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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會要》是記錄宋代典章制度因革損益，政府施政之得失最爲翔實的資料。宋人先後修有16部會要，後日漸散佚，其原本至今已不存於世。明代修《永樂大典》時，曾將《宋會要》各項記事按字韻抄入。其後，清人徐松又從《大典》中輯出《宋會要》文字，其輯稿幾經輾轉流傳，又經多次不得其法的整理，方於上世紀三十年代得以影印出版，是爲今日通行之《宋會要輯稿》。然其全書篇章結構已非《宋會要》原貌，其間存在大量錯訛、脫漏之處。[1]筆者近年因參與陳智超先生主持的“《宋會要》的復原、校勘與研究”工作，得以從文獻校勘與研究的角度重讀《輯稿·蕃夷類·遼門》，對《宋會要·蕃夷類·遼門》的編纂特徵與復原工作有一定的初步認識，草成此文，以就教於各位方家。 一、《宋會要·蕃夷類·遼門》概觀《宋會要》爲宋朝北方強鄰遼朝專設一門，然原帙已佚。《永樂大典》卷五二五七“遼”字韻下以“宋會要”爲名，此以書名做事目，於《大典》摘錄《宋會要》文字諸情形中並不多見，當能說明，《大典》將《宋會要·遼門》全帙皆繫於此，而未將之分散於其它各字韻、事目之下。因其事項明晰，收錄集中，在此後的輾轉傳抄中，也自然不易被打散。今傳《宋會要輯稿》蕃夷一、蕃夷二兩卷內容即自《大典》卷五二五七摘錄而得，文字相對系統、完整，大體保持是卷原帙的面貌，並不存在見於“食貨”諸類、門篇章層面的複文、錯簡、脫漏等較爲嚴重的錯訛之處。因此，筆者認爲《輯稿》文字與《大典》抄錄的底本並無太大的差異，可以依據《輯稿》文字對《大典》所據底本《宋會要·蕃夷類·遼門》進行初步復原與校訂。 今傳《宋會要輯稿》實將《大典》卷五二五七一分爲二，其正文蕃夷一之一以《大典》事目“宋會要”爲題，並於蕃夷一、二兩卷篇首天頭分別批有“遼”、“遼下”字樣。蕃夷二之一文首無事目名“宋會要”，有三行批語：“遼史拾遺附錄卷二”、“宋會要永樂大典第五千二百五十七卷”、“真宗大中祥符元年正月北面之”。此顯係清人重編所爲，並非大典“遼”字韻“宋會要”事目原貌。因此，在回到《大典》原貌時，首先應合《輯稿》蕃夷一與蕃夷二爲一，且可刪去批語、眉批，標門名爲“遼”。 《大典》所依據的底本以“宋會要”爲名，乃是在南宋淳熙時，拼合諸本會要而形成的合訂本。[2]《輯稿·蕃夷類·遼門》之記事起自建隆二年，迄於光堯皇帝紹興三十一年，涵蓋了整個宋遼對峙時期，亦跨越了淳熙前各本《宋會要》的收錄時段，由此可以進一步判斷合訂本《會要》所依據的會要文本之淵源。 查《輯稿·蕃夷類·遼門》文字，首段序言云“治平二年十二月，改今國號”。此外，正文通篇多避英宗諱，如改“都部署”爲“都總管”，改“曙”爲“曉”；又避英宗父濮安懿王允讓之諱，改“韓德讓”爲“韓德謙”。可知合訂本《會要》自本門開頭至元豐之前文字皆錄自宋神宗元豐年間成書的《國朝會要》，亦稱《五朝會要》《元豐增修會要》，此部《會要》是在宋仁宗《三朝會要》文字基礎上，“通旧增损”，並增修至熙寧十年。[3]而從此後至靖康事蹟，顯然出自宋孝宗乾道六年編成的《乾道續四朝會要》，又稱《續國朝會要》。此本《會要》將原《政和會要》刪潤過的神宗熙寧以前事一併收入，故與《元豐增修會要》記事略有重合之處。遼朝於宋宣和末已滅亡，因此，《宋會要·遼門》記事的主體部分不出《元豐增修會要》與《乾道續四朝會要》之範圍。另外，《輯稿》蕃夷二之三八，即《遼門》之末稱“光堯皇帝紹興三十一年”云云，能提醒讀者，《宋會要·蕃夷類·遼門》最後是在結合《中興會要》的基礎上形成的，這一工作應完成於宋淳熙年間。《輯稿》蕃夷二之二九，哲宗元祐七年正月十一日條，有“內供奉官王遇”，即避宋高宗趙構而改“遘”作“遇”，也能證明這一結論。《玉海》卷五一《藝文》：“淳熙七年十月九日秘書少監汝愚言，‘《國朝會要》《續會要》《中興會要》，今上《會要》分爲四書，去取不同，詳略名異，請合而爲一，俾辭簡事備，勢順文貫。’從之。”[4]宋淳熙間進行此項合併工作，當最後確定合訂本《宋會要·蕃夷類·遼門》之內容，而不必再行添加文字。由此可以認爲，《大典》摘錄的合訂本《宋會要·蕃夷·遼門》之文字，是南宋時將《中興會要》以前各本《會要》中的《遼門》按時序拼接、刪潤、增補而成的，篇章結構相對完整。 宋人編纂會要，以歷代皇帝對特定事項的決策故事爲主要內容，帶有鮮明的資政性質。王珪《進國朝會要表》介紹新修《國朝會要》時，稱“其間禮樂政令之大綱，儀物事爲之細目，上自帝后，以底臣庶，內之朝廷，施於蠻夷，有關討論，顧無不載”。[5]李燾《乾道續四朝會要序》也稱“九州之別合，四夷之服叛，概見於斯。”[6]《宋會要·蕃夷類》旨在記述宋與“四夷”關係中的重大事件，圍繞施政得失之故事而展開，以備後世參考，其中之“遼”門亦當遵循這一編纂宗旨。檢閱《輯稿·蕃夷·遼門》之文字即知，《宋會要》於此門以宋遼關係爲主線，備載歷次宋遼戰爭、議和會盟、劃界之爭等重大事項；記述宋遼交聘關係中特定規制的重要先例，包括首次遣使聘問、宋遼互遣專使之成例等內容；此外，涉遼邊防事務的指揮，一些於決策有參考價值的遼國邊事情報、使行報告，契丹歸明人的投奔情況也在其記述範圍之內。 