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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学科边界：关于文化的生活传承？ 以村落为单元的田野研究，作为一种研究方式并非民俗学科所独有，也并不必然导向民俗学方法论的产生。但日益庞巨的民俗学研究队伍，却容易产生将民俗学科“做大做强”的冲动，因而在田野研究形成了一定的学术积累以后，试图以此为基础谋求学科自立。事实上，新时期以来的中国民俗学，从一开始就没有停止过对于自身学科建设的探索。③可以说，对于民俗学是一门怎样的学问、民俗学学科边界如何划定之类的讨论与反思本身，就已体现出学术共同体意识的自觉磨合，不断鞭策着民俗学者努力在当代学术版图中有所贡献。相关讨论与反思，大致集中于以下两个方面： 其一，民俗学是人文学术抑或社会科学？ 有学者早就注意到，无论是在西方还是中国，现代民俗学在其诞生之时都与人文学或曰文史之学密不可分，其学术从业者大部分是历史学家、文学家乃至哲学家，有着深厚的文史修养，其研究所赖以展开的资料在很大程度上也是文献史料，因此，民俗学和人类学、社会学不同，骨子里原本流着的是人文学术的血液。但是，随着当代世界人文科学整体的社会科学化，民俗学也越来越呈现出人类学化和社会学化的倾向，而逐渐偏离其原来的人文学术传统，从而导致民俗学学科定位的漂移不定。①吕微认为，民俗学的学科危机源于民俗学从人文学术向社会科学转移这样一个重新定位，其中的核心问题在于人对自身存在形式即存在本质的理解。②赵世瑜对此评论说，这恰恰体现了人文学术经历了２０世纪社会科学化之后对学科人文性的回归。③ 显然，许多民俗学者有着很深的人文情结。董晓萍在梳理民俗学的人文学科建设脉络时，认为当代民俗学者还是普遍存在对人文学科的共同归属感的：“民俗学是一门以研究民间文化为核心的社会文化的人文学科，对它的这种人文学科归类，学界似乎没有争议。”④刘宗迪认为民俗学更应该是一门人文科学，但又承认存在着一种作为社会科学的民俗学，至于如何理解和协调作为社会科学的民俗学和人文科学的民俗学之间的关系，既是一个学术问题，也是一个学术政治问题，还是每一个从业者如何具体操作的问题。⑤陈泳超则认为当代民俗学者可以“脚踏这两条船”，但同时又将人文科学作为个人的学科立场选择： 假如的确存在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这样的区别的话，我觉得民俗学是同时脚踏这两条船的，每个学者可以根据自己的偏好去选择研究取向。假如一定要在二者之间分个轻重，我个人宁愿认为它是人文学科。按照现在的民俗学分类，似乎主要是物质民俗、社会民俗和精神民俗（含语言文学）三大块。我以为精神民俗才是民俗学的核心，物质民俗和社会民俗本身无关紧要，只有从中闪现的民众的精神世界，才是民俗学的关注焦点。⑥ 上述学者关于民俗学学科的“人文”情结，大致可以在约翰·特纳的“社会认同论”理论中找到依据⑦，但问题并未解决，民俗学者在这方面的看法不尽一致。高丙中试图“鱼与熊掌兼得”，认为民俗学在理想上是一个横跨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的独立学科，因为作为日常生活文化的民俗是它的研究对象，所以它应该属于一般的文化科学、人文学科，又因为研究民俗应该把民俗置于日常生活中来理解，日常生活的人或社群作为社会存在或社会主体，必然要纳入它的研究对象之中，所以它也必须是社会科学中的一员。Ｆｏｌｋｌｏｒｅ既要研究作为文化的Ｌｏｒｅ，也要研究作为社会实体的Ｆｏｌｋ，因此人文学科的“同情的理解”是有用的求知方法，社会科学的参与观察和统计分析也是可用的求知方法。⑧ 对于该问题的集中追问，是２０１１年在山东大学召开的名为“民俗学：人文学抑或社会科学？”的学术研讨会。与会学者试图通过反思中国民俗学的发展历史，结合新时期以来的研究实践与学术倾向，思考在社会科学化大势所趋的背景下民俗学的未来之路： 民俗学社会科学化背后的动因何在？