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关于中亚古代游牧民族历史的研究，很久以前就引起了俄罗斯以及国外学者的注意，其中当然也包括中国的历史学家、考古学家、民族学家和语言学家。关于这一课题的成果已经有很多，小自篇幅很短的文章，大至厚厚的专著。这些已有的研究不仅在不同程度上关注了一些具体的问题，而且延伸到了与游牧民族社会结构发展规律和经济活动、物质与精神文化、宗教信仰等相关的大问题；同时也研究游牧民族对于定居民族发展所起的作用，在此首先是针对中国人而言，自周代开始，尤其是秦、汉、梁等朝代。 实际上，所有在这样或那样程度上涉及内亚游牧民族历史的著作都是以中国古代史料为基础的。中国历史文献包含有关于古代北方游民民族的丰富资料，在这些文献中我们可以找到自秦代以来关于突厥语民族足够详细的信息。中国历史学家对自己北方游牧邻居的关注不是偶然的。中国从远古时代起就不是作为一个孤立的国家而单独发展的，而是从来都与周边民族有着紧密的联系和不断的战争。因此，毫无疑问，在最古老的文献即殷代甲骨文、青铜器上的文字符号、以及周代文物器皿上都能够找到开始是很简短但越来越详细的关于天朝大国诸多北方邻居的信息。 汉代杰出的中国史学家司马迁第一次将周边国家与民族写进了正史。这一创新在此之后变成了传统，后来所有的官方史书，包括《陈书》和《北齐书》在内，都有很多章节涉及到北方游牧民族。 司马迁、班固和范晔的著作合在一起给了我们重建中国北方古代游牧民族的民族史和政治史、以及它们之间相互关系的可能，其中重要的是它们与中国的关系。研究北方游牧民族的民族和部落成分最有价值的是司马迁的《史记》。这部最古老的编年体史书包含了关于游牧民族社会机构的很多重要信息；班固和范晔的著作以诸多的细节补充了中亚民族政治的画卷。 我非常高兴地指出，这些杰出的中国古代史学家的著作也已经变成俄国汉学界、之后是欧洲汉学界的文化财产，在此首先归功于我们的同胞、出生于楚瓦什的汉学家比丘林（Н.Я.Бичурин,1777—1853）的诸多著作。 长期以来楚瓦什的学者一直在关注中国古代历史编年。著名的楚瓦什学家阿什马林（Н.И. Ашмарин）早在1930年就对自己的学生说：“大概在不远的将来，就会有汉语、藏语、日语，同时也有印度支那语和波利尼西亚语被应用到楚瓦什语更为深入的研究。其现存的词汇联系，比如楚瓦什语与汉语之间的词汇联系，尽管没有人解释，但是今天已经显现了出来。”[1] 在楚瓦什的民族记忆中一直还保存着先祖离开中国那悠远回忆的点点滴滴。在此借用民族学家里蒂赫（А.Ф. Риттих）一句饶有兴味的话：“……有一些老人有着这样的观点，他们认为自己真正的祖国是中国。”[2]他认为，“这一如此有趣问题的最终解释应该从西部中国的民族研究中去寻找，经历过如此大的变迁，在那里应该可以找到我们所期望的史料。”[3] 现在我们可以断定地说，在中国历史古籍中包含有进行中国北方游牧民族物质、精神文化和楚瓦什传统文化以及它的祖先——人类纪元的前几个世纪里出现在东欧的乌古尔-保加尔圈（огуро-булгарский круг）诸多部落之间民族比较研究的庞大资料。 楚瓦什的中国史料研究概述楚瓦什学者们认真地致力于中国关于祖先史料的研究只是开始于20世纪50年代。苏联时期由于科学有了政治参与性，楚瓦什人文科学对于中国问题的态度在不同时期都是不同的，都是直接取决于苏中政治关系的性质。尽管如此，楚瓦什学者们仍然视自己的力量和可能一直关注着中国史料。 试图说明现代楚瓦什词汇的词语构成来源于古代汉语的，首先是楚瓦什史学家库兹涅佐夫（И.Д. Кузнецов）。[4]库兹涅佐夫从历史比较语言学和对比语言学的角度出发，将汉语和楚瓦什语进行词汇比较是不合适的。但是这种进行汉语和突厥语比较研究的做法，是阿什马林第一次提出来的，具有现实意义和前瞻性。俄罗斯突厥学一直努力于这一问题不是偶然的。 楚瓦什有名的史学家和考古学家卡霍夫斯基（В.Ф. Каховский）在自己的专著《楚瓦什民族起源》[5]中使用了比丘林著作中的大量中国古代历史编年史料（比丘林著作目录见《古代中亚各民族资料汇编》，莫斯科–列宁格勒，1953年，第三卷，第87-92页。），同时引用了丰富的中国民族文化方面的资料来与楚瓦什资料进行对比。 马柳金（С.Р. Малютин）[6]和尼古拉耶夫（В.В. Николаев）[7]等人继承了卡霍夫斯基上世纪90年代奠定的好传统。 同时应该指出的是，在М.Р. 费多托夫院士篇幅不长的《关于匈奴人-楚瓦什民族语言学联系的问题》[8]一文中，批评地评价了马柳金关于匈奴-楚瓦什继承性问题的论述。 近些年来，楚瓦什人文学者们的兴趣越来越多地转向中国古代历史典籍。关注中国原始资料的不仅是史学工作者，还有文化学工作者。今年年初的Г.В.阿尔热金《楚瓦什原始部落的音乐文化》[9]一文可以证明这一点。文中作者力图根据中国古代历史编年资料说明楚瓦什与中亚游牧民族音乐文化之间一定的相同现象。 从现今的研究成果看，所有这些作品都是蜻蜓点水，我们期待有更好的作品出现。它们所用史料都局限于有限的、主要关于匈奴研究的范围内，常常会表现出矛盾和不令人信服的观点。 2005年11月在切博克萨雷举行了纪念楚瓦什国立人文大学成立75周年的国际学术会议。中国著名史学家余太山先生和李锦绣先生首次出席了楚瓦什历史上这一学术盛会。前不久出版了这次会议的文集，楚瓦什共和国历史上也第一次以中俄两种文本登载了代表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两位中国学者的文章。对于楚瓦什学者来说，余太山先生的文章《匈奴与Huns同族论质疑》和《柔然与阿瓦尔同族论质疑——兼说阿瓦尔即悦般》，还有李锦绣和余太山合作的文章《有关Bulgars族源的若干问题》都是非常充实而丰富的。中国同仁的作品对于研究楚瓦什民族早期历史有着直接的关系。对于未来两国密切和富有成效的学术合作来说，充满希望的基础已经建立起来了。 在此我可以大胆说，200年前楚瓦什伟大的汉学家比丘林所开创的事业将由他的后代继承下去。 （一）楚瓦什-蒙古语言的相同现象和中亚古代乌古尔问题古代乌古尔在中亚出现的事实以及他们的民族政治史，对于理解与科学解释那些远古民族、接近古代政治结构的组织在中亚历史上的历史意义、以及古代突厥国家的形成，都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时至今日，北方游牧部落组织的语言都没有最终确定其属性，而关于这一问题的丰富信息蕴藏在一直保留至今的中国传统史料中。中亚早期阶段的民族政治史和文化史的很多问题尚存在许多空白点，或者是没有得到正确的解释和分析。 由比较-对比音位学、语法学、更主要的是词汇同语线而得到的突厥语、印欧语（东伊朗语、吐火罗语）、蒙古语、通古斯-满洲语、古代亚洲语、汉语以及其他中亚语言共同存在的区域图景给了我们判断操这些语言者之间的历史联系的可能性。更有一些纯语言学的资料可以给我们判断一些超语言因素的可能性，这些超语言因素，即操这些不同语族的语言者之间的历史关系。 各语言之间相互交错的同语线能够帮助我们建立起它们之间的历史联系，确定它们在某段时期和范围内共同、联系发展的区域。各语言之间同语线的存在可以说是这些语言使用者共同居住的明显迹象，而且更加能够帮助确定在操这些语言者之间实现了接触的、以及/或者附层-底层-表层语相互关系的区域。同语线不同程度的相互叠加，可以为限定这样或那样相互接触的族类共同体及语言分化的历史区域奠定相当有价值的基础。 在这一点上对于中亚地区来说，最大的标志一方面是东伊朗-突厥同语线，另一方面是突厥-蒙古和蒙古-通古斯同语线。 在当今，突厥-蒙古-通古斯-满洲等语言之间的历史关系是最为值得研究的。（关于该问题持相同立场的详细观点见：Ж.К.图伊梅巴耶夫《阿尔泰理论和阿尔泰主义的建立和发展》，突厥斯坦，2006年。）在本文中，突厥-蒙古语的相互关系是非常重要的问题，尤其是古代突厥语词层取决于蒙古语种，这一点明显地保留在保加尔-楚瓦什语语音、词法和语义等方面。极大地影响了原始蒙古语的突厥语，一方面包含有很多标准乌古斯（огуз）语族突厥语性质的特征，一方面还有保加尔语族突厥语一些p的发音不纯的特征。因此，这种古代突厥语可以被认为是标准乌古斯语族突厥语p发音不纯的一种方案，或者是比乌古尔语更简洁和方便。庞大的（约1500个词汇）“乌古尔”词层取决于原始蒙古语，这一点毋庸置疑地证明了保加尔-楚瓦什语的历史祖先分离于同一的原始突厥语，并且在公元临界点很久以前就形成了独立的中亚方言，也就是说，在乌古尔-恩乌古尔-保加尔部落联盟西迁之前。而这一点已经为追寻乌古尔在中亚、蒙古一带、鄂尔多斯和中国北方的发祥地提供了很有价值的基础。 1. 中亚乌古尔问题的语言文化视角自司马迁开始，中国史学家就把北方游牧民族分为三大族系：匈奴、东胡和肃慎。在我们的历史文献里，它们和现代科学中对中亚民族分为突厥语系（匈奴）、蒙古语系（东胡）和通古斯-满洲语系（肃慎）被视为是同一的。这种公元前一千年前半期至公元后一千年前半期的北中国古代游牧民族语言鉴别比较任意和抽象。根据中国古代史籍判断，匈奴、东胡和肃慎的部落联合体是典型的游牧民。按照权威研究者的观点，蒙古人相对较晚地掌握了畜牧业，而在现代蒙古地区居住下来不过是第二个千年的初期。伊诺斯特兰采夫（К.А. Иностранцев）认为蒙古人是一个相对年轻的民族，于12至13世纪出现在历史舞台上，在现代蒙古地区定居下来的时间比突厥人要晚。[10]塔斯金（В.