與宋《國史·契丹傳》《實錄》附傳相比而言，《宋會要·蕃夷類·遼門》詳於宋代歷朝之決策、臣僚奏議，而略於契丹始末、遼朝政情。僅於起首一段文字概述宋建國之前的契丹簡史，是爲本門之序。正文之中，亦不以遼帝更迭爲主線，僅於太平興國七年末簡單提及“明記卒，其子常王隆緒立，才十三歲”。[7]此後遼帝更迭皆在宋遼會盟之後，不載於《宋會要·蕃夷類·遼門》，而歸於《宋會要·禮類·外國發哀門》。《輯稿》禮四一之一二載仁宗天聖九年六月二十二日，“雄州上言，契丹隆緒卒，遣使耶律乞石來告哀，即遣使往迓之”，其後附仁宗詔書。同頁至和二年八月二十六日條載“契丹宗真八月四日卒”，而《輯稿》蕃夷二之一七，至和二年八月二十六日條僅錄仁宗爲“大契丹文成皇帝”舉哀詔書一封而已[8]，前後並不直言宗真去世一事，更不言及新帝即位事。《輯稿》禮四一之一三，徽宗建中靖國元年二月三日條載，“河北沿邊安撫司言，正月十三日，遼主耶律洪基卒”，此事亦不見於《輯稿·蕃夷類·遼門》。可知，《宋會要·蕃夷類·遼門》在編纂時並不注重契丹史事的時序連貫，甚至可以破壞某些史事的完整性，將之分散於不同的類、門之中。 《宋會要·蕃夷類·遼門》不專門交代遼人之史事，但收錄諸多臣僚奏議、使行報告，都保留了大量遼朝國內政治、軍事、制度、道里之情報。其中臣僚奏報主要有賀令圖等人上言、宋琪上疏、遼投宋供奉官李信奏報、雄州邊臣奏報；[9]使行報告主要有王曾上契丹七事、晁迥上《虜中風俗》、薛映上《虜中境界》、宋綬《虜中風俗》[10]，這些資料是以原始檔案的形式錄入《宋會要》，爲後人提示了宋人獲知遼朝情報之來源，並爲相應信息的斷代提供了方便。在此基礎上，宋《國史》《實錄》之中進行進一步綜合、撰寫，形成前後時序連貫，史事完成的《契丹傳》。今見於《長編》卷一一〇，契丹隆緒病殞事後引宋《正史·契丹傳》《實錄》附傳之大段文字介紹遼帝隆緒統治時期的各方面情況[11]，自然就不屬於《宋會要·蕃夷類·遼門》的收錄事項。這也正是該門與宋《正史·契丹傳》在編纂宗旨方面的重要差異之一。 二、《輯稿》所見《宋會要·蕃夷類·遼門》之體例《麟臺故事》：“朝廷每有討論，不下國史院而常下會要所者，蓋以事各類從，每一事則自建隆元年以來至當時因革利害，源流皆在，不如國史之散漫簡約，難見首尾也。”[12]《宋會要》是以整理、纂輯朝廷決策的故事資料爲主，按照“事各類從”的原則，將決策故事歸於相應的類、門之內，梳理歷朝決策之源流與因革。不難發現，《宋會要》除專設遼門外，還在兵、職官、方域、禮、食貨、崇儒各類、門都大量記述涉遼事宜，並非簡單而集中地在一類、門之內收錄涉遼關係記事，而是根據各類、門的編纂原則和需要，對涉遼資料進行取捨和編列。因此，將《輯稿》蕃夷一之一至蕃夷二之三八的文字與其它類、門中相關文字進行比勘，並與《續資治通鑑長編》的編年史文字進行對照，則可以進一步看出《宋會要·蕃夷類·遼門》資料取捨與編纂的一些特徵。 其一，《宋會要·蕃夷類·遼門》與《宋會要》其它各類、門相同，在整體結構上遵循編年時序，以事繫時。故凡事項必稱某年、某月、某日，部分事項無明確日期，則附於年、月之末，繫於“是年”“是月”諸語。但是，各門在記述一些決策時，記事並不嚴格按照時序編排，往往將一些前因、背景附於決策事項之後，以闡明決策事項的前後原委。一般較爲明顯的體例是，有一段正文概述決策事項之要旨，後附始末之文字，一般有“先是”“故有是詔”等類似語彙點明前後原委之意。 如《輯稿》蕃夷一之二八，景德元年十月二十六日條，載“契丹遣人以前殿前都虞候王繼忠奏乞許通和，詔以殿直曹利用爲閤門祗候、假崇儀副使，往答其意。”其後稱“先是”，載遼人唐河戰敗之後，派遣李興持王繼忠書到莫州乞和。真宗因此事與宰臣商議應對之策，手詔諭王繼忠。按，李燾將“先是”之後至手詔諭王繼忠諸事繫於同年閏九月，並云《實錄》於此月二十四日書“北面奏繼忠致書石普”。[13]知其此處“先是”所載之事在正文十月二十六日之前，《宋會要》將之繫於此處，以表述正文決策之緣由。《輯稿》文字於此後則稱，“至是繼忠有奏至，乞早遣一使，來賜商議。又以手詔募神勇軍士李斌賫赴虜寨。時議擇使持書，帝曰：‘既須忠義之人，亦須粗有識略，然不必拘其位秩。’樞密王繼英等曰：‘曹利用常承受延州奏事，可與兹選。’遂有是命。”[14]顯然，“至是”與“先是”對應，代表敘事時間轉換到正文所繫之時，交代正文事項的詳細過程。結尾“遂有是命”自然是與正文之詔命相呼應，以示此段附文乃始末之文字。 此種附有始末原委的敘事是根據各門的編纂需要進行的，即使是於兩門互見的同一事項，表現形式亦會有所不同。如《輯稿》蕃夷二之二六，治平九年四月六日：“遼主與其國母遣使耶律測來賀同天節，見於紫宸殿。以聞遼國母之喪，罷置酒。”其後即載“初，雄州言大遼國母蕭氏以三月六日卒”，又稱“是日，測等已對，詔已聞大遼國母服藥，罷垂拱燕”云云。依體例而言，“初”字所稱文字屬於始末文字，提示其前之背景。“是日”之後文字則是詳述“罷置酒”的諸項措施。《輯稿》禮四一之一三與這段文字互見，卻依時序將諸事逐條排列，即先載同年三月，雄州報遼國母蕭氏卒，再於四月六日條記賀同天節使耶律測等到闕，詔以雄州奏大遼國母服藥，特罷垂拱殿宴諸事云云。