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俗学研究成果的大量涌现，是新时期中国学界的一大景观。近４０年来，冠以“民俗（文化）”“风俗”“习俗”的论著大量涌现，林林总总蔚为大观，其质量驳杂不一。民俗与大众日常生活有关，似乎意味着民俗研究门槛可以无限放低，但这并非中国民俗学的不幸。事实上，承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几乎是波及全中国的“文化热”之余波，上述“民俗热”现象的发生自有其社会根源，虽然绝大多数成果并非是研究性的，却共同营造出整个社会注重民间文化、关注大众生活传统的浓厚氛围。大致从９０年代开始，以田野作业的兴起为标志，中国民俗学研究发生了视角转换，并在诸多学术成果的累积中社会影响日益显著。对于这一学术脉络，已有多位学者关注并予以梳理。①本文拟以“边界”为视角，考察新时期中国民俗学的学术理念、研究方法、知识生产及学科意识的发展脉络②，试图发掘这一学术实践中的本土话语。 这样做的基本依据是：其一，无论是在民众生活还是在学者研究中，边界都是普遍的存在。可以说，边界既是民俗的普遍特征，又是以研究民俗为己任的民俗学者理解民俗的基本视角，而新时期中国民俗学谋求学科自立时，也每每强调学科边界的确立，即与民间文学、人类学、历史学等邻近学科“划疆而治”；其二，“边界”是人文社科诸多学科共同的研究领域，大量研究都有所涉及，可以说已在西方学界形成了持续的研究传统（本文姑且以“边界理论”予以概括），但在中国却主要是作为一种自然或社会的现象而被关注，被视作天经地义的存在而少有深究，其蕴具的学术张力远未得到释放；其三，在新时期中国民俗学的发展进程中，虽然未见对“边界理论”的直接运用与学术对话，但在其具体学术实践中却不乏从边界视角出发的研究，并隐含着相关方法论的创造性探索。鉴于此，本文选择“边界”为基本视角，以发掘新时期中国民俗学发展过程中的学术模式与理论意义，并以此为基础，总结与其相关的本土话语，进一步探索其潜在学术张力。 基于上述原因，本文无意描述作为民众生活事实的“边界”所寓含的经验性知识，而是在简要回顾西方学界相关研究的基础上，从当代中国民俗学研究实践出发，观察其中蕴含的诸多“边界”意识。需要说明的是，新时期中国民俗学并非一开始就有某种统一认识，而是在整个过程中一直有着多元的追求和多样的风格，呈现出复杂的研究态势及历史过程。新时期是中国社会发展的特殊时段，多种社会思潮波诡云谲，多种学科建构此起彼伏，民俗学者不可能置身事外，而是受到现实社会变动与学术生态变化的交互影响，不断地调整其研究方法与学术理念。由此，在新时期中国民俗学的发展脉络中划分边界是困难的，再加上对学术传统的选择、发掘与运用等多有反复，很难被某一时间分界线所截然分割，“旧瓶装新酒”和“新瓶装旧酒”的现象多有所见。比如民俗学研究本位有空间、事象与主体之分，都涉及学者对于民众生活事实的研究边界的划分，并贯穿于整个新时期中国民俗学研究脉络中，而且在不同学者不同时段的研究中又有不同表现，相互交叠嵌套。然而，如果我们想要理清知识脉络，理解学术的积累递进，划分边界就是不得不采取的手段。上述复杂情况，无非说明了学者、知识与国家、社会之间复杂的互动态势，并不断地为我们开启新的话题。 一、对西方“边界理论”的简要回顾 与汉语中“边界”一词类似的语词表达，在世界各地普遍存在。在西方，关于边界的研究自有其学术传统，而以古典社会学为代表，基本上是将其作为社会区分的一种学术工具①，直至进入２０世纪以来，学者开始从语言学、现象学、文化人类学等理论视角出发，关注边界与族群生活、地方社会的建构，产生了广泛影响。下文不拟对边界研究的整个西方学术脉络进行梳理，而仅就对中国当代学术影响较大的四种思想予以简要回顾。需要说明的是，他们分别从地理学、社会学、人类学、心理学等学术领域出发，形成了不同特色的边界研究，至今仍具启发意义，但在学术脉络上并不一定有直接的承袭关系。 瑞士地理学家克洛德·拉费斯坦（ＣｌａｕｄｅＲａｆｆｅｓｔｉｎ），对于“边界”与“界限”作了细致的学术厘定： 边界是包括在界限（ｌｉｍｅｓ：沿着田野边缘的路）这一总的范畴之内的……界限，即划定了的界限，则表达一种意向、一种愿望、一种行使的权力、一种动员等等，意味着建立了一种秩序。界限这条线，不只是把“这边”和“那边”分隔开来，还把“以前”和“以后”分隔开来，兼具空间性和时间性的分隔意义。任何界限、任何边界都具有目的性：它们出自一种意愿；它们从来不是专断的，并且人们还尽力先通过宗教仪式，后通过政治程序而使之合法化。人类通过他们的实践和对空间的认识创造了界限和边界，边界既是一项实践，同时也是在一定时间和一定地点对领土现实的认识。 