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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松義教授，中國社會科學院榮譽學部委員，研究員、博士生導師。研究領域為清史、經濟史、社會史，曾就清代人口問題、清代農業、商業、婚姻家庭，以及國家經濟政策等作過重點研究。主要代表著作有：《清代全史》（「六五」國家重點項目）第三卷主編暨二、三、四卷寫作；《中國史稿》第七册（所重點項目）；《中國政治制度通史》第十卷（院重點項目），以及《中國航運史》（與張澤咸）、《中國屯墾史》（與張澤咸）、《倫理與生活——清代的婚姻關係》、《遼東移民中的旗人社會》（與定宜莊等）、《清代民間婚書研究》（與定宜莊）、《中國婦女通史•清代卷》、《民命所繫：清代的農業和農民》、《清代的賦役、商貿及其他》、《清代的社會環境和人口行為》、《清代政治與社會》。 入史學之門 郭松義教授於 1955 年以調幹生的名義考入北京大學歷史系。入學後，經歷「反右」、「大躍進」、批判白專道路、下鄉下廠等接連的政治運動。1960 年，北大畢業後分配到中國科學院歷史所。由所內領導指定楊向奎教授具體指導，郭教授回憶這段過程：「向老針對我讀書不系統、基礎不紮實的毛病，開了一些書，像《清史稿》、《東華錄》、《清朝文獻通考》、《聖武記》，以及基本馬列理論著作，叫我一本本地讀，每過半個月二十天，找我談話，要我說說讀書的進度和心得，這樣大概持續了一年多的時間。這個過程中，我根據讀書心得寫了七、八篇札記和短文，八零年代初發表的有些文章，就是由這些札記充實修改而成的。這段讀書經歷，讓我對清代有一個整體的概念。」 1963 年，楊向奎教授提出從史料整理入手，開展清史研究工作。因此明清史研究室的人員分為兩批，何齡修、張顯清、劉重日、鐘遵先、張兆麟、胡一雅、郭松義，加上楊向老，共八個人，至山東曲阜挖掘整理孔府檔案。在曲阜的四個月，郭教授跟著楊向奎教授在檔案室裡一起看檔案、挑檔案。曲阜檔案共二十萬件，每一件裡面至少有兩到三種，多的十來種，不可能都要，必須有所選擇。由楊向奎教授提出原則，有疑慮的則再請教楊教授，過程相當嚴謹，郭教授在楊向奎教授的指導下，與明清史研究室的人員一起完整、系統地接受整理檔案和利用檔案的訓練。在孔府檔案挑選、整理地基礎上，郭教授與同事們先後完成七百五十餘萬字的檔案選編與《貴族大地主的典型——孔府研究》的研究專著。由於因政治運動的耽擱，這套檔案選編與專著，要拖到八零年代初方得出版。郭教授說，在自己的學術道路上，選擇清史是受到北京大學商鴻逵教授的啟發，而系統的基礎訓練，應歸功於楊向奎教授。 除了孔府檔案的整理，郭教授另一件任務是參與《中國史稿•清史卷》的編寫。然而，先是「文化大革命」，之後是單位整編，直至 1995 年才出版，前後拖續三十來年。雖然在「後記」中，有學者指出：「這樣的勞動不值，不如你們自己搞些東西更好。」但郭教授認為，《中國史稿•清史卷》的編寫過程使自己在清史學的眼界更加開闊，從點到面的整體知識得到提高，並熟悉整個材料的概況。 學術新氣象 文革結束後，沉寂多年的學術界湧現新的氣象，各個學科都得到很大發展。郭教授認為，許多學術研究從這時才算真正地開始，一向基礎薄弱的清史學科更是進展迅速。為了配合新的學術形勢的需要，歷史所成立清史研究室，全面推動清史研究。 在中華書局支持下，新成立的清史研究室出版了《清史論叢》和《清史資料》兩種輯刊。《清史論叢》第一輯於 1979 年出版，由楊向奎教授出任主編。這是歷史所第一個以研究室為單位出版的專刊，也是史學界最早以刊登清史論文為己任的專輯。郭教授是從第二輯起參加編輯工作。不久，清史研究室又醞釀出版《清史資料》，成立三人編輯小組。《清史論叢》和《清史資料》雖然每年各發一本，總共字數在五、六十萬到七、八十萬之間，但是審稿、改稿的事情不少，有時還要幫著查對史料。