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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刊《苏区研究》2018年第6期 改革开放40年来，苏区史研究成果有目共睹，这与苏区史料的收集整理取得了很大进展不无关联。同时也应看到，苏区史料的搜集整理工作亦有不足，例如搜集不够全面、考证还欠深入、整理不尽科学、使用不够充分等等。对于这些问题，学界时有讨论，但结合实例，就如何规范化收集、运用苏区史料方面作出的专门论述仍然少见。我们认为，加强苏区史料的搜集整理利用工作，不仅要在实践上下功夫，还应从理论上探讨苏区史料学的构建。近年来，随着《苏区研究》的创刊，苏区史研究受学界的关注越来越多，研究群体广涉历史学、中共党史学、社会学等学科。这些为苏区史料学的构建提供了契机。因此，本文拟结合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央苏区民间史料收集、整理与研究”前期实施的体会，就苏区史料学的体系构建问题作一初步探讨。 一、苏区史料学的界定与学科归属 对史料的重视在中国源远流长，但作为专门的学科分支，史料学则迟至20世纪以来才逐渐具有独立的地位。目前，大多数学者认为史料学具有专门或独立的学科地位。再进一步看，史料学分为通论式史料学和专门性史料学，前者着重从宏观上阐述搜寻、鉴别、考订和运用史料的一般性方法和规律，如荣孟源的《史料和历史科学》（人民出版社，1987）；后者则阐释某个时段、某一区域、某一领域或某一类别等具体史料的来源、搜集、整理和运用等，这类著作十分常见。在史料学的一般原理上，两种史料学并无实质性差异。 苏区史料学是一门具体而专门的史料学。目前，学术界对苏区史料学并无专门的阐述，可能是由于长期以来党史学界相对忽略了对史料学的探讨，目前学界少见中共党史或革命史的史料学专著，仅有的如张注洪《中国现代革命史史料学》（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和周一平《中共党史文献学》（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前书作者长期从事中国现代革命史及其史料学的教研工作，此书在他多年的讲稿基础上加工整理而成，分为“革命史研究与文献资料概述”“革命史史料学专题探讨”两大部分；后书从理论基础、文献搜集、文献整理、文献编纂四大部分搭建了中共党史文献学的框架体系。】二者各有千秋，均奠定了深入探讨党史史料学的基石，也为我们探索苏区史料学提供了借鉴。从系谱学意义上说，苏区史料学的原理奠定在史料学的基础之上。在内容上，苏区史料学是对与1927-1937年间中国苏维埃运动尤其是全国各个苏区发展有关的史料进行搜集、整理、鉴别、考订和使用的理论与方法构成的一门科学。在实践层面，苏区史料的搜集、整理、鉴别和考订等工作积累有年，但还需进一步的理论化和规范化。 无法回避的一个问题是，苏区史料学究竟是谁的分支？是中共党史史料学或中国革命史史料学，还是中国近代史史料学或民国史史料学的分支？近代史史料学是一门专门性的史料学【就史料学的学科属性问题，学术界仍有争论，分别视之为历史学的辅助学科、基础学科或一个领域。参见刘萍：《建国以来史料学的理论探讨》，《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5期，第150-151页。此外，中国近代史的时段划分也有变化，以往学术界习惯将1840-1919年、1919-1949年分别称作中国近代史、中国现代史，而今将1840-1949年称作中国近代史。】，也是中国近代史的一个基础学科或一个专门的学科，抛开蔡元培的“史学基本是史料学”、傅斯年的“史学便是史料学”等强调一端的看法不论，在实践上，早在1960年，戴逸、陈恭禄分别在中国人民大学开设“中国近代史料学”课程和在南京大学开设“中国近代史史料介绍”课程；而1980年代初陈恭禄的《中国近代史资料概述》（中华书局，1982）、张宪文的《中国现代史史料学》（山东人民出版社，1985）等著作已经让中国近现代史史料学呼之欲出。客观地说，苏区是中共革命的产物，是中共在革命进程中进行政权建设、社会改造的具体实践，因而苏区史天然地具有党史和革命史的属性。