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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宋人语境中的“草泽”，通常是指具备一定技能、知识或德行的民间人士，其中的一部分人愿意主动参与国家政治生活。宋朝政府对此展现了一定的积极态度，加之社会经济的发展、科举教育的推动及书籍刊印的普及，宋代草泽有可能更充分地参与国家政治生活。但统治集团高层将奖掖草泽更多地视为一种政治姿态，同时出于维护既有政治秩序的考虑，草泽参政的空间难免遭到压缩，而进士出身的主流官员群体亦不能认同草泽出身的官员，加之草泽自身又存在学艺不精、经验不足及鱼目混珠等问题，故而分析这一社会现象，应是思考宋代平民参与国家政治生活的有益角度。 关键词：宋代;草泽;国家政治 “草泽”，既可指代自然界的荒野，也可以是朝堂之外的民间，还可以是平民身份的代称，本文准备讨论的正是指代平民身份的“草泽”。胡三省为《资治通鉴》做注时言：“草泽”即“布衣未有朝命者” [①]。“朝命”的含义在不同语境中有所差别，而此处当是朝廷所授官职之意。然而，如果仅仅是为了明确草泽的平民身份，何必要以“朝命”这种政治身份来加以说明？反过来讲，没有“朝命”的“草泽”，是否恰恰是特定语境中某种政治身份的标识？可资对比的是秦汉时期的“布衣”，孙家洲、于春媚、詹福瑞等学者的研究，基本涵盖了布衣参政涉及的议题、表达的方式、产生的影响、象征的精神等方面[②]，那么在呈现出“平民化”特征的宋代社会，草泽又代表怎样的政治身份认同？他们在参与国家政治生活的过程中面对着哪些利弊条件？又应当如何认识宋代“草泽”参政这一社会历史现象？目前学界似乎尚无专文讨论这一问题[③]，故而笔者不揣浅陋，略陈管见。文中错讹之处，诚望方家指正。 一 草泽的参政领域与身份考察 在宋人的语境中，“草泽”既可用作第一人称、也可用作第三人称，但就笔者所见，很难从法律或经济角度对草泽群体的身份做出一个统一、明确的界定。因此本文拟从分析草泽参政较为活跃领域入手，归纳出宋代草泽的某些共性，进而总结其身份特征。 首先，很多草泽在一些专业性较强的领域，展现出了一定的学识、技艺： 天文观测：宋太宗曾“召天下伎术有能明天文者，试隶司天台”[④]，将精通天文历法之士收归朝廷。在靖康之难中，北宋的天象仪器与天文官员多有折损，为准确授时，更为宣示王朝的继承性，南宋不遗余力地开展校历，并更积极地吸纳草泽：如乾道六年（1170）五月，日食推算结果出现争议，参与者中就有草泽祝斌；[⑤]庆元四年（1198）九月，“太史言月蚀于昼，而草泽言食在夜。诏杨子美秘监验视，如草泽言，乃改造历”；嘉泰二年（1202）五月测算日食，“草泽赵大猷言午初三刻半，日食三分”，与太史“以为午正”之说相左，经验证“卒如大猷所言，史官乃抵罪焉。”[⑥]开禧三年（1207）鲍澣之称：“今见《统天历》舛近……诚改新历，容臣投进，与太史、草泽诸人所著之历参考之。”曾渐也认为：“改历，重事也……请如先朝故事，搜访天下精通历书之人”，最终“诏渐充提领官，澣之充参定官，草泽精算造者、尝献历者与造《统天历》者皆延之，于是开禧新历议论始定。”[⑦]可见草泽在测算天象、制定历法的过程中发挥了比较重要的作用。 水土勘探：开宝五年（972）六月，宋太祖下诏：“近者澶、濮等数州……洪河为患”，“缙绅多士、草泽之伦，有素习河渠之书，深知疏导之策……许诣阙上书”[⑧]。熙宁四年（1071）五月，“草泽程义路为安吉县主簿，同相度检计开封府界沟河”；[⑨]熙宁八年（1075）七月，“草泽史守一，修晋祠水利，溉田六百余顷。”[⑩]勘探风水亦属此类，最有代表性的当属宋孝宗陵寝选址一事：蔡元定认为“会稽之穴浅觕而不利”，应迁武林山；[11]朱熹赞同并建议“若夫山陵之卜，则愿黜台史之说，别求草泽，以营新宫，使寿皇之遗体得安于内，而宗社生灵皆蒙福于外。”[12]暂且不谈此事引发的政争，以朱熹的学识尚能在皇陵选址这般问题上倡议“别求草泽”，可见其相信草泽中当有堪用者。 行医制药：王继先以宋高宗“有瘤隐于顶，将不胜其冠冕”、诏草泽医治而得召见，取得了“既用药，瘤自顶移于肩，随即消，若未尝有”的疗效。[13]绍兴二十一年（1151），因“皇太后视物微昏”，宋高宗又令“召行在医官并草泽医治有效者，有官人进秩五等，赐钱二万缗；白身人赐钱外，比类补官。”[14]此外皇甫坦也是以草泽身份受到举荐，并以“长生久视之术”获誉。[15]绍兴三十二年（1162）宋高宗“不豫”，宋孝宗专门“诏草泽能疗治者，白身除节度使，赐钱十万贯，田百顷。”