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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些日子，杨国桢先生在2018-06-10“澎湃新闻”上发表了《重出江湖：1973年与傅衣凌先生同行》的纪念文章。杨国桢老师写道：“1972年10月，厦门大学文史系解散，复办中文系和历史系。陈在正任历史系主任，招收普通班工农兵学员30人，定学制为三年。1973年1月，工农兵试点班学员学完二年后毕业。重建的历史系如何‘以社会为工厂’办下去，是一个大问题。这个问题不仅厦门大学如此，其他学校也同样感到迫切，因此纷纷派教师到各地高校串联‘取经’。在这种形势下，厦门大学决定派傅衣凌先生、柯友根先生和我到各地学习考察，给我们3个月的时间，从南到北，从东到西，‘周游列国’。……傅先生重出江湖，是历史系的金字招牌；柯友根是地下党出身，能言善辩，是交际的高手，负责对外联系；时我方过而立之年，文笔敏捷，负责记录和整理汇总信息，向校、系书面汇报。而我们则不辱使命，出色完成任务。” 杨国桢先生文中所记是1973年的事情，其时我还在部队服兵役，无缘获见老师和学长们的风采，时时感到遗憾。不过还好我于1976年打倒“四人帮”之后、作为最后一届的“工农兵学员”，在1977年3月进入厦门大学历史系读本科，这样也算附上骥尾，当上了傅先生的“广义”上的学生。 我一拿到厦门大学录取通知书尚未入学的时候，许多热心人就告诉我，厦门大学历史系有所谓“傅韩”的两张金字招牌，傅即傅衣凌先生，韩是韩国磐先生。听了热心人的介绍之后，自己就感到有些洋洋得意起来，原因是自揣不是读书的料子，“工农兵学员”的名号已经不再吃香，成了“恶谥”。日后不成材、万一遇到刻薄的人挖苦我们“工农兵学员”，我可以搬出“傅韩”的金字招牌，抵挡一阵。用鲁迅先生的话来说，就是“拉大旗做虎皮了”。 由于有了这种不足为训的“未雨绸缪”的心理打算，我从入学这天时就比较用心打探傅先生和韩先生的轶事传闻。其中打探到的一条最重要消息，是傅衣凌先生于1975年退休了，听说还准备回到老家福州去安度晚年。这让我很惊讶：其时在大学里尚无明确的退休制度，七八十岁未退休的老教师比比皆是，而且“老教授”似乎是愈老愈宝贝，从当时的电影中看到，厉害的老教授，非得随身带上降压药、救心丹之类的东西，就显得气派不够。傅衣凌先生年方六十有余，何至于就匆匆退休赋闲在家？ 兹事体大，我得赶紧深度探听原由。经过多方的消息证实，原来傅先生的二公子在深山插队很多年，一介书生的傅先生，实在没有本事给儿子“走后门”，致使二公子在深山滞留不得回城。幸好此时有了好政策，说是在职的国家员工，可以办理提前退休手续，让插队久久不能归来的儿子们“补员”回城。万般无奈之下，傅先生办理了退休，二公子因此“补员”回城，在厦门大学食堂卖稀饭。说到这里，我们再来温习杨国桢先生的文章，傅先生于1973年“重出江湖”，看来只在当时晃荡的大学的江湖里厮混了两年多，两年多后又退出江湖、金盆洗手了。 说来还是我的运气好！傅衣凌先生第二次退出江湖不到一年，时风丕变，天安门广场多了一座“毛主席纪念堂”，供亿万人民瞻仰，大学里的老教授们再度吃香起来。傅先生既然是金字招牌，那就不由分说，再一次成为厦门大学的正式教职员工。遵循杨国桢先生的算法，傅先生的这次出山，可谓不折不扣的“三出江湖”！ 按照国内大学的学期制度，我的这届附上骥尾的“工农兵学员”班，本来是应该在1976年9月份同傅先生一道走上江湖的。但是据说国家太忙，不得不推迟到1977年3月入学。不过这样也好，老师先就坐，学生随后拜山门，也算是尊卑有序了。伦序既定，我戴上厦门大学白色的校徽，对外声称傅衣凌先生是我的大学老师，倒也没有太多的错误。只是那时傅先生的事务太多，教育部又把他放在厦门大学副校长的位置上，连累得我进入学校一年半，连傅先生的影子也没有见到过。 