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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宋西北六路的辖境中，几乎每路都有几条主要河流贯穿其间：麟府路的黄河、鄜延路的清水、洛水，环庆路的马岭水，泾原路的葫芦河、泾河，秦凤路的渭河，熙河路的洮河、黄河和湟水。韩茂莉先生就曾指出：在宋夏沿边地区有延夏、环庆、镇原和秦渭四条交通要道，宋军在其沿途亦屯亦戍、重兵设防[①]。这四条道路正是依托于上述部分河谷：如延夏道之于无定河、环庆道之于马岭水、镇原道之于泾水和葫芦河、秦渭道之于渭水及熙河战役后新据之洮河。宋夏战区的主体是黄土高原，北宋时当地的水土流失状况虽不如今日之严峻，但沟壑纵横的地貌却也已颇具规模，这种自然条件就决定了宋军在部署调度上需要依托河谷川途；同时其后勤运输路线亦会呈现出类似特点，即“黄土高原地区地形破碎，交通道路多沿河谷……宋军后勤补给中的运粮与就粮也大多沿河谷进行，并在同一条河流的上下游建立固定的对应关系”[②]。对此陕西制置使梁鼎亦有记述： 陕西沿边，除镇戎、保安军各近蕃界，不可大段储积，所须粮草，止逐时辇运常及半年已上外，其渭、原、泾三州，即西路屯兵之所，请令永兴、凤翔、华、仪、陇五州人户辇运粮草，仍支此五州二税，于泾、原、渭三州输送，其三州二税，即令辇运镇戎军粮草。环、庆二州，即中途屯兵之处，请令同、耀、乾、邠、宁五州人户辇运粮草，仍支此五州二税，于环、庆二州输送，其二州二税，并于沿路镇寨输送。延州，即东路屯兵之处，请令解、河中、丹、坊、鄜五州人户辇运粮草，仍支此五州二税，于延州输送，其延州二税，即令辇运保安军粮草……秦、凤、阶、成四州，地理稍遥，其二税请令输于本州。[③] 由其所述可知：西北宋军的后勤线路分西、中、东三路：西路除镇戎、保安军因过于靠近边界而“逐时辇运常及半年已上”之外，永兴、凤翔、华、仪、陇五州供应渭、原、泾三州，而渭、原、泾三州供应镇戎、保安军；中路同、耀、乾、邠、宁五州供应环、庆二州，而环、庆二州供应沿边城寨；东路解、河中、丹、坊、鄜五州供应延州，延州供应保安军；后方的秦、凤、阶、成四州“输于本州”即可。观察其州军位置与河川流向可以看到：西路约以渭河—泾河上游为中轴，中路约以泾河下游—马岭水为中轴，东路约以洛河为中轴。随着熙河拓边，宋军的后勤路线随之延至洮河、湟水流域。 但是在既往的讨论中，学界关注的重点多集中于川谷的“地形”层面，忽视了河流的“水体”角度。质言之，在讨论河谷地形对西北宋军后勤补给的作用时，人们更关注沿岸地带的陆路运输，却忽视了河流自身的水面交通[④]。笔者以为之所以会出现这种倾向，源于北宋时西北地区的水运能力从年代上讲不如汉唐，从地理上讲不如东南甚至河北，这就容易造成人们忽视宋军在此区域展开的以军事需求为导向的水面交通活动，包括水运工具的开发使用、水军部队的兴废沿革以及为跨河而渡或顺流而行所展开的水面运输，这势必会对评估当地实际水运功效乃至西北宋军的整体后勤水平产生影响。 一、水运工具的开发使用 有关宋代船只的种类、管理、制造、用途等方面，学界前贤已有比较充分的讨论；但其中对南宋的关注多于北宋，对东南沿海的关注多于北方内陆[⑤]。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主要是造船业和航运业多集中于东南，北方特别是西北地区的相关史料又相对零散。不过，秦州山区素来盛产巨木，故而秦凤路凤翔府斜谷务能造船600艘，仅次于虔州而远多于明州、温州、台州等地的承造数额[⑥]；庆历年间包拯亦曾奏请削减“数十万”的“秦陇所科斜谷务造船材”，可见生产潜力之大[⑦]；第二次灵州之战时，李宪拟于兰州组建水军，“其所用材木，可于末邦山取办。其兵匠，宜取于凤翔府船务”[⑧]，表明当地确实有大规模造船的能力。不过因史料阙载，其船舶形制已难于考证了。 在水面运输中，除了顺流而行的船只，还需跨河而渡的浮桥[⑨]。宋代的浮桥一般以“桥脚船”为基底，史载斜谷务曾“打造咸阳陕府桥脚船四十四只”[⑩]，需要搭建时便将这种船一字排开，其上连续铺设木板后固定；遇大水解开锚索，再将底船及桥板收拢，否则便有损毁之虞。熙宁九年（1076）五月，鄜延路经略安抚使李承之言：“延州新修宁和桥，乞依旧存留。若解拆后遇大水蹙凌吹失，更不添修，依旧置渡。”[11]在战区修建浮桥自然还需加以有效保护，元符二年（1099）苗履就曾言“会州城去河三百余步，矢石不及，不可系桥”[12]。