民自尊(civic pride)”。 而战后在大都市产生的以高知县的YOSAKOI祭礼、名古屋日本正中央狂欢节等以大学生团体为组织主体的祭礼，则呈现出当代日本社会的新的人际关系构建的特征。也正是这种市民自尊的一种表现形式，在这个意义上，祭礼的演变，也是一个社会关系变化的晴雨表，通过对祭的过程的分析，能够揭示现代社会人们的社会关系构建的特征。而作为社会学相邻学科的民俗学，除了关注当下的社会现实之外，也应该对其传承性加以关注。日本人类学家和崎春日把民俗学定义为“在传统性中探求现代性，同时在现代性中探求历史性”的学问。由此，他认为，都市民俗学就是要在都市的传统活动中探寻现代的意义，同时在现代都市中的各种现象中，寻找其和过去的关联和脉络，并面向未来，来思考社会生活发展变化的规律。 在中国，古老的庙会逐渐和现代的节庆商贸活动结合，以新的形式在我们的生活中存续。以民俗学方法去分析和研究，得出解释力的结论，是未来中国都市民俗学的重责，日本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的相关的学术积累，为我们提供一个非常有价值他山之石。 （本文原载于《文化遗产》2018年06期。注释从略，详情参见原文）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