影子既然看不到，那还是来点耳食的吧。从比我长一大辈的学长郑学檬、杨国桢等老师那边听来消息，傅先生当上副校长之后，做了两件跟我有关的重要事情：一是向学校申请经费，经福建省省委宣传部批准，创办了季刊《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如今创办学术刊物，其艰难的程度犹如“难之上青天”。傅先生执风气之先，不失时机地创办了这样的刊物。如今已经过去了近四十年，《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成为中国经济史学界的重要学术刊物。嘉惠后学，润物无声；睹物思人，可不慨叹思颂！ 另一件事是据说傅衣凌先生从学校争取来了二千元人民币，准备于1978年春夏之交在厦门大学举办“历史学科学的春天学术讨论会”。这个学术讨论会的名称现在看来有些拗口，但是在当时是很符合政治形势的，因为中央领导在许多场合呼吁“中国科学的春天”到来了，大家听到都很高兴，我们虽然是从事“百无一用是书生”的历史学，但是能够赶上“科学的春天”，也还是精神为之一振，学术讨论会加上这个时髦的口号，合时宜也。 这次学术讨论会的重要政治意义我当时还领会得不很清楚，但是它令我欢欣鼓舞的是终于可以见到傅衣凌先生本人了。现在回想起来，这次学术讨论会得场面确实很大，堪称盛会。历史系办公室广发英雄帖，国内东西南北中的历史学同行纷纷响应，总共有一百数十人吧。比如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所长林甘泉先生、副所长熊德基先生，也都联袂前来。会议规模如此之大，限于当时的条件，历史系的接待工作相当繁重。历史系的精英青年教师如郑学檬、杨国桢等，充当会议秘书；其他的老师，有的分工迎客接送，有的专司往返票务，有的则包干会场教室等等。我们这些本科学生，负责茶水供应。 说到茶水供应，严格说就是倒水给各位与会老师解渴。这项工作现在看来太平常，只要一个电话打给超市，超市立马送来一箱一箱的矿泉水，同学们只要把矿泉水安放在坐席上，就算完成任务。但是四十年前，这项工作却是相当的繁重而麻烦。首先必须给学校的相关部门领导呈送申请报告，批准之后打借条给学校食堂，暂借带有火苗的蜂窝煤炉若干座、蜂窝煤若干箱，铝质烧水壶若干个；那时喝水的茶杯也稀缺，代替茶杯的是饭碗200个。同学们与食堂管事清点交接完毕，把这些家杂搬到会场及分会场，在会场或分会场里找个合适的角落，起炉开火，烧水等候。会议开始之后，我们就提着里面装着滚烫开水的铝质水壶，逐一在老师面前分发饭碗，冲上热水。略过一些时间，估计碗里的水有所消耗，我们再逐一前往添加，绝不能让开会的老师们无水可喝、口干舌燥，影响他们的发言。 这项工作虽然繁琐，但是为我提供了与傅先生直接见面的机会。傅先生是主人，坐在主席台上。主席台上的开水更是不可缺少。我赶紧利用这一难得的倒水权力，恭恭敬敬地把一个印有公鸡图案的饭碗放在傅先生的面前，再恭恭敬敬地斟上满满的一碗水。其时傅先生当然不认识我，只知道这是历史系的学生，他也就微笑向我点头致意。这个点头微笑让我大为满足，终于抚慰了我一年多来无缘获见的仰慕情愫。事过之后，经常还为此事暗自得意：根据民俗学家的论说，中国在3000多年前就有“敬茶拜师”的优秀传统。我的这次与傅先生的敬水之仪，虽然匆匆而过，但是颇为符合古意，可惜的是傅先生没有给我回赠《论语》、葱和芹菜一类富有寓意的东西。如果有，那我就真有向外炫耀的本钱了。 话扯的太远了，回到学术讨论会上。会场上各位老师的发言都是他们几十年来深切研究的精妙之语，但是以我的“工农兵学员”的樗栎之资，大多也消受不了。不过在倒水的过程中，南开大学王玉哲先生的发言吓了我一跳。王玉哲先生发言的大意是：我是主张“西周封建说”的，这么多年来要我承认中国的封建社会始于春秋战国之交，我是死不瞑目！