С. Таскин）将东胡[11]、慕容[12]等民族群体归为蒙古，据他的研究，“……古老的蒙古部落最初是居住在阿穆尔河上游，只是后来，就是说公元后的第一个世纪才出现在中亚大草原上。蒙古部落向南的迁移开始遇到了统治广袤领域的操突厥语的匈奴的干扰，但是随着匈奴的衰弱，蒙古人向南移动的速度越来越快。”[13]然而，中国历史编年中的游牧群体东胡和慕容的蒙古语言同一性问题还存在很大的疑问。 关于“东胡”的记载最早是出现在战国时期的《史记》中：“燕北有东胡、山戎”。[14]公元前307年赵武灵王就已经指出，在他统治的疆域以东有游牧部落东胡。[15]当时中国人所指的“胡”是匈奴，而“东胡”一词的出现，按照前汉范晔的解释，与他们居住在匈奴以东有关。[16]根据中国史籍判断，“东胡”指的是一个完整的具有亲属关系的族系，而且他们都是典型的游牧民。蒙古人则在早些时候还不会畜牧，居住在森林里，过着粗放的经济生活，即打猎和采集。因此说，中国历史编年将“东胡”一词引入突厥民族政治的形成过程有着足够的、有力的理由。在这一点上得到更多论证的是著名中亚古代史研究者Л.Р.克兹拉索夫的结论：“10世纪之前，今蒙古和准噶尔的所有领域，还有东突厥斯坦（今新疆）都被突厥语部落占领……操蒙古语的契丹人于924年侵入中亚大草原，引起了中亚民族分布格局的巨大变化。蒙古语部落在古代是森林里的居民，主要从事渔猎活动。他们分散居住在亚布洛涅维山脉东北侧的山林地带，兴安岭的两侧，向北一直到黑龙江，沿石勒喀河、因果达河、阿尔贡河和阿穆尔盆地经线走向，直到中下游。”[17]与此同时，还有一些严肃的证据证明，至少是在公元1000年前后，早期契丹人属于操突厥语的部落，公元1000年之后的前两个世纪属于被同化的蒙古人。无论如何，对于操现代蒙古语者发音动作的技术研究都可以提供一点假设的根据，即蒙古人民共和国中部省份的蒙古人出身于突厥人。关于这一点，现代喀尔喀蒙古人的发音-声学基础也给予了证明。据权威专家们的观点，现代喀尔喀蒙古人的发音-声学基础是不早于11世纪古代突厥语发音-声学基础变化而来的，而这种古代突厥语发音-声学基础是辅音根据发音器官肌肉张力的程度三重对抗的结果：强、弱、超弱。[18]在这一点上，非常典型的是被现代研究者从蒙古语系中剥离出来的巨大的基质（或者说早期突厥语借用词的词层），它总是在一定范围内鲜明地表现出特殊的保加尔-楚瓦什语音、词法、语义特征[19]，在当时这一点曾作为拉姆斯捷特（Г.Й.Рамстедт）、波别（Н.Н.Поппе）以及他们的追随者建立关于突厥、蒙古、通古斯-满洲等语言属遗传亲属的“阿尔泰”理论的物质基础。[20] 可见，语言学方面的资料可以证明，匈奴时代在中亚草原上主要是突厥语部落占优势——尤其是操R型突厥语的乌古尔-保加尔-楚瓦什族群。 按照克劳森（Clauson G.）的研究，最早的突厥语借用词由于开始于大约4-5世纪的突厥部落和蒙古部落的持续接触而渗透到了整个原始蒙古语。但是由于突厥人在文化方面的发展程度要高于蒙古人，所以蒙古人主要是借用突厥人的词汇。 克劳森认为，古代蒙古人、同时还有契丹人或者其他建立了北魏的蒙古部落（他认为，中文史料中著名的部落如奚、契丹、室韦和宇文、拓拔，都属于蒙古语系）都曾经借用于最早的突厥语词层。同时最值得注意的是，克劳森试图证明现代楚瓦什民族的名称“чăваш”与古代突厥部落拓拔是等同的。[21] 北魏是北中国最巩固的国家政权。据中国史料，建立这个国家的拓拔部是从鲜卑部落联盟中分离出来的，后来把整个北中国统一在自己的政权之下。许多中国编年史料都证明，乌桓、拓拔、秃发、乞伏、库莫奚、契丹、吐谷浑、慕容以及柔然都是鲜卑的分支，他们和室韦一样，在种族上都属于东胡。[22] 如此看来，认为这些近亲部落都属于突厥语系的重要理由是存在的。 据克劳森的观点，拓拔部的语言实际上不同于其他常见于中国史料的突厥部落，如乌桓、鲜卑、慕容等部落的语言，而是具有特殊的语音特点（拓拔d-～突厥j-; 拓拔ñ-～突厥j-;拓拔r～突厥z;拓拔l～突厥š;拓拔-j-～突厥-γ-等等）。总体上看，这些出现在原始保加尔（乌古尔）语特殊的语言特点，在匈牙利语的古保加尔借用词、13－14世纪中部保加尔（伏尔加-卡马河地区）碑文实物、伏尔加河流域和彼尔姆地区芬-乌古尔语、以及现代楚瓦什语中都有所反映。 对于8世纪以前出现在古蒙古语中的保加尔-楚瓦什发音的突厥外来词，具有代表性的是大量的行政、社会和经济方面的术语和名称，其中包括相当多的发达的畜牧业、冶金和金属加工方面的术语，以及作物种植、家庭养畜业和乐器等方面的名称。[23] 保加尔-楚瓦什类型的R型古突厥语在西部，从前是在匈牙利，在语言学上被称作“乌古尔语”（与标准突厥语、Z型“乌古斯语”相反）。在现代楚瓦什语语言学中，保加尔-楚瓦什语的历史通常从R型语自原始突厥语框架分离出来时算起。这种突厥R型方言假定叫做“原始保加尔语”，或者“乌古尔语”，那么这种语言在中亚发挥作用的时期应该大约开始于公元前一千年的中期至公元后或公元前后，这段时期可以叫做“乌古尔时期”。而从公元前后至公元四世纪（即乌古尔－保加尔部落出现在东欧之前）叫做“恩乌古尔时期”（оногурская эпоха）。[24]可见，蒙古语中最早的突厥语词层可以被叫做乌古尔语（乌古尔-保加尔，乌古尔-突厥语）。 根据阿·罗纳-塔斯（Róna-Tas A.）的估算，超过百分之二十七的“附有标记的”，即被记录下来的具有独特保加尔－楚瓦什语音特点以及其他特征的、蒙古语的突厥语借用词属于高度发达的畜牧业专用名词。[25] 而这一点，对于乌古尔-蒙古诸民族语言接触的相对较确切的时期来说正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证据。诸民族语言的接触想必发生在人类纪元的第一和第二个千年的临界点之前，即在部分乌古尔部落西迁之后，不过要稍早于成吉思汗帝国建立。 同时，阿·罗纳-塔斯还在楚瓦什-蒙古词汇平行线分布的地域确认了一定的规律性。实际上，这样的词汇有相当一部分只是在西蒙古语中存在，而在东蒙古语中则没有词汇上的重合现象。这就清楚地证明，乌古尔-保加尔人是古代蒙古人西部的邻居，也正是他们，促进了古代蒙古人的游牧化。 克劳森、阿·罗纳-塔斯以及其他现代新阿尔泰主义者等人要证明的观点是，某种明显带有独特的保加尔-楚瓦什语音、词形变化、语义等特征的R型古代突厥语是最古老的突厥语系（同时也有相应的文化上的）蒙古语借用词的来源。在完全接受这一观点的同时应该特别注意到，中国史学传统是把拓拔人作为乌桓、鲜卑、慕容、乞伏、秃发、室韦、库莫奚、吐谷浑、柔然等部落的亲戚看作是一个大的民族社会集团的，这就是东胡。而且，拓拔往往被看作鲜卑部落。[26]因此，上述关于拓拔人语言的看法可以扩大到整个东胡。 至于通古斯－满洲人，他们则不属于传统的游牧人。无论如何，用历史词源学来分析通古斯-满语的畜牧业词汇都表明了它们基本上来源于蒙古语，而且相对较晚，是在11－12世纪蒙古人发展之后。因此，一些研究者关于肃慎部落与通古斯-满洲人可能具有民族语言同一性的假设应该得到的是承认多于怀疑。 在当今我们可以认为，畜牧业方面的专用术语在中亚自西向东的分布按照如下序列：东伊朗语词汇在公元前两千年至前一千年之交开始渗透到原始突厥语中；在原始突厥语同一性瓦解、保加尔-楚瓦什方言分离出来（为区别于标准突厥语“乌古斯”方言，我们将称之为“乌古尔语”）之后，来自乌古尔方言的畜牧业词汇开始渗透到原始蒙古语，最后在成吉思汗时代甚至更晚些，借助于蒙古语开始向通古斯-满洲语扩展，比较如下： 印欧语 *ukso(n) “公牛”：波斯古经语uxšắ-，古代印度语ukšắ-，吐火罗В型语okso，英语ox，德语Ochse 等等（→卡特维尔语usx(o); 彼尔姆语*uška 等等）→突厥语*öküz（乌兹别克语hökiz，雅库特语oγus等等）~原始保加尔语（乌古尔语）*ökür →蒙古语üker（中世纪蒙古语hüker,古蒙古语书面语üker）→通古斯-满洲语hukur, ukur“公牛”; 中世纪保加尔语*ökür→匈牙利语ökör“公牛，犍牛”，现代楚瓦什语văGăr;方言măGăr“公牛”。（参见：Н.И.叶戈罗夫，Э.Н.叶戈罗夫《原始突厥语中的古代印欧语借用词和乌古尔（原始保加尔人）语言起源早期阶段问题》，载《楚瓦什共和国科学艺术民族研究院院报》，切博科萨雷，2000/2001，第3/1期，第193页。） 同时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在东伊朗畜牧业词汇进一步向东传播的过程中得到了蒙古语和通古斯-满洲语的吸纳，但是操远古历史时期标准突厥语（乌古斯语）者却无论如何都不能接受，因此所有来自东伊朗的词汇传入东方都是通过保加尔-楚瓦什这一类型的突厥语作为媒介的。看来这一点似乎证明了操标准突厥语者晚于古保加尔人（乌古尔人）登上历史舞台，很可能是在古突厥时期，大部分古保加尔人（乌古尔人）西迁之后。 原始保加尔语（乌古尔语）与普通蒙古语和东伊朗语（撒克逊-乌孙语）的地域关系在古代中亚的一致性使得乌古尔人广袤的“发祥地”范围缩小，从而限制在很小的区域。 那么，远古保加尔人（乌古尔人）的分布区就应该限制在中亚这样的一个区域内，即可以实现乌古尔语与蒙古语、东伊朗语（撒克逊-乌孙语）相互作用并联系的区域，同时，至少与中国诸语言相互作用并联系的区域。这些中国语言揭示出了从一种语言到另一种语言的整个借用词词层，同时还揭示出这些语言在长期发展过程中相互作用可能形成的、相似的结构特征的整个顺序。 根据原始保加尔语（乌古尔语）与普通蒙古语和东伊朗语（撒克逊-乌孙语、月氏语）、同时与古代汉语相互作用的因素，可以初步认定乌古尔人发祥地的明确界限应该是在今东蒙古和内蒙古范围内，在那里可以完成这些接触。 