至于其在战时的作用，请容下文详述。 除了建造船舶、搭建浮桥这样的大型工程之外，宋军还可根据实际需要采用多种方式渡河。元丰四年（1081）九月，种谔率鄜延路兵马参加第二次灵州之战，“乞计置济渡桥筏椽木，令转运司发步乘运入西界”。此议引起宋神宗不满：“凡出兵深入贼境，其济渡之备，军中自有过索、浑脱之类，未闻千里运木随军。今谔计置材木万数不少，如何令转运司应副步乘？纵使可以应副，亦先自困。令种谔如将及河造筏，贼界屋并可毁拆，或斩林木相兼用之，如更不足，以至枪排皆可济渡。”[13]这些木材主要是为制造大军渡河的舟桥，所需数目肯定不少，要求由后方大批转送自然是不现实的。而宋廷所言“过索”之类，《武经总要》中有相类记述，称为“飞絙”：“募善游水士，或使人腋挍浮水，系绳于腰，先浮渡水；次引大絙于两岸，立大柱，急定其絙。使人挟絙浮水而过，器械戴于首。如大军，可为数十道渡。”此法优点是无需大量辅材，省时省力；缺点是不适用于河面太宽、水流太急的河流，对不识水性的士兵而言仍有漂溺之险。《武经总要》中亦有类似“枪排”的“械筏”：“以枪十条为一束，力胜一人。且以五千条为率，为一筏。枪去鐏刃，鳞次而排，纵横缚之，可渡五百人。或左右各系浮囊二十。先令水工至前岸立大柱，系二大絙，属之两岸以夹筏。絙上以木絙环贯之，施绳联著于筏，筏首系绳，令岸上牵挽之，以絙为约，免漂溺之患。”[14]此法的优点是单次运量大，且能更有效地保护士兵免于溺亡；其弊端在于准备时间过长，且期间一旦遭袭，卸去枪刃的士兵便是坐以待毙了。此外还有“簰筏”之类：“以竹木及有屋宇处可以毁拆为筏浮渡，并束草刍，亦可用之。”不过河川附近是否有适合的民房可供拆除？是否有充足的林木可供采伐？若结合种谔长期在西北的实战经验来看，其请求可能也是出于当地客观环境所迫。总之，这轮发生在前线将领与中央高层之间的战报交流，反映出西北宋军渡河时可能面临的种种困难。 二、水军部队的建制沿革 关于水军部队的建制问题，借由王曾瑜先生的研究可以发现：在北宋的军事序列中，水军并不十分受到重视，整个北方地区比较为人所熟悉的，大约就只有驻扎于开封金明池、河北塘泊区和京东路登州的三支水军了。 乾德元年（963），宋太祖诏“募诸军子弟数千人，凿池于朱明门外，引蔡水注之。造楼船百艘，选卒，号水虎捷，习战池中”[15]。雍熙元年（984），宋太宗赴金明池“观习水战”时称：“水战，南方之事也。今其地已定，不复施用，时习之，示不忘武功耳。”[16]大中祥符元年（1008），“京师诸池习水战”的十艘龙船因不合要求而需重造，宋真宗反对：“金明池所习水战船，盖每岁春夏，都人游赏，朕亦为观之，止欲颁赉诸司及习水戏兵士……勿使改造。”[17]随着北宋实现对南方割据势力的统一，驻扎在金明池的水军性质不断变化：从“习战”的实战演练转向“不忘武功”的政治宣示，继而沦为“都人游赏”的庆典仪仗。好在时隔不久，宋真宗又以“兵备不可废”为由，诏“在京诸军选江、淮习水卒于金明池按试战棹，立为水虎翼军”[18]，总算是在禁军序列中保留了一支水军。而河北塘泊区的水军，宋太宗时“以瀛莫雄霸州、乾宁顺安保定军置忠顺，凡三千人”，“自十月悉上，人给粮二升，至二月轮半营农”[19]，其巡防地区“自淘河至泥姑海口九百里，为二十六寨、一百二十六铺，沿界河分番巡徼，隶缘边战棹巡检司”[20]。然至庆历八年（1048），“以水沴多逃亡者”，索性“权放业农，候岁丰如故，自后遂不复补”[21]。这支部队应被视为水上边警力量。此外在京东路的登州，还驻有澄海水军弩手两指挥、平海水军两指挥，被目为“北宋最大的一支水师”[22]。之所以在此部署水军，主要是为了警戒隔海相望的辽，庆历四年（1044）时富弼就曾言：若从“沧州取海上路，以数千艘，出轻兵三万，趋平州入符家寨口，则咫尺燕、蓟。”毕竟，“沧州至北界平州，水路五百里，不数日登岸，地肥水草美，不必重赍”[23]。况且在宋太宗第二次北伐时，高琼确实曾以“楼船战棹都指挥使，部船千艘赴雄州”[24]，加之雄、沧相去不远又有水路相通，在塘泊和沿海部署水军符合北宋国防需求。 至于宋军在宋夏战区的水军力量，就笔者目前所见有明确建制的似有三支：其一是元丰七年（1084）十月，宋廷下诏于“葭芦、吴堡两寨各置水军一指挥，以百人为额”[25]。此前宋军攻克葭芦寨，鉴于周边河谷川途素为夏军入侵之孔道，设置水军当有警戒沿岸、布控河面的考虑。但据王岩叟在元祐二年（1087）奏报： 臣访闻葭芦对岸克胡，吴堡对岸近上定胡，又有畿内第五将副驻札应援两寨。万一贼马奔冲，其克胡、定胡援兵势不能急速济河，坐费刍粮，无益于事。