那个时候我年轻好奇少不更事，听了王玉哲先生的发言之后，第一反应是西周也好、春秋战国也罢，距离我们今天二千多年，那时是不是封建社会，关你王先生什么事体，何至于到“死不瞑目”的天地？但是后来我自己走上了从事历史学研究的道路，随着年龄的增长和师友们的熏陶，我才意识到王玉哲先生此言，饱含着他对历史学专业的执着和对学术真谛的无限热爱。本来，中国有没有存在过“封建社会”，中国的封建社会始于何时，这是一个学术问题，学者们是可以通过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式，进行自由讨论的，不同的观点也是可以共同存在的。但是不知怎么搞的，一个好端端的学术问题变成了政治问题。王先生的学术观点，不符合时行的政治观点，备受压制，这也就难怪王玉哲先生千里迢迢来到海边一隅的厦门，山高水深皇帝远，发出了自己压抑在心中多年的学术郁闷。这么多年来，我自己越是在历史学的道路上厮混，越是会经常地回想起王先生的这次发言，心中充满了对于傅衣凌先生、王玉哲先生等史学前辈的崇敬之情。 说到这次讨论会上各位前辈老师对于历史学的热爱，其实单凭从全国各地一下子来了一百多位学者这一点，就足于证实。上一世纪七十年代的厦门，是名副其实的“边陲之地”，交通极为不便，不要说没有飞机通航，就是火车，最远直达的班车，是厦门往返于上海，时间长达四十个时辰。其他地方的学者要来厦门，非得经过多次转车不可，有时甚至需要火车、汽车、轮船、人力车并用。如果是西北地区、北方地区来的学者，需要辗转好几天才能到达厦门。听系里经管接待的老师说，有两位学者来到会场时，正好赶上讨论会的闭幕式，也算是不虚此行了。更为严重的是，有位先生辗转颠簸到福建境内的三明地界，终于坚持不住，撒手归西了。我们这些同学在忙于烧水敬茶的时候，系里的老师还得派人赶去三明，办理丧事。事情虽然很让我们大家遗憾悲伤，但是史学前辈们对于历史学的执着追求精神，使我至今难于忘怀。 “历史学科学的春天学术讨论会”结束之后，我很长时间再也没有机会见到傅衣凌先生。一方面是自己来厦门读大学，全凭运气所赐，中学时段只入学一年多，接着是做了七年农民、三年服兵役，自忖“学无根柢”，不便在“学问”上凑热闹；二是傅先生实在太忙，副校长之外，又是全国政协委员、福建省哲学社会科学联合会副主任等一大堆头衔。既然我拜见傅先生的好奇心已经得到满足，也就不好无端去骚扰他老人家。偶然听到的消息，是教育部布置在国内的一些著名大学招收硕士研究生，傅先生和韩先生即“傅韩”二人一道挂起招牌，开始招收“中国经济史”方向的硕士研究生。但是这种事情于我实在过于遥远，我也就不予关心了。 1979年5月的一天晚上，历史系党总支书记来到我们的宿舍，对我们做起思想工作。说的是傅先生和韩先生，是国内著名的史学权威，自从去年开招硕士研究生，总共招得5名，韩先生两名，傅先生两名。后来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谢国桢先生极力推荐，从历史研究所那边转来一名，傅先生招得三名。这些第一批的学生，或是“文化大革命”之前及之间就读大学而矢志从学的“好学”之士，或是家学渊源、门楣书香的优秀子弟。一听到国家开始招收研究生，立即负笈前来、义无反顾。可惜这样的读书种子所剩无几，到了第二次即1979年挂牌招生的时候，傅韩二人竟然只有一名考生报名，这让系里的领导们很为难。无奈之下，系里的目光转到我们这些难于入流的“工农兵学员”身上。总支书记谆谆教诲：我们知道你们的底子差，考不上。但是为了让傅、韩二位先生脸面上过得去，你们还是前往招生办踊跃报名。至于日后考不上，你们本来就没有什么包袱负担，二位老先生那边也能理解。 领导的话说到这个份上，我们还有什么好迟疑的！“工农兵学员”虽然出自三教九流的门下，读书的底子有些问题，但是普遍有着“一不怕死、二不怕苦”的革命精神。