2. 中亚乌古尔问题的史学-考古视角青铜时代和铁器时代早期，在中亚形成了三个主要考古文化区域：西部的赫列克苏尔文化、东部的石板墓文化和肯特文化，它们之间一直积极地相互作用。[27] 确定古代考古文化的创造者和承载者与已知民族和民族语言学一致性之间的相互关系——这是最为艰巨的任务，甚至可以说是无法解决的任务，因为有文字记载之前时期的历史遗迹实际上没有任何有关语言的证据。然而，依靠描述性的考古资料和人类学资料还是足以能够断定出我们感兴趣的考古文化与这样或那样的民族语言学一致性存在着一定的关系。在中国古代描述性史料的基础上，认真分析中亚早期铁器时代的主要考古文化，就可以信心十足地将赫列克苏尔文化与东伊朗斯基泰-撒克逊部落联系起来，其中也包括古代中文史料中记载的乌孙、月氏、氐、羌，同样可以将石板墓文化与原始突厥人、肯特文化与原始蒙古人联系起来。 [28] 从人类学的角度看，赫列克苏尔文化的创造者属于稍带蒙古人种特征的典型欧罗巴人种，而在石板墓文化分布的区域至少自青铜时代早期开始就有属于蒙古人种的部落居住。[29] В.П.阿列克谢耶夫则通过分析颅骨学资料得出结论说，青铜时代自蒙古中心地区的所有西部地区都存在过欧罗巴人种的分布。而且，В.П.阿列克谢耶夫还提出，“中亚区域的欧罗巴人种居住区应该包括内蒙古”[30]，公元前后，或者说11世纪之前，蒙古的中部地区可能存在过欧罗巴人种。[31] 如果把赫列克苏尔文化创造者与东伊朗人（乌孙等）、石板墓文化创造者与原始突厥人、肯特文化创造者与原始蒙古人视为同一的话，那么在语言学上是可以找到充分证据的。在这一点上，突厥语与蒙古语有关畜牧业的术语史就是最为典型的证据。如前所述，现在已经确定，欧亚大陆草原地带的畜牧业传统最初是由西向东传播的。中亚地区游牧经济文化生活方式的形成，曾经受到过公元前两千年与公元前一千年之交的伊朗语言部落斯基泰-撒克逊-乌孙人的影响。[32]在突厥语系中可以分出相当大的词层，其中包括借助于早在原始突厥时期就存在的畜牧业方面的词汇。[33]这一点证明了原始突厥人粗放的（狩猎-采集）经济方式被更为先进的、集约的（畜牧、游牧）方式所代替，从自己的西邻居那里借用的这种生活方式应该不晚于公元前一千年的中期或者更早一些。从狩猎经济方式过渡到畜牧经济方式是一个相当漫长的时期，而且是在几个世纪的历史长河逐步完成的。 公元前一千年中期之前，原始突厥人已经开始使用铜器和铁器，掌握了金属冶炼技术，有了畜牧业，开始采用了骑马、驮载、轮车等交通方式。考古学家们所呈现出来的中亚游牧文化的面貌是很少依据中文史料的。在殷代占卜文字中，这些西北的邻居通常被写作“马羌”，或者更晚一些叫做“戎”，在公元前8－7世纪则叫做“狄”。他们均被列入伊朗语系斯基泰-撒克逊人部落。再晚一些的中亚游牧民族都被中国人叫做“胡”（蛮夷）。 在这一时期，内蒙古大草原上、南部满洲以及大兴安岭居住着山戎和东胡。中国编年史通常将乌桓、鲜卑、慕容、乞伏、秃发、拓拔、室韦、库莫奚、契丹、吐谷浑、柔然等都归于东胡。史料显示，这时候这些部落主要从事的是游牧的畜牧业。在历史上的戎和东胡居住地，考古学家们挖掘出了大量的公元前七至五世纪墓葬群，这些墓葬群带有匈奴晚期墓葬的所有特征。这里多半是一些带有蒙古人种外貌特征的民族的最初故乡，或是游牧畜牧部落形成的发源地，在更晚一些时候，于公元前四至三世纪，他们向西迁移，控制了鄂尔多斯与后贝加尔之间的草原，以匈奴的名称出现在历史舞台上。 尤其需要强调的是，这些公元前七至五世纪墓葬群与西部的斯基泰-萨尔马特人墓葬群非常接近。这就证明了戎和东胡在这一时期之前就已经从自己西邻居那里学会了游牧畜牧业，而这些西邻居属于东伊朗语系的乌孙、月氏、狄等民族的斯基泰-撒克逊圈，他们占据着自中部蒙古至东哈萨克斯坦草原的广阔土地。 中亚的民族政治格局发生根本转变是在战国时期。在中国北方，强大的游牧部落匈奴、东胡和月氏代替了昔日的戎。公元前四世纪，中国人第一次将匈奴看作自己的对手之一。这时，原来独立的戎和东胡都加入了匈奴。[34] 与一些研究者[35]观点相反的是，在“北方蛮夷”游牧部落中，蒙古语系的东胡既不可能是生活在公元前的第一千年，也不可能生活在公元后的前几个世纪，如前所述，蒙古语系部落登上历史舞台只能是在公元后第二个千年的初期。 著名的中亚游牧民族史研究者С.И.魏因施泰因写道：“有重要的依据说明……蒙古部落相比而言，大概出现较晚，只是在公元后第一个千年才从森林迁往中亚草原，从自己的邻居——突厥部落那里学会了将家庭畜牧业与其他草原物质文化因素分离开来。有些研究者认为，被蒙古人的森林祖先移居草原之前所占据的区域是和阿穆尔河流域的广大山林地带连在一起的，自阿穆尔河上游至中游，包括大兴安岭的大部分。为证明这一推测，在此列举一系列重要因素，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蒙古语来自突厥语的一些特殊借用词。”[36]顺便说一句，肯特文化区完全属于С.И.魏因施泰因所画的蒙古人发源地。而В.С.塔斯金的研究，也将乌桓人限定在这一地区。[37]因此，乌古尔-蒙古的历史接触在石板墓文化与肯特文化的相互作用中就有了地位。 （二） 古代中文史料中的乌桓与希腊史料中的乌古尔之间的语言学和民族文化学同一性问题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桂宝丽博士认为中文史料中的乌桓等同于拜占庭和其他西文史料中的乌古尔，而鲜卑等同于拜占庭和其他西文史料中的萨比尔（сабир）。在此我表示十分的赞同。这一看法能够帮助我们弄清中亚以及欧亚大陆的一系列游牧民族古代和现代民族政治史的大难题，其中首要的就是楚瓦什人的乌古尔-恩乌古尔-保加尔祖先。 一方面，我比较认同中文史料中的民族词汇“乌桓”和“鲜卑”可能存在的等同性的假设，即相应地是拜占庭史料中的乌古尔（óγoυρoι）和萨比尔（σάβιροι，σαβειροι），另一方面，由于我对汉语史了解甚少，曾与著名的匈牙利东方学家阿·罗纳-塔斯进行商榷。他说，中文史料中的“乌桓”难于和突厥语的“огур (oγur)”对应，但是还可以对应，而对于“鲜卑”对应“萨比尔”的认识则持怀疑态度。在此我也对阿·罗纳-塔斯院士的帮助表示真挚的谢意。 对于这一问题，阿·罗纳-塔斯坚持历史比较语言学的立场，即从历史语言一致性的视角进行研究。然而据我所知，汉字音译转写外文单词系统有着自己独特的特点，所以历史比较语言学的方法不一定总是正确的。因此我决定请中国语言学家和史学家注意汉语“鲜卑”和突厥语*sabïr ~ *säbir一致的可能性，还有汉语“乌桓”与其他语言一致的可能性。所以在此我提出中国历史文献中的乌桓与西文历史文献中的乌古尔存在同一性这一问题。 公元前3世纪末，中亚发生了重要变动，匈奴作为一个强国建立起来。它的中心最初是在鄂尔多斯和南蒙古。公元前201年冒顿单于占领了中亚北部，其中包括北蒙古、贝加尔湖和外贝加尔湖一带，也就是说乌桓和鲜卑可能居住的区域（据В.С.塔斯金研究），同时还有南西伯利亚。公元前2世纪中期（公元前165年）之前匈奴完成了对中亚西部地区的征服，将自己的对手月氏排挤出去。 根据范晔的《后汉书》，“乌桓，本东胡也。汉初，匈奴冒顿灭其国，余类保乌桓山，因以为号焉。”[38] 宋代史学家裴松之在《三国志》中也这样说过。[39]关于鲜卑，范晔写道：“鲜卑者，亦东胡之支也，别依鲜卑山，故因号焉。其言语习俗与乌桓同。”[40] 乌桓人和鲜卑人很可能是各自部落出于对神圣故地的敬仰，根据故乡神圣的山脉而获得的自己的族名。根据西伯利亚一些突厥人——阿尔泰人、哈卡斯人、绍尔人、图瓦人等等——的民族资料可以证明，故乡神圣的山脉往往会成为这些部落的族名，因为它们对于这些部落来说具有圣礼的意义。毕竟，中文史料中的术语“乌桓”和“鲜卑”在以后的使用中都仅仅是作为民族的称谓。 关于“乌桓”一词，如果注意到Б. 卡尔格林[41]构拟的古代读音，再核实一下汉语对于外来词的音译转写特点，ògwǎn一词在读音上的确非常接近保加尔-突厥语的огур (oγur)，是标准突厥语oγuz一词合乎规律的拼音折射。外语词汇词尾的-r在汉语中是没有的，汉语词汇发音中很少对应-n，如突厥语tatar对应的汉语词是“达旦”或“鞑靼”（塔塔尔人）；taχwār对应的汉语词是“大宛”（吐火罗人）等。 阿尔泰主义者很早就已经发现，突厥语和通古斯-满洲语相一致的词汇中，突厥语的-r / -z和通古斯-满洲语的-n有相当多的语音一致的情况，这种情况被叫做“阿尔泰非正规词形变化”。[42]这种现象无疑是指一些中亚语言词尾颤音-r一定的不稳定性，很显然，这是某种底层语的发音声学特点的作用。 遗憾的是，中国古代史料中保存的东胡、匈奴等部落语言词汇相对较少， 其他语言记录下来的词汇甚至也还未能得到很好的研究，[43]而中国学者的著作又很少为俄罗斯和西方研究者所使用。因此，将中国古代历史典籍中的外来词与突厥语、蒙古语、伊朗语、通古斯-满洲语、以及古亚细亚词汇进行比较研究是一项非常具有现实意义和前瞻性的工作。同时，从楚瓦什-蒙古语相互关系的角度看，楚瓦什语作为唯一的、活的R型古代突厥语和方言，其材料最具现实意义。为了顺利地推进古代中文史料中外来词的比较研究，必须联合各方面的力量，如东方学家、突厥学家、蒙古学家、伊朗学家以及研究中亚及周边地区其他语言和文化的专家。 在范晔、陈寿、裴松之等一系列中国史学家的著作中都保存有关于乌桓、鲜卑等东胡部落社会组织、经济生活以及生活习惯等方面民族文化特点的珍贵信息。