又畿内将兵不任劳役，大河内沿边巡捕兵士，日有作过者。今春初，河上杀人并劫强贼凡七次，尽是畿内兵士。边民不安，皆谓实无西贼钞掠之虞，但有东军惊扰之患。伏乞亦下本路措置，如移葭芦、吴堡下二寨兵马过河，除合留屯守克胡、定胡外，乞并畿内将兵尽行减省，庶可以节边用、安边民。[26] 就其“大河内沿边”与“河上”这两个空间方位来说，前述水军士兵的嫌疑恐怕最大。原本旨在保境安民的水军成了“边民不安”的“惊扰之患”，实在是有违宋廷初衷；不过谋财害命案件的多发，也印证了这段水路的经济活跃程度。其二是在绍圣四年（1097），宋廷根据苗履的建议“于兰州置水军一指挥，以五百人为额”[27]。兰州地处水路交通之要津，向东经黄河可入天都山、向西入湟水可至青唐、向南下洮水可抵熙河。第二次灵州之战时李宪就准备于洮水筹建水军，“或漕军食，或载战士，或备火攻”，更可“率兵东下，径趋巢穴”[28]。兰州的收复意味着洮水、湟水与黄河的水路连通成为可能，鉴于编制规模远大于葭芦、吴堡水军，可以推测其军事任务或更艰巨，不过此后这支部队鲜有活动记录。其三是在崇宁三年（1104），陇右都护请于鄯州“置水军，守河浮桥”[29]，但这支部队具体的兵力规模、驻扎地点、建制沿革等情况，同样没有更加确切的记载，故而只得存录于此。 三、长途船运的补充作用 学界前贤对北宋西北六路的主要河流、特别是黄河与渭河在历史时期的航运情况，已经有了比较充分的研究，一般认为两汉、隋唐时期的西北水运发展较快、水平较高，但唐中叶以降，由于黄土高原植被破坏引发水土流失、战乱频仍导致管理崩溃以及政治经济重心日渐南移，西北地区的长途航运从规模到功能都渐趋没落[30]。时至北宋，诚如有学者指出的：由于“河流较少、水运不发达”，因此“利用人力、畜力和以人力、畜力为主要牵引力的车辆运输”成为宋军在西北“最广泛、最普遍的运输方式”[31]。不过由于水运具有运量大、速度快、效率高等优势，因此面对持续紧张的宋夏战局，宋廷还是对开发水运产生过兴趣。史载宋神宗就与王安石进行过认真讨论： 提举陕西常平等事苏涓等言：“鄜延、秦凤、泾原、环庆等四路并边州军常阙军食，不免支移内地民赋，百姓苦于陆运。今欲自河、洛运入鄜延路至延州，自渭运入秦凤路至秦州，自泾运入泾原、环庆路至渭、庆州。又四路中绥德城尤远，亦可自河入无定河运至绥德城。”诏前知华阴县宁麟、前凤翔府普润县令梁仲堪乘驿行视以闻。 先是，上问陕西粮草何以为计，王安石曰：“陕西陆地无可漕，惟厚与价，使民竞入中以供军粮尔。”上因问相度河、泾及无定河漕如何，王安石言：“未见奏至。”上曰：“亦恐或可为也……黄河无石碛，与山水不同，如何？”安石曰：“瞿唐峡方暴涨时，非复有石碛之患，但水湍急，难上下，须习彼水者乃能行。恐黄河上流及无定河亦如此。”因白上促麟等相度。其后，仲堪等奏至，中书户房言：“本处山河峻急，石碛险恶，恐难以通漕，乞罢前议。”从之。[32] 苏涓主张将物资经黄河、洛水运入鄜延路直至延州，经渭水运入秦凤路直至秦州，经泾水运入泾原、环庆路直至渭州、庆州，经黄河、无定河运至绥德城，可以说是一套全面立足于开发西北河流水运的战略性计划，其立意可谓宏大。然而由于水文地理条件的局限，其方案最终流产。不过，尽管宋军在西北展开长途水运的记载确不常见，也有学者曾提出“由熙州到兰州的部分水路运输也是整个宋夏沿边唯一实现水运粮食的区域”[33]；但实际上以兰州为中心，洮河至兰州、黄河兰—会段以及湟水流域的部分河段，均曾有过水运军需物资的记录。 自元丰四年（1081）九月李宪攻下兰州，宋军便致力于强化守御。元丰五年（1081）二月，宋廷以“熙河路洮河与黄河通接”，令李宪“作蒙冲战舰运粮济兵”[34]；次年二月，李宪言兰州需粮十万，“发保甲或公私橐驼般运”又“虑妨春耕”，故“修整纲船，自洮河漕至吹龙寨，俟厢军折运赴兰州”；宋廷批准，“橐驼、舟船折运不足，须当发义勇、保甲”[35]。尽管物资尚需中转，无法由洮入黄而直抵兰州，但在部分河段展开水运，自然也是有益于兰州守军的。 绍圣四年（1097）四月，岷州受命调拨物资支持熙河、泾原战线，又面临着洮河水运“和顾脚乘，道里阻远”的问题。宋廷由是提出： 今相度，欲以舟船般运至熙、兰二州极边使用，兼河亦有古道，可以修治，安置递铺，直至熙河北玛尔巴山等路。一自岷州城外装船，于洮河内驾放般载钱物，至中路上衬，地名噶勒斡，河水湍急，并山硖石碛至下衬，计六十有余里不可行船。今既沿河见有古道，可行开修，自上衬摆置六铺，勒铺兵二人陆路般运至下衬，地名章龙峡石，却用熙州船装载，直至熙路或临洮堡下卸。