《清史資料》主要靠編輯組三人尋找資料線索，除了抄寫、找人標點、翻譯、寫按語，有的還須親自作注釋。 其次，在具體研究工作上，從八零至九零年代初，郭教授參加了幾項規模較大的國家項目和社科基金項目的寫作，如十卷本《清代全史》、二十卷本《清代人物傳稿》、《中國土地制度史》、四卷本《中國封建社會經濟史》、「中國古代經濟史斷代研究」中的《清代經濟史》、十卷本《中國政治制度通史》。這些項目，在某種意義上，可以說具有總結和推動學科基礎建設的性質。 再者，就是花費郭教授很多精力的《有關玉米、番薯在我國傳播的資料》，為了編輯這部史料集，幾年內，郭教授和合作者鄧自燊先生先後翻閱了包括檔案在內的各種史籍三千來種，並從千餘種史籍輯得有關資料兩千條，幾乎跑遍北京的圖書館，雖忙碌卻感到充實。 經濟史的研究之路 郭教授的論著，經濟史占有相當的分量。談到是如何開始經濟史研究，郭教授表示，其實是起因於研究室的一次分工。在八零年代初，清史室剛恢復，人丁興旺，有二十幾人，總不能僅做一兩個專題。研究室為合理布局，均衡力量，需要分工。記得有人說，「叫郭松義去搞經濟使吧！」郭教授沒反對，經濟史從此成了他研究的重點。 郭教授認為，自己研究經濟史，初時集中於經濟政策方面的內容，撰寫如墾荒政策、攤丁入地、蠲免政策、糧食運銷政策和關稅政策、清初更名田、康熙禁航南洋和雍正重開南洋貿易等文章，同時也寫了些有關貿易方面的文章，共發表十幾篇文章。一方面是想弄清這些政策的來龍去脈、實施情况，再探討國家的政策法令和經濟發展的關係。另外則是著重於史實和某些數據的考訂，通過辨證，糾正某些錯誤和不夠確實卻又廣為流傳的看法，如〈清初的更名田〉一文就是如此。 隨後，有意無意間，郭教授又把清代的農業生產當作研究重點。這主要是因為 1978 年，《中國史研究》編輯部組織一篇有關中國古代糧食生產的文章，歷史所指派張澤咸、王曾瑜與郭教授三位合寫一篇縱論中國歷史上糧食生產的文章。過往的研究多偏重於生產關係方面，對生產力的研究則長期忽視，留下不少空白點，這就引發了郭教授研究農業生產力的興趣。郭教授根據早先積累的資料，陸續發表〈玉米、番薯在中國傳播中的一些問題〉等數篇文章，還寫了《中國古代水利史話》、《中國古代農業》等著作。儘管像有關玉米、番薯在中國傳播這樣的成果已有不少，但郭教授認為，自己的研究還是給學術界提供了一些新的東西。至於糧食產量問題，因情况比較複雜，估計近期內很難就此得出大家首肯的結論，不過作為一種探索，也還是有意義的。 人口史研究的歷程 郭教授在從事經濟史研究之際，注意到許多有趣的人口史料。當時人口史研究已經開始受到關注，但是從人口流動的角度還未見研究成果，於是就依據自己抄錄的材料，著手研究。 1987 年，美國歷史人口學會召開第三次亞洲人口年會，郭教授受邀發表〈清代人口問題與婚姻狀況的考察〉一文，主要以家譜作為人口研究的要點，本文的引用率很高。當時，這是第一篇在人口史研究使用計量方法的文章。郭教授也提到，在那次會上，一位美國的人口學專家從人口學的角度，在計算方面提出很好的意見，啟發頗大。 1993 年，郭教授同美國加州理工學院的李中清教授，在北京清華大學召開「清代皇族人口及其環境——人口與社會歷史（1600-1920）」研討會。這個會議的緣起，與臺灣中研院有關。當時，李中清與劉翠溶、賴惠敏教授合作整理清代皇族《玉牒》，將其中男女本人姓名、出生日期、婚嫁、爵職（女性則記有夫婿爵職）、死亡（女性包括夫婿亡故日期），以及有關父母情况等內容輸入電腦，已完成近八萬筆資料（一共二十多萬人）。藉此他們想舉辦一個階段性的成果會，請郭教授協助籌備。在籌備過程中，郭教授介紹王鍾翰教授高足，定宜莊教授與李中清教授認識。定教授當時是中央民族學院（後為民族大學）的副教授，對滿族和民族史造詣頗深，也曾受田野調查的訓練。有此背景，李中清教授遂邀請定宜莊教授加入研究團隊。這次會議强調人口問題的社會背景和環境狀况，邀請不同學科的學者參加，希望各個學科可以互相借鑒。