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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应用于军事领域的蜡丸出现于唐而兴盛于宋，通常由外层的蜡质膜壳与内层的帛布文书两部分构成，多用于传递机密军事情报。随着实战需求的推动，“蜡丸传书”不再仅仅是秘密通讯手段，更衍生出以“离间”为战术目标的心理战功能。宋代军用蜡丸制法的成熟、使用的普遍以及用途的多样，可以说是战争推动技、战术水平发展的生动例证。 关键词：蜡丸 宋代 情报战心理战 在古今中外的军事斗争中，能否有效掌握、利用敌我双方的情报动态，始终是影响战事走向乃至战局胜负的关键一环。《孙子兵法》有言：“明君贤将，所以动而胜人，成功出于众者，先知也”，为了实现事无巨细而无所不知，甚至要做到“微哉微哉，无所不用间”的程度。[1]而人事上的“用间”自然一般又需要技术上的支持，于是各种形制隐秘、用途诡谲的情报工具亦就此层出不穷，始于唐而兴于宋的蜡丸便是其中颇具特色的一种。 蜡丸，亦称蜡弹、蜡书，通常被视为中国古代传递机要军情的一种秘密工具。随着实战需要的发展，“蜡丸传书”不再仅仅是传递情报的秘密手段，更衍生出以“离间”为主要战术目标的心理战功能。而宋代军用蜡丸制法的成熟、使用的普遍以及用途的多样，可谓战争推动技、战术水平发展的生动例证。然而截止目前，学界对蜡丸形制、用途及时人对蜡丸认知等问题的梳理仍然略显粗疏[2]，于是笔者拟就此问题展开讨论，以期有补于宋代军事史的研究。文中错讹之处，诚望方家指正。 一 蜡丸的基本形制 军用蜡丸的记载大致出现于唐代，且史籍中对其形制已有描述：永泰二年（766），同华节度使周智光“聚亡命不逞之徒”、“据州反”，唐代宗遂“密诏关内河东副元帅、中书令郭子仪率兵讨智光，许以便宜从事。时同、华路绝，上召子仪女婿工部侍郎赵纵受口诏付子仪，纵裂帛写诏置蜡丸中，遣家童间道达。”[3]此时的蜡丸，已经是由外层的蜡质膜壳与内层的帛布文书两部分构成，密封的腊壳体积小巧，在增加隐蔽性的同时能更好地保护帛书，避免日晒雨淋的损毁。此后，军用蜡丸的基本形制得以延续，至南宋布衣赵升编纂的《朝野类要》一书中，对蜡丸的描述依旧是“以帛写机密事，外用蜡固，陷于股肱皮膜之间，所以防在路之浮沈漏泄”[4]。 尽管蜡丸用于军事领域的记载始于唐代，但真正得到推广使用还是在宋代。笔者以为这并非单纯是由于存世史料的多寡不同所致，农业史和医学史的研究为分析这一现象提供了参考：据《博物志》记载，中国古代人工养殖蜜蜂的技术在晋代基本成型：“人往往以桶聚蜂，每年一取。远方诸山蜜蜡处，以木为器，中开小孔，以蜜蜡涂器，内外令遍。春月蜂将生育时，捕取三两头著器中，蜂飞去，寻将伴来，经日渐益，遂持器归。”[5]随着经验的累积与水平的提高，至宋代时养蜂业已有重大进步[6]，出现了“蜡有二色，黄者造烛，白者医家用之”[7]的区分，而医用蜡丸的制药工艺，恰也同样成熟于宋代[8]。由是观之，宋代养蜂业的发展为包括蜂蜡在内的蜂产品的开发、推广提供了物质保障，而这正是蜡丸最终得以在宋代军事领域中发挥更大作用的基础条件。 蜡丸中的信息书写也不同于一般的政务文书。由于帛布或纸张的大小有限，制式军政、外交文书的虚文格式多会被省略，而代之以最关键的信息。例如李顺起义爆发后，开州监军秦传序“度力屈，终不能拒贼，乃为蜡丸帛书，遣人间道上言：‘臣尽死力战，誓不降贼矣。’