據此或可推知《宋會要·蕃夷類·遼門》與《宋會要·禮類·外國發喪門》兩門的編纂趣旨，即前者重點在於交代遼使賀節，以及宋朝廷接待之特例；後者重點要明確外國國母去世時，從接到訊息到朝廷發喪過程中的一系列流程。 其二，比勘《宋會要輯稿》各門文字，可知《宋會要·蕃夷類·遼門》於宋遼例行交聘事務之中，僅載遼遣宋使行諸事項，其中宋帝宴享遼使等儀軌又與《宋會要·禮類·宴享門》互見。宋人迎送遼使的相關規制故事別入《職官類·主管往來國信所》，館伴、迎送遼使事項則入《國信使》、《館伴使》諸門。宋帝接見遼使之儀軌，又分別入《宋會要·禮類》《誕聖節》《歷代大行喪禮》《外國發哀》《宴享》《曲宴》《大行喪禮》《皇后喪禮》等各門之中。另一方面，宋例遣遼之使行，皆不入《蕃夷類·遼門》，而是因事項需要別入他門，最爲常見者則是收錄於《宋會要·職官類》《國信使》《正旦使者》《祭奠使》等各門。因此，在《宋會要·蕃夷類·遼門》中多不見宋人回謝契丹使的派遣，亦不載宋使在遼活動的情況。 將涉遼資料分別節入各類、門，勢必會造成一門之內諸事項在時序上的不連貫。 從《輯稿·蕃夷類·遼門》文字所見，蕃夷二之一二乾興元年之後，緊接仁宗慶曆元年事，其間無仁宗天聖、明道、景祐、寶元、康定年間事項，論者多以爲《輯稿》有所脫漏，然筆者比勘各門文字，並參校《長編》，似乎並非如此。這應是《宋會要》從原始資料進行提取內容，分散於各類、門的結果。首先，從編纂體例而言，在行文中，首次出現某位皇帝當政的事項，要在年號之前標出該皇帝的廟號，如此處，稱“仁宗慶曆元年”，表明《宋會要·蕃夷類·遼門》文字開始進入仁宗時代的記事，其前所缺年代事項並非是脫漏造成的。其次，《輯稿》其他各門在天聖、明道、景祐、寶元、康定年間多有涉遼記事，它們主要是職官四八之七，仁宗天聖二年二月條；職官五一之四六，天聖三年九月十六日條；食貨三六之二〇，天聖四年七月條；職官五一之四六，天聖三年四月十二日條（據《長編》卷一〇四，可知此條“四月十二日”顯是“四年十二月”之訛）；禮五七之一七，《長寧節門》；禮四一之一二，天聖九年六月二十二日條；禮三二之四，明道二年四月一日、十六日、八月一日諸條；職官五一之一，寶元二年三月二十一日條；兵一之四，康定元年四月條。因此，此處看似時序斷裂，有脫漏之處，實則是《宋會要》編纂體例使然。 其三，《宋會要》編纂者還會依照體例所需，將某些史事拆分成不同事項，再行收入相應的類、門，此即“事各類從”的另一種表現形式。如《長編》卷八一載，大中祥符六年九月，任命晁迥爲契丹國主生辰使。真宗謂輔臣曰：“向者東封西祀，皆遣使馳書諭契丹。今謁太清宮，密邇京師，重于遣使，就令迥等以此意諭之可也。”[15]《輯稿》禮五一之四，大中祥符六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條僅收錄真宗謂輔臣言，而無此事其它本末。《輯稿》蕃夷二之八僅於此年下云，“是歲，翰林學士晁迥、龍圖閣待制查道充使，至長泊，及還，上《虜中風俗》”，更是不提其前原委。其原因則無非是《宋會要·蕃夷·遼門》於體例僅錄使行報告，而晁迥等人赴遼之使命，乃至其在遼道醉而乘車諸事皆不屬該門之範疇。可知，晁迥使遼前後事至少依體例的需要分散於兩門之中。 其四，各類、門取捨、收錄事項不僅會有差異，也會存在彼此重疊的情況。《宋會要·蕃夷類·遼門》的很多記述內容亦有其他各門收錄的事項，形成各門文字互見的現象，其文字各有側重，互有詳略。這種情況最爲典型的要數該門所載太宗、真宗兩朝與契丹之戰事，《輯稿·兵類》《親征門》《出師門》《兵捷門》諸門之內容皆與之互見。此處僅舉典型事例進行說明。如，《輯稿》蕃夷一之一一，雍熙三年五月條詳載潘美等人奉命安置“雲、應、寰、朔州民五萬戶及吐渾突厥三部落、安慶等族八百餘帳”[16]內徙事，並云七月“又詔枢密都承旨楊守一等往并、代州起遣，赴河南府、孟、曹、汝、潞等州，給與空閑地土居佃，充爲永業。時潘美等以所部兵護送其人，爲虜所敗，楊業陷焉。”此詔書可見《宋大詔令集·北界歸明人遣使護遷西京許汝間給田詔》，[17]《蕃夷類·遼門》詳載此事，而其後“楊業陷焉”不屬其所錄之範疇，故後附小字“事見出師門”。查《輯稿》兵八之七《出師門》下所載，詳細記述了楊業陳家谷口戰敗的前後經過，但於其前詔遷北界四州歸明人事則一筆帶過。可知，太宗詔遷北界歸明人，以及潘美、楊業失利事於《蕃夷類·遼門》與《兵類·出師門》互見，因編纂體例需要而各有詳略。 各門互見之例並不等於時序、事項編排完全相同，記述時亦會做出一定的調整。如繫時之差異：《輯稿》蕃夷一之九，太平興國七年十二月條：“日利、月利、沒細、兀瑶等十一族附豐州，王承美出兵迎之，與虜戰，大敗走之。”[18]其後小字稱“事具豐州”，互見於《輯稿》方域二一之九，該處載同年閏十二月，豐州王承美之弟王承義來獻俘，因言此事。《長編》李燾附注稱“《實錄》太平興國七年閏十二月，書豐州刺史王承美言日利、月利等族來降”[19]，並從宋《實錄》於相應年、月下記此事，稱“豐州王承美言”云云。《宋會要·方域類·豐州門》與宋《實錄》皆載豐州王承美遣其弟至宋朝廷奏報、獻俘事，而《宋會要·蕃夷類·遼門》則是根據其奏報，將豐州敗契丹事繫於其發生之時，故不稱“豐州王承美言”。前後記事相類，而兩門於資料的編列卻有不同。