[16]此外高官显贵也有问医草泽的记录：韩公裔某次“暴得疾”、“气息已绝”，“适草泽医过门”；“韩氏诸子试延入，医视色切脉，鍼其四体，至再三，鼻息拂拂，微能呻吟，遂命进药，逗晚顿苏。”[17]故而从实际疗效来看，一些草泽在医药方面还是颇有心得的。 其次，一些草泽在具体的政治性议题上，也会展现出过人之处： 其一是政治文化中的经义典制阐发。大中祥符四年（1011）二月，宋真宗召草泽刘巽，史载其“以经传讲授，躬耕自给”，故“授大理评事致仕，赐绿袍、笏、银带”。[18]皇祐二年（1050）八月，李觏以草泽之身受到范仲淹举荐，称其《明堂图义》“研精经训，会同大义，按而视之，可以兴制”，“两制看详，称其学业优博，授试太学助教”。[19]绍兴四年（1134）三月，草泽邓名世因献《春秋四谱》、《古今姓氏书辨证》而得“用心刻苦”的赞誉，“命为右迪功郎”。[20]此外宋仁宗为修订礼乐，下诏“中外臣僚洎草泽之士，有知雅乐音律得失、测候之法者，许所在荐闻，或自言官司，将校试之。”侍御史刘夔对此担心，认为“乐之大本，与政化通，不当轻易其器。愿择博学之士以补卿丞。凡四方妄献说以要进者，一切罢之。”宋仁宗虽“善其言”，却“不果从”。[21]这似乎也说明其相信草泽之中应当还有堪用之人。 其二是实际行政中的制度政策建议。乾德四年（966）闰八月，草泽庐谊言“西川官已不拘选限注授，有怀敕不赴，侥幸近地员阙者，请罚之”，赐“同学究出身”，其建议受到重视，“诏复与一月限，违者削官”。[22]嘉祐元年（1056）十月，草泽宋堂“颇究时务，数为近臣所荐”，被录为“国子四门助教”。[23]熙宁五年（1072）三月，“自称草泽”的魏继宗上书请行市易法。[24]熙宁八年（1075）七月，草泽王仲回请“创过岭牐护民田”，录为“司士参军，不理选限，赐钱百千”。[25]熙宁三年（1070）十一月，草泽王存上书言“泾原路机密利害，召试武艺，授以下班殿侍、三班差使、宣抚司指使。”[26]政和八年（1118）五月，自称“草泽臣”[27]的安尧臣上书，请求“杜塞边隙，务守旧好，无使外夷乘间窥中国”。[28]借由上述事例，可以看到草泽涉足具体政务的范围之广。 最后，还有一些草泽表面上与官场保持距离，但实际上却拥有“朝野之望”： 草泽魏野“不求闻达”[29]，宋真宗召见，魏野“辞疾不至”。[30]草泽李渎少时便“淳澹好古，博览经史”，后“王祐典河中，深加礼待，自是多闻于时。”宋真宗祀汾阴，孙冕“言其隐操，请加搜采”，遂下旨召见。[31]李渎辞谢，称“十行温诏，初闻丹凤衔来；一片闲心，已被白云留住。”[32]李渎去世，宋廷还赞其“儒雅践方”、“恬智交养”。[33]草泽朱敦儒“志行高洁，虽为布衣而有朝野之望……高宗即位，诏举草泽才德之士”，有大臣举荐，亦多次被其谢绝。[34]《云笈七签》对这种草泽的描写颇为传神：“以隐逸得志，经籍自娱，不耀文彩，不扬名声，不修求友，不营闻达。”[35]他们远离功名利禄，但凭借与各级官员的私交，其产生于地方的“高名”足以“上达天听”。唯因其意趣举止更接近隐士，如李渎在《宋史》中便被列入了《隐逸传》，因而本文暂不将其作为考察对象。 由是观之，草泽的一些特征已然显现出来：首先，所谓“草泽”者，虽无官无职，但至少应具备技能、知识或德行中的一种，一个目不识丁、身无所长的普通民氓，是很难被称为“草泽”的。其次，草泽的身份是一种动态的存在：一位符合上述条件的民间人士，不论是主动地毛遂自荐或建言献策，还是被动地受到朝廷征召或官员举荐，一旦接受朝廷官职、即拥有了胡三省所说的“朝命”，那么草泽就仅仅是一种过往的“出身”而非现行的“身份”了。最后，“草泽入仕”在宋代政治话语中常是指民间人士经由特殊途径为官，占据宋朝政坛主流、特别是通过进士科入仕的官员，在正式的身份认知上鲜与草泽相涉。这点对于讨论草泽的政治身份认同十分重要。综上而言，笔者以为可将草泽划分为三类：在某些特定领域学有所长的草泽可以被归为第一类，他们多有专业性较强的技能或学识，大致可以被视为“专业技术型人才”；而针对经义典制、具体政务建言献策的可以被视为第二类，他们涉及的政治议题范围更广、介入政治生活的程度更深，而其面临的政治风险和机遇一般也会更大。这两类愿意主动参政的草泽正是本文关注的对象。至于第三类接近“隐逸”的草泽，本文仅此存而录之。 二 草泽参政具备的支持性条件 草泽能在上述领域通过多种途径参与国家政治生活，说明在宋代的政治与社会环境中存在相应空间：统治集团高层愿意在一定程度上对草泽的诉求做出积极回应，而社会文化的发展也为其活动提供了更充分的条件。 （一）官方相对积极的态度 在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始终存在着破格选拔人才的呼声，宋朝统治集团对此亦表现出一种相对积极的态度，这种政治氛围为草泽参政提供了可能性。 宋太祖始置“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经学优深可为师法、详闲吏理达于教化凡三科，不限前资、见任职官，黄衣、草泽，悉许应诏。”[36]宋太宗自诩：“朕亲选多士……庶使岩野无遗逸，而朝廷多君子尔。”[37]景德二年（1005）七月，宋真宗置“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博通坟典达于教化，才识兼茂明于体用，武足安边洞明韬略，运筹决胜军谋宏远，才任边寄等科”，“许文武群臣、草泽隐逸之士来应”，“如器业可观，具名闻奏”。[38]天圣七年（1029）闰二月，宋仁宗置“高蹈邱园科、沉沦草泽科、茂材异等科，以待布衣之被举及应书者。”[39]宝元元年（1038）正月，苏绅上书宋仁宗，对“草泽庶士，有负非常之才，而上不知、知而未用者”，建议“观其行，尽其能”。[40]此外宋廷还多次特旨征召知名草泽，前文已述，兹不赘言。 很多怀才不遇的草泽还会毛遂自荐。开宝六年（973）八月，“草泽王德方上修河利害”，宋太祖由是赐其“同学究出身”。[41]欧阳修在《左班殿直胥君墓志铭》中，赞其“以草泽应诏，上书理检，言兵事”，宋真宗“听其说矍然而悟”，“以为三班借职，君辞不就”；后“监温州天富盐监”，“治盐三岁，增其旧二百余万斛”；又使其“护渔池、迎阳二埽”，“疏河为别流以杀其势……滑人无水恐，岁省工材百余万”；“以监黄州商税，余年课为最”；“监杭州排岸司，浚浙江、龙山二闸，废清河堰以通漕，杭人至今便之。”[42]诚谓器业可观。前述魏继宗、赵大猷等人也都是主动建言献策而受到任用，看来宋廷对某些有真才实学的草泽确能“不拘一格降人才”。 （二）民间更加充分的条件 较之于前代，以草泽为代表的宋代民间人士，具备了更加充分的财富基础、文化素养和技术手段，从理论上而言应当更有条件参与到国家政治生活中。 首先，宋代社会生产力的恢复和发展，使更多平民具备了接受教育的物质基础。支持一位甚至几位家庭成员接受教育是需要相当财力的，即便是“小康之家”对此也不轻松。漆侠先生就曾指出：由于经济条件的改善，“许多才俊之士，来自于中下层地主士大夫和少数农民的知识分子，参与了政治，其中有的成为中坚分子。”[43]张邦炜先生也认为：“‘取士不问家世’、‘一切考诸试篇’貌似超阶级，其实阶级性极强……即使不必寻找政治上的靠山，也必须拥有经济上的坚实基础。”[44]即便草泽并非以科举入仕，但仍多有文化或技能，由此不难想见其必然接受过相应的教育，并且具备求学所必须的经济实力。 其次，随着科举的成熟与教育的发展，宋代具有文化素养的人口数量增加，更多的人具备了参与国家政治活动的智识潜力。“科名虽只有小部分人能够争取得到，但在这种动力之下，全社会却有日益增多的人群的文化素质得到大大的提高。”[45]至于“学校之设遍天下，而海内文质彬彬”[46]之说虽有溢美之嫌，却也大致反映了社会现实。加之宋学各派普遍致力于将自身的学术主张转化为现实能量，尤其是在“庆历新政”与“熙丰变法”中，改革者都为培养选拔人才投入了巨大精力。[47]时至南宋，地方教育的发展更是有目共睹，刘子健先生就曾指出：“清寒出身的名臣，出守地方，往往兴办学校……起于北宋中叶，而盛于南宋，在世界社会教育史上放一异彩，而对于近千年来中国文化的渗透平民阶层，贡献最大。”[48]这样的社会文化氛围，自然有利于产生更多具备参政潜力的草泽。 最后，宋代书籍刊印、出版行业的规模较大、技术较高，提供了技术上的保障条件。早在熙宁九年(1076)，苏轼就曾感慨：“余犹及见老儒先生，自言其少时，欲求《史记》、《汉书》而不可得，幸而得之，皆手自书，日夜诵读，惟恐不及。近岁市人转相摹刻诸子百家之书，日传万纸，学者之于书，多且易致如此。”[49]可见当时书籍的刊印、销售已经相当普及。至南宋时已经是“吴、越、闽、蜀，家能著书，人知挟册”[50]了。翁同文先生在研究了晚唐以降抄本与印本书籍的价格后指出：“印刷术的发明，令书籍的价值一般地减低十分之九左右……间接地影响到社会阶级的消融，其在人类文化史上的重要性，不言而喻。”[51]在当时的市场上甚至出现了《朝野类要》这种面向大众、专门讲解典制的书籍，而其编撰者赵升就是布衣。[52]可见此类内容丰富且价格适中的书籍，对于不谙朝章却有意仕进的草泽来说自然是相当实用的。 三 草泽参政面临的限制性因素 通过前文的讨论，我们似乎会得出如下结论：宋代的草泽不论是在官方态度还是自身能力上，都有了更充分的条件参与国家政治生活。