當時參會的學者有王鍾翰、侯仁之、張丕遠、陳可冀與臺灣的賴惠敏、劉素芬等學者，分別從民族史、歷史地理學、疾病學、經濟史等專業共同討論。 1998 年，北京大學召開「中國婚姻、家庭與人口行為」研討會。這次會議的大部分工作由定宜莊教授具體安排，邀請許多人類學、社會學的學者。分別從歷史學、人類學、社會學的角度，探討各個學科如何看待婚姻家庭，從哪些角度切入研究。 郭教授認為，兩次會議的啟發都很大，前一次會議强調事物不是孤立發展的，比如說人口的出生、死亡，它是多種合力的結果，多種因素導致它的結果。因此，我們應該重視各因素之間的相互聯繫，落實到具體研究，也就是要重視各學科之間相互的關聯性。後一次會議，强調對同一個問題，不同的學科有不同的視角，不同的切入，和不同的研究方法，不同學科之間的交流，就會發生碰撞，從而在方法、思路上得到啟發。 此外，郭教授還和定宜莊、李中清、康文林共同合作《遼東移民中的旗人社會》一書，這本書算是多學科合作的一次具體實踐。這次合作，與 1993 年的那次人口史會議有一定關係。李中清教授在整理《玉牒》後，接著去整理瀋陽《盛京內務府戶口册》。但單純的統計工作，其價值就只能囿於人口統計學的有限範圍之內，無法應用於廣義的歷史研究。譬如對戶口册記載的上百萬人口，究竟是些什麼人，屬於什麼民族，來源於何處，均難釐清。於是，郭教授提議，一面繼續查文獻，再試著加入田野調查。從 1998 年到 2000 年，郭教授與定宜莊教授先後五次前往戶口册記錄地區，以戶口册提供的地名（村屯名）和姓氏為線索，尋找戶口册所記人群的後裔。經過多次田野調查，逐漸查出他們的後裔，由此才確定這群人的身分。這個過程，非常艱辛，但同時也引人入勝。 在田野調查進行的同時，李中清教授在美國繼續使用人口統計學的方法，將戶口册大約五分之一至十分之一輸入電腦，大概有五十萬人次、十萬筆個人的材料，並對此進行婚姻、生育、死亡、病殘等人口統計分類。這個研究小組於中國和美國兩地雙管齊下分別進行，在史學傳統的文獻研究基礎上，借鑒民族學家的田野調查，以及人口統計學的方法，可以說是一次跨越不同國界、不同文化背景以及不同學科的合作，是一次很好的嘗試。 接著的幾年，郭教授著手進行家庭規模、生育、疫病、死亡等有關人口行為的專題，發表六、七篇文章，寫過農民進城和中國早期城市的文章，並把重點放在清代北京的外來移民。相關論文，多數收於 2012 年天津古籍出版社出版的《清代社會環境和人口行為》一書中。 轉向社會史 郭教授在經濟史和人口史的研究都相當有成果，此後又開啟了社會史研究，這一研究轉變與歷史所的學科建設安排有關。 1990 年，歷史所領導為適應新的學科發展需要，決定成立社會史研究室，由郭教授負責籌建。為了適應新的研究方向，郭教授選擇了「清代的婚姻和家庭」作為專題。選題的原因在於，郭教授過去曾寫過〈清代人口問題與婚姻狀况的考察〉一文，有這方面的基礎，符合自身治學的方向。郭教授認為，此題雖然不乏研究者，但未竟空缺仍多，亦有潛力。後來，婚姻部分做的比較成熟，就以《倫理與生活——清代的婚姻關係》單獨成書。 過去寫婚姻，大多都是從制度的層面來寫，郭教授則希望能從社會學的角度來思考這個問題，側重於關注上層社會與下層百姓婚姻行為差別的研究。仕紳家庭把受旌看成家門的榮譽，婦女自幼受此薰陶，視貞節為性命，從整體環境到個人的思想活動，全被傳統禮教所俘虜，所以即使年輕守孀，乃至已聘未婚而聘夫早亡，也要掙扎著去做節婦、貞婦。在郭教授所接觸到的資料中，仕紳家庭不乏年輕寡婦，甚至有的還不到20歲，卻無一例再嫁。但下層百姓，由於生活所迫，雖然也有守節的，但多數年輕寡婦會選擇再嫁。不同的人群，地位不同，身分不同，經濟條件不同，就會出現不同的情况。 2000年，郭教授與定宜莊教授開始合作撰寫《清代民間婚書研究》一書。這部書的意義在於，過去從來沒有人把婚書作為主要研究對象來探討。