因此，在進行本校，以及參校《長編》諸書時，尤應注意此種現象，不可貿然補、改。 三、《輯稿》所見《宋會要·蕃夷類·遼門》文字刪潤之問題在了解《宋會要·蕃夷類·遼門》的基本編纂特徵之後，就會發現《輯稿·蕃夷類·遼門》存在一個最突出的問題，即宋人編纂《蕃夷類·遼門》時，取捨、編排資料疏於審校，於文字刪潤不當，而至記述繫時錯亂。這種現象又主要分爲兩方面情況，現分別舉例說明： 首先，《宋會要》編者節錄、選取資料，按照時序編列事項，但他們從原始資料節錄事項時，並未注意改標年、月。如《輯稿》蕃夷二之八： 是冬，契丹使與高麗告奏使相繼而至。帝問宰臣，王旦曰：“四方入會，皆所以尊王室也。彼自有隙，朝廷無所憎愛，起居宴會並合同處。”帝然之。 此條記事僅云“是冬”，上承大中祥符六年“知制誥王曾充使還，上契丹事”，以及“是歲，翰林學士晁迥充使還，上《虜中風俗》”兩事，顯有訛誤。《長編》卷八三將此事繫於大中祥符七年，《輯稿》蕃夷七之一九於大中祥符七年亦稱高麗告奏使入貢，故此處“是冬”當爲“七年冬”。查閱《輯稿》文字，大中祥符七年與遼朝關涉之事，見於《輯稿》兵二七之一八，七年三月、六月九日、六月十一日、七月、十月諸條，《長編》卷八三於此年的九月乙巳、十一月戊申、十二月丁丑條尚有雙方遣使之記錄。在原始資料之中，“契丹使與高麗告奏使相繼而至”之事於時序當承此諸條之後，被冠以“是冬”。大中祥符七年諸事項按照編纂體例，僅此一條可入《宋會要·蕃夷類·遼門》，故被編者截取至此，但並未按照編年體例修改補充時序用語，造成此處“是冬”一條附於大中祥符六年夏的訛誤。 其次，大典抄錄的《宋會要·蕃夷類·遼門》底本，已經宋人歷次編修會要時的多次編訂、增補與拼合，其各條文字並非出於同一批編者之手。因此，若疏於審訂，也易使多條記事時序錯亂。筆者以爲《輯稿·蕃夷類·遼門》文字中的兩種實例能夠說明宋人刪潤、拼合會要文字，不加精審而至誤的情況。 （一）《輯稿》蕃夷一之三八有連續六條文字，其時序混亂，分別爲（景德）四年四月、是歲、四月、十一月、是月、是年，於例不合。 A.（景德）四年四月，接伴契丹使王曉等言：“嘗使契丹，其國臣寮每見，即競來趨揖，詢問朝廷臣寮舊曾奉使至其國者動靜安否。臣具實對之，認其上下情寔無猜阻。其契丹人使到闕，有曾奉使契丹者，乞詔諭亦許令趨揖，談問其安否。所貴示之無間，人得歡心。”從之。時內殿崇班高繼忠亦有此請，並可其奏。 王曉言事亦見《長編》卷六七，景德四年十一月辛卯條。[20]李燾注云，“《會要》載此事於四月，今移見契丹遣使之後”，亦可證本文時序乃《宋會要》原貌。“曉”字，《長編》作“曙”，此處因避宋英宗趙曙諱而書“曉”，乃《宋會要》編者所爲，進行復原、整理時當仍其舊。“競來趨揖”之“競”原作“兢”，“認其上下情寔無猜阻”之“猜阻”原作“精粗”，皆據《長編》改。以下幾條《輯稿》文字皆有如此脫、訛之處，當皆係後世《輯稿》文字傳抄致誤，並非《宋會要》原貌，現據參校之文獻予以改正，附於各條之下。 B.是歲，戶部員外郎、直集賢院李維等使契丹還，上虜中事，且言：“虜主見漢使強服衣冠，事已，幅巾雜胡騎出射獵。官屬隨帳，自辦器械糗糧。蕃法極嚴，罪死者必屠害慘毒。虜者嘗云契丹乃禽獸，非同漢人可以文法治也。” 《長編》卷六四將此事項附於景德三年十月乙亥[21]，即任命李維賀契丹國母正旦使事之後。按遣使往返時間推斷，李維等人返回報告，當在三年、四年之交。《宋會要·蕃夷類·遼門》於體例不載宋例行遣使事，當重點記述李維上言之時間。故“是歲”應是“四年”。“罪死者必屠害慘毒”之“罪”字原脫，據《長編》補。 C.四月，莊穆皇后上僊，帝謂宰相王旦等曰：“后崩，合遣使赴告契丹否？”旦等曰：“命使赴告，或令邊臣錄告之，皆可。”帝曰：“於禮宜赴告。然每歲命使，頗聞供億勤至，今若遣使，則自兹兩國凡有大故，各須軺傳交馳，益增煩擾矣。”乃詔邊臣俟北境遣人詢問，即錄詔報之，仍諭兹意。 《長編》卷六五，景德四年四月乙酉亦載此事。[22] D.十一月，河東轉運使言：“唐龍鎮來璘、來美等爲西路契丹所掠。美即璘之季父，久依府州，與來懷正同族，不相能，故懷正召戎破之以報怨。”樞密陳堯叟曰：“璘、美等亦窮而款塞，早者，常持兩端，且非富強之族，但據險阻，恣爲觀望。朝廷征之，則趣河之東，地曰東壥，契丹加兵，則趣河之西，地曰西壥，介卒騎兵所不能及。”詔候契丹使至，以其事諭之。 此條記事亦見於《長編》卷六七，景德四年十一月癸酉；《宋史》卷四九一《党項传》。[23]“介卒騎兵所不能及”之“介”字原誤作“界”，據《長編》《宋史》改。 E.是月，契丹使耶律元至，又令庖人來獻蕃食。蕃俗家提狸邦，發土得之，如大鼠，唯供母主。至是，挈數頭至，日飲以羊乳。帝許其饌告進入，擇味佳者再索之，使大感悅。 《長編》卷六七將此事繫於景德四年十一月辛卯[24]。“蕃俗家提狸邦”之“邦”字原作“那”，“發土得之”之“土”原誤作“士”，皆據《長編》改。 F.是年，麟府路言：“契丹率兵捕賊至境上，恐謀侵軼。”帝曰：“此疑之過者。”遣內臣視之，果執盜馬舍利而還。 《長編》卷六七，景德四年十二月乙酉亦載其事。[25] “果執盜馬舍利而還”之“執”原誤作“報”，“還”字原脫，據《長編》改、補。 筆者按，據上述文本的互勘可知，這連續排列的六條文字皆是景德四年事，卻沒有依照常見的時序進行記述，而是明顯地分爲兩組。