然而，如果继续考察宋朝政府对草泽的实际任用情况、宋代主流官员群体对草泽出身官员的态度，以及草泽在参政过程中出现的种种状况，便会发现实际情形并非如此理想。 （一）统治集团的双面策略 尽管如前文所述，宋廷在一定程度上展现了吸纳草泽参政的开明姿态，但归根结底，其象征意义恐怕还是远大于实际作用的。 首先，对皇帝而言，任用、褒奖草泽是其标榜“礼贤下士”、“求贤若渴”的惯用手段。宋太祖的《谥册》中就将“公车征草泽之贤”[53]列为其“德政”之一；林逋“著高节，以诗名当世，名公多与之游”，[54]宋真宗特赐其粟帛，亦是要彰显其笼络士林之心[55]；而褒恤李渎的诏令更点明了“优恤其后，岂独旌于泉壤，亦足厚于民风”[56]的用意。而适时摒斥草泽，同样也能从相反角度体现皇帝的“仁民爱物”。宋高宗“中兴之初，大臣有荐泸州草泽彭知一者，有康济之略……既入朝，迺以所烧金及药术为献”，宋高宗自称“不忍烧假物以误后人……仍将烧金合用什物于街市捶毁。”[57]如此大张旗鼓捣毁丹药，自是宋高宗风雨飘渺之际的自我张目之举。在草泽参政的问题上，对皇帝及其朝廷而言，“展现姿态”恐怕要比“获得人才”更为重要。 其次，出于稳定现行政治秩序的考虑，宋廷高层在诸如天文、军政、宰执任免等敏感议题上人为设置了诸多限制性规定，以防身居社会下层而又有一定能量的人“讪谤朝廷”、“蛊惑人心”。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便是对天文知识的垄断：开宝五年（972）十一月，宋太祖下诏“禁僧道习天文地理”；[58]景德元年（1004）正月，宋真宗称“近闻士庶之间，显行星算之术，既资奔兢”，诏“除先准敕有□阴阳卜筮书外，应元象气物、天文星算、相术图谶、七曜太乙雷公式、六壬遁甲、并先停废诸算历”；[59]景德三年（1006）四月，宋廷又颁《禁天文兵书诏》，严令“有私为诳惑、言及灾异情理重者，当行处斩”[60]此类软硬兼施的管控政策，实际上极大压缩了草泽的活动空间。 最后，宋代的科举制度以及经由科举晋身政坛的主流官员群体，对草泽参政具有非常微妙的影响。自唐末五代以降，门阀贵族的政治影响日趋衰竭，宋代“士庶”的社会身份差异已经出现了相当变化。而科举制度，既是历史上推进门阀势力瓦解的动因，也是宋代官员出身“平民化”的保障。根据苗书梅先生对《宋史》列传中官员入仕情况的统计来看，1397人中经由科举晋身者有927人，占66.36%；其中进士科有895人，占64.7%。[61]因此就制度设定而言，宋代平民比之于前代，确实更有机会借由制度化的科举考试投身政坛。而由此形成的新的官员群体，自然也会孕育出新的政治文化及其身份认同。但与此同时，随着科举入仕日渐成为平民从政的主要途径，跻身官场不再有先天性阻碍，那么包括草泽在内的未经科考磨砺却仍可获得官职的人，又能否得到历经“十年寒窗”方才中第的主流官员群体的认同？此外制举科虽亦属科举范畴，但“宋之得才，多由进士，而以是科应诏者少”，[62]终宋一代中选者仅40人，故而其对草泽参政的作用也是有限的。 这种源自入仕途径差别而可能产生的抵触情绪，在程颐的经历中尤为典型：元祐七年（1092）五月，监察御史董敦逸指责程颐“怨躁轻狂”、“奔走权门”，其中便有“起自草泽，劝讲经筵，狂浅迂疎，妄自尊大”之辞。[63]史载程颐屡屡被荐而谢绝，至宋哲宗初司马光、吕公著赞其“儒者之高蹈，圣世之逸民”，方才“擢崇政殿说书”。[64]以程颐之声望，草泽出身尚且成为对手发难的标靶，而董敦逸又是进士出身，单言其对于程颐草泽出身的强调，就难免令人怀疑有心理因素作祟。由此观之，其他草泽出身官员在科举出身同僚眼中的地位，便更加可想而知了。而前述第一类有特定技艺的草泽，由于多会被归入伎术官之列，其仕途前景恐更黯淡：尽管伎术官在某些专业领域学有所长，但士大夫群体对其多怀鄙夷，“伎术杂流，玷辱士类”[65]，而且这种倾向已体现在既行官制当中了。[66] （二）草泽自身的素质缺憾 试图参与国家政治生活的草泽，在个人经历、能力水平、抱负志向等方面千差万别，因而除了受到统治集团既有政策的左右，其自身也存在着相当问题。 首先，部分草泽学艺不精、能力有限是无可回避的事实。如南宋广搜草泽参与“校历”，虽收到一定成效，但亦有滥竽充数之人：建炎三年（1129）九月，“草泽天文耿静言：‘太微垣正午，推步今岁荧惑，躔次方在巳，未应至太微垣。’上曰：‘此人不深知。朕夜以星图，仰张殿中，四更亲起，见其已至，昨夜已退二度半。’”[67]可见耿静之技艺不精。宋孝宗亦曾感慨：“自古历无不差者，况近世此学不传，求之草泽，亦难其人。”