在民俗学日益社会科学化的同时，它在有所得的同时是否也有所失呢？还有，在越来越融入当代社会科学主流的同时，它是否日益变得学院化而丧失了对于民众生活和民族传统的理解力，丧失了人文学术所原本具有的人文关怀精神？再有，民俗学的教学和研究在日益社会科学化的同时如何继承和发扬这个学科在诞生之初时所具有的那种人文关怀的传统？为了这一目的，民俗学教学在田野研究和传统文献研读之间应该如何达到一个合理的平衡？① 面对这一话题，刘铁梁一如既往地推重民俗学的人文色彩，提倡“民俗学者要经由模式化的民俗来感受生活”②，强调民俗学作为“体验之学”的研究特征③。王建民也认为，“比较起民族志而言，民俗志由于更侧重于借助精细的过程性材料或者民俗分类的材料来叙述民俗事象，而不是关注普遍性的、普适性的理论总结，也不太去做过于抽象的概括，所以我觉得民俗学可能更倾向于人文学科一些。”④赵世瑜则认为人文学或社会科学并非水火不容，关键是民俗学有何作为，目前最需要做的是消除学科内部的同行的误解，“对本学科的基本立场、方法、命题好好做一些基础的工作，需要确立一些基本的共识。”⑤显然，他提倡在吸纳当今社会科学乃至自然科学的巨大成就的基础上，强化民俗学关注人文的传统。张士闪对此提醒说，在民俗学科的建设之路上，“既应避免重新走上被过度‘人文’乃至成为政治工具的历史老路，又应注意在当前日益全面的社会科学化的倾向中，探索如何重建与当代社会格局以及更为广大渊深的民族文化传统的人文关联，内穷学理，外照现实。”⑥或许，直面当代学术发展中“碎片化”与科际整合相向而行的现实，汲取历史教训、面向当下有所作为才是最重要的。 上述对于民俗学的学科属性与边界的讨论，虽无定论，却绝非毫无意义。⑦在中国学界“民俗热”的大背景下，这样一种讨论，有助于以学科讨论带动学术价值最大化的实现，并在客观上对民俗学的学术观念重构、话语系统重建乃至学科的整体发展有所促进。 其二，民俗学与近邻学科的边界厘定及诸多交叉学科的涌现在中国，民俗学与民间文学有着近乎天然的近缘关系，可谓“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现代民俗学发展之初，就是从对民间歌谣这一民间文学文体的关注开始的。⑧可以说，２０世纪初中国现代民俗学是借助对民间文学的关注、贴近民族国家建构的政治诉求而起势；在２０世纪六七十年代，当民俗学因被打上“资产阶级学术”的烙印而失去存在的合法性，又是依托民间文学而存身；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后，民间文学获得强势发展，民俗学借势民间文学而崛起⑨，一度呈现出比翼齐飞之势；直至９０年代末，民间文学的发展略显疲态，渐向民俗学靠拢，譬如原先的民间文学研究并不太注重田野，但在２１世纪初已将田野研究视作一种重要方法。 黄永林认为，尽管民间文学和民俗学在许多方面都具有共同的特征，但二者却有着各自不同的学术属性、理论范式和研究方法，其最大的差别在于民间文学属于人文科学，而民俗学属于社会科学。①这一说法显然与许多学者的学科立场有所不同，但却道出了当代民俗学已经深度社会科学化的事实。黄永林并未回避当代中国民俗学、民间文学共同的困境，认为既有外因也有内因，道出了两个学科共同的学术焦虑： 长期以来，中国民间文学、民俗学学科归属极不稳定，且始终处于边缘地位，这既与学科自身存在一些尚未解决的深层问题有关，又与相关学者在学科定位选择中摇摆不定有着直接的关系。② 相形之下，民俗学与人类学之间的关系却从来都是“剪不断，理还乱”，直至今日仍难以理清。从学科源头上看，现代民俗学的诞生便缘起于人类学田野作业的工作方式，此后一直具有鲜明的“人类学倾向”③。特别是当人类学将田野点由异域转向本土，二者之间的学科边界就更趋模糊。民俗学家刘铁梁在与人类学家王铭铭的对话中，曾经从工作方式上这样区分两个学科的异同： 民俗学者与人类学者在一起不一样。