比较研究显示，中国史学家两千多年前记载下来的乌桓民族文化特征是完整的，而且包括一些很微小的细节，甚至于还有连一些18－20世纪的民族学家无论如何都不会引入比较研究的、存在于楚瓦什传统文化中的一致现象。 这些很有意思的乌桓-楚瓦什民族文化类似现象在传统文化的所有领域都需要得到认真的研究，如住所方位、社会规范文化、民间知识（医学、气象学等），婚庆和殡仪仪式、宗教-文化活动、家庭内部关系等。 （三） 乌古尔中亚发祥地和乌桓、东欧乌古尔、恩乌古尔、保加尔和楚瓦什历史继承性问题中国历代编年史中的乌桓民族语言的同一性问题、以及它们与东欧乌古尔部落圈亲缘性（генуинность）的确认问题，都是和乌古尔（操保加尔-楚瓦什类型的R语系的古突厥人）的民族起源问题、它们的民族和政治史及其与蒙古人、东伊朗（撒克逊-乌孙）人、贵霜-吐火罗人、古亚细亚人、萨莫迪人、乌戈尔人等其他古代和早期中亚部落的外部联系等问题是密不可分的。本文只限于从游牧民族的视角讨论欧洲乌古尔人的民族政治史问题。 1. 东欧乌古尔的中亚起源问题猜想中的、走出乌古尔-保加尔圈诸部落的东方故土，至今也不可能被确定、被描述，而关于这一问题的各种提议都应该作为一些初步的假设被接受。只有一点是清楚的，乌古尔人是和匈人（гунны）一起进入欧洲东南草原的，或者是在匈人向西、即向东欧扩张的过程中，自哈萨克斯坦草原被排挤出去的。第一次提到匈人的是季奥尼西·别里耶格特（约公元160年）。他是在东北某个地方，即从拜占庭到里海的方向了解到匈奴的，这些地方属于咸海。[44] 175-182年间，古代地理学家普托列梅曾将“匈人”限定在这片巴斯达尔尼人和罗克索拉尼人之间的地方。[45]然而在后来的几乎二百年里古代作家再也没有提到过匈人，一直到4世纪的下半期阿米安·马塞里的记载证实了他们在亚速海沿岸和黑海北部沿岸的入侵。[46]但是没有其他任何资料证明匈人作为一个完整的民族在东欧草原几乎持续到5世纪中期的迁移。 应该注意到的是，“匈人”（O’ύννoι）一词，与“斯基泰”一样被拜占庭作家在描述突厥语游牧民族时广泛使用的古词语，直到15世纪。在5至10世纪，乌古尔人、恩乌古尔人、乌提古尔（утигур）、库特里古尔（кутригур）、保加尔人、阿瓦尔人等通常都被称作匈人。[47] 不同的史料告诉我们， 四世纪时作为一个单独民族的匈人还没有在东南欧定居下来，只是完成了他们的军事远征。从各方面来看，三至四世纪匈人的主要地域是在今哈萨克斯坦的南部地区，尤其是在锡尔河与咸海沿岸。[48]在哈萨克斯坦“匈人”民族语言文化同一性的形成过程中，有两个主要组成部分参与其中，即突厥（乌古尔）和东伊朗（撒克逊-乌孙或“康居”。） 欧洲关于乌古尔人的最早信息出现在五世纪，阿提拉匈奴帝国消亡之后，即454年之后。根据拜占庭作家普里斯克·巴尼斯基观点，当时在东南欧草原上出现的乌古尔人是作为一个部落共同体出现的，其中包括它的一些部落如撒拉古尔（Σαρα΄γουροι）、恩乌古尔（’Oνόγουροι）等。普里斯克·巴尼斯基的记载属于公元461—465年的历史。 公元463年，一位从撒拉古尔（Σαρα΄γουροι）、乌古尔人和恩乌古尔来的使者到了古罗马人那里，他宣称说，他们告别了自己的国家，正被萨维尔人驱赶（Σαβιροι），而后者是被逃离居住在大洋岸边某个民族的阿瓦尔人（’Áβαρωι）驱赶过来的。[49]后来这三个部落相互之间未曾发生影响，进入了不同的政治联盟。正是在这一时期，从一些乌古尔人的集团中走出了三支起决定性作用的恩乌古尔部落，他们作为恩乌古尔-保加尔人部落出现在了西高加索或亚速海沿岸的某个地方。 据拜占庭史家塞奥费拉克图斯·西摩卡塔证明，恩乌古尔——“它是由于自身数量庞大、并以其武器完备的军事操练而最强大的部落之一，他们居住在东方，那里汩汩流淌的是蒂尔河（即伏尔加河，楚瓦什语为Аmăл，突厥语为Ämил ~ Ätil.——Н.И.叶戈罗夫注），突厥人通常称之为黑河。”[50] 乌古尔人、撒拉古尔人、恩乌古尔人、萨比尔人，其后是阿瓦尔人，他们按照顺序一一出现在了拜占庭的边境或它的沿海军区。而这些草原民族向西的整个迁徙活动是缘于一个居住在大洋沿岸的不知名民族对他们的袭击。这一民族首先是五世纪初出现在中亚的突厥人，即中国史籍里所称的“高车”或“铁勒”。 恩乌古尔（直译即“十部落”）在古突厥碑铭和中文史料里经常被提及，他们居住在七河流域，雅克萨河、伊犁何和楚河上游。一部分恩乌古尔人向西迁移到了亚速海一带，后来到了达基（Дакий）、米济（Мизий）、弗拉基（Фракий）等省。直到阿提拉的匈奴部落联盟453年衰败之后恩乌古尔人才返回到黑海北岸，其中一部分在北高加索定居下来。恩乌古尔成为后来的古保加尔人的核心。如果恩乌古尔是十个不同部落组成的联盟，那么保加尔人就是其中占统治地位的一支。 在当时，乌古尔部落应当是处于相当高的社会经济、作物种植和权力-政治发展水平，这使得他们能够穿过整个中亚将新的经济和军事政治组织带到欧洲。 2. 东欧乌古尔诸部落的民族语言同一性问题在扎哈里·里多尔6世纪中期编辑的叙利亚编年史中，我们可以找到13个游牧民族民族的名单，他们“住在帐篷里，食牲口肉、鱼和野兽，佩戴武器”。他们是：阿温加尔（аунгар）、阿乌加尔（ аугар）、萨维尔（савир）、保加尔（бургар）、库尔塔加尔（куртагар）、阿瓦尔（авар）、 可萨（хазар）、季尔马尔（дирмар）、 西里古尔（сиригур）、巴各拉西克（баграсик）、库拉斯（кулас）、阿布达尔（абдел） 和嚈哒人（эфталит）。[51]且不论存在一定的偏差，在这个名单里不难辨认出有恩乌古尔、乌古尔、萨维尔、保加尔、库特里古尔（Koυτρíγoυρoι）、阿瓦尔、可萨、撒拉古尔和嚈哒。其他几个民族名称只是猜测得来的，没有实质的含义。 6世纪中期的哥特史学家约尔旦（Иордан）曾经提到过保加尔人（Bulγares）、阿卡特兹尔（Acatziri）, 奥特兹基尔（Altziagiri）, 珲乌古尔（Hunuguri=оногур）,萨维尔（Saviri）等。[52] 与约尔旦同时期的拜占庭史学家普罗科比的著作中记载有库特里古尔和乌提古尔（O’υτíγoυρoι）的信息，[53] 他们被顿河分为西部（库特里古尔）和东部（乌提古尔）两个部落[54]；莫南得尔（Менандр Протектор）著作中经常用图表的形式描述 Koτραγήρoι、Koυτρíγoρoι、Koυτραγoύρoιs、Koτριγoύρων等术语，类似的情况在其他作者作品中也会出现。[55] 普里斯克·巴尼斯基著作中的民族名称уроги (O’ύρωγoι)连拉德罗夫（В.В. Радлов）都认为是угор～огур的发音错误，也就是从这个时候起，这个纠正被所有的专家所接受。而且，这种纠正的合理性也被词源学所确认：“огур（oγur）”无疑是标准突厥语 “огуз（oγuz）”一词的保加尔-楚瓦什发音，而“огуз（oγuz）”一词是以“ок (oq)”为词干衍生出来的，意为“族，部落”。在这种条件下，构词成分“-уз(-uz)”是集合名词的词缀，如：通用突厥语eki（二）+ -iz，即为ekiz（二、双胞胎、一对儿），乌古尔语为ekir（蒙古语ekire，鄂温克语ikirē），保加尔语为ikĕr（匈牙利语iker），楚瓦什语为jĕGĕr（马里语jĕgĕr）（双胞胎）。如此一来，可以清楚地看到，突厥语“огуз（保加尔语огур）”一词意即“联合的部落”、“部落联盟”。这个单词经常作为古突厥时期复杂族名的一部分而出现，如古突厥语“九部落”toquz oγuz（汉语为“九姓”）；“十部落”on oγuz（汉语为“十姓”）等等。再比如说，北蒙古称铁勒人（тёлёсы）为九姓乌古斯（докуз-огуз），西突厥人称其为十姓乌古斯（он-огуз），而葛逻禄人（карлуки）称其为三姓乌古斯（уч-огуз）。 突厥氏族-部落集团的名称里常常有代表集中之意的术语（огуз 或者огур/oγur）出现，表达“部落联盟”、“部落同盟”之意，从保存于编年史的信息判断，这样的部落联盟应该是相当强大的，足以与同期的大国如汉代中国、东罗马帝国、萨桑伊朗相抗衡。他们都是由几个部落联盟组成的、各具特点的游牧国家组织。 “огур”一词的缩写形式“-гур”（同时还有其他不同的发音变异形式如：-гар, -гир, -джар/-джер, -дур, -дзур, -зур等），经常出现在拜占庭、叙利亚、亚美尼亚和其他地方的史学家所记载下来的“匈人”（乌古尔-保加尔）部落的族名里，如агачер, акацир, алпидзур, алцилдзур, альциагир, ангискир, аугар, аунгур, баланджар/беленджер, бардор, банджар, баранджар, биттогур, булгар, бургар, венендер, гуннугундур, гунугур, забендер, кабар, котзагир, куртагар, кутригур, оногур, пугур, сарагур, семендер, сиригур, угур, ултзиндзур, ултидзур, ультизур, уннугур, утигур, хацир, хунугур等。 根据普罗科比的记载，所有这些部落是“众多的匈人部落”（Oύυυικà ’έhνη πoλλα΄）或者“巨大群体的匈人”（O’ύννων... πoλύς τò ‛óμιλoς），他们住居在梅奥蒂斯周围。