在总支书记的激愤之下，我们班里连同我在内共有六位同学，一起报了名。两个月之后，我们六人照例一本正经地进入考场，涂鸦一番之后，兴高采烈地走出考场，大家感觉了结一番少有的壮烈义举，各自散开。 再过两个月，9月份的一天，总支书记满脸笑吟吟地把我请进办公室，庄严地递给我一份硕士研究生的录取通知书，一面向我表示祝贺，一面向我表示感谢。说是幸亏我去参加报考，连同之前报考的一位“文革”中间毕业的大学生，今年正好录取两名，傅先生和韩先生各取一名，我跟傅先生读明清经济史，另一位谢重光同学跟韩先生读魏晋南北朝隋唐经济史，终于凑成大吉大利之数。 这个结果可是我万万没有想到的。我出自农家，之前所谓读书的时间，还没有不读书的时间长。侥幸进入大学之后，最大的愿望是分配到一个好工作，做好一名“国家干部”；再就是赶紧找到一位吃商品粮的女伴侣，成家立业，对自己、对父母、对家乡的父老乡亲，都有一个比较说得去的交代。这下乱了套，原先的如意算盘全部落空，自己的人生道路一片迷茫，只能重新规划了。 那个年代考上研究生，大家好像没有什么其他的花俏想法，既然读了研究生，那就准备读书“做学问”吧。不像现在的报考研究生，也许是受到“文化多元”的影响，有工作不如意改读研究生的，有大学毕业一时找不到可意的工作而报考研究生的，有为了从政为官报考研究生的，有为了经商发财报考研究生的，有为了博得女朋友欢心而报考研究生的，有为了父母亲戚朋友报考研究生的，可谓应有尽有。我招收过几位年龄跟我差不多的台湾籍的博士生，我不免好奇问他们：台湾不承认大陆大学的博士、硕士学位，你们年龄也不小了，你们攻读博士学位为哪般？他们的回答更是令人感到英奇高格，说是为自己的祖宗们读的，拿到博士学位之后，可以在自家的祠堂中挂上博士的匾额，光耀门庭。这种读博动机，真正是充满着中华优秀文化传统的宝贵气息了！ 回到四十年前，那时考上研究生既然是要“做学问”的，我也只能静下心来，不去考虑怎么做好“国家干部”和讨老婆的事情，先把傅先生的门墙熟悉一下，以便今后有所识相、少失些礼数。 傅衣凌先生在“文化大革命”之前招过两位研究生，一位是唐文基师兄，福建省福州籍人；一位是蒋兆成师兄，浙江省杭州籍人。这两位师兄在“文革”前已经毕业参加工作，我是到了1978年傅先生举办“历史学科学的春天学术讨论会”上见过他们的。其时因为自己没有从事“做学问”的打算，也就没有与他们交谈，只知道这二位是傅先生“文革”前的研究生，都是南方人士，所操的国语普通话极富地方特色。我入学研究生后，论资排辈，除了傅先生是师尊之外，他们二位是同门之内我最需要尊敬的，必须赶紧了解他们的情况。唐文基师兄毕业后，分配到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工作，但是听说师嫂特别眷顾老家福州，不久唐师兄也就从社科院调转福建师范大学工作，这倒方便了我，可以就近多多请教。蒋师兄毕业后留在厦门大学历史系工作，由于他的语言极富杭州地方特色，弄得他给本科生上课时，师生之间经常交通不畅。蒋师嫂同样是一位热爱家乡杭州的女士，不久蒋师兄也就妇唱夫随，蒋调转杭州大学历史系任教。这就使得我拜见蒋师兄的机会没有唐师兄那么便利，曾经在几次学术研讨会上见面，但是碍于双方的语言都是相当的奇特，我所遵循的兄弟孝悌之道，只能是多多鞠躬。而蒋师兄的应对之道，就是多多点头。 接下来傅衣凌先生招收研究生，是到了1978年的秋季。此次傅先生和韩先生一道招收“中国经济史”专业的硕士研究生，共有五名。韩先生名下有杨际平师兄和李伯重师兄；傅先生名下有刘敏师兄（中国社科院转来，后来易名为“刘秀生”）、魏洪沼师兄和黄爱淳师兄。1981年这届硕士研究生毕业之时，杨际平师兄留校任教；李伯重师兄因为当时韩国磐先生还无法招收博士生，与刘敏师兄转到傅衣凌先生名下继续攻读博士学位，成为厦门大学也是中国于“文化大革命”之后所招收的第一届博士研究生。 