第一，A（四年四月）、B（是歲）；第二，C（四月）、D（十一月）、E（是月）、F（是年）。兩組結尾皆有“是歲”、“是年”，於開頭皆以“四月”始，分別形成完整一年記事的文本形式。這兩組文字應是後來由兩種《會要》版本拼合到一起。此後在編列時未按體例改訂、理順時序，保留了拼合時的最初狀態。最後爲《輯稿》照錄。 （二）《輯稿》蕃夷二之一六至二之一七的慶曆五年記事連續三條皆冠以“是月”，其中又摻雜一條四年“十月”事，此四條時序顯有錯亂。 A.是月，詔送伴契丹使劉隄，北界近築塞于銀城，侵漢界十里，其以誓約諭使人，令毀去之。 此條上承慶曆五年二月記事之下，然據《長編》卷一五七“慶曆五年十月己巳”可知[26]，其事在十月。 B.是月，契丹遣林牙保靜軍節度使耶律翰、樞密直學士王綱來獻西征所獲馬三百匹，羊二萬口，又獻九龍車一乘。見于紫宸殿。 《輯稿》禮四五之一二載，慶曆五年十月五日，“宴契丹獻戎捷使於紫宸殿。西征所獲馬三百疋、羊二萬口、九龍車一乘”，即此事。《長編》卷一五七，慶曆五年十月乙卯亦據宋《實錄》《本紀》《會要》載其事[27]。知“是月”當從前條，皆非二月事。“耶律翰”乃人名，其後原衍一“林”字，顯是後世傳抄者之誤，據《長編》刪。 C.十月，詔河北緣邊安撫司械送契丹駙馬都尉劉三嘏過涿州，以北界累移文請也。 據《長編》卷一五二，此條是慶曆四年十月事，非五年十月。[28] D. 是月，以北人安忠信、李文吉並爲三班奉職、淮南監當，仍賜忠信銀三百兩，文吉百兩。初，文吉等嘗爲契丹刺事雄州，至是來歸，特錄之。 據《長編》卷一五七，此條是慶曆五年十月戊辰事[29]，時序在詔送伴契丹使劉隄事之前。“淮南監當”之“淮”原誤作“准”；“文吉等嘗爲契丹刺事雄州”之“嘗”原誤作“初”，“事”原誤作“史”，皆據《長編》改。 筆者按，檢諸《長編》可知，慶曆五年宋人涉遼事宜只有上述A、B、D三事，且並無其他涉遼史事別載於《輯稿·蕃夷類·遼門》以外各門的相同時段。然而，其三條記事皆連續冠以“是月”，並未按照正確的時序（B、D、A）進行排列。可見，三條文字的編列最初並非出於同一編纂者之手，而是在《宋會要》不同的編次階段併入的，最後一次經手、匯總之人僅照“事各類從”之例加以拼合，而未詳考其繫時，以至於逐條目時序之錯亂。 上述所舉《輯稿》文字例證中的時序問題，體現了《宋會要·蕃夷類·遼門》在編纂時，取捨、編列資料，以及諸本《會要》拼合、增補過程中所留下的痕跡，從一個側面展現了《宋會要》文本形成的過程。在《宋會要》的復原、整理過程中應注意，勿將之視作單純的錯簡。 四、《輯稿·蕃夷類·遼門》脫誤及《宋會要·蕃夷類·遼門》文字之輯佚《宋會要·蕃夷類·遼門》因其記述對象明了，被《永樂大典》編者集中收錄於“遼”字韻“宋會要”事目，故對於後人的輯錄、整理而言，並無太大版本、篇章錯亂的麻煩。《宋會要輯稿·遼門》文字應是與《宋會要·蕃夷類·遼門》更爲接近，但並不是說兩者就完全等同。《輯稿》文字除繼承了《宋會要》編纂、拼合時的問題之外，仍然存在因後世轉抄而出現的脫漏現象。 其中有一些情況較爲隱蔽，不易被發現，但易對文義的準確理解、校勘之判斷形成影響。例如《輯稿》蕃夷二之一一，乾興元年六月： 契丹遣殿前都點檢、崇義軍節度使耶律三隱（筆者：中略）三隱等至，有司預于滋福殿設大行皇帝神御座，又于稍東設御座。祭奠、吊慰使、副並素服，由西上閤門入，陳禮物于庭中/閤門舍人贊引三隱等詣神御座陛下，俟簾卷，舉哭。外殿西階上香、奠茶酒焉。貽謀跪讀祭文，退。俟皇帝、皇太后昇座，日新等以次升殿，進書。賜襲衣、冠帶、器幣、鞍勒馬有差。（筆者：後略） 其事互見《輯稿》禮二九之二五、禮四三之一七，但在“中”字後有“書門下樞密院並立於殿下再拜訖升殿分東西立禮直官”23字，可知此處有脫漏，原文當是“中書門下、樞密院並立於殿下，再拜訖。升殿，分東西立。禮直官、閤門舍人贊引三隱等詣神御座陛下，俟簾卷，舉哭。”傳世《永樂大典》每行有28字，脫漏文字字數與之相近，概即抄書者漏行所致。且在“中”、“閤門舍人”間斷句，於文義亦通，後人更是難以察覺其脫漏之處。在復原《宋會要·蕃夷類·遼門》時，可據《輯稿》禮二九之二五、禮四三之一七，於“中”、“閤門”間補23字，且將“閤門舍人贊引三隱等詣神御座陛下”的“陛”字改作“階”字，“外殿西階上香”之“外”字改作“升”字。 《輯稿》蕃夷二之一一的情況因其與《輯稿·禮類》文字互見，可通過本校補、改。但是，另有一種情況，則是其間明顯脫漏了多條事項，且無太多本校可以參證，只能從《長編》等其它諸書之中尋求佚文之線索。《輯稿》蕃夷一之一太祖建隆二年十月條即屬此類情況，其脫訛已至語義不通。文字如下： 太祖建隆二年十月，詔北面諸州禁邊民無得出塞盜馬。先是，五代以來，募民盜戎人馬，官給/東頭供奉官劉琮爲西頭供奉官，賜襲衣、銀帶、器幣。 顯然，“官給”與“東頭供奉官”之間脫文。太祖建隆二十年十月禁北面諸州盜馬詔書原文見於《輯稿》兵二四之四《馬政雜錄》同年、月條，“詔：先是，兩河之民入虜界盜馬，邊吏籍數以聞，官給其直。方務鎮撫，豈容私掠?自今一切禁之，仍悉還其所盜馬。”其它諸書皆記其本末。如《皇朝編年綱目備要》卷一：“初,五代募民盜戎人馬，官給其直，籍數以補戰騎之闕。