城既坏，传序投火死。”[9]短短十个字的战地绝笔，传递出一位地方守臣的悲壮情怀。又如宋夏战争中，种世衡“为蜡书”致信西夏大臣刚浪㖫，“趣其归附，以枣缀画龟，喻其早归之意”[10]。以图示意，其保密考量可见一斑。再如金兵围攻开封之际，宋廷“遣使赍蜡弹往诸路，召勤王兵赴阙”。武学进士秦仔携蜡丸抵达康王赵构所在，“拆敝衣以出之”，“得黄绢方四寸许，亲笔细字：‘知卿起义勤王，可除卿兵马大元帅，陈亨伯元帅，汪伯彦、宗泽副元帅，应辟官行事，并从便宜。’后空处‘家中安乐无虑，前日赐钱五千缗。’”[11]这张“四寸”黄绢比较少见地透露了蜡丸帛书的详细情况：在省去了所有正式官文中的格式与修辞后，唯以“细字”在方寸之间完成了任命与授权，凸显危局之下的特事特办；而“后空处”家书性质的附语更是值得玩味：这到底是赵构父、兄的以情感人，还是徽、钦二宗的绵里藏针？无论哪种解释，都能让人感受到开封孤城中弥漫的急迫与无助。 作为机要情报的载体，蜡丸需要通过信使的传递才能实现信息的交流。如何保证蜡丸在此过程中的安全，成为考验使用者的难题。史载唐建中二年（781），朱泚、朱滔等谋划军变，曾令密使“以帛书纳蜡丸中，置发髻间”[12]，但将蜡丸藏于发髻之中，恐怕还是容易被敌方拦截、搜获。前述北宋末年秦仔于金兵围城之际潜出开封，至赵构处方才“拆敝衣以出”蜡丸，究竟是将蜡丸藏于破衣夹层？还是因其紧贴身体需撕破衣服方可取出？此处记载语焉不详，只好两存之。建炎三年（1129）“苗刘之变”爆发，立足未稳的南宋朝廷陷入动荡，此时赵不凡竟“刲股纳蜡书” [13]，将召唤张浚“勤王”的命令传递出去，可见非常之际以简单的外科手术将蜡丸植入人体也是可行的。至于《朝野类要》将蜡丸“陷于股肱皮膜之间”的记载，究竟是将蜡丸“粘附”皮肤之外还是“植入”肌体之内？似乎亦均有可能。不过大致而言，蜡丸藏匿的隐蔽性有越来越强的趋势。 二 秘密的情报载体 实际上，早在先秦时代，旨在秘密传递机要军情的“阴符”、“阴书”，便已被应用于军事领域了。所谓“阴符”，乃是一套根据军情内容划分为不同长度的联络工具，其上并无文字书写：“有大胜克敌之符，长一尺；破军杀将之符，长九寸；降城得邑之符，长八寸；却敌报远之符，长七寸；誓众坚守之符，长六寸；请粮益兵之符，长五寸；败军亡将之符，长四寸；失利亡士之符，长三寸。”“八符者，主将秘闻，所以阴通言语，不泄中外相知之术。”然行军用兵之际，战况瞬息万变，“其事繁多，符不能明”，故而又有“阴书”弥补其短：“主以书遗将，将以书问主。书皆一合而再离，三发而一知。再离者，分书为三部。三发而一知者，言三人，人操一分，相参而不使知情也。”[14]可知阴书乃是将一份完整的军事情报一分为三、分别传递，如此一来即便信使投敌或遭拦截，其信息亦不完整。如若结合其它诸如隐语传信、飞鸽传书之类更为世人所熟悉的手段，更可看到中国古代秘密传递军情的工具与方法是何等丰富多样、源远流长。 军用蜡丸的记载在中唐以后开始见诸史册，如唐肃宗于灵武称帝后，颜真卿曾“数遣使以蜡丸裹书陈事”[15]，前引周智光、朱泚、朱滔“蜡丸传书”，皆如此类。五代战乱之际，“蜡丸传书”继续受到重视，其中尤以契丹与南唐的情报交流引人关注：契丹会同三年（940）十一月至会同六年（943）三月，南唐数次“遣使奉蜡丸书”[16]。这一时期内，契丹在北部中国的威权日盛、后晋政权则由石敬瑭转入石重贵之手；南唐则是李昇去世、李璟继立，且其与倾向开封的吴越冲突激化，故而南唐与契丹靠拢可谓是现实的选择。