正由于此，传统看法一般将苏区史视为中共党史或革命史的一部分。但近年来党史学界出现学术化或历史学化的趋向，越来越多的学者认同如下观点：苏区史是中共党史和中国革命史的重要历史阶段，亦是中华民国史、中国近代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与此相适应，苏区史自然地隶属于近代史或民国史的范畴，苏区史料学也属于中国近代史史料学或民国史料学的一个分支。 二、苏区史料学构建的初步设想 构建苏区史料学学科，要准确界定史料学的概念、地位、任务、对象，探讨和总结史料工作的理论原则和方法论，而不是仅仅停留在史料收集与利用的具体实践层面。 （一）苏区史料的构成 苏区史料，是有关苏区历史的发展、变迁的记载、实物及其它载体。苏区史料所涵盖的时间主体是在1927-1937年，但从建党到大革命时期也应该纳入，因为苏维埃制度的思想与实践是一个历史的过程。苏区史料具有丰富的构成：其一，根据史料性质分类，如书籍、报刊文章、档案文件、图像、广告、戏曲、歌谣、实物等；其二，按照史料归属的组织或生产者来分类，如党政组织生产的史料、群团组织生产的史料、个人生产的史料、海外史料等；其三，按照史料内容涉及的区域进行分类，如红区、白区及灰色区域的史料等。但在研究实践中，最主要的史料有：一是原始档案，如中央和中革军委等有关部门积累的文书档案资料，但从瑞金到达陕北后留下的原始档案文献较少，才50余斤，数千件。【刘英、丁家栋、杨洁：《长征史料的挖掘、保存》，《中共党史资料》2007年第1期，第146-153页。】还有国民党“保存”的档案，如国民党将军陈诚率部在江西“围剿”多年，搜集了大量的文件资料，1935年编成《赤匪反动文件汇编》（6册），约110万字。1960年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将台湾所存的大量有关江西苏区的约1500件历史文献整理成21卷缩微胶卷，即“石叟档案”。【孙翠玲、屈凯：《陈诚收集的江西苏区红色文献概述》，《图书馆建设》2012年第10期，第28-31页。】二是苏区时期创办的《红色中华》《红星报》《青年实话》《战士》等报刊。三是口述及回忆文献，如原苏区的高级干部在延安时期的回忆史料及以此为基础编纂的历史文献。在中央的统一部署下，从1943年9月起召开了一系列地区工作和历史的座谈会，曾在各大苏区工作的领导干部或重要当事人都回顾了革命历史，其中最主要的一个工作是对苏区时期的回忆。这批史料虽然数量有限，且主要是为了总结经验教训、参加整风学习、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清算错误路线的影响等目的而生，但已经成为最早一批有关苏区历史的回忆资料。且由于距离苏区的时间最近，其可靠性和真实性也具有一定的保障。1949年后，在地方党史业务部门的组织下，多次征集了革命者的口述及回忆史料。此外，还有书信、日记、图像、证件等多种史料。 （二）史料搜集的方法论 苏区史料的搜集，一要眼光向下，走向历史现场。正如罗志田教授在谈到中国近代史研究状况时指出的，20世纪中国新史学的一个主流取向就是史料的扩充，时至今日，史料扩充仍值得进一步提倡。例如，档案特别是基层档案的运用在近代史研究中就极为不足，造成史学言说中乡、镇、县层次的论述仍然非常薄弱。【罗志田：《史料扩充仍值得进一步提倡》，《北京日报》2018年9月3日，第16版。实际上，前些年作者已经提出这个观点，参见氏著：《见之于行事：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可能走向——兼及史料、理论与表述》，《历史研究》2002年第1期，第22-40页。】就苏区史料而言，同样如此。散布在基层县市档案馆、博物馆、革命纪念馆等公藏机构的文献史料和实物史料，布满灰尘，很少有人触碰，有待全面整理。二要不断拓展史料的边界，如20世纪初梁启超所说的“取诸左右逢其原”【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60-61页。】，关注各种类型的史料，不仅搜集直接史料、有意史料、共产党史料、国内史料，还要扩展外延，相应地收集间接史料、无意史料、国民党史料、海外史料等与苏区历史相关的一切史料。