其上下衬各置监官一员，量行修廨舍、库屋，卸纳装破，并往来催督水陆路般运钱物。[36] 船队于岷州出发后沿洮河航行，至噶勒斡因水流湍急、航道难行而不得不改走陆路，路程约六十里，幸而沿河有古道，可派员修葺维护，亦不至太过艰难；至章龙峡石可由熙州船队装载物资，再走水路运至临洮堡最终卸货。临洮堡位于今临洮县北约七十里[37]，熙宁七年（1074）三月王韶与木征交战时曾“破结河川额勒锦族，以断通夏国径路”[38]，结河川系洮河支流，在今临洮县北约六十里[39]，降服该部方可控制结河川东入马衔山的道路，继而阻挡西夏入援吐蕃。是役为王韶降服木征提供了条件，开展水运又与镇抚当地相表里，其作用自是不言而喻。 随着宋军对兰州的控制愈发稳固，该地镇守黄河、中转军需的作用日益凸显。元符二年（1099）四月，宋军克天都山，置会州、西安州，宋廷于是“诏兰州造粗材应副会州修仓库、营房、廨宇等，自黄河沿流运致，专委官管勾”[40]。自此以兰州为中心、依托黄河水运，兰、会二州得以连通，熙河、泾原亦可相互支持。同年闰九月，熙河兰会路经略使胡宗回将继续西进的计划上报宋廷： 自河州安乡城过黄河入邈川，虽是洮西本路，缘道径迂险，般运艰难。臣近体问得兰州西关堡近西，地名把京玉相近，可以系桥通路，直入邈川，不惟路径平坦，兼道里甚近，可以互相照应，兼可以于宗河行船，漕运直入邈川。其宗河口东岸近北，旧有邈川管下鹅毛瓦都城，乃西番旧防守夏国该珠卓啰等城去处，今城见全备，略行修筑，安置楼橹，可以守御。[41] 由安乡城经黄河入邈川的旧路后勤艰难，如能在兰州西关堡“系桥通路”，不仅可得平坦大路，更可于湟水漕运，加之湟水河口东岸之北有鹅毛瓦旧城，“略行修筑”即能守御邈川。尽管此后姚雄在攻打鄯、湟时仍于安乡关置堡，但却还是着眼于“夹河立堡，以护浮梁，通湟水漕运”。此战促成湟水商路复通，“商旅负贩入湟者，始络绎于道”[42]，对改善后勤颇有帮助，亦可看到控制湟水对东西交通的重要性[43]。此外，元符三年（1100）兰州管下之把拶桥改京玉关[44]，“至湟州止九十九里”，控扼此地则“宗河可通五板船，漕运道路通快”[45]。 如果将讨论范围稍作延展，还会触及北宋前期陕西与开封间的漕运问题[46]。这条水运线路由于受宋夏战事的拖累，“岁漕益减耗，才运菽三十万石”；加之其投入产出比又严重失衡，“岁创漕船……劳费甚广”，故而至嘉祐四年（1059），宋廷决定“罢所运菽，减漕船三百艘”，开封“自是岁漕三河而已。”[47]此外，还有记录表明宋军曾由开封沿黄河溯流而上向西北边地运送军粮，欧阳修在康定元年（1040）曾提议： 臣闻今为西计者，皆患漕运之不通，臣以谓但未求之尔。今京师在汴，漕运不西，而人之习见者遂以为不能西，不知秦、汉、隋、唐其都在雍，则天下之物皆可致之西也。山川地形非有变易于古，其路皆在，昔人可行，今人胡为而不可？……今兵之食汴漕者出戍甚众，有司不惜百万之粟分而及之，其患者，三门阻其中尔。今宜浚治汴渠，使岁运不阻，然后按求耀卿之迹，不惮十许里陆运之劳，则河运通而物可致，且纾关西之困。[48] 尽管如欧阳修所言，由陕西至开封的山川地形并没有“变易于古”，但“京师在汴，漕运不西”这一重大政治经济地理格局的变迁，却足以改变历代以来的漕运线路，因此其议难以施行。庆历三年（1043）七月，范仲淹借上报陕西旱灾之机，请求“速降指挥，委本路都转运使孙沔……于黄河内般辇自京以来斛米，往彼应副”[49]。此议虽非立足于军事需要，但也可证实北宋有能力通过黄河将物资运往西北；但类似情况实属特别情况下的个例，故而黄河航路对支持宋军战事的作用恐怕还是十分有限的。由是观之，宋夏战区中的长途水运，多在特定地区和特定时段发挥功能，这是造成学界素来不太重视西北水运军事价值的主要原因。 四、浮桥津渡的重要功能 就交通空间与运输方式而言，所谓“水面交通”，除了通常比较熟悉的依靠船只展开的长途船运，还应包括通过架设浮桥、建立津渡以跨河而过的军需运输。在宋夏战区，这两种水面交通活动曾经发挥过重要作用[50]。 早在乾德五年（967），宋太祖就曾令“川、陕诸州长吏、通判并兼桥道事”，不过当时针对的是民用工程中调发过滥、“吏缘为奸”等问题[51]。咸平五年（1002），宋廷欲重筑本已归还李继捧的绥州故城，巡抚陕西的钱若水坚决反对：“若复城之，即须增戍。刍粮之给，全仰河东。其地隔越黄河、铁碣二山，无定河在其城下，缓急用兵，输送艰阻。”钱若水被宋真宗誉为“儒臣中知兵者”，宋廷遂纳其说而罢役[52]。不过，真正引发宋廷对宋夏战区中河渡问题关注的，还是麟府诸地位于“河外”的敏感位置及其守军面临的现实困境。 