[68]诚如《宋史》所载：宋廷虽“往往命州郡搜罗，而公卿得以荐言”，然“应诏者多失实，而朝廷亦厌薄之”[69]。草泽水平的良莠不齐，成为其遭受非议的重要原因。 其次，草泽出身的官员有可能因欠缺政治经验而惹祸上身。魏继宗“愤（吕）嘉问掠其功”，[70]卷入了吕惠卿与曾布的纷争，最终被“夺秩勒停”。[71]范祖禹在为程颐辩护时，虽坚持“谓颐欲以故旧倾大臣，以意气役台谏，其言皆诬罔非实”；但也不得不承认程颐“草茅之人”、“未习朝廷事体，迂疎则固有之”[72]。至于那些凭借满腔热情上书言事的草泽，则容易在行文语气上引火烧身。雍熙元年（984）五月，“草泽有上书言时政者，引对，其词狂悖”，幸而宋太宗仅仅“慰谕而遣之”。[73]但遭责罚者亦有其人：熙宁十年（1077）十月，草泽刘纯一称“窃闻市肆偶语，第相默谕，皆谓有奸雄，无知之徒扇结良民，直欲杀大臣而伸己恨。”遂“坐狂妄上书”而“决杖刺配沙门岛”。[74] 元符二年（1099）正月，“草泽祝望上书，乞用扬王为师，荆王为保”，终被“杖脊，配朱崖军”。[75]这些草泽的率直敢言虽能为官场注入一种难得的清爽，但其付出的代价实在太过高昂了。 最后，尽管不乏忧国忧民的草泽之士，但投机取进者亦非个别。雍熙八年，宋太宗就曾对“下诏访民间利病，然上封事者多不知朝廷次第，所言率孟浪”的情况表示过无奈，反感“卖直沽名，侥求升进，悉非良善”之辈。[76]大中祥符二年（1009）六月，“东封岁献文者甚众”[77]，尽管宋真宗封禅引发了朝野正直人士的反对，但由此记载来看，更多的人是在歌功颂德，其中草泽想必不止一二。又如前文提及宋仁宗诏求“知雅乐音律得失、测候之法者”，刘夔主张将“四方妄献说以要进者，一切罢之”，也说明汲汲求进者不乏其人。金军大举围攻开封，宋廷募有退敌之策者，引来大批投机者各显神通：“得郭京于殿前，得傅文政于草泽，得杨惠广于释子……自布衣而为统制，由技术而参机谋，令商贾抵将佐，其弊殆不可胜言。”[78]金兵攻城，宋廷又“募无赖辈为草泽兵……不受枢密节制”，造成“事既不专”、“赏罚不明”，“遂致失守。”[79]可见开封保卫战的失利部分原因就在于人员成份复杂，不仅未能形成战斗力，反而扰乱了指挥系统。张浚北伐失败，“草泽、行伍，凡有求于浚而不得者，人人投牒，丑诋及其母妻”[80]，如此落井下石更是令人不齿。 四 草泽参政的价值评估 尽管“草泽”作为平民身份的一种代称古已有之，但通过观察宋人语境中“草泽”的用法，可以发现其指代的对象通常是具备一定专业技能、文化知识或德行名望的民间人士。他们或擅长于专业技能，或畅言于典制政务，或闻达于朝野内外，其中愿意主动参与国家政治生活者乃是本文关注的对象。同时“草泽”之称又是一种动态的存在，符合上述条件而未入仕的平民可以被称为草泽，一旦接受“朝命”，“草泽”就仅是一种过往“出身”而非现行“身份”了。“草泽入仕”在宋代政治话语中一般是指民间人士经特例拔擢而获官职，以进士科入仕的主流官员群体在正式的身份认知上鲜与“草泽”有所联系。 想要准确评估草泽参政的实际社会效果并非易事。一方面，宋廷高层在吸纳草泽参政的问题上展现了一定的开明姿态。正如程民生先生所言：“宋政府制度开明，政策宽松……它固然不可能改变君主专制的基本政治制度，但显然在局部和表面有所弱化或软化，应当引起我们的关注。”[81]来自民间的草泽有机会一显身手，这也是“局部和表面有所弱化或软化”的表现吧。加之宋代社会经济水平、科举教育制度和书籍刊印技术不断发展，草泽参政的条件从理论上说应当是更充分了。不过归根结底，奖掖、拔擢来自民间的草泽对于宋廷来说，更多的还是一种自我标榜的政治手段，“展现姿态”恐怕要比“获得人才”更重要。加之宋廷高层又在诸多敏感重大议题上人为设限，势必进一步压缩草泽参政的空间。综观前述事例，亦可看到出身草泽的官员在人数、官品和职务方面皆无太多可圈可点之处，因而草泽参政对宋代国家政治的直接影响，恐怕是难以高估的。 但是，讨论草泽参政的意义，不应仅仅注意其产生了多少实际作用；草泽参政的政治文化内涵及其在历史中的发展演变更是值得思考的问题。草泽孕育于“士庶天隔”时代中的象征意义，在呈现“平民化”特征的宋代开始失色。科举制的发展完善孕育了新的官僚和知识阶层，他们有更加充分的机会通过制度化的考试选拔参与国家政治生活，科举已然成为平民入仕的最主要途径。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中，试图再以草泽之名跻身官场者，难免不会被历经千辛万苦才走上“落落正途”的同僚所疏远甚至鄙薄。加之草泽自身确有学艺不精、动机复杂等问题，这些因素共同导致其在宋代国家政治生活中湮没无闻。 