例如，传统研究中不太关注影像史料。2016-2017年间，研究者在俄罗斯档案馆找到17个有关中共图像的卷宗，里面有1千多张红军时期、土地革命时期的照片。这些影像档案“极大地扩展了我们对红军时期的理解”。【李佳怿：《中国美术学院中国摄影文献研究所主任高初：中国战时摄影，“燃起一股热力”》，《文汇报》2018年9月28日，“文汇学人”第4版。据该文介绍，北京大学王奇生教授等16位历史学家和高初等一批摄影文献研究者分享战争时期的部分档案，正在共同完成一套三卷本的新的军事图集。】这些档案史料的发现者，并非历史学家，而是来自艺术界、美术馆界、出版界。历史学家擅长的是文本，但是图片、影像、声音等非文字史料同样重要。三要充分利用网络和搜索引擎，并使之与相关工具书、档案馆等公藏部门相互配合。像孔夫子旧书网、读秀等网络资源，极大地便利了史料搜集工作。 （三）史料整理和考订的方法论 搜集是整理的前提，而整理、考订则是史料得到科学利用的前提和基础。因为诸多史料散乱，甚至真伪难辨，相互抵牾，史料的整理和考订不可或缺。在整理方面，最重要的是对史料的分类。对此，各家见识不一。【就近代史史料而言，新近较具代表性的说法有：严昌洪编著的《中国近代史史料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梳理了历史档案类、奏议类、书札和日记类、传记类、报刊类、方志和典制类、结集类、史事记载和笔记及野史类、口碑和实物类、丛书和史料选集类等十大类史料；曹天忠所著《中国近现代史史料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16）阐述了档案，会议记录、社会调查、考察报告、游记，日记、书信、函电，文集、诗歌，回忆录和口述史料，报纸，期刊杂志，丛书、类书、年鉴、统计资料，方志、年谱、家谱、族谱，传记、笔记、野史、小说，电子化史料和数据库史料等十一大类史料。】对于苏区史料，现行的分类方法主要有：按区域分，有中央革命根据地历史资料文库、川陕苏区文献史料集成、鄂豫皖苏区史料汇编等；按史料性质分，则有档案、文件、个人作品、歌谣戏曲、实物等类。新近也有学者按照历史文献的文体予以整理，如分为文件类，电文、请示、信件类，读本、讲话、著述类，布告、通知、标语、传单类，消息、报道类，诗词、歌曲、戏剧、曲艺类，其他类等多种文体。【《凡例》，西华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川陕革命根据地博物馆编：《川陕革命根据地历史文献资料集成》上，四川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页。】我们课题组立足于苏区史料分为官方史料和民间史料的基础，进一步将后者细分为基层档案类、家族契约与民间文书类、口述史料类、民间文艺史料类、实物遗存类等。从操作上来说，地方档案馆等政府部门和学术界通力合作，既有必要也很有意义。如长达260余万字的《川陕革命根据地历史文献资料集成》就是由西华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联合川陕革命根据地博物馆整理、编辑而成，已经成为川陕苏区史研究的核心参考资料之一。因此，相关公共场馆应该进一步解放思想，积极贯彻档案法，使那些已经解密、符合公开出版条件的苏区档案资料，尽早公开出版发行，以惠及学界和社会。 对史料的考订和鉴别，具体的方法论至少有二：一是考证史料的真伪，对于一些关键性史料，其中可能存在的缺文漏字、衍文增句、篇章错位、失真等问题，需要借助传统的校勘法、考据法进行严谨的考订，确保史料最大程度的真实，从而避免对一些重大历史问题认识的偏误。其具体方法，除了文本本身的考据之外，还须采取综合比对法——将文字史料与实物史料、档案资料与口述史料、民间史料与官方史料、直接史料与间接史料、有意史料与无意史料、本国记载和外国记载、直说和隐喻等进行综合互证。二是史料内容及其生产机制的考订，从来源入手，“重返史料生成现场”，“充分斟酌、分析资料内容”，对“资料编纂的进程作全面探讨”【［日］石川祯浩：《由考证学走向史料学——从中共“一大”几份资料谈起》，《中国浦东干部学院学报》2011年第5期，第93-100页。