1981年第一届硕士研究生即将毕业之时，从教育部到厦门大学，对于如何毕业以及授学位等事宜，都不是很清楚。1981年春季傅先生到北京参加全国政协会议的时候，顺便向有些消息灵通人士打听如何进行这些事情。打听到的消息是：硕士学位的授予应该控制在50%左右。傅先生回校之后，据此办理。五位研究生，略为超过50%，也就是四舍五入，授予杨际平、李伯重、刘敏三位师兄硕士学位，魏洪沼、黄爱淳两位师兄，只好受些委屈，暂时没有授予硕士学位。不料傅先生再次来到北京的时候，才发现教育部并没有这种限额的规定，北京各单位绝大部分是皆大欢喜，人手一证。傅先生不免有些后悔，返校之后建议魏、黄二位师兄修改论文，等到第二年即1982年我毕业时一起答辩，补授硕士学位。但是事过境迁，黄爱淳师兄由于家庭的负担，无力返校重新答辩，最后的结果，是魏洪沼师兄和我一起答辩通过，于1982年获得硕士学位。由于消息的误传，致使魏洪沼师兄落后了一年，与我同年，我倒沾了一点“犯上作乱”的便宜。 1980年，即我考上硕士研究生的第二年，国家忙于拨乱反正，百业待兴，报考研究生的生源依然是青黄不接，缺少我等这种不知深浅的愣头青的人物，因此这一年傅先生和韩先生都没有招到研究生。1981年之后，情景就不同了，1978年初入学的恢复高考后的毕业生陆续问世，有志青年所在多是，接下来报考傅先生和韩先生研究生的不乏其人。韩先生那边的我记得不太清楚，傅先生这边，硕士研究生共有陈铿（现在美国）、郑振满、徐晓望、郑志章、王日根、郭润涛、张和平。 1982年我的硕士研究生毕业之后，继任傅先生的学术助手。早先担任傅先生学术助手的先后有杨国桢老师和林仁川老师。八十年代以来，杨、林二位的学术生涯蒸蒸日上，不好继续担任傅先生的助手，由我继任。1984年春天，傅先生不幸染上胃癌，第一届博士研究生李伯重、刘敏尚未毕业，我们也都不忍心向傅先生提出报考博士研究生的要求。万万没有想到的是，有一天傅先生和师母二人郑重其事地把我叫到跟前，要我速速到研究生招生办报名入考他的博士研究生。 我知道这是傅先生和师母经过深思熟虑的决定，我除了默默感激、铭记五内之外，任何语言都是多余的。这样，我于1985年成了傅先生招收的第二届博士研究生，在职攻读。我入学之后，傅先生的病情有所好转，第二年即1986年，陈春声、郑振满接着报考博士研究生。1988年春季傅先生的病情再度恶化，不久去世，博士研究生陈春声、郑振满和硕士研究生郭润涛、张和平四人，转到杨国桢老师的名下，先后获得博士学位。1987年初我被学校破格晋升为副教授，傅先生从此不准备再招硕士生，这一年已经报名的刘永华，就转到我的名下，算是我的第一届硕士研究生。 从1979年至1988年，我跟随傅衣凌先生学习工作近九年时间。我最大的受益，是来自傅先生不经意的言传身教，而不是正儿八经的授课。傅先生是福州人，讲的国语普通话也是相当的奇特，一般的外江佬是不大容易听懂的。再加上七十年代后期傅先生三出江湖之后，各种工作实在太忙，又应邀到日本、美国等出访讲学，抽不出太多的时间给我们上课。累计起来，傅先生给我们几届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授课的时间，不会超出一个月、十节课的光景。由于语言上的原因，傅先生授课的最大特点，是埋头念稿子；我们这些同学也是闷着脑袋，死命做笔记。过些年我帮助整理傅先生的书稿准备在人民出版社出版时，才发现他给我们上课时埋头念的是他的名著：《明清社会经济变迁论》。 虽然傅先生给我们上课的时间十分有限，他的福州方言口音我们也不能全部领会，但是他给我们的教诲，更多的是日常言行举止的精神表率，特别是他在晚年重病期间，还坚持学术研究工作，他的许多著名论述，如中国封建社会是弹性的社会，既早熟、又不成熟；中国封建社会晚期出现了新的发展因素，但是强大的旧势力，死的拖住活的，使之难于顺利发展，等等，差不多都是他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正式提出来的。