然而，历史上的“草泽”如同“布衣”一样，作为一种政治身份标识，曾被视为公卿贵族的对立面，而秦汉时代的布衣，其最大的价值正在于“使一部分人独立于朝廷、权势之外，保持了一份人格的自尊”[82]。时至宋代，真正怀揣“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信念的草泽仍然继承了这份宝贵的精神遗产。他们不顾仕途艰险、人微言轻，为实现自己的理想抱负建言献策、投身报国，这是一种政治担当的体现，更是一种人格魅力的张扬。此外，草泽中的诚挚饱学之士带着官场之外的活力与智慧，如果运用得当，他们对国政的“补台”和“支撑”原本应有更好的表现。正因为此，在中国传统的政治文化与进步士大夫的心目中，草泽参政始终具有广开言路、励精图治的开明色彩。可惜在实际的政治运作中，草泽的价值并未受到官方的充分重视，更遑论真正实现。这不仅是专制体制之下热心国家政治生活的民间人士所面临的必然命运和苦闷悲哀，更是宋朝统治集团自身的失败与悲哀。 （原稿刊于《史学集刊》2016年第6期，今稿内容有所增删。） [①]《资治通鉴》卷二九一《后周纪二》，广顺三年正月戊申，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第9490页。 [②]相关研究，详见孙家洲：《汉代的“布衣”意识》，《光明日报》2003年10月21日第9版；于春媚：《论布衣及布衣精神的内涵》，《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1期；詹福瑞：《布衣及其文化精神》，《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2期。无论是胡三省的界定还是学界现有的研究，均难判定布衣与草泽存在本质性的身份差别；且就宋代文献而言，二者时有混用现象。 [③]在既往的讨论中曾有学者涉及相关问题，如李经纬在《北宋皇帝与医学》（《中国科技史料》第10卷，1989年第3期）中列举了宋仁宗、宋徽宗信用“草泽医”的事例；胡静宜则在《试论宋代频繁改历的原因》（《学术月刊》1997年第4期）中探讨了宋代天文学弛禁的原因，指出了草泽在这一领域中的成就。 [④]《宋史》卷四八《天文志一》，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950页。 [⑤]《宋史》卷八二《律历志十五》，第1934页。 [⑥]李心传撰，徐规点校：《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四《制作·统天历》，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第108页。 [⑦]《宋史》卷八二《律历志十五》，第1945、1946页。 [⑧]《宋史》卷九一《河渠志一》，第2258页。 [⑨]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以下简称《长编》）卷二二三，熙宁四年五月己丑，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5418页。 [⑩]《宋史》卷九五《河渠志五》，第2372页。 [11]叶绍翁撰，沈锡麟、冯惠民点校：《四朝闻见录乙集·武林》，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46页。 [12]《宋史》卷四二九《道学三·朱熹传》，第12765页。 [13]叶绍翁撰，沈锡麟、冯惠民点校：《四朝闻见录丙集·王医》，第107页。 [14]李心传撰，胡坤点校：《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六二，绍兴二十一年七月丁未，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第3077页。 [15]李心传撰，胡坤点校：《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八〇，绍兴二十八年，第3469页。 [16]李心传撰，徐规点校：《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乙集》卷三《上德三·孝宗力行三年服》，第547页。 [17]洪迈撰，何卓点校：《夷坚丙志》卷一八《韩太尉》，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514页。 [18]《宋史》卷四六二《方技传下·柴通玄》，第13516页。 [19]李焘：《长编》卷一六九，皇祐二年八月乙丑，第4057页。 [20]李心传撰，胡坤点校：《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七四，绍兴四年三月乙亥，第1418页。 [21]李焘：《长编》卷一一六，景祐二年四月庚午，第2728页。 [22]李焘：《长编》卷七，乾德四年闰八月己丑，第178页。 [23]李焘：《长编》卷一八四，嘉祐元年十月辛未，第4451页。 [24]《宋史》卷一八六《食货志下八·市易》，第4548页。 [25]李焘：《长编》卷二六六，熙宁八年七月辛巳，第6529页。 [26]李焘：《长编》卷二一七，熙宁三年十一月癸卯，第5277页。 [27]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二《政宣上帙二》，政和八年五月二十七日戊申，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9页。 [28]《宋史》卷三五一《郑居中传》，第11105页。 [29]李焘：《长编》卷七五，大中祥符四年三月甲戌，第1714页。 [30]《宋史》卷八《真宗本纪三》，第148页。 [31]《宋史》卷四五七《隐逸传上·李渎》，第13428、13429页。 [32]王闢之撰，吕友仁点校：《渑水燕谈录》卷四《高逸》，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51、52页。 [33]司义祖整理：《宋大诏令集》卷二二〇《政事七三·褒恤上·赠李渎官赐其家粟帛诏》，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845页。 [34]《宋史》卷四四五《文苑传七·朱敦儒》，第13141页。 [35]张君房编，李永晟点校：《云笈七签》卷一〇六《阴真君传》，北京：中华书局，2003年，第2309页。 [36]《宋史》卷一五六《选举志二》，第3646页。 [37]李焘：《长编》卷二四，太平兴国八年六月戊申，第547页。 [38]李焘：《长编》卷六〇，景德二年七月甲子，第1350页。 [39]李焘：《长编》卷一〇七，天圣七年闰二月壬子，第2500页。 [40]李焘：《长编》卷一二一，宝元元年正月丁卯，第2857页。 [41]李焘：《长编》卷一四，开宝六年七月丁亥，第305页。 [42]欧阳修，李逸安点校：《欧阳修全集》卷六三《左班殿直胥君墓志铭》，北京：中华书局，2001年，第918、919页。 [43]漆侠：《唐宋之际社会经济关系的变革及其对文化思想领域所产生的影响》，《中国经济史研究》2000年第1期。 [44]张邦炜：《论北宋“取士不问家世”》，《宋代政治文化史论》，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404页。 [45]邓广铭：《宋代文化的高度发展与宋王朝的文化政策——〈北宋文化史述论稿>序引》，《邓广铭治史丛稿》，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68页。 [46]《宋史》卷一五五《选举志一》，第3604页。 [47]相关研究，参见漆侠：《宋学的发展和演变·总论》，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3—49页；李华瑞：《论北宋政治变革时期的文化》，《文献》1999年第2期；刘复生：《北宋中期儒学复兴运动的兴起及其特点》，《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1年第3期；赵铁寒：《宋代的学校教育》，“国立编译馆、宋史座谈会”主编：《宋史研究集》第四辑，“国立编译馆”1986年第2版，第209—238页；梁庚尧：《南宋教学行业兴盛的背景》，“国立编译馆、宋史座谈会”主编：《宋史研究集》第三十辑，“国立编译馆”1999年，第317—344页；张邦炜：《宋代文化的相对普及》，《宋代政治文化史论》，第367—400页；何忠礼：《贫富无定势：宋代科举制度下的社会流动》，《学术月刊》2012年第1期。 [48]刘子健：《略论宋代地方官学和私学的消长》，“国立编译馆、宋史座谈会”主编：《宋史研究集》第四辑，第201页。 [49]苏轼撰，孔凡礼点校：《苏轼文集》卷一一《李氏山房藏书记》，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359页。 [50]叶适撰：《水心集》卷九《汉阳军新修学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版，1987年，第1164册，第191页。 [51]翁同文：《印刷术对于书籍成本的影响》，“国立编译馆、宋史座谈会”主编：《宋史研究集》第八辑，“国立编译馆”1976年，第492页。 [52]赵升编，王瑞来点校：《朝野类要·前言》，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1—9页。 [53]司义祖整理：《宋大诏令集》卷九《帝统九·谥册·太祖谥册》，第38页。 [54]吴处厚撰，李裕民点校：《青箱杂记》卷六，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61页。 [55]《宋史》卷八《真宗本纪三》，第151页。 [56]司义祖整理：《宋大诏令集》卷二二〇《政事七三·褒恤上·赠李渎官赐其家粟帛诏》，第845页。 [57]王明清撰：《挥麈录·余话》卷一，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038册，第567页。 [58]《宋史》卷三《太祖本纪三》，第38页。 [59]司义祖整理：《宋大诏令集》卷一九八《政事五一·禁约上·禁习天文星算相术图谶诏》，第733页。 [60]司义祖整理：《宋大诏令集》卷一九九《政事五二·禁约下·禁天文兵书诏》，第734页。 [61]苗书梅：《宋代官员选任和管理制度》，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02页。 [62]《宋史》卷一五六《选举志二》，第3645页。 [63]李焘：《长编》卷四七三，元祐七年五月甲申，第11282页。 [64]《宋史》卷四二七《道学传一·程颐》，第12719页。 [65]徐松辑，刘琳等点校：《宋会要辑稿·职官三六·技术官》，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3956页。 [66]相关研究，参见包伟民：《宋代技术官制度述略》，《漆侠先生纪念文集》编委会编：《漆侠先生纪念文集》，石保定：河北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218—226页；张邦炜：《宋代伎术官研究》，《宋代政治文化史论》，第98—141页。 [67]李心传撰，胡坤点校：《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二八，建炎三年九月壬申，第652页。 [68]《宋史》卷八二《律历志十五》，第1936页。 [69]《宋史》卷一五六《选举志二》，第3654页。 [70]《宋史》卷三五五《吕嘉问传》，第11188页。 [71]《宋史》卷一八六《食货志下八·市易》，第4551页。 [72]李焘：《长编》卷四七二，元祐七年四月，第11277页。 [73]李焘：《长编》卷二五，雍熙元年五月壬辰，第581页。 [74]李焘：《长编》卷二八五，熙宁十年冬十月丙申，第6981页。 [75]李焘：《长编》卷五〇五，元符二年正月庚申，第12036页。 [76]李焘：《长编》卷二五，雍熙元年八月癸巳，第582页。 [77]李焘：《长编》卷七一，大中祥符二年六月辛卯，第1610页。 [78]丁特起撰：《靖康纪闻》，《续修四库全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版，2002年，第423册，第284页。 [79]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六九《靖康中帙四四》，靖康元年闰十一月二十五日，第520页。 [80]李心传撰，胡坤点校：《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八〇，绍兴四年九月壬子，第1505页。 [81]相关研究，参见程民生：《宋代社会自由度评估》，《史学月刊》2009年第12期。 [82]孙家洲：《汉代的“布衣”意识》，《光明日报》2003年10月21日第9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