麟府二州地处黄河西岸，直至宋神宗以前一直孤悬“河外”，唯依靠河东路人马渡过黄河方能运送物资，是谓“麟、府屯重兵，皆河东输馈，虽地里甚迩，而限河津之阻”[53]。因此在宋廷内部放弃麟府、退守黄河东岸的主张时有出现，但弃守该地并不符合北宋长远利益，故历代君臣皆未执行；不仅如此，宋军还想方设法对其增援，加强跨河运输由此成为题中之意。咸平五年（1002）九月，宋真宗以麟府二州“刍粟增价”派员前往调查，发现是因黄河阻滞所致；鉴于当地水面“裁阔数十步”，遂“于府川、定羌军经度置浮桥”，以期接通商路、平抑粮价。[54]定羌军即日后之保德军，与府州隔河相望，正可照应浮桥安全。 然而因军需所急，河东民众仍需将“常赋及和市刍粟，并输府州，而涉河阻山，颇为劳苦”，宋廷只好令黄河西岸部队“徙屯河东保德军，其营在府州者听量留之”，“条约已来，公私为便”。景德三年（1006）二月，因担心“水涨、冰合”造成“军士涉河，往来艰阻”，宋真宗再次下诏：“河西军营在府州者，所给刍粮自今增置渡船，仍旧于保德军请领。如水涨、冰合，即听随处给遣，或预令辇载以往。委转运司专提振之。”[55]此后元昊“入寇河外”、麟府形势危急，原先的渡河粮道不再安全，甚至可能为敌所用，宋廷遂禁“火山、保德军缘河私置渡船”[56]，严控旧有津渡的同时于合河津新开渡口，“使河东地区岚、石、隰、绛州的物资都可以由合河津转送到麟州”，“改变了以往单一的由府州从东北方向向麟州运粮的情况”[57]。 此外，通过修建浮桥以降低成本、提高效率的情形还出现在延州之永宁关。永宁关本系延川县旧关，元符二年（1099）绥州升绥德军后改隶之。“永宁关与石、隰州跨河相对，地沃多田收，尝以刍粮资延州东路城寨，而津渡阻隔，有十数日不克济者。”因转运效率低下，永宁关的战略支持功能大打折扣，宋神宗遂于熙宁六年（1073）十月下令“延州永宁关黄河渡口置浮梁”[58]。次年底，“鄜延路经略司言延州永宁关新作浮梁成，赐名宁和”[59]。元丰五年（1082）五月，宋军收复葭芦寨辖地，宋廷虽令鄜延、河东共同照管，“合用兵马并战守器具、粮草等，并令河东路经略、转运司管认”[60]、“缘隔大河，虑西贼侵犯，仰鄜延路经略司以兵马照管应援”[61]，仍有力不从心之感；此后宋军不断沿无定河北进，为绥德、米脂等地提供军需的任务更加繁重。至元丰六年（1083）八月，陕西路转运副使范纯粹遂提议：原本“每年入中或移税籴，从便计置粗细色斛斗一十万石，于吴堡寨、永宁关桩积”，考虑到吴堡“僻在河外，又深近贼界”，永宁关“自开拓边面已来，却在近里”，加之“本关自有桥渡，与河东晋、绛、石、隰州相望”，因而不妨“令河东转运司于石、隰、晋、绛等州择与本路顺便处，就近支拨斛斗，除五万石依旧永宁关纳外，将合赴吴堡寨纳五万石，由永宁关赴青涧城纳”，将吴堡寨的五万石军粮经永宁关运往清涧城，“一则免侵近贼界，一则免雇脚般运之费”。宋神宗以为“纯粹奏请允当，宜火急与指挥”[62]。实现此方案的条件之一正是永宁关“自有桥渡”、能克服黄河险阻，将鄜延、河东道路相连。笔者以为此处“桥渡”应当就是宁和桥。 宋军在洮河、湟水流域不断与当地蕃部争战，出于战术需要亦多建造浮桥。如熙宁六年（1073）二月，“熙州城下洮河及南、北关渡口并置浮桥”[63]，建成后赐名永通桥；十月，又下诏河州安乡城黄河渡口“置浮梁，筑堡于河之北”，宋神宗以其地“鄯、廓通道也，滨河戎人，尝刳木以济行者，艰滞既甚”，营建浮桥可以展现“来远”之意[64]。元丰七年（1084）十月，李宪以“兰州渡河去贼巢甚迩”，建议“于四五月……预于黄河西上，以兰州营造为名，广置排筏，克期放下，造成浮桥，以本路预集选士、健骑数万人，一发前去荡除枭穴，纵不能擒戮大憝，亦足以残破其国，使终不能自立”[65]。绍圣四年（1097）四月，兰州复金城关，“系就浮桥，本州边面已是牢固”[66]。元符二年（1099）正月至四月，宋廷就是否于兰州城西喀罗川修复浮桥发生分歧，赞同者认为此举在打通甘、凉的同时能“隔绝西蕃、夏贼往来便道”[67]，反对者则认为“青唐必惊疑生事，西夏未了，又生一敌国”[68]，最后章惇以“喀罗、卓罗，密迩邈川路”而“力欲成之”，于是“三省、密院同进呈，令孙路进筑喀罗”[69]。熙河路从王韶开边之初“虽名一路，而实无租入，军食皆仰给他道”[70]，“未有租税之助，而所在仓禀空虚，商人绝迹”[71]；经过二十余年的经营，最终能“郡邑既已雄盛，人民既已富庶，法令既已整备，边势既已盛强，兵日益减，费日益省，谷日益贱”[72]，在一定程度上正是得益于后勤道路的畅通。