上欲保境息民，遂加禁止，前所盜馬盡還之。由是，夷狄畏慕，不敢內侮。”[30]由此可知，“官給”之後定脫“其直”二字，而此後當有“邊吏籍數以聞”、“盡令還前所盜馬”相類之語。原文已不可考，應出校記說明，羅列本校、他校文獻之文字。 “東頭供奉官劉琮爲西頭供奉官，賜襲衣、銀帶、器幣”，其事見《長編》卷一五開寶七年七月己巳條：“契丹軍器庫副使石重榮、東頭供奉官劉琮來降。八月丙子朔，以重榮爲茶酒庫副使，琮爲西頭供奉官。”[31]可知，此條當繫於“開寶七年”，至於《會要》原文是否有“石重榮”事，尚無法確定。 禁邊民出塞盜馬與契丹東頭供奉官劉琮來投兩事之間相差近13年的時間，其間定存在脫漏，需要進一步鉤沉史籍，進行分析。筆者認爲以下諸條乃《宋会要輯稿·蕃夷類·遼門》傳抄脫漏之記事，應於《宋會要·蕃夷類·遼門》復原、整理工作中收錄。 其一，《長編》卷一〇，開寶二年十月己亥，“契丹日利、月利等十六族歸附，以其大首領囉媒四人爲懷德將軍，羅侈八人爲懷化郎將，次首領奴七、承王八十五人爲歸德司戈。”李燾附注云： 《本紀》十月庚寅後，戊戌前，書豐州刺史王重安言契丹十六族歸附，又於戊戌書易州言契丹右千牛衛將軍王承美來降。按王承美之父甲實居豐州，不知《本紀》所云豐州刺史王重安者果何人也。《會要》及《契丹傳》載王重安與《本紀》同，并載大首領等除官事，而《實錄》並無之，此可疑也。且不知此豐州即王甲所居，或別有一豐州而重安亦復一刺史也？……王承美姓名、官號，《本紀》《實錄》皆誤，前已改正之。獨重安名號無所考證，今於此月末仍書日利、月利等歸順。但削去“豐州刺史王重安言”八字，庶不與王甲及王承美相亂，更竢審訂之。[32] 附注已言明，開寶二年十月己亥，契丹日利、月利等十六族歸附事件見於《會要》《國史·契丹傳》與《本紀》。《宋會要》文字於其前有“豐州刺史王重安言”8字，被李燾削去。《太平治跡統類》卷二《太祖經略幽燕》即可與之互證：“豐州刺史王仲晏上言，契丹日利、月利等九十七人來歸欵，上以其大酋領羅美四人爲懷化將軍，羅侈八人爲懷化郎將，餘八十五人爲歸德司戈。”[33]與之相類之記述亦見《文獻通考》卷三四六《四裔考·契丹》：“豐州刺史王重安上言，契丹日利、月利等部，凡一十六部族歸款。詔官其首領。”[34]知兩書所載亦承襲《宋會要》《國史·契丹傳》與《本紀》之語。然豐州刺史王重安上言契丹十六族歸附事並不見於今之《宋會要輯稿》，當屬《宋會要》佚文。 與豐州刺史王重安上言事相對應，宋代史籍應存在另一記述系統，即如李燾所言，宋《實錄》不載豐州王重安事。另有豐州王甲及王承美之說。《長編》卷一〇，開寶二年十月戊戌條：“易州言，契丹右千牛衛將軍王甲以豐州來降，即命其子承美爲豐州衙內指揮使”，李燾附注：“《會要》及《經武聖略》云豐州本河西藏才族都首領王甲居之，契丹署右千牛衛大將軍，開寶二年率衆歸順。” [35]李燾所見《會要》文字今可見《輯稿》方域二一之九《豐州門》：“豐州本河西藏才族都首領王□居之，契丹補左千牛衛將軍。太祖開寶二年，率衆歸順，又命其子承美爲豐州衙內指揮使。”“王”字後闕字當即“甲”字。李燾於兩說無法取捨，才稱“且不知此豐州即王甲所居，或別有一豐州而重安亦復一刺史也？” 豐州刺史王重安上言契丹十六族歸附之說，與《宋會要·方域類·豐州門》所錄文字於記述行文不相容，應不屬該門佚文。其記事所稱“契丹日利、月利”之記事後又見於《輯稿》蕃夷一之九，太平興國七年十二月，亦有《輯稿》蕃夷一之一〇，太平興國八年五月亦詳載安置契丹所屬吐渾突厥三部落、安慶等族八百餘帳歸明人事。由此可知，《宋會要·蕃夷類·遼門》將遼朝節制下的其他部族內附也列入收錄之範圍。因此，此處李燾所見《會要》開寶二年豐州刺史王重安上言事定屬《宋會要·蕃夷類·遼門》之文字，但爲今傳《宋會要輯稿》傳抄脫漏。至於“王甲”與“王重安”是否爲一人，仍待另文探討。此處可以明確的是，《宋會要》關於豐州早期酋長事蹟有兩說並存，《方域類·豐州門》與宋《實錄》同爲一說，《蕃夷類·遼門》之說則與《國史·契丹傳》《本紀》之說相類。此種現象亦於探究《宋會要》編纂與成書有一定的意義。 《輯稿·蕃夷類·遼門》在建隆二年十月至開寶七年這一時段內，不僅應只脫漏了契丹日利、月利歸附之事。《長編》中還有兩條契丹歸投官僚記事，亦應依歸明人之例進行收錄。他們分別是卷七乾德四年六月甲寅 “契丹橫海軍節度使桑進興來降，以進興爲左千牛衛將軍”；卷一〇開寶二年九月庚申“契丹涿州刺史許周瓊來降，以爲右羽林將軍，仍領涿州刺史”。[36] 其二、《長編》卷一一，開寶三年十一月： 初，契丹以六萬騎至定州，命判四方館事田欽祚領兵三千禦之。上謂欽祚曰：“彼衆我寡，但背城列陣以待之，敵至即戰，勿與追逐。”欽祚與敵戰滿城，敵騎少卻，乘勝至遂城。欽祚馬中流矢而踣，騎士王超以馬授欽祚，軍復振。自旦至晡，殺傷甚衆，夜入保遂城。契丹圍之數日，欽祚度城中糧少，整兵開南門突圍一角出，是夕至保塞，軍中不亡一矢。北邊傳言“三千打六萬。”癸亥，捷奏至，上喜，謂左右曰：“契丹數侵邊，我以二十匹絹購一契丹首，其精兵不過十萬，止不過費我二百萬匹絹，則契丹盡矣。”自是益修邊備。[37] 後附李燾註：“據《會要》及《契丹傳》，皆言欽祚破敵在十月，然十一月二十五日奏始到，恐日太遠。今從《本紀》《實錄》載此月。