[56] 在这种情况下对于我们来说重要的一点就是，构词成分“-гур”（包括它的各种发音变异）无可争辩地证明了这一氏族部落属于“匈人”（乌古尔-保加尔）部落圈，即操保加尔-楚瓦什型的R语系突厥语的民族。如果我们把“огур”（突厥语огуз）一词中的构词成分“-гур”进行分解，就会发现，булгар (<*бул + огур = *bul + oγur)一词的第一个组成部分显然有东伊朗语的成分，并且是真正带有伊朗语成分*bala-, *bara-其意为“力量，强有力的”（来自雅利安语bala-），中世纪印度语bála-其意为“力量，实力，生命的力量”（<印欧语*bél-o-“力量的”< *bel-/*bal- “有力量的”）。[57] 依据如此的语源学，我们可以得到一个类似真实的解释，即史料中的булгар ~ бургар之间经常发生语音上的变化，也可以理解第一个保加尔国家“大保加利亚”这一响亮的名称。 3. 突厥语系的乌古尔人与芬兰语系的乌戈尔人之间的历史关系叶夫罗别乌斯（Д. Европеус）承认撒拉古尔、恩乌古尔和乌古尔部落是当时民族大环境的乌戈尔部落，也正是从这个民族大环境中产生了当今的匈牙利人、奥斯加克人（汉特人）和沃古尔人（曼西人）。因此，他认为撒拉古尔的名称（сарагуры）来源于沃古尔（曼西人）语，意为“白乌戈尔”（белые угры），而恩乌古尔（оногуры）意为“大乌戈尔”（великие угры）。至于晚些出现在拜占庭史料中的乌提古尔（утигур），他认为其意为“小乌戈尔”（малые угры），库特里古尔（кутригур）其意为“狗乌戈尔”（собачьи угры），他们均属于（芬-）乌戈尔部落。[58] 拉德罗夫把撒拉古尔、恩乌古尔和乌古尔都归属于东突厥部落，也就是回鹘部落，并且，他将这些名称与拉施特《史集》比较之后认为：第一，事实并非如此，如撒拉-回鹘（сара-уйгуры），其意为“黄回鹘”；第二，恩回鹘意为“十部落回鹘”。按照他的观点，这些东突厥部落是以匈人的名称在4世纪闯入了欧洲。[59] 拉德罗夫等研究者之后的丹罗普（Д.М. Данлоп）认为，撒拉古尔、恩乌古尔等名称以-гур结尾的其他部落都属于回鹘人，因为研究已证实，撒里-回鹘（сары-уйгуры）和恩-回鹘（он-уйгуры）在蒙古境内。按照丹罗普的观点，中亚回鹘诸群体屡次迁向了欧洲。而且他认为可萨也属其中。[60] 然而回鹘只是在五世纪才出现的，即不仅晚于匈人侵入欧洲，而且还在乌古尔、恩乌古尔、撒拉古尔、萨比尔等部落从中亚向西迁移之后。 要辨别欧洲乌古尔人（恩乌古尔、撒拉古尔、库特里古尔、乌提古尔等）和亚洲回鹘的关系，其最大的障碍就是回鹘语属于标准突厥语的Z型语。因为作为民族语言中突厥语成分的残存，与欧洲乌古尔人具有遗传关系的是保加尔-楚瓦什型的R语系突厥语。 阿尔塔莫诺夫（М.И. Артамонов）试图绕过这个障碍证明欧洲乌古尔人是突厥化的芬-乌戈尔人。他写道：“乌戈尔是作为一个特殊的民族、而不是作为一个突厥民族而存在的，不过乌戈尔民族群体不会引起怀疑。并且，它在乌拉尔一带和西伯利亚的悠久历史是无可争议的。看来，东方匈人在自己向西的迁徙过程中合并了西西伯利亚和南乌拉尔地区的乌戈尔人，并且经过到达欧洲的二百年中在一定程度上同化了他们。匈奴人（хунны）和其他来自中亚的部落所带来的突厥人成分与当地的乌戈尔人混合在了一起，这样就会给这些在匈入侵之后登上东欧草原的部落带来语言。其中的一些部落是突厥成分占优势，还有些是乌戈尔成分占优势，直到突厥语在那里占据完全统治地位之时。”[61]当时这一推测被一个情况否定了，即，保加尔-楚瓦什型的突厥语在中亚形成的时间是在突厥-乌戈尔接触之初的很久以前。 阿尔塔莫诺夫还认为：“撒拉古尔和恩乌古尔就像涌向他们的萨维尔人一样，从一种环境中走出，却又陷入另一种或多或少地突厥化了的乌戈尔人的环境中。他们是托起匈人的亚洲游牧民族新浪潮，并且在一百年之后沿着后者开辟的道路涌入东欧，不过势力很小。从种族上看他们与匈人并无外貌上的本质区别，因此他们很快就和残留在东欧的匈人混杂在了一起，而且有很大一部分被吞没。他们在生活方式以及社会经济水平上和匈人也没有什么差异。他们是在世袭酋长和首领领导下的游牧人、氏族和部落。”[62] 阿尔塔莫诺夫接着写道：“还在西西伯利亚和乌拉尔一带的时候就并入匈人的乌戈尔人很可能是被叫做了保加尔人。与此同时，这一名称在匈人部落所到之处广泛流传开来，这时的匈人部落还是乌戈尔人占优势，在后来，他们使用了自身的名字，淘汰了匈人的名称。”[63]. 由于阿尔塔莫诺夫的声望，关于（芬-）乌戈尔起源于乌古尔的令人兴奋的新观点于是在俄罗斯史学家中得到了广泛的流传。匈人似乎二百年来就居住在后乌拉尔的森林草原地带、并在此与当地的（芬-）乌戈尔部落杂居的推测[64]，其本身没有使人信服的理由。普列特涅瓦娅（С.А. Плетневая）关于匈人西迁大概拖延了两个世纪、并和“迁徙的第一阶段”（据她的游牧迁徙示意图）相符的观点，我们也同样不能无条件地接受。[65] 阿尔塔莫诺夫及其追随者们被这两个外形相似的谐音词引入了迷途：огуры（乌古尔）和угры（乌戈尔）。Огуры，是突厥语部落的名称，而угры，是记述包括汉特人、曼西人和匈牙利人在内的具有亲属关系的芬-乌戈尔民族的专用术语。由于不做历史比较语言学研究，所以有的历史学家认为，在古代史料中的огуры和乌拉尔一个独立的民族群体代表的уграы之间，无疑应该存在着即使不是遗传关系也是相互之间有联系的，而且这种联系是很快就建立的：根据他们的推测，古代史料中的乌戈尔是突厥化的（芬-）乌戈尔人，而保加尔-楚瓦什类型的R语系突厥语是在乌戈尔环境下Z语系标准突厥语被搞坏的一种方案。于是这一谬见在一些中世纪史史学家的意识里愈加巩固起来，并且在出版物中传来传去。如今发展成熟的情况要求我们就огуры和угры的相互关系问题做出详细的分析。 4. 史料中的民族学术语乌戈尔人、尤戈尔人、匈牙利人专用术语угры（乌戈尔人）是19世纪末著名匈牙利学者约瑟夫·布德茨（Йожеф Буденц，1836-1892）第一次引入学术著作的。他是为了简洁而方便地描述在语言上有亲属关系的乌拉尔诸民族——奥斯加克人（汉特人）、沃古尔人（曼西人）和马扎尔人（匈牙利人），并且，他的概念与任何历史词源学的论据无关。保存于乌克兰语（угорцi“匈牙利人”，Угорщина“匈牙利”）的古俄语对马扎尔人称谓угрин以及复数形式угре（如《往年纪事》中的表述）、以及直接来源于乌古尔-保加尔onoγur“十乌古尔部落联盟”的斯拉夫词汇  g(ъ)r都是以угры为基础的。 因此我们可以这样认为，被记述乌古尔人的俄罗斯编年史资料所掩盖的是恩乌古尔本身，而不一定是匈牙利人。但是马扎尔人周围的斯拉夫民族至今仍以ugar, ugrin, uher, uhor, ugar, ugrin, uher, uhor, voger, vogrin, vuher等称呼他们。现代俄语中使用的民族术语венгр（匈牙利人）是从波兰语词汇węgier借用过来的。西欧诸语言中使用的匈牙利人称呼确切地说是来自于拉丁词汇Hungarus，它是在词首插入了h-，就像一些研究者所认为的一样，这是出于误会，是由于对匈人名称Hunni的混乱理解（约尔旦作品中为Hunuguri，普里斯克作品中为’Oνóγoυρoι，同时还有多种“杂交的”形式，如O’υνoγoυδoύρων,’O νoυνγoυδoυρων, ’O νoγoυνδoύρων, O’ υνoβoυνδoβoνλγáων，以及费奥凡等人著作中的其他表达。）造成的情况。 古代俄罗斯记录汉特人和尤戈尔（егра, иогра < *j gra）曼西人的词汇来源于恩乌古尔-保加尔词on oγur，也是俄罗斯先驱们从鄂毕-乌戈尔居民的科米-济良斯科耶名称йöгра（< 古彼尔姆语 *j ngra）借用来的。俄罗斯史料中关于尤戈尔人的最早信息出现在11世纪末。1096年至1606年的编年史中有不少关于诺夫格罗德人“向尤戈尔和萨莫亚特（Самоядь）”远征的记载。“尤戈尔（Югра）”、“尤戈尔土地（Югорская земля）”两个词在俄国编年史中指的是鄂毕河下游的一个国家及其居民。在15－16世纪，“尤戈利奇（югричи）”指的是瑟格瓦河（Сыгва）和索西瓦河（Сосьва）一带鄂毕河下游地区的居民。1606年之后，术语“Югорская земля”只留在了俄罗斯沙皇的封号里。应该注意到的是，在罗斯的北方也同样使用南方的叫法“угр(ин)”。奥地利驻莫斯科维亚[66]大使赫伯施坦[67]关于“尤戈里亚（Югария）”国家的记述引起读者很大的兴趣，其内容讲述乌戈尔人出身于尤戈里亚国，并且在那里人们讲的是马扎尔人理解的语言。[68]这一词汇甚至还经过古彼尔姆语渗透到了伏尔加-保加尔语，并在那里获得了合理的后元音（因为舌根辅音γ）*juγra，然而到后来，由于皮毛生意的发展使这一词汇在东方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就像北方民族йура（يوعرا، يورە، يورا ）的名称一样，它被中世纪的阿拉伯和波斯作家固定了下来。 可见，古俄语名词“匈牙利人”угре和“北方汉特人和曼西人”югра的历史证明了一点，恩乌古尔和乌戈尔——汉特人、曼西人和匈牙利人的共同祖先——的接触开始于公元后的前几个世纪，发生在西西伯利亚和后乌拉尔，而且首先是在鄂毕河-额尔齐斯河之间的森林草原地带。