熙河之役所需的物资多由秦凤路沿渭河输送，至通远军后转入熙州，再渡洮水而南入河州或北上兰、湟，修建浮桥自然是维系后勤路线、提高补给效率的重要一环。 五、结语 北宋能在艰苦卓绝的对夏战争中逐渐扭转颓势，最终几近降服西夏，在相当程度上得益于后勤保障的有效展开，唯此前线部队才能全力以赴地投入作战。而宋夏战区中水面运输情况长期以来未能受到充分关注，一方面是因为经过千余年的开发，至北宋时该地的水文地理环境出现一定退化，部分河段确实已难以维系大规模航运；加之政治中心的东迁和经济重心的南移，更削弱了宋夏战区中长途航运的必要性，而这种最受瞩目的水面交通活动的减少，直接影响了时人的记录与后人的研究。另一方面，尽管西北宋军在部队调度和要塞建置方面，都曾充分考虑河流的分布与走向，但其后勤补给主要还是依靠河流沿岸地带的平坦川途来实施陆运，而较少直接利用河流水体展开水运，故将其归入陆路运输的讨论范畴，也更符合一般研究的惯常思路。 但是，如果因此便忽视了宋夏战区中水面交通活动的军事价值，那么便容易对全面评估西北宋军的后勤活动产生不利影响，也可能因此而错过一个观察人类军事活动与自然环境因素互动的可能视角。而经过本文的梳理可以看到：就西北宋军的后勤体系而言，水面交通运输曾在某些特定的时段、地区或战役中，发挥过重要战术作用——不论是顺流而行展开长途船运、还是横跨河岸建造浮桥津渡，这些举措在调度部队和输送物资等行动中，多能实现提高效率、降低成本或减少风险的目的。此外，在西北宋军展开的水面交通活动中，配套设施的建造和从业兵员的部署，也会对当地社会产生一定影响，包括局地交通建设、水域沿线治安、周边部族绥抚等等。就此而言，对于宋夏战区中水面交通活动的实际作用，还是需要予以更加充分的讨论的。 [①]韩茂莉：《宋代农业地理》，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1993年，第61—67页。 [②]程龙：《北宋西北战区粮食补给地理》，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第28、29页。 [③]《长编》卷五四，咸平六年正月壬寅，第1176页。 [④]学界前贤早已注意到宋夏战区中河谷川途在军事地理方面的价值，并对此做出了充分讨论，相关研究详见王天顺：《西夏战史》，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93年；史继刚：《宋代军用物资保障研究》，成都：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0年；程龙：《北宋西北战区粮食补给地理》，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李华瑞：《宋夏关系史》，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台湾三军大学编著：《中国历代战争史》第11册，北京：中信出版社，2013年；曾瑞龙：《拓边西北：北宋中后期对夏战争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此外亦有诸多论文涉及相关问题，包括陈守忠：《北宋通西域的四条道路的探索》，《西北师大学报》1988年第1期；韩茂莉：《宋夏交通道路研究》，《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88年第1期；周宏伟：《北宋河湟地区城堡寨关位置通考》，《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2年第2期；杜建录：《西夏沿边堡寨述论》，《宁夏社会科学》1993年第5期；江天健：《宋夏战争中对于横山之争夺》，宋史座谈会编辑：《宋史研究集》第24辑，台北：“国立编译馆”，1995年，第177—214页；梁庚尧：《北宋元丰伐夏战争的军粮问题》，宋史座谈会编辑：《宋史研究集》第26辑，台北：“国立编译馆”，1997年，第131—173页；吕卓民：《简论北宋在西北近边地区修筑城寨的历史作用》，《西北大学学报》1998年第3期；杜林渊、张小兵：《陕北宋代堡寨分布的特点》，《延安大学学报》第30卷第3期，2008年；金勇强：《论地形地貌对宋夏战事的影响》，《宁夏大学学报》第31卷第2期，2009年；钱俊岭：《从浅攻到蚕食：论章楶的军事构想与实施》，《西夏研究》2010年第3期；李华瑞：《略论宋夏时期的中西陆路交通》，氏著《宋夏史探研集》，北京：科学出版社，2016年，第179—195页。