至天禄元年（948）十一月，“南唐遣李朗、王祚来慰且贺，兼奉蜡丸书，议攻汉”[17]，双方已直接协商夹攻后汉。密谋如此重大的问题，采用隐蔽性强的蜡丸自是上选；不过受古来“华夷”观念的影响，加之各方关系瞬息万变，南唐以“蜡丸传书”与契丹沟通，可能也有在政治上预留空间、舆论上避免授人以柄的考虑。 随着北宋的建立，统一的局势更趋明朗，看似微不足道的蜡丸更屡屡发挥着出人意料的作用：乾德二年（964），宋太祖欲伐后蜀却苦于师出无名；而后蜀“素无勋业”的知枢密院事王昭远妄图“建立大功”，“劝蜀主遣枢密院大程官孙遇、兴州军校赵彦韬及杨蠲等以蜡弹帛书间行遗北汉主”，密约北汉夹攻北宋；不料一行人路过开封时赵彦韬竟“潜取其书以献”，宋太祖闻讯喜不自胜而笑曰：“吾西讨有名矣”，遂大举发兵、旋即获胜。[18]开宝九年（976），江南兵败降宋的李煜君臣被送抵开封后，宋太祖责问张洎“教李煜不降”，继而“出帛书示之，乃王师围城，洎所草召江上救兵蜡弹内书”；张洎“顿首请死”却“辞色不变”，宋太祖嘉其胆魄，谓曰“今事我，无替昔之忠”。[19]太平兴国四年（979），宋军围攻太原，北汉向契丹“遣健步间道赍蜡丸帛书求救”，却为宋将郭进捕获斩于城下；自此“外援不至，饷道又绝”，宋军攻城又“矢石如雨，昼夜不息”，北汉守军力不能支、最终投降。[20]纵观上述事例，北宋方面正是通过在截获的敌方蜡丸上做足文章，方能实现相应的战术乃至战略目标。 当然，不可避免的是，宋在使用蜡丸的过程中，也曾因“不密”而饱尝教训。据《金史》记载：靖康年间，面对金军压境，北宋君臣臆断曾经仕辽而后降金的萧仲恭、耶律余睹“皆有亡国之戚，而余睹为监军，有兵权，可诱而用之，乃以蜡丸书令仲恭致之余睹，使为内应。”遂试图拉拢彼时正出使宋廷的萧仲恭。然萧仲恭“素忠信，无反复志，但恐宋人留不遣，遂阳许。还见宗望，即以蜡丸书献之。”以此为借口之一，金“再举伐宋，执二帝以归。”[21]宋廷在如此重大的问题上轻率盲动，致使原本用于秘密策反的蜡丸竟然变成了引火烧身的铁证。至绍兴八年（1138），王伦往祁州与完颜昌议和，当时韩世忠、岳飞、吴玠“各遣间招诱中原民”，完颜昌“得其蜡弹旗榜，出以语伦曰：‘议和之使既来，而暗遣奸谍如此。君相绐，且不测进兵耳。’”几位大将以“蜡弹旗榜”等秘密招诱中原故民，却为金人发觉并掌握证据，这自然不利于宋；幸而王伦处变不惊，将责任推给边将，并称“主上决不之知”，且“若上国孚其诚意，确许之平，则朝廷一言戒之，谁敢尔者？”在场金军将领闻言“相视无语”，紧张局面暂时得以缓和。[22]综上可知：一方面是在当时的秘密情报活动中，“蜡丸传书”的做法已十分普遍；另一方面，一旦蜡丸被敌方所截获，贻误战机、泄露军情，甚至令其洞悉己方困境，最终给敌方以政治或军事上的可乘之机，才是“蜡丸传书”失败而致泄密后，可能带来的最棘手的问题。 由是可见，尽管通过蜡丸传递情报的隐蔽性相对较强，但仍然存在泄密风险，因此除“蜡丸传书”之外，烽火狼烟、飞鸽传书等手段也仍在使用，且宋人还有“字验”之法以助兵机。据《武经总要》载：“旧法军中咨事，若依文牒往来，须防泄漏；以腹心报覆，不惟劳烦，亦防人情有时离叛。”此处所谓的“文牒”“泄漏”、“腹心”“离叛”两种情况，都曾出现于“蜡丸传书”的过程中，而“字验”正可加以避免：“今约军中之事，略有四十余条，以一字为暗号……凡偏裨将校受命攻围，临时发以旧诗四十字，不得令字重，每字依次配一条，与大将各收一本。如有报覆，事据字于寻常书状或文牒中书之，加印记。