也正是在这里，当时的夏季牧场才能容纳下定居下来的七河流域的恩乌古尔诸部落。[69] 恩乌古尔对鄂毕河-额尔齐斯河中间地带的入侵引起了后来历史上乌戈尔民族的根本改变：一部分乌戈尔被排挤到北方，另一部分被吸引到恩乌古尔部落联盟并被带到遥远的西方。 5. 史料中公元一千年中恩乌古尔-匈牙利之间的相互关系原始乌戈尔人基本上居住在原始森林地区，从事打猎和捕鱼，在家畜方面，某种程度上只使用狗，大概还有马，（比较：匈牙利语ed，汉特语ämp，曼西语  mp <乌古尔语*empз“狗”；匈牙利语ló，汉特语law，曼西语lū <乌戈尔语*luβз～*luγз“马”；但是中世纪楚瓦什语lav < ălav <突厥语*ulaγ“驼运的或乘骑的动物”）。匈牙利人的祖先最终在公元后第一个千年的前半期从乌戈尔共同性中分离出来，但是乌戈尔人很早就存在着南北不同部落团体的地域划分，不过彼此之间一直保持着长期的联系，甚至是太紧张的关系。 自然条件的改变，以及和南部原始伊朗邻居关系紧张化，都使得南部乌戈尔人的生活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从依赖自然资源的粗放经济向生产集约型经济的转变，只能依靠最初与伊朗语系、后来是突厥语系的南部邻居的紧密联系来实现。从语言学资料判断，原始匈牙利人的畜牧业和种植业是从乌古尔人那里学来的，因为他们在西西伯利亚故土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和乌戈尔人交往了。和突厥人最早联系的痕迹也在有关乌古尔-保加尔人起源的乌戈尔普通词汇中有所保存，这些词汇对迁徙之前的匈牙利语有所渗透。 公元后的前几个世纪，匈牙利人的历史祖先和乌戈尔部落的接触越来越多，自愿或被迫地加入他们的长期联盟，从他们那里学会了畜牧业养殖的技能，走向了游牧的生活方式，并从东方迁徙到了西方。他们后来的历史命运则和恩乌古尔保加尔部落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 可见，在公元三至四世纪，加入了他们匈牙利人祖先联盟关系的恩乌古尔人就在咸海一带定居了下来。[70]这个时期，他们的夏季牧场应该是在伏尔加河与南乌拉尔之间，今巴什基尔（Башкирия）领域内的某个地方，经常被史学家们圈定叫做“大匈牙利”的区域。与原始匈牙利人联系的通常还有巴什基尔境内的库什纳连科夫斯基考古文化（кушнаренковская археологическая культура）和卡拉亚库博夫斯基考古文化（караякуповская）[71]，而他们，首先是乌古尔-保加尔人和原始匈牙利人共同的文化。 6. 匈牙利语中的恩乌古尔-保加尔借用词说明了什么由于和乌古尔（恩乌古尔-保加尔）的长时期接触，匈牙利人的生活习惯、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同时还有社会结构都越来越突厥化了。在所谓的 “流浪时期”，匈牙利人已经是古典的游牧民族，他们所从事的首先是畜牧业，过着游牧的生活方式。在冬季的停留处，他们已经开始种植庄稼和栽培果树，这一时期的突厥（乌古尔-保加尔）借用词特点就证明了这一点。 据匈牙利的乌拉尔-阿尔泰学家阿·罗纳-塔斯举证，匈牙利语中的乌古尔-保加尔借用词总数量最后统计已经有500个以上。[72]这些词都属于生活方式方面的，它们说明了原始匈牙利人拥有的生活方式缘于乌古尔（恩乌古尔，保加尔）联盟。匈牙利人的保加尔-楚瓦什型的突厥化大部分与以下词汇有关： 畜牧业： bika ←乌古尔语 *bïqa ～突厥语buqa“公牛”；borjú ←乌古尔语 *burawŭ, 楚瓦什语păru, părăv，蒙古书面语biraγu ～突厥语buzaγu “小牛”；disznó ←乌古尔语* ǯïsnawŭ，楚瓦什语 sïsna < śïsna“猪”；kecske ←乌古尔语 *käčäkä，楚瓦什语kaǯaga ～ 突厥语käčä “山羊”；ökör ← 乌古尔语 *ökür，楚瓦什语văgăr，蒙古语书面 hüker，üker ～突厥语öküz “公牛，犍牛”；tinó ←乌古尔语 *tїïna，楚瓦什语tïna ～突厥语tāna（← 伊朗语，中古印度语dhаenā）“小牛”；teve ←乌古尔语*tewe，楚瓦什语tĕve，蒙古语temegēn ～突厥语täbä“骆驼”；tyúk ←乌古尔语 *tїyuq，楚瓦什语čăχă，蒙古语taqiya(n)，喀尔喀蒙古语 taχ’ā ～ 突厥语taqïγu “母鸡，鸡肉”；béklyó, békó ← 乌古尔语*bїqawŭ，楚瓦什语păjav “绳索，线”（păχav ← 钦察语），蒙古语buγulγa(n) ～突厥语buqaγu “绊绳，皮带”；gyapjú ←乌古尔语*ǯapawŭ，楚瓦什语jubaχ（← 钦察语），蒙古语 daγaki (< *dabaki) ～突厥语japaγu “毛皮-脱毛”；kantár “笼头” ←乌古尔语 *qantar，蒙古语 qantarγa (čilbuγur) ～突厥语qantar“短缰绳，笼头”；ünő ←乌古尔语*ünäw，楚瓦什语ěне，蒙古语ünegen ~突厥语inäk“母牛”，中世纪汉语niu，古汉语Ngiɘu“公牛”；serte←乌古尔语*šïrtï，楚瓦什语šărt“鬃”（sărt “高地” ←钦察语），蒙古语sirkeg“后背的上半部”，“鬃”~突厥语sïrt“山岭，背部”等。 农业： alma ← 乌古尔语alma，楚瓦什语ulma, olma ~突厥语alma, almïla“苹果”；árpa ←乌古尔语 *ārpa，楚瓦什语urba, orba，蒙古语arbai ~突厥语arpa（←伊朗语）“大麦”；búza ←乌古尔语*bŭwzai，楚瓦什语pări < *păwri“双粒小麦”，蒙古语buγudai ~突厥语buγdai“小麦”；borsó ←乌古尔语*burśawŭ，楚瓦什语 părźa，蒙古语burcaγ~突厥语burčaq “豌豆，大豆”；bors ←乌古尔语buruś，楚瓦什语părăś, 奥塞梯语byrc/burcæ，卡尔梅克语burš ~突厥语buruč, muruč（←梵文mariča）“胡椒”；eke“犁”←乌古尔语*äkäw（< äk-“耕作，播种”），楚瓦什语aga（< ak-“耕作，耕地”+ -а < *-äg）“耕地和播种”；“犁”~突厥语äk-“播种，栽，耕地”；őr-“磨”（在“磨碎机”őröl, őrény）←乌古尔语*äwür-，楚瓦什语avăr-，蒙古语egere- ~突厥语*äbir-“搓，卷，转动”；“磨”；匈牙利语őrmény“磨碎机”，楚瓦什语arman“磨碎机”；sarló ←乌古尔语*śorlawŭ（< *čarlaγu），楚瓦什语śurla （乌德穆尔特语śurlo 马里语 Л sorla, 马里语 Г sarla ←楚瓦什语；科米语čarla，ťśarla←中世纪保加尔语*čårla)“镰刀”（突厥语中无对应词）；tarló ←乌古尔语 *tarlawŭ“谷茬，收割过的庄稼”~突厥语tarlaγ“田地”；gyümölcs ← 乌古尔语 *ǯimülč，楚瓦什语śimĕś，蒙古语ǯemiši（←突厥语）~突厥语jemiš“果实，水果”；szőlő“葡萄”←乌古尔语*śiδläw，楚瓦什语śirla，蒙古语ǯedegene“草莓”，ǯegde “浆果”~突厥语*jidgeleg“浆果”，“草莓果”；arat- “收割”←乌古尔语*ōr-，楚瓦什语vïr- ~突厥语or-“收割”；komló ←乌古尔语*qumălaw，楚瓦什语xămla ~突厥语qumlaq “草”; kölyű“臼”← *kelüw（< *kälig），楚瓦什语kilě ~突厥语keli“臼，钵”；kender ← 乌古尔语 *kändir，楚瓦什语kandăr，蒙古语 kenčir ~ 突厥语kendir“大麻”；bor“酒”←乌古尔语*bura，楚瓦什语păra-ga “家酿啤酒”，蒙古语bor（darasun）~突厥语boza“醉人的饮品，布渣”等。 住所和家居： sator ←乌古尔语*śatur，楚瓦什语čadăr （←塔塔尔语）~突厥语čatïr“大帐篷，帐篷布”；ács ← 乌古尔语*awuččï，楚瓦什语jïvăś-śă ~突厥语aγaččï “木匠”（< aγač ~楚瓦什语jïvăś “树木，木材”；kapu ←乌古尔语*qapu，楚瓦什语xubă“盖子，顶”，xapxa (← 塔塔尔语)“大门”~突厥语 qapuγ“大门”；kút ←乌古尔语*qudŭ，楚瓦什语方言xuj（←塔塔尔语），蒙古语quduγ，γuduγ~ 突厥语quduγ“水井”，“泉水”，（< qud- ~楚瓦什语xur-, xïv- “灌”）；szek ← 乌古尔语 *säkĕ，楚瓦什语sak，蒙古语seg“亭子”~突厥语säkü“椅子”，“长凳”；bölcső ←乌古尔语*bälčüw（<*bälčük），楚瓦什语pijelǯe~突厥语bäšik “摇篮”；csat “扣环，别针”，“夹具”←乌古尔语*čat，楚瓦什语śut“连接，接头”，“腹股沟”，“河间地带”~突厥语čatuq ，“叉形体，连接处”；čatu“绳索”等。 