显然，拉费斯坦的边界理论受到了福柯思想的极大影响，如“权力”“空间”“惯习”等，因被他用于地缘政治学研究而别开生面。在拉费斯坦看来，边界具有三大特性，即时间性、空间性与心理性，这就决定了边界并非是任意划分，而是要根据时间、空间、物理、生物、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复杂因素的考量来划定，社会秩序由此得以建立。 德国古典社会学家齐美尔认为，冲突作为社会交往的一种形式，能保障既存的社会组织，“可以防止群体内部边界逐渐消失”②，因而对于社会建构具有积极作用。在他看来，边界意识是社会群体成员的先天本能，可以在群体内部形成一种向心凝聚力，有助于维持群体身份，保护群体的组织形态。也就是说，群体边界并不是僵化的，不同群体间的冲突越是激烈、频繁，群体边界就越是稳固，边界双方内部就愈发团结。齐美尔的这种“社会冲突观”可谓独辟蹊径，对于后世边界研究有着重要影响。如美国社会学家科塞就沿着齐美尔的思路，强调“边界”的不稳定性对于社会群体认同与建构的意义③。 ２０世纪中后期，挪威人类学家巴斯（ＦｒｅｄｒｉｃｋＢａｒｔｈ）承袭经典社会学的传统，利用边界进行社会区分，可谓是边界研究的集大成者。 一个族群的边界，不一定指的是地理的边界，而主要是“社会边界”。边界作为一种区分，既可以表达不同群体之间的差异，也可以表达文化要素（内容和形式）的分布。界线两边的人们，可以通过一些有别于对方的标志如着装、实物、语言等，来表示对各自群体的认同。各种各样的族群差异不是因为缺少流动、联系和信息，而是包括排斥和接纳的社会过程。族群边界涉及社会生活之中———经常出现的、相当复杂的行为组织和社会关系。④ 显然，巴斯的研究重点并不在于族群和族群关系的既定状态，而是关注族群的建构过程与操作机制，认为对于族群而言最重要的是边界的生成及维持，而并非群体的天然状态和真正的历史。在他看来，边界是靠文化的认同方式建构的，而不是传统意义上可见的具体“指标”；边界不是人们建构社会关系或社会性的阻碍，而是社会系统形成的基础。此外，巴斯通过考察新几内亚部落社会文化变异的生成路径，从知识人类学与过程论的视角论及“知识边界”的特性，发现族群社会内的知识分子（或仪式专家）对于族群的知识结构有着重要影响，如知识每隔一段时间就会进行一次“凝聚”，从而处于一种不断再生产的过程，促使社会重新塑造。⑤既然知识与社会可以相互建构，而知识的散聚往往会溢出地域社会的既定边界，因而知识也就具有了超越社会边界并影响社会的广泛能力。 自巴斯以后，“边界理论”在社会学、地理学、历史学、心理学、经济学等学科的使用更加广泛，最突出的是社会心理学对于心理边界与文化认同问题的探讨。亨利·泰弗尔（ＨｅｎｒｉＴａｊｆｅｌ）和约翰·特纳（ＪｏｈｎＣ．Ｔｕｒｎｅｒ）的“社会认同论”，即是将心理边界视为个体对群体成员身份的一种心理认同，分析个体与群体之间的理论关系，进而探讨利用边界进行社会区分的心理学根源。 当人们将自己界定为某些群体成员时，他们也具有对群体进行积极评价的动机，寻求积极的社会认同。此外，由于群体是在与其他群体的比较中进行评价的，积极的认同需要群体之间的适度区隔。从该理论派生出来的重要问题是，两个群体在不存在利益冲突时，可以为了相互区别而形成竞争，从而提升群体成员的自尊。① 可以说，群体内部的个人边界，容易导向群体关系的分化，并且孕育着新组织产生的可能，但在不同群体之间的竞争中却可以抑制群体内部分化倾向。他对于社会群体的研究，更加注意到心理边界的流动性、易变性，并将这种模糊、易变而捉摸不定的个体心理边界，视作理解族群社会的关键路径，这一思想至今仍极具启发性。 综上所述，西方学界比较关注边界的社会建构作用，并体现出明显的社会应用色彩。因此，当西方相关研究成果陆续介绍到中国，就多被用于分析社会现状、探讨社会治理策略等方面，也表现出相当的应用化倾向。相形之下，在挖掘中国本土社会生活中的“边界”表达，以及如何衔接中国本土学术传统等方面，却有明显不足。当然，向来以关注“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为己任的中国民俗研究，对边界现象的关注其实是由来已久的，而且在新时期的学术发展过程中又有某些新的探索。需要说明的是，以田野研究为基本特征的当代中国民俗学研究，特别关注基层大众生活，经常借用民众关于“边界”的地方性表达，一些学术成果虽未明确使用“边界”，但却隐含着与此相关的学术理解，因此也将纳入下文的学术考察视野之中。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