由于相关成果斐然，笔者挂一漏万之处，祈请方家海涵。 [⑤]相关研究，详见冯汉镛：《唐宋时代的造船业》，《历史教学》1957年第10期；王瑞明：《宋代的造船业与船户》，《学术月刊》1987年第3期；吴景山：《宋金元时期西北的造船业及航运管理》，《兰州大学学报》1999年第1期；席龙飞：《中国古代造船史》，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132—182页；王曾瑜《谈宋代的造船业》，氏著《锱铢编》，保定：河北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154—162页；漆侠：《宋代经济史》，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681—688页；黄纯艳：《造船业视域下的宋代社会》，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1—57页。 [⑥]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二五《国用考三·漕运》，上海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华东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743、744页。 [⑦]《长编》卷一六四，庆历八年六月己丑，第3953页。 [⑧]《长编》卷三一四，元丰四年七月癸巳，第7603、7604页。 [⑨]相关研究，详见周宝珠：《宋代黄河上的三山浮桥》，氏著《后乐斋集》，保定：河北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266—282页。整体而言，受制于史料零散，目前宋夏战区中有关浮桥的讨论依旧相对有限。 [⑩]包拯：《包孝肃奏议集》卷七《民事·请权罢陕西州军科率》，《文渊阁四库全书》第427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149页。 [11]徐松辑：《宋会要辑稿·方域》一三之二三《桥梁》，北京：中华书局，1957年，第7541页。 [12]曾布：《曾公遗录》卷八，元符二年八月甲午，顾宏义校点，北京：中华书局，2016年，第101页。 [13]《长编》卷三一六，元丰四年九月己亥，第7643页。 [14]曾公亮、丁度等撰：《武经总要前集》卷一一《济水》，《文渊阁四库全书》第726册，第389页。 [15]《长编》卷四，乾德元年四月庚寅，第89页。 [16]《长编》卷二五，雍熙元年四月甲午，第576页。 [17]《长编》卷六八，大中祥符元年三月，第1530页。 [18]《长编》卷八一，大中祥符六年七月癸丑，第1843页。 [19]《宋史》卷一九〇《兵志四·乡兵一·河北忠顺》，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4710页。 [20]《长编》卷八〇，大中祥符六年四月庚午，第1823页。 [21]《长编》卷一七三，皇祐四年十二月，第4185页。 [22]《宋史》卷一八八《兵志二·禁军下》，第4621、4622页。此外可能尚有一支“安海”水军。详见王曾瑜：《宋朝军制初探》，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212页注释3。 [23]《长编》卷一五〇，庆历四年六月戊午，第3649页。 [24]《宋史》卷二八九《高琼传》，第9692页。 [25]《长编》卷三四九，元丰七年十月甲戌，第8368页。 [26]《长编》卷三九七，元祐二年三月，第9673页。 [27]徐松辑：《宋会要辑稿·兵》二八之四三《备边》，第7291页。 [28]《长编》卷三一四，元丰四年七月癸巳，第7603—7604页。 [29]《宋史》卷一八七《兵志一·禁军上》，第4581页。 [30]相关研究，详见全汉昇：《唐宋帝国与运河》，商务印书馆印行，1944年；谭其骧：《何以黄河在东汉以后会出现一个长期安流的局面——从历史上论证黄河中游的土地合理利用是消弭下游水害的决定性因素》，《学术月刊》1962年第2期；潘镛：《隋唐时期的运河和漕运》，西安：三秦出版社，1987年；史念海：《中国的运河》，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148—266页；史念海：《黄土高原历史地理研究》，郑州：黄河水利出版社，2001年，第122—174页；辛德勇：《隋唐时期陕西航运之地理研究》，《陕西师范大学学报》第37卷第6期，2008年，第77—88页；张晓东：《汉唐漕运与军事》，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10年。 [31]史继刚：《宋代军用物资保障研究》，第50页。 [32]《长编》卷二一四，熙宁三年八月丙子，第5210、5211页。 [33]程龙：《北宋西北战区粮食补给地理》，第162页。 [34]徐松辑：《宋会要辑稿·食货》五〇之四《船》，第5658页。 [35]徐松辑：《宋会要辑稿·食货》四三之三《漕运》三，第5574页。 [36]《长编》卷四八八，绍圣四年五月乙亥，第11589页。 [37]许容等监修，李迪等编纂：《甘肃通志》卷一〇《关梁·临洮府·狄道县》，《文渊阁四库全书》第557册，第311页。 [38]《长编》卷二五二，熙宁七年四月丁酉，第6179页。 [39]许容等监修，李迪等编纂：《甘肃通志》卷五《山川·临洮府·狄道县》，第163页。 [40]《长编》卷五一六，元符二年闰九月壬申，第12265页。 [41]《长编》卷五一六，元符二年闰九月丙子，第12272页。 [42]《宋史》卷三四九《姚兕传》，第11060页。 [43]李华瑞：《论北宋经营陆路东西交通》，氏著《宋夏史探研集》，第213—232页。 [44]《宋史》卷八七《地理志三·陕西路》，第2166页。 [45]曾布：《曾公遗录》卷九，元符三年六月癸卯，第277页。 [46]相关研究，详见沈逸波：《北宋漕运系统述略》，《上海师范大学学报》1992年第1期；陈峰：《试论唐宋时期漕运的沿革与变迁》，《中国经济史研究》1999年第3期；周建明：《论北宋漕运》，《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0年第2期。 [47]《宋史》卷一七五《食货志上三·漕运》，第4252页。 [48]欧阳修：《欧阳修全集》卷四五《居士集卷四十五·通进司上书》，李逸安点校，中华书局，2001年，第640页。 [49]《长编》卷一四二，庆历三年七月辛未，第3397页。 [50]黄纯艳先生曾对宋代津渡的经营、管理等问题展开过细致考察，但由于史料所限，其讨论多集中于南方水系之政府管理与社会经济层面，较少涉及宋夏战区内津渡的设置沿革与军事功能。相关研究，详见黄纯艳：《造船业视域下的宋代社会》，第427—445页。 [51]《长编》卷八，乾德五年十二月，第197页。 [52]《宋史》卷二六六《钱若水传》，第9170页。 [53]《宋史》卷二七七《郑文宝传》，第9428页。 [54]《宋史》卷二七七《郑文宝传》，第9428页。 [55]徐松辑：《宋会要辑稿·食货》四二之三《漕运》二，第5563页。 [56]徐松辑：《宋会要辑稿·方域》一三之五《四方津渡》，第7532页。 [57]程龙：《北宋西北战区粮食补给地理》，第154页。 [58]徐松辑：《宋会要辑稿·方域》一三之二二《桥梁》，第7541页。 [59]《长编》卷二五八，熙宁七年十二月辛未，第6298页。 [60]《长编》卷三二六，元丰五年五月辛丑，第7854页。 [61]《长编》卷三二六，元丰五年五月癸卯，第7855页。 [62]《长编》卷三三八，元丰六年八月己卯，第8140页。 [63]《长编》卷二四二，熙宁六年二月己卯，第5901页。 [64]《长编》卷二四七，熙宁六年十月壬申，第6019页。 [65]《长编》卷三四九，元丰七年十月癸巳，第8376页。 [66]《长编》卷四八五，绍圣四年四月壬辰，第11522页。 [67]《长编》卷五〇五，元符二年正月庚戌，第12028页。 [68]曾布：《曾公遗录》卷七，元符二年四月乙未，第24页。 [69]《长编》卷五〇九，元符二年四月乙未，第12124页。 [70]《宋史》卷三二八《王韶传》，第10581页。 [71]《长编》卷二七一，熙宁八年十二月庚寅，第6635页。 [72]《长编》卷四六〇，元祐六年六月丙午，第10999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