服装： bársony“丝绒”←乌古尔语*barśun，楚瓦什语purźăn ~突厥语barčun“丝绸，锦缎”；ködmön“短大衣”←乌古尔语 *ködmän（< *käd-“穿，戴”）~突厥语kädim“衣服”；köpönyek ← 乌古尔语*küpänäk，楚瓦什语kibengĕ，kübe “铁甲”，蒙古语köge（< *köbe）~突厥语köpenek “雨衣，大衣”；szokmány ←乌古尔语*suqman，楚瓦什语săxman “长袍”~突厥语suqman（< suq-“穿上，戴上”）“长袍”；saru ← 乌古尔语*śaru（< *śaruw < *śaruγ），布里亚特语šarxi ~ 突厥语čarïq“生皮鞋，软毛皮鞋”；gyögy ←乌古尔语* ǯänǯü，楚瓦什语 ĕnǯĕ（←塔塔尔语），古俄语жънчугъ, женчуг ~突厥语jänčü（←汉语чжэньчжу， činčy）“珍珠”；gyűrű←乌古尔语* ǯürüw，楚瓦什语śĕrĕ，蒙古语dörüge ~突厥语jüzük“指环，宝石戒指”；szűcs “皮革商”←乌古尔语*śiwüčü，楚瓦什语śĕvĕś“裁缝，女裁缝”~突厥语jigi“缝合，缝制品”；jigiči“裁缝”；中世纪蒙古语ǯüji-“缝制”等。 社会生活： törvény“法规”←乌古尔语*törä，楚瓦什语türe，蒙古语törü ~突厥语törä “法规”，“条例”；bölcs “哲人”←乌古尔语*büyüčü ~ *büwüčü，蒙古语bögeci ~突厥语bügiči“哲人，巫师”，比较匈牙利语bű“魔法”←乌古尔语*büwü，蒙古语böge ~突厥语bögü“魔法，妖术”；bér“酬金”←乌古尔语*b  ri, *brü,，楚瓦什语paru ~突厥语bärüw“酬金，贡品，赠品”；kölcsön“债务”←乌古尔语 *käwülčän，楚瓦什语kivźen，蒙古语kölüsün“债务”，~突厥语käpsän < *käβsän “债务，贷方，借贷”；tanú ←乌古尔语*tanŭw，楚瓦什语tïnă，蒙古语tani-“了解”~突厥语tanïq“见证人”（< tanï-“知晓”）；betű“字母”←乌古尔语*bitüw“信函”，楚瓦什语pĕdü，蒙古语bičig ~突厥语bitig“信函”（< biti-“书写”← 汉语pi, pir < pjet“毛笔”）；könyv, 古匈牙利语（塞格尔语székely）könyü ←乌古尔语 *künüw，比较多瑙河保加尔语 *küjnig, 奥塞梯语 ḱ īnyg / kinugæ, kiwnugæ (←古保加尔语*küjnig)，斯拉夫语*knjiga，摩尔达维亚语końov，楚瓦什语kunĕ,końă “书，信”～回鹘语küjn（bitig）（←汉语k’üan）“卷”等词汇。[73] 乌古尔-保加尔借用词证明，古代匈牙利人从它的突厥语系邻居那里接受了整套的文化词层，涉及到社会结构、居住体系和住宅设备、社会和精神生活、宗教-神话概念、畜牧业、捕鱼业、家禽业、交通、自然客体和自然现象，家用器具、服装和饰品等。在这些词中，明确来源于汉语的文化词层的存在是非常典型的：如gyöngy“珍珠”、betű“字母”、könyv“图书”，这些词只局限于原始乌古尔人和汉代中国在边境的交往中使用。 在此情况下需要特别强调的是，乌古尔-匈牙利人的相互关系在公元第一个千年时就已经有很长时间了，并且具有单方面的方向性：就是说，乌古尔（恩乌古尔-保加尔）对古代匈牙利人社会的经济发展、社会政治方面、物质和精神文化方面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反过来，古代匈牙利人对乌古尔的影响实际上没有。毕竟，楚瓦什语里至今都没有发现一个确认是来自于匈牙利语的借用词。 “流浪时期”渗透到匈牙利语的无数乌古尔-保加尔借用词让我们有理由说，“征服故乡时期”（эпохи завоевания родины）之前古代匈牙利人的物质与精神文化即使与乌古尔-保加尔人不是相同的，那么，无论如何都有一点不同之处。因此，我推测库什纳连科夫斯基考古文化和卡拉亚库博夫斯基考古文化首先应该是古代乌古尔人遗留下来的，当然，在他们的环境中还存在过与原始匈牙利人的联盟。 如前所述，公元三至四世纪时恩乌古尔就已经在咸海低地定居了下来。和他们一起的，或者是在附近，应该还有古代马扎尔人。夏季的时候他们赶着自己的畜群向北移动，游牧在布古利马-别列别伊高地（Бугульминско-Белебеевская возвышенность），大部分是在白河流域。大致按照这样的路线，比如说，完成了巴什基尔人季节性的游牧转换，直到他们最终定居下来。据一些民族学资料和中世纪文字史料证明，游牧路线在几个世纪都没有改变，但是冬季和夏季的路线都有固定的范围。不论是中世纪的后期还是早期，哈萨克斯坦草原上流动的畜群都是在温暖的季节向北方的广阔草原迁移，而在冬季又回到南方地区，在那里他们或多或少地定居下来，也有一部分部落在那里度过整整一年光景。由于特殊的自然环境，在哈萨克斯坦另外一种放牧的组织方式是不可能存在的。[74] 纳连科夫斯基考古文献出现的下限通常是指公元6世纪之前。在这一时期大概还开始了一部分乌古尔-匈牙利部落在布古利马-别列别伊高地的定居生活。对于匈牙利考证的库什纳连科夫斯基和卡拉亚库博夫斯基古迹来说，它们与匈牙利人在多瑙河流域获得家乡时期的古迹所存在的一定相似性就是重要证据[75]，不过在这种情况下通常就忽视了一点，即早在流浪时期就已经形成的原始匈牙利人文化中的强大的乌古尔词层。[76]如果计算一下原始匈牙利人文化中的乌古尔贡献，这一点我们在分析语言材料时就已经明显地表现了出来，那么我们就会得到一些有价值的依据，将本质性的校正引入到库什纳连科夫斯基和卡拉亚库博夫斯基考古文化创造者的民族同一性问题上来。 7. 东欧恩乌古尔-保加尔和匈牙利部落的历史迁移现代研究者认为古代匈牙利人的历史故乡是在乌拉尔向东的地区，西西伯利亚低地的广阔原始森林和森林草原地带，公元后的前几个世纪开始南迁，然后到了草原地带。加入了与恩乌古尔-保加尔人的同盟后他们才开始了向西方的迁移。公元三至四世纪古匈牙利人部落与恩乌古尔一起在咸海一带定居了下来，然后游牧在里海沿岸和北高加索草原，后来又出现在亚速海和黑海一带。 游牧的匈牙利人前进的历史线路经过了今俄罗斯和乌克兰的南部草原。从一些史料可以得知一些古匈牙利人长期停留的地方：顿河下游与库班河-康斯坦丁·巴格利亚诺洛特内列别季（Леведие (Лебедия) Константина Багрянородного）河之间的地区，同时还有得到了一个匈牙利名称“阿特里库兹”（Etelköz，字面意思是“两河之间的地带”）的第涅伯河与多瑙河下游之间的地区。保存在俄国编年史中的史料证明，898年“乌戈尔人”路过基辅，还在第涅伯河岸边搭建过帐篷停留。 公元第一个千年前半期的西文史料中没有出现过马扎尔人的名字。大概当时他们还没有作为一个独立的军事政治实体出现，也因此，有关他们的信息没有被写入编年史。而且，在欧洲古代匈牙利人已经以另一种名称——恩乌古尔和突厥人而闻名了。 归根结底，恩乌古尔-保加尔部落联盟的名称ono γur（←保加尔语*on “十”+oγur“部落联盟”——集合名词形式-ur来自于原始保加尔人的*oq～楚瓦什人的 йăх“氏族”，“部落”；后者常常接近于一般突厥语的同音异义的*oq～楚瓦什语 ухă“箭头”）是现代匈牙利人名称(h)ungar 等形式（他们自称“马扎尔人”magyar）的基础，463年前第一次出现在普里斯克·巴尼斯基的著作中。经过拉丁文书写形式的Hungarus，这一名称在西欧语言中得到了广泛流传：德语为Ungar，英语为Hungarian，法语为Hongrois等等。 公元四至八世纪，古代匈牙利人部落就已经或多或少地与权力-政治联盟Оногур（Patria Onogoria）有着紧密的联系，据里巴尼耶（Либание）证实（保存在拉温斯基·安诺尼梅的《宇宙志》中），他们较靠近梅奥蒂斯的沼泽地带，即亚速海沿岸，多瑙河与库班河之间。 匈牙利学者认为，Hungaros这一名称来源于民族名称、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多声调的оногур一词，是马扎尔人和恩乌古尔-保加尔人一起居住在恩乌古利耶（Оногурие）国家的时候传进来的。由于和保加尔人的“十部落联盟”是同盟关系，以这个国家组成的乌古尔部落联盟的名称来称呼古匈牙利人就固定了下来。 分析可以掌握的历史史料可以简单地说明，中世纪早期“流浪的匈牙利人”和恩乌古尔-保加尔部落的历史命运和迁徙道路，在时空关系方面实际上是完全吻合的。 然而，古代匈牙利人与恩乌古尔-保加尔部落历史命运明确的一致性还不能给出证据，使我们无条件地将拜占庭史料中的乌古尔人与那些芬-乌戈尔民族共同体混为一谈，也不能让我们为了在人文科学领域描述他们而接受专有名词“乌戈尔”。 拜占庭、叙利亚等一些古代作家作品中的民族专用词语огур（普里斯克作品中为O’ύρωγoι，扎哈里·里多尔作品中为аугар）均是从操R型突厥语乌古尔人自身的语言直接借用过来的，源于原始保加尔人的发音oγur，与标准突厥语oγuz完全对应。因此，术语огуры (уроги)，应该是指突厥语系的部落，无论如何都不是芬-乌戈尔部落。 专有名词угры被约瑟夫·布德茨引入学术领域不过是在19世纪末，不能把它插入到公元5世纪的古代史料中与огур混为一谈。尽管在外形和发音上有一定的相似性，但是他们有着完全不同的来源。专有名词угры，如前所述，是伊·布登茨借用于古俄语的词汇，而这个古俄语词直接来源于斯拉夫词汇* gъr （←乌古尔-保加尔语on oγur“十部落”），这时已经是鼻音消失之后，即10世纪之后了。