他认为，之所以要从“考证学”走向“史料学”，主要是因为党史资料的翻译、整理、编纂等都受到意识形态的影响。】，系统分析史料的生产机制、来龙去脉，史料背后的政治环境、经济基础或技术呈现，从而最大限度地达致史料的真实。当然，须在实践中不断总结考订史料的方法。 （四）史料利用的方法论 在史料利用方面，除了遵循一定的规范之外，具体的方法论尤其应该注意以下几点：一则要综合运用各种史料，不应片面依赖单一的史料，像图画、影像等资料也应受到重视。二则要充分利用已有的史料汇编。如公藏部门整理、编辑或内部使用的史料集，亟待向学术界和社会开放，提高利用率。据笔者了解，江西省档案馆在2010年就开始组织县市档案馆将所藏革命史档案统一进行电子化扫描整理，但该电子版迄今未向社会公开，学术界的利用仍只是“冰山一角”。例如，要更加重视利用“文史资料”和“传记文学”。前者是指中国大陆政协部门从1960年代开始进行的由各地政协委员（基本上是各界名流、社会贤达，重要历史事件的参与者、亲历者或见证人）写作的回忆文章选辑，后者是台湾私人出版机构编辑的专门刊登口述历史和自传之类文章的期刊，性质类似于文史资料选辑。【谢泳：《“传记文学”和“文史资料”》，《厦门集》，知识出版社2010年版，第92-96页。】两类史料汇集中，一些文章回忆了苏区时期的历史和社会风貌。三则要拓展史料利用的途径，首先在学术研究层面，坚持“论从史出、史论结合”，力求史料与方法的统一，诚如翦伯赞所言：“要使历史学走上科学的阶梯，必须使史料与方法合二为一。既用科学方法进行史料之搜集、整理与批判，又用史料进行对科学方法之衡量与考验。使方法体化于史料之内，史料融解于方法之中。”【翦伯赞：《史料与史学》，北京出版社2004年版，第86页。】其次在社会教育层面，在展览、传播与教育各渠道发挥史料作为素材或载体的最大功能。 三、新技术条件下苏区史料数据库建设的策略 在新技术条件下，传统史料学面临巨大的挑战及机遇。苏区史料的电子化数据库建设，应该充分借鉴先行者的成功经验。因为与其它领域相比，苏区史领域的数据库建设一直滞后。【已有学者作了探讨。参见柳丹枫：《关于原中央苏区革命根据地党史研究数据库建设的思考》，《出版发行研究》2015年第2期，第88-92页。】1999年，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联合出版的《中国共产党文献资料库》，一套两张光盘，资料分为建国前、建国后，分别汇集了2733件、619件重要文献，共计2000多万字。这是“我国出版界首次将党的历史文件、文献系统地录制成电子出版物”。【本刊编辑部：《集权威性、文献性、收藏性、应用性于一体的<中国共产党文献资料库>隆重推出》，《全国新书目》2005年第6期，第6页。】但是，党史文献的电子化工作还未广泛推广和普及。 苏区史料数据库的建设，应契合技术发展的潮流，着力实现精细化、数据化、概念化和可视化。一是汇集史料，针对某个研究主题生成的某个时段，建立包括书籍、报刊、档案、图片乃至口述史料在内的各种类型的史料集群；二是标准化处理，针对缩微胶卷等已经初步电子化的档案史料，采取新技术进行扫描、复制并公开在网上。例如，借鉴地理信息系统（GIS）的原理，对每一份史料，都标注出版时间、出版地点、归属地、关涉主体、关键词等，建立方便、快捷的文献搜索系统，方便使用者随时随地调阅。这方面，可以借鉴的一个实例是：哈佛大学中国历代人物传记资料库（China Biographical Database），它以人物为主项，对各种来源的史料作数据性的标准化处理，已有的数据类型有人名、时间、地址、职官、入仕途径、著作、社会地位、亲属关系、社会关系、财产和事件。借此，学者可以进行地理空间、社会网络、群体统计等多方面的分析统计，并将结果可视化。 苏区史料数据库的建设目标，应该是一个开放、可持续发展的公共学术平台。所谓开放，就是对需要者开放，本地和外地、国内和国外学者都能够随时随地进入、浏览、查阅甚至利用；所谓可持续发展，就是学界能够借助技术手段随时添加新的史料，使史料的搜集、整理、分类和利用等方法不断细化和完善，同时不断丰富史料数据库。 吴永明，南昌大学客座教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