史學界對地契、房契、賣身契等等文書都有利用，唯獨婚書卻一直未能進入史家的研究視野。郭教授指出，在多年研究清代婚姻史、婦女史的過程，我們逐漸認識到了婚書的價值。中國傳統社會的官方文獻，有關下層民眾婚姻生活的史料非常缺乏，僅有的少量也凌亂難稽。方志、筆記與其他私家著述，對這類題目多是空泛之談，從中很難把握實質。婚書卻是當事人持有並作為證據的最直接、最原始的材料，它為我們展現的婚姻各方之間、婚姻各方與社會道德以及國家法律之間的真實關係，都是我們在其他任何史料中難以具體地和系統地領悟到的。因此，婚書的研究對於婚姻家庭史研究是有意義的。 郭教授認為研究清代婚姻家庭，費力最多也是收穫最大的，是取得眾多的數據信息，並結合有關分析把它反映出來。郭教授從地方志的烈女傳三十至四十萬個女子中，查到了一萬五千多位初婚年齡資料，加上從年譜、檔案、文集中得到的數據，統共輯得一萬七千多例。男子初婚年齡記錄較少，但也輯得七百多例。根據這些資料作為樣本，計算清代男女初婚年齡和各年齡段的比例，還考察不同階級、不同地區和清朝前後不同時期婚齡的變化。 郭教授亦通過戶口册和家譜中的數千筆數據，計算夫妻年齡差，以及在南方、北方、紳衿和一般平民百姓中的不同情况。此外，郭教授根據《清實錄》等資料，統計有清各朝旌表節婦、烈女、貞女的人數和情况，利用家譜等資料，就通婚地域圈進行抽樣分析。又對童養媳的童養年齡和結婚年齡，表親婚在整個婚姻中的比例等等，一一作了統計。郭教授更利用刑案記載，對流民和童養媳的婚姻質量，以及婚外性關係中的通姦原因和通姦男女原來的關係，進行量化分析。郭教授認為上述統計，儘管有部分也有人做過，比如女子婚齡，有的在統計人數上還更多，但這些研究大抵限於某一地區或某些特殊群體，如：皇族，在面的覆蓋顯得不廣。再就是有的統計不夠圓滿，或由其他數字間接推算得出。例如有的學者根據《古今圖書集成》，輯得清代節婦9,482人，烈女2,841人。這個數字最多只能反映清代康熙以前（包括康熙朝）的情况；相較之下，郭教授的統計材料，僅節婦一項，就有百萬之眾，相差很多。 郭教授認為，雖然進行社會史的研究是上級安排的任務，但自從進入，也覺得挺有意思。經濟史研究的多半是死的東西，如生產力、生產關係、政策之類的。而社會史研究的是活的人，探討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從而顯出它有魅力的一面。 史料決定歷史 郭教授對清代的檔案、地方志等史料的熟悉在學術界是出了名的，許多清史研究後進在尋找史料的時候，都曾得到郭教授的指點和幫助。郭教授分享史料的收集經驗，啟蒙於北大唸書時，曾受商鴻逵教授指教良言「多看、多想和多動手」。郭教授表示，多看，就是多看書，凡是涉及題目範圍的書，能看到的儘量多看。多想指邊看書邊想問題，或者看完一些書後歸總起來再想問題，不斷為自己提出問題，否則就像現時行話說的，找不到感覺了。至於多動手，是不要怕麻煩，在書中凡是看到好的觀點，有用的資料，統統抄下來。郭教授指出當時一般人還沒有電腦，只好用手抄，起先抄在本子上，後來覺得抄多了，本子上使用不方便，換成抄卡片，一條資料抄一張，必要時劃上重點，加上標題，可隨意擺弄。郭教授現在手頭上幾十萬張卡片，就是平時翻書時一張張抄下來的，時間長了，養成習慣，每寫一本書或從事一個專題，大體都循著這個路子做。郭教授給予年輕學者的建議便是，儘管這樣的研究方法繁瑣耗時，好處是資料先行摸得透，基礎打好了，寫時有底，心裡就踏實。郭教授亦自嘲，過去有人針對像我這樣的笨人調侃說，只知道讀書抄卡片，然後把這些卡片凑在一起，拼成文章，簡直成了史料的奴僕。郭教授對此回應，雖然只是拼湊史料，沒有綜合出觀點來固然不好，但史料是基礎，搞歷史的不把握足夠的史料，不管是「論從史出」，或是「以論帶史」，總是危險的。 針對史料方面的心得，郭教授提醒後進，史料切忌單一化，要用不同史料進行二重證、三重證，「細節決定歷史」，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史實決定了歷史。