疑十月遣欽祚，十一月乃破契丹也。”可知，此段記事屬《宋會要》佚文。又，就其文類而言，乃是記軍將奉皇帝方略，抵禦契丹獲勝，以備後世參考之文。《輯稿》蕃夷一之二二，至道元年正月即有與其相似之例： 首領韓德威率數萬騎誘近蕃勒波馬尾族自振武入寇[38]。大敗之。先是，虜與賊遷相結，以窺邊境。帝密授神筭于府州折御卿爲之備。至是，御卿率輕騎邀擊之，大敗其衆于子河汊。勒波等族乘虜之亂，詐爲府州折御卿之兵，衆大驚擾，死者十六七，悉委其輜重，涉河而遁。虜將號突厥太尉、司徒、舍利死者二十餘人，生擒吐渾首領一人[39]。德威僅以身免。勒波等族既與虜有隙，悉款塞內附，令御卿將兵迎之，分處于河南，自府州抵平夏[40]，帳幕連屬數百里，凡得精甲萬餘騎。帝謂左右曰：“此戎輕進易退，常誡邊將不得與爭鋒，待其深入，則分奇兵以斷彼歸路，因而擊之，必無遺類。今果如吾策。”左右呼萬歲。 此段文字亦與《輯稿·兵類·兵捷門》兵一四之一二至一四之一三、《輯稿·方域類·府州門》方域二一之二同年、月條互見。其行文方式與田欽祚事大體相同，皆以事實強調皇帝所授“方略”或“神筭”的正確性，記事內容也都是擊敗來犯的契丹軍隊。因此，《長編》所述田欽祚“三千打六萬”之事蹟應當屬於《輯稿·蕃夷類·遼門》傳抄脫漏的《宋會要·蕃夷類·遼門》開寶三年記事。參照府州大捷之文例，田欽祚事亦應入《宋會要》《兵類·兵捷門》，與《蕃夷類·遼門》互見。 至於開寶四年、五年、六年，《長編》諸書中無宋、契丹關係記事，《宋會要·蕃夷類·遼門》或本無此三年之事。 以上是筆者在整理《宋會要輯稿·蕃夷類·遼門》過程中，對《宋會要·蕃夷類·遼門》編纂特徵的一些初步認識。總體而言，《輯稿·蕃夷類·遼門》的行文相對完整而集中，此種情況於《宋會要輯稿》各類、門文字中並不多見。其意義在於能夠通過本校、他校一窺《宋會要·蕃夷類·遼門》的編纂體例，乃至資料取捨的習慣，也由此可以得知《永樂大典》所據《宋會要》底本的編纂和成書的一些情況。亦會認識到，《輯稿·蕃夷類·遼門》文字中存在的諸多看似脫文、錯簡、繫時訛誤等情況，都是《大典》所據《宋會要》底本編纂之原貌，在校勘過程中，應具體問題具體分析，不可貿然補、改。而這些認識無疑有助於理解《宋會要》各類、門的基本特徵，對《宋會要》文字的校勘、輯佚、復原等諸項工作具有一定的指導作用。 本文係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宋會要》的復原、校勘與研究”（14ZDB033）階段性成果。在本文撰寫過程中，曾於課題組讀書會進行多次討論，陳智超、樓勁、江小濤，以及與會的其他先生皆給予指導，審稿專家亦提出寶貴意見，在此僅致謝意！ [1] 湯中、王雲海、陳智超諸位前輩已對《宋會要輯稿》進行了深入的研究，此後亦有郭聲波先生點校的《宋會要輯稿·蕃夷道釋》（四川大學出版社，2010年），以及劉琳先生主持點校的《宋會要輯稿》（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這些成果已經解決了諸多問題，爲筆者的研究奠定了基礎。本文的校勘與研究工作，是據1936年北平圖書館交由大東書局影印出版《宋會要輯稿》進行的。 [2] 陳智超《解開〈宋會要〉之謎》，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5年，第80-86頁。 [3] 王珪《華陽集》卷四四《進國朝會要表》，《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093冊，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 年，第325頁下欄。 [4] 王應麟《玉海》卷五一《藝文》，合璧本，中文出版社，1977年，第1024頁上欄。 [5] 王珪《華陽集》卷四四《進國朝會要表》，《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093冊，第325頁下欄。 [6] 馬端臨《文獻通考》卷二〇一《經籍考》引巽岩李氏序，中華書局，2011年，第5773頁。 [7] 《宋會要輯稿》蕃夷一之九。 [8] 此條原繫於至和元年下。按《輯稿》禮四一之一二，《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一八〇皆云宗真卒於至和二年八月，故將之改繫於二年。兩文又皆云宋仁宗於至和二年九月初下詔爲宗真發哀，與蕃夷二之一七所云“八月二十六日”異。 [9] 諸奏報文字分別見於《輯稿》蕃夷一之一〇，雍熙三年正月；蕃夷一之一四，端拱二年正月；蕃夷一之二六，真宗咸平六年七月；蕃夷二之五，真宗大中祥符三年十一月十七日。 [10] 使行報告分別見於《輯稿》蕃夷二之六，大中祥符六年；蕃夷二之八，大中祥符六年；同頁，大中祥符九年；蕃夷二之九，天禧四年。 [11]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一一〇，天聖九年六月丁丑，中華書局，2004年，第2559-2562頁。 [12] 程俱撰，張富祥校證《麟臺故事校證·麟臺故事輯本》卷二“職掌”，中華書局，2000年，第95頁。 [13]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五七，景德元年閏九月癸酉，第1265頁。 [14] 《宋會要輯稿》蕃夷一之二九。 [15]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八一，大中祥符六年九月乙卯，第1848頁。 [16] “萬”原作“百”，“慶”原作“落”，皆據王稱《東都事略》卷一二三《附錄一》（影印宋眉山程舍人宅刊本，臺灣“國立中央”圖書館，1991年）；李攸《宋朝事實》卷二〇《經略幽燕》（《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608冊）改。 [17] 司義祖整理《宋大詔令集》卷一八五《政事·蠲復上》，中華書局，1962年，第675頁。 [18] “十一族”原脫“一”字，據《輯稿》方域二一之九《豐州》補。 [19] 《續資治通鑑長編》（四庫全書底本）卷一〇，開寶二年十月己亥，中華書局影印本，2016年，第672頁。 [20]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六七，景德四年十一月辛卯，第1509頁。 [21]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六四，景德三年十月乙亥，第1428-1429頁。 [22]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六五，景德四年四月乙酉，第1453頁。 [23]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六七，景德四年十一月癸酉，第1505頁；《宋史》卷四九一《党項傳》，中華書局點校本，1977年，第14147頁。 [24]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六七，景德四年十一月辛卯，第1509頁。 [25]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六七，景德四年十二月乙巳，第1512-1513頁。 [26]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一五七，慶曆五年十月己巳，第3804頁。 [27]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一五七，慶曆五年十月乙卯，第3802頁。 [28]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一五二，慶曆四年十月甲午，第3707頁。 [29]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一五七，慶曆五年十月戊辰，第3804頁。 [30] 陳均編，許沛藻等人點校《皇朝編年綱目備要》卷一，太祖建隆二年冬十月，中華書局，2006年，第9-10頁。 [31]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一五，開寶七年七月己巳，第322頁。 [32] 《續資治通鑑長編》（四庫全書底本）卷一〇，開寶二年十月己亥，第672頁。四庫底本《長編》保留了底本原字，以及四庫館臣刪改之字筆迹，現據其原字錄文。此處李燾附注亦採用該本之文字。 [33] 彭百川《太平治跡統類》卷二《太祖經略幽燕》，《適園叢書》本，1914年，第2頁。 [34] 《文獻通考》卷三四六《四裔考·契丹》，第9591頁。 [35]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一〇，開寶二年十月戊戌，第233頁。 [36] 兩條記事分別見於《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七，乾德四年六月甲寅，第173頁；卷一〇，開寶二年九月庚申，第232頁。 [37] 此條及後附李燾注皆在《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一一，開寶三年十一月末，第252頁。 [38] 首領韓德威率數萬騎誘近蕃勒波馬尾族自振武入寇。“勒波”，《長編》卷三七至道元年正月、《文獻通考》卷三四六《四裔考》、《宋史》卷五《太宗紀》皆作“勒浪”。此因避趙氏聖祖玄朗之諱而書作“波”。 [39] “二十餘人生擒吐渾首領”十字原脫，據《輯稿》方域二一之一《邊州門》、《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三七，至道元年正月補。 [40] “自府州抵平夏”，“府”原作“撫”，據馬端臨《文獻通考》卷三四六《四裔考》改。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