所请得所，报知即书本字，或亦加印记；如不允，即空印之。使众人不能晓。”[23]质言之，即便情报遭到拦截或信使叛入敌营，没有对应的解析密码，敌方也无从知晓文牒密语的真正含义。不过，看似更加保险的“字验”并未取代蜡丸，又是二者使用条件相异使然：“字验”之法需联络双方事先知晓相应的密码编排，但战场风云瞬息万变，恐难随时随地准备充分或临机调整，其使用自会受到局限，故而此时“蜡丸传书”及时、灵活的优点便会彰显。总之，采用“字验”还是蜡丸，须由实战需要做出判断。 在宋朝统治秩序相对稳定的和平时期，用于秘密传递军政情报的蜡丸自然会让位于正式官文流转渠道中的政务公文，这是政权构建与行政规范的必然结果[24]。但在某些紧急事态之下，蜡丸仍有用武之地：皇祐四年（1052）侬智高兵犯广州，知州仲简“使人间道以蜡丸告急”，正是周边“十县民皆反，相杀掠，死伤蔽野”而造成交通瘫痪、联络断绝的客观条件使然。[25]前述开州秦传序在面对李顺军时“蜡丸传书”，也是类似情况下的非常做法。此外宋与辽、夏、金、蒙等对手之间，不论战时还是平时，长期开展着间谍与反间谍斗争，蜡丸作为秘密情报载体，其应用广泛自不待言，史籍中相关事例不胜枚举，兹不赘述。 三 诡谲的离间手段 秘密传递情报可以说是蜡丸的基本军事功能，但随着实战需要的发展，人们意识到完全可以逆向利用其“隐蔽”、“保密”的属性，故意将写有虚假情报的蜡丸“泄漏”给敌方，借此离间其将帅官兵、干扰其战略判断，最终施展“疑兵之计”以达成心理战的目的。 北宋与北汉交战期间，宋军大将刘进“勇力绝人”，“北汉患之，为蜡弹封书以间进，遗其书道中”。这枚蜡丸果为宋军所拾获并上缴，宋太祖为其所惑，下令将刘进“械送阙下”；幸而李谦溥“以举宗四十口”作保，极力揭穿了刘进为“北汉人所恶，此乃反间”的真相。宋太祖幡然醒悟，“遽令释之，赐以禁军都校戎帐服具。进感激，愿击贼自效。”[26]不难想见，这种手段若奏效，一员勇将必定会蒙冤而死。前述宋夏战争中，种世衡通过蜡丸联络刚浪㖫，其实乃是前者借此展开“离间计”的关键一环：史载刚浪㖫“有材谋”且“亲信用事”，故而北宋边臣“欲以谋间之”。恰逢刚浪㖫为刺探北宋军情，曾遣“浪埋、赏乞、媚娘等三人诣世衡请降，世衡知其诈，曰：‘与其杀之，不若因以为间’”，遂将计就计，派王嵩持蜡书前往刚浪㖫处，“言浪埋等已至，朝廷知王有向汉心，命为夏州节度使，奉钱月万缗，旌节已至，趣其归附，以枣缀画龟，喻其早归之意”。刚浪㖫“得书大惧，自所治执嵩归元昊”，然而元昊竟就此怀疑其“贰己”，遂令“不得还治所”。此后庞籍为王嵩请功，还特别提到“世衡画策遣嵩冒艰险间其君臣，遂成猜贰”[27]的成果。种世衡成功地抓住了浪埋等诈降之机反守为攻、离间元昊与刚浪㖫的关系，逆向利用蜡丸的秘密联络功能，可谓此计成功的点睛之笔。再如宋金交战正酣之际，“淮西兵变”爆发，统制郦琼率领部众“渡淮归刘豫”，据载张浚获报后“色不变，徐曰：‘此有说，第恐虏觉耳。’因乐饮至夜分，乃为蜡书，遣死士持遗琼，言‘事可成，成之，不可，速全军以归’。虏得书，疑琼，分隶其众，困苦之”。[28]“淮西兵变”的出现固然与张浚的人事安排失当有直接关系，但张浚能借“蜡丸传书”的短短几句话，使敌方对郦琼的投降生疑，进而拆分其所率军队，足见张浚统兵用计还是很有老辣的一套。 此外，随着宋金战事愈演愈烈，游寇乱兵四起、社会动荡加剧，在这种复杂的斗争形势之下，“蜡丸传书”的用途继续扩展，不再仅仅是针对高层军政官员实施离间的工具，更成为一种被普遍使用的大范围心理战手段。