人类学者在一起，先从理论谈起，先从问题开始；而民俗学者不同，最近干什么了，到哪去了，发现什么了，从发现开始……有些人说民俗学是资料之学，只有资料，没有理论，但是民俗学绝不应该没有理论，而且民俗学也没有必要与人类学分裂，也许只是一种学问，只是两方面的人在各做各的事情……在这个意义上说，人类学和民俗学真的是相得益彰的学问。④ 这当然是比较感性的说法。对于这一话题的更为集中的讨论，是２００６年刘铁梁在北京师范大学召集的“民族志·民俗志的理论与实践”学术研讨会。来自民俗学、历史学、人类学、社会学等不同学科的学者，针对“民族志”与“民俗志”的异同展开讨论，进而论及民俗学与人类学的关系，莫衷一是，颇是激烈⑤，以至于施爱东认为“民俗学与人类学之间那条假想的分界线事实上是不存在的，也等于说，民俗学与人类学不存在质的差别”⑥。不过，聚焦这一话题本身，便显示出从业者日众的民俗学对于学科独立与学术自觉的强烈诉求，并在日后化为民俗学者深化其研究的持续动力。 笔者以为，赵世瑜在与历史学、人类学相比较的基础上对于民俗学学科定位的表述，深中肯綮，其具体论证值得注意： 历史学研究是针对“过去”的，它是这个“过程”的一端，它可以研究过去的“结构化”（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ｉｎｇ）过程；人类学是这个“过程”的另一端，它关注的是这个过程结束后的结果或现实状况。民俗学的现实着眼点与人类学相同，它的主要精力并不放在过去，它参与观察的全部对象都是此时此刻存在的；但不同的是，它关注的核心在于此时此刻存在的东西从何而来，为何得以存在，其得以存在的深层机制是什么。在某种意义上说，民俗学打的是与历史学和人类学的“时间差”。① 民俗学是一门研究文化传承的学问，它既不像历史学只关心过去，也不像人类学主要关注当今，它考虑的是现在的生活文化是如何从过去被传承到当今的，因此其关键在于这个动态的过程。一些研究的对象虽然是民俗事象，但存在于过去，那么当然属于历史学，其研究方法也只能是历史学的方法；一些研究只关注当下的民俗事象，不考虑其所由自，你也可以把它视为人类学或其他学……民俗学作为一门传承之学，它也就与历史学、人类学等具有了联系，即都是以人为中心的学问。生活的传承、文化的传承，都是以人为主体的。② 此外，还有学者提倡建立民俗文化学、民间文化学、民间文艺学等学科。细察这些学科对其内涵与外延的界定，大致与民俗学是异名同构的关系，其产生皆与特定时代背景下学者贴近国家政治话语、扩张学术影响的设想有关，时过境迁即难留踪迹。其中，民俗文化学为中国民俗学泰斗钟敬文于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后期所提出，认为“民俗文化学（或民间文化学）是研究作为一种文化的民俗现象，是民俗学与文化学相交叉的一门科学。民俗已经扩展到了包括整个民间文化的范围。也就是说，把民俗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来看，才符合事物的实际，才能强化我们的学科意识”③。他还曾试图以“民间文化学”代替“民俗学”④，显然与民俗学者急于加入当时波及整个社会的“文化热”思潮有关。相形之下，所谓民间文艺学学科的界定就更显率性，或将之大致等于民间文学而寄予厚望⑤，或意在扩张民间文学的研究领地，试图囊括所有的民间艺术⑥。 还有部分学者致力于在民俗学与其他学科之间做嫁接工作，由此建构起诸多交叉学科，主要是将民俗学研究方法（主要是田野作业）在其他学科或研究领域的借用，如文艺民俗学、艺术民俗学、音乐民俗学、戏剧民俗学、戏曲民俗学、舞蹈民俗学、美术民俗学、文艺民俗美学、民俗艺术学等等。⑦发生于世纪之交的这一交叉学科建构热潮，作为２０世纪９０年代“田野风”“民俗热”的延续与回响，自有其社会与文化基础，其新辟的研究领域在当时也都程度不同地具有一定社会影响，然而就其学术成就来说，却要逊色于民俗学田野个案研究。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