去世前半年，他还请博士研究生陈春声帮助，撰写了《中国传统社会：多元的结构》一文，对中国封建社会晚期的整体发展道路，提出了足以振聋发聩于历史学界的全新论述。在这期间，每当我看到他摇晃那消瘦虚弱的身躯，交代我去图书馆查阅什么什么文献资料时，心里百感交加，至今无法忘怀。 我们今天回顾傅衣凌先生培育研究生独特的方式，不由得使我联想到今天在全中国流行的培养研究生的模式。如今的培养研究生，是由教育部相关部门制定出来的程式化模式，全中国的导师和学生，是必须认真贯彻执行的，缺一堂课就有被追究责任的危险。我自己从1987年开始指导研究生，已经带了好几十名研究生，大概是受到老师的影响吧，至今不肯老老实实地遵循教育部规定的教学程式来指导，尽可能少上一些课。好在现在年龄比较大了，学校的管理部门出于惜老怜贫的好意，对我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但是从我的内心，我还真的怀疑：究竟当今的程式化培养方式，真的就比四十年前老师的言传身教更具科学性？ 当然这种事情不是我所应该管的，还是回到当初我读研究生时的情景。由于当初是以“中国经济史”的名目招生的，所以除了傅先生授课之外，韩国磐先生也授课。记得韩先生给我们上过一个学期的课，授课时间比傅先生长。韩先生的国语普通话比较纯正，同学们都听得明白。但是其时韩先生刚做过食道癌的手术，身体相当虚弱，食道切除一段之后，不够长度，把胃提到胸口的位置，容易受凉，须在胸口藏胃的地方特别加盖一块保暖小棉片。如此一来，韩先生的身体经不起长时间的讲课，每次差不多只能讲半个小时左右。韩先生住在鼓浪屿，距离我们居住的厦门大学本部有数公里，还得乘坐渡轮跨海才能达到。因此每星期到鼓浪屿上课，大家必须算好时间，共同进退。车船周转一下，一般都要到9点才能到鼓浪屿韩先生家里。韩先生是一位十分儒雅的学者，待客礼仪周全。我们一到，第一道程序是喝茶，师母捧上果盘，里面有饼干一类的点心。我出身于农家，吃东西至今还是走“猪八戒吃人参果”的路数。但是来到韩先生家里，不敢放肆，学习斯文，浅尝辄止。茶点完毕，韩先生再慢条斯理地讲授约半个小时。再喝茶，吃点心，同学们讨论讨论。如此几来几往，约摸有一个半小时了吧。我们告辞回校，韩先生照例要巍巍颤颤地送到门口。这样结算下来，一个学期韩先生的授课时间，大约十个小时。如今四十年过去了，韩先生所讲的内容，自然还记得不少，但是印象最深的，还是韩先生家里的茶和点心。 最后，我要补正杨国桢老师在《重出江湖》中的一点记述。杨国桢老师记云：“（5月）9日，傅先生先行乘火车到北京。……23日下午，访中华书局、商务印书馆。到中华书局拜访总编辑丁树奇先生时，本想打听《林则徐传》是否可以续写出版，不料他说‘文革’前签订的出书协议失效，颇为怅然。”杨老师这里漏记了傅先生的一本书。“文革”之前，中国历史学界在翦伯赞、郑天挺教授的主持下，在中华书局出版了《中国通史参考资料》一套十余册，这套书堪称那个时代在中国历史学界影响最大的书籍之一，主编聘请国内在各个断代史领域最具影响力的学者参与，傅衣凌先生负责明史部分，属于第八分册。1966年，傅先生完稿并交付中华书局编辑出版。可是不久“文化大革命”爆发，中华书局也是革命第一，编书先放在一边。几番“造反有理”之后，傅先生的书稿不见了。“文革”结束之后，中华书局倒是依然认得此账，要求傅先生重新编写。当时人手不够，除了网罗杨国桢、林仁川二位之外，竟然把我也拉了进去。1983年我到沈阳参加清史国际学术研讨会的时候，顺道把一捆《中国通史参考资料》（明史部分）的书稿，交给了中华书局热情的林编辑女士。这次中华书局高度负责，不久把书印出来，可惜我把林编辑女士的名字忘了。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