史载靖康二年（1127），“建康府牙校周德叛，执帅宇文粹中，杀官吏，婴城自守，势猖獗”。李弥逊“以江东运判领郡事，单骑扣贼闱，以蜡书射城中招降”，叛军“开关迎之，弥逊谕以祸福，勉使勤王”，恰好其后李纲“行次建康，共谋诛首恶五十人，抚其余党，一郡帖然”。[29]李弥逊弹射蜡丸的目标并非“秘密联络”而是“公开招降”，结合此后叛军开城投降、李纲仅惩办“首恶五十人”的记载来看，说明李弥逊射向城中的蜡丸确实起到了分化、争取多数叛军的作用。绍兴元年（1131），宋高宗镇压“闽贼”范汝为，在下令“尽行翦戮”之时，提出“王师到日，其诸徒众能执汝为请命者，当受重赏”，又命“宣抚司多出榜示，及箭射蜡弹入贼中，使明知朕意”[30]。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南宋官军弹射的蜡丸数量必不会少，如此才能让更多“乱兵”了解朝廷意图，瓦解其士气、离间其官兵。而前述诸大将以“蜡弹旗榜”招诱中原故民，应当也有削弱金后方统治、瓦解其战争潜力的考虑。总而言之，上述种种逆向利用蜡丸“秘密”属性离间敌方将帅、官兵、军民关系的手法，堪称实践中国古代“兵不厌诈”战术思想的典型范例。 四 余论 蜡丸被应用于军事领域的记载大致始于唐代，入宋以后由于制作技术的成熟及实战需要的推动，军用蜡丸的使用愈发普及，其功能也从秘密联络的情报载体拓展至离间敌军的战术工具。在此后历代军事活动中，不论蜡丸的形制还是用法，皆再无重大变化。可以说蜡丸在军事领域中的使用推广与功能演进，是战争实践推动技、战术水平发展的典型实例。 有趣的是，在承平年代的历史书写或价值观念中，蜡丸在军事领域的“秘密”色彩，似乎常会被转化为一种并不十分正面的文化意象。《邵氏闻见录》就记载了这样一则轶事： 元丰二年，予居洛。有老父年八、九十，自云少日随丁晋公至朱崖，颇能道当时事。呼问之，老人曰：“公初自分司西京贬崖州，某从行……至崖州，久之，某辞归，公授以蜡丸，戒曰：‘俟西京知府某官与会府官，即投之。’某如所教，知府王钦若也，对府官得之不敢开，遽以奏，乃自陈乞归表也。其中云：‘虽滔天之罪大，奈立主之功高。’继有旨复秘书监，移光州。”嗟夫！任智数者，君子所不为也。世谓丁晋公、王冀公皆任智数，如老人之言，则晋公智数又出冀公之上。[31] 这段文字中的褒贬之义自不待言，不论是丁谓使用蜡丸的“史实”、还是邵伯温记述此事的“书写”，蜡丸自身及其用法所附着的“秘密”特性，正是印证丁谓“任智数”之手腕机巧的生动例证；而王钦若“不敢开”、“遽以奏”的反应，更表明丁谓使用蜡丸达到了预期的效果。 除此之外，有关张洎使用蜡丸之事所引发的后续议论，更可突显蜡丸之文化意象的微妙性。史载寇准与张洎同为给事中时，“尝为庭雀诗玩张洎曰：‘少年挟弹何狂逸，不用金丸用蜡丸。’讥洎在金陵围城中，尝为其主作诏纳蜡丸中追上江救兵也”。[32]在正史中宋太祖只是诘责张洎“教李煜不降”，提及蜡丸帛书也仅仅是作为证据加以展示，反而是张洎坦荡承认、顿首请死之举博得了赵匡胤的另眼相看；而此处记载寇准“讥”、“玩”张洎的用词以及寇准所做的诗句，却反映出此事对张洎声名的实际影响，而坐实这种影响的事由，恰是张洎使用了“蜡丸传书”的手段。无独有偶，宋神宗君臣某次讨论对夏战和，文彦博、冯京主张要“师出有名”，并且特别提到了宋太祖伐蜀时得蜡书而用兵的“故事”，但王安石对此却不以为是： 太祖偶然有此语，若蜀可伐，恐虽无蜡书，太祖不患无辞，如太祖伐江南，岂有蜡书？