5世纪的时候，任何情况下当民族专用词语oγur第一次被固定下来的时候，“угр”这样的形式都不会存在。因此说，史学家作品中常常把拜占庭、叙利亚等史料中的古突厥语系的огуры与уграми（在现代学术概念中，这一术语一般指的是汉特人、曼西人和匈牙利人）笼统地混为一谈，应该承认，这是不合规矩的错乱现象。与此同时，还应该摆脱一个纠缠不清的概念，即，保加尔-楚瓦什类型的R语系突厥语可能是由于公元第一个千年上半期在西西伯利亚或者甚至是南欧，Z型的标准突厥语附加了（芬）乌戈尔底层语才出现的。 从长城到伏尔加河（代结语）保加尔-楚瓦什类型的突厥语（假定它被称作乌古尔语）在中亚的形成是在公元之前很久的时候。不容争辩的证据（约1500个词）就是来自蒙古语的底层语性质的乌古尔借用词，这些词明显地带有分离的保加尔-楚瓦什语语音、词法、语义等方面的特征。为限定乌古尔人在中亚的历史发祥地，即中国东汉史学家们限定乌桓的范围，就此一点就已是不争的事实。 如果把汉代中国编年史中的乌桓与突厥语系的乌古尔人视为同一，那么同楚瓦什-乌桓民族文化类似现象放在一起，这一点就是足够的有说服力的证据，而这些乌古尔人的后代在公元5世纪又落入了拜占庭和叙利亚史学家们的卷册中。 西比尔人（сибиры）、撒拉古尔人、恩乌古尔人，以及较晚出现在罗马-拜占庭史料的乌提古尔和库特里古尔，还有众多的、名称以-гур（或是-гар, -гир, -дзур, -дзир,-джар,-джер,-дур,-зур等<古保加尔语oγur，见Moravcsik Gy. Byzantinoturcica. – Berlin, 1958. – Bd. II, с.359-360.）结尾的保加尔部落，都和乌古尔圈有关。从乌古尔（更确切地说，是恩乌古尔）环境里走出了古保加尔人，他们在5世纪末得以发展壮大，并联合具有亲属关系的乌古尔部落，成为7世纪前的东南欧草原上的霸主。 在7世纪中期之前居住在高加索山麓和黑海北岸的保加尔人从突厥汗国羁绊中解放了出来，于6世纪末至7世纪的前25年，在里海与亚速海之间的高加索山麓地带组成了自己的部落联盟“大保加利亚”，后在库步拉特（Кубрат）的领导下经历了一段繁荣时期。（该段是在译文发表之后修改好的） 可萨汗国建立之后，大部分保加尔人都加入了，成为了这个国家的居民。 7世纪70年代库步拉特的大保加利亚国灭亡之后，恩乌古尔-保加尔人在阿斯巴鲁赫（Аспарух）的率领下出走到多瑙河一带，看来当时已经开始了保加尔人向中部伏尔加河流域迁移的第一波浪潮。保加尔人向北的第二波迁移浪潮与可萨汗国8世纪20－30年代败于阿拉伯人有关。史学家记载的保加尔人向伏尔加河-卡马河第三波迁移浪潮与可萨汗国9世纪后半期接受犹太教有关。最后，保加尔人的第四次迁移是向中部伏尔加河流域和卡马河流域的迁移，发生在9世纪末至10世纪初。其是由于新的游牧民族向可萨汗国发起的强大进攻，首先是来自东方的佩切涅格人（печенеги[77]）。[78] 这样一来，伏尔加-卡马河流域在当地这些部落与来自南俄草原的保加尔部落混合体的基础上，在不晚于9至10世纪的临界点时形成了一个新的伏尔加保加利亚国家，它的主要居民包括四个部落集团的人：保加尔人、苏瓦尔人、埃谢格利人（эсегель）和别尔苏拉人（берсула）。10世纪的前25年伏尔加保加利亚占据的面积比较小，到了11世纪，尤其是在12世纪，它的边界就相当大地扩大了，不过仍然是北部伏尔加河流域的广阔土地，包括今楚瓦什共和国的南部区域，然后形成了统一的保加尔民族。 保加尔民族进一步的独立发展中断了13世纪初蒙古征服的脚步。1223年征服者开始了长期的顽强抵抗，此后的1236年，保加尔人陷入了金帐汗国的包围，这时保加尔人与保加尔城中心组成了统一的保加尔兀鲁斯，保持了相对的独立。 金帐汗国时期（13－14世纪），有地位的钦察语对保加尔语产生了强大的影响：以钦察语作为中介，于是来源于蒙古语、阿拉伯语和波斯语的无数词汇渗透到了保加尔语。传统的物质、精神文化彻底被改变了，这主要是由于来自中亚的影响，来自花剌子模的影响。13世纪中期保加尔城变成了金帐汗国大汗在下伏尔加河的夏季居留地。 对于保加尔人来说尤其悲惨的是1391－1395年帖木尔的大屠杀。到了14世纪末至15世纪初，保加尔人的土地丧失殆尽：所有的城市与村落被摧毁，大量的保加尔居民被杀戮（超过五分之四），中伏尔加河流域的土地变成了“荒野”[79]。剩余的一部分保加尔人被迫远离自己的家园，借着原始森林向北逃去。这些保加尔人难民主要在卡马河沿岸和喀山地区定居下来，而伏尔加河右岸，就是今楚瓦什的东北角。 这些逃离的保加尔人试图在后喀山地区恢复自己的国家体制，但是没有成功。哈桑大公（князь Хасан/Асан）建立的伊斯基-喀山公国（Иски-Казанское княжество）于1438年被乌鲁克-穆哈麦德（Улуг-Мухаммед）侵占，1443年变成了喀山汗国。突厥（钦察）金帐汗国居民在喀山汗国居民的形成过程中施加了很大的影响，前者逐渐地同化了保加尔人，还有一部分当地的芬-乌古尔民族——马里人、乌德穆尔特人（удмурт）。后喀山地区的保加尔人，在16—18世纪的俄文史料中被称作“丘瓦莎”（чюваша），他们对现代塔塔尔语的形成有着重要的影响，但是后来，完全融入了正在形成中的喀山-塔塔尔民族共同体。 右岸的这部分保加尔人受到斯维亚加河（Свияга）与苏拉河（Сура[80]）之间森林地带的掩护，保存了自己的语言，成为形成于15—16世纪的楚瓦什民族共同体的基础。喀山汗国时期（1445-1552），楚瓦什人的现代民族称谓чăваш形成。 塔塔尔穆斯林称多神教的保加尔人为楚瓦什，以区别于虔诚的бесермян（← 阿拉伯语musliman）。在塔塔尔语中，民族专用词语чуваш是楚瓦什人的借用词，反映了古楚瓦什形式的*śăvaś“祭祀者”（жертвоприноситель），即多神教徒；比较马里语的suas, süäs ——是对楚瓦什人和塔塔尔人的统称。古楚瓦什形式的 *śăvaś 最终是起源于古塔塔尔语普通名词*jaγučɨ “祭祀者”（*jaγu“祭祀”< jaγ-“送来祭品”）。 1551年楚瓦什并入莫斯科公国，也就是从那时起，楚瓦什民族共同体才开始在俄罗斯国家的怀抱里得以发展。 这就是乌古尔-保加尔-楚瓦什民族权力-政治形成的久远历史道路的大致轮廓，它开始于长城脚下，延伸到伟大的伏尔加河。 如果把中国汉文史料中的乌桓与古突厥语系的乌古尔人等量齐观是可信的，那么，以中国古籍为基础更深一层地研究保加尔-楚瓦什远古祖先的历史进程就有了新的展望。 而这一点，是中国、楚瓦什和俄国不同领域的学者进一步密切合作的重大基础。 [1] Ашмарин Н.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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Древнейшие индоверопейские (индоиранские и восточноиранские) лексические заимствования в пратюркском и проблемы ранних этапов этнолингвогенеза огуров (протоболгар) // Известия Национальной академии наук и искусств Чувашской Республики. – Чебоксары, 2002. – № 4. – С. 140-154（Н.И.叶戈罗夫，Э.Н.叶戈罗夫《原始突厥语中的古代印欧语借用词和乌古尔（原始保加尔人）语言起源早期阶段问题》，载《楚瓦什共和国科学艺术民族研究院院报》，切博科萨雷，2002，第4期，第140-154页。）; Сравнительно-историческая грамматика тюркских языков: Пратюркский язык-основа. Картина мира пратюрка. –2006: Региональные реконструкции.（《突厥语历史比较语法:原始突厥语基础·原始突厥语世界图景》，2006年，区域改造。） [34] Егоров Н.И. Проблемы этноязыковой идентификации северных народов китайских династийных хроник в свете внешних контактов прототюркского языка // В печати. （Н.И.叶戈罗夫《从原始突厥语的外部联系看中文史料中的北方民族语言同一性问题》，待刊。） [35] Таскин В.С. Материалы по истории древних кочевых народов группы дунху / Введение, перевод и комментарии В.С. Таскина. – М.: Наука, Гл. ред. вост. лит-ры, 1984（В.С.塔斯金《关于古代游牧民族东胡历史的资料》，载《塔斯金所作概论、译文和注释》，莫斯科，1984年。）;Таскин В.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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