但我欲行王政，尔乃擅命一方，便为可伐之罪。如夏国既称臣，未尝入觐，以此伐之，亦便有辞。臣以为不患无辞，患无力制之而已。[33] 不论文彦博、冯京还是王安石，都承认宋太祖使用了蜡丸，但王安石却刻意削弱了那封蜡丸帛书的重要性，这固然有其为“不患无辞，患无力制之”的制夏方略开说的意图，但蜡丸在军事实践中渐积而成的文化意象，恐怕并不符合北宋进步士大夫寻求“治道”的旨趣。故而王安石强调的“虽无蜡书”、“但我欲行王政”，“尔乃擅命一方，便为可伐之罪”，实际上乃是以理想政治中“王道”所蕴含的“吊民伐罪”，解构了现实操作中“蜡丸”所带来的“师出有名”。这种对蜡丸“用”与“说”的微妙差异，颇有值得玩味之处。 在本文的最后，笔者希望能再“赘语”几句的是：除了重视决定动用蜡丸的“决策者”，我们更应肯定直接使用蜡丸的“执行者”：通过前引诸多事例不难看到，携带蜡丸穿梭于各方的信使们虽然身份各异，但他们是直接领受任务的人，也是决定着“蜡丸传书”及其目标能否成功的人，更是真正面临危险的人；稍有不慎，军事上的失败是一回事，信使个人的安全往往毫无保障——金军围攻开封、宋廷派人求援，竟有“赍蜡书者八人皆遇害”[34]的记载，更是“蜡丸传书”千辛万险的集中表现。因此，那些蒙受信任而又身负重托的信使，才是真正的勇敢者和行动者，更是古往今来大历史书写中寥落无闻的平凡者。 [1] 孙武撰，曹操等注，杨丙安校理：《十一家注孙子校理·卷下·用间篇》，362、372页，北京，中华书局，2012。 [2] 目前学界尚无专文探讨宋代的军用蜡丸，但有研究者在相关问题的讨论中有所涉及，代表作包括李琛：《宋朝间谍问题研究》，广西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8；张丽娜：《宋代间谍情报活动初探》，厦门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9；陈武强：《北宋西北边防军事情报来源与间谍保障制度》，载《甘肃高师学报》2011（1）；黄纯艳：《宋朝搜集境外信息的途径》，载《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3）；李书永：《宋代保密制度研究》，河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1。此外一些军史专著中也会提及中国古代的蜡丸，例如黄富成：《中国古代间谍史》，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89；褚良才：《中国古代间谍史话》，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凡此种种，兹不赘述。拙文为行文方便起见，除引用史料原文外，皆用“蜡丸”一词代而称之，特此说明。 [3] 《旧唐书》卷114《周智光传》，3370页，北京，中华书局，1975。 [4] 赵升编，王瑞来点校：《朝野类要》卷4《帅幕·蜡弹》，94页，北京，中华书局，2007。 [5] 张华撰，范宁校证：《博物志校证》卷10《杂说下》，110页，北京，中华书局，1980。 [6] 张显运：《宋代养蜂业探研》，载《蜜蜂杂志》2007（5）。 [7] 陈耆卿纂：《嘉定赤城志》卷36《风土门·土产》，7559页，《宋元方志丛刊》（第7册），北京，中华书局，1990。 [8] 颜隆、朱建平：《蜡丸的历史演变》，载《天津中医药》2014（4）。 [9]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以下简称《长编》）卷36，淳化五年五月戊寅，789页，北京，中华书局，2004。 [10] 《宋史》卷335《种世衡传》，10743页，北京，中华书局，1985。 [11] 徐梦莘撰：《三朝北盟会编》卷70，靖康元年闰十一月二十七日，532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12] 《旧唐书》卷200《朱泚传》，5386页。 [13] 《宋史》卷247《宗室四·士㒟传》，8754页。 [14] 吕望撰：《六韬》卷3《龙韬·阴书第二十五》，24页，影印本文渊阁四库全书，第726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15] 《新唐书》卷153《颜真卿传》，4856页，北京，中华书局，1975。 [16] 《辽史》卷4《太宗本纪下》，49～53页，北京，中华书局，1974。 [17] 《辽史》卷5《世宗本纪》，64页。 [18] 李焘：《长编》卷5，乾德二年十一月，134页。 [19] 李焘：《长编》卷17，开宝九年正月辛未，361页。 [20] 《宋史》卷482《世家五·北汉刘氏》，13939页。 [21] 《金史》卷82《萧仲恭传》，1849页，北京，中华书局，1975。 [22] 李心传编撰，胡坤点校：《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19，绍兴八年四月，2217页，北京，中华书局，2013。 [23] 曾公亮、丁度等撰：《武经总要·前集》卷15《制度·字验》，466页，影印本文渊阁四库全书，第726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24] 相关研究，参见邓小南主编：《政绩考察与信息渠道：以宋代为重心》（前言），1～17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25] 司马光撰，邓广铭、张希清点校：《涑水记闻》卷11，200页，北京，中华书局，1989。 [26] 李焘：《长编》卷11，开宝三年八月庚寅，248页。 [27] 《宋史》卷335《种世衡传》，10743、10744页。 [28] 罗大经撰，王瑞来点校：《鹤林玉露》卷2《甲编·庐州之变》，28页，北京，中华书局，1983。 [29] 《宋史》卷382《李弥逊传》，11774页。 [30] 李心传编撰，胡坤点校：《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50，绍兴元年十二月庚午，1035、1036页。 [31] 邵伯温撰，李剑雄、刘德权点校：《邵氏闻见录》卷7，63、64页，北京，中华书局，1983。 [32] 王闢之撰，吕友仁点校：《渑水燕谈录》卷10《谈谑》，122页，北京，中华书局，1981。 [33] 李焘：《长编》卷237，熙宁五年八月壬午，5760页。 [34] 《宋史》卷448《忠义三·陈求道传》，13218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