再者，清代史料浩如煙海，很難以個人力量窮盡，對於存在爭論的事情，切勿以為現在肯定了，就可以當成定論，很可能幾年之後，就會有新的史料，就會被推翻。郭教授認為學術就是如此，一個一個台階逐級而上，每一個新的台階都離不開底下的台階。 給年輕學者的治學體會 郭教授的史料功底紮實，跨越數個不同的研究領域，其中的治學經驗與體會足以有益於後進學者的治史之路。對此，郭教授表示，第一，自己研究的題目通常比較微觀、具體，這可能與自己看重史料有關係。當然，這並不是說專注史料就不能做宏觀、理論性的東西。郭教授說：「就我個人而言，我更注重微觀，注重史料的收集和積累，强調立論要建立在史料的基礎上，要有史料證據，不要空談。」因此，郭教授除有關正史外，其他像野史、文集、筆記、年譜、家譜、日記、方志，以及公私檔案，平時都比較注意搜集。另外郭教授也注意上溯下聯，如前代明朝和後來民國的資料與著述，使結論不至於與時代脫節。 第二，郭教授認為自己在研究上還不太保守，願意去借鑒其他學科的方法。社科院經濟所的吳承明教授就主張，方法可能有新舊之分，但沒有高低之別。吳教授認為研究方法不必太過拘泥，需要用哪種，就去用哪種。郭教授相當同意，回顧初做研究時，學的是傳統的考證方法，不少文章也是按照這種方法寫出來的，比如〈論攤丁入地〉、〈清初的更名田〉等文章。另外，還有幾件事也對郭教授的治學方向影響很大。如：八零年代，歷史所希望加强經濟史的研究，準備成立經濟史研究室或研究組，委託孫毓棠教授籌辦此事。當時也曾找過郭教授。郭教授記得孫教授說到：「嚴格說，這些年來有的經濟史文章，不像在作經濟史。」當時，自己很納悶，不知道是什麼意思。後來體會，那是指研究經濟史應該注意吸收經濟學的研究方法。 郭教授指出，吳承明教授認為研究經濟史，既允許用傳統史學實證的方法去做，也可以用經濟學方法入手，所以「我們經濟史也應注意定量分析，或根據資料可能，從經濟學中吸取一些方法，如投入產出以至回歸分析等」。1985 年吳承明教授《中國資本主義的萌芽》一書出版，該書就一些宏觀數量作了估算，用統計或計量學的方法，檢驗所作的定性分析。郭教授認為過去寫資本主義萌芽的文章，主要從史學的角度，舉例子來論斷，而吳教授用量化的方式，從更為宏觀的角度來看待這個問題。儘管有些人不同意吳教授的某些觀點，有些論點現在看來仍有待完善，但就當時來講，吳教授的研究成果是過去從史學傳統的實證方法做不出來的。 自從受量化分析的啟發，便希望能藉此方法，結合自己的研究。因此郭教授盡可能的從「量」這個角度出發，收集數據，做定量的分析。像〈清前期南方稻作區的糧食生產〉、〈清代糧食市場和商品糧食數量的估測〉、〈清代北方旱作區的糧食生產〉、〈明清時期的糧食生產與農民生活水平〉等文章都採用了這種方式。 1992、1993 年起，郭教授的主要精力轉向社會史，這是郭教授在清史研究層面上的又一次拓展。不過因為郭教授此時已年近六十，不可能像過去那樣張大網廣加求取。作社會史理論探討又非其長處，所以郭教授從選擇具體題目入手。郭教授先前研究人口史時觸及過婚姻問題，於是就把清代的婚姻和家庭作為切入點，而社會史中的婚姻家庭史可以關聯到人類學、民族學、民俗學、人口學以及倫理學等諸學科。郭教授坦言對這些學科當然有不熟悉之處，除了花時間去瞭解，學習關聯學科，也包含方法論方面的借鑒和吸收，社會史也是一樣，起碼它的研究門類，很多就是從社會學中得到啟發。郭教授亦舉例社會學中經常使用的如抽樣分析、典型分析、定量與定性數據統計法，以及某些田野調查的問卷設計等等，都是社會史研究中需要吸收借鑒的。另外，郭教授亦提及 1989 到 1999 年，與合作者定宜莊、李中清教授到遼寧蓋州、海城和法庫、開原、鐵嶺等地，就「清代遼東內務府旗人」後裔的歷史記憶所進行的田野查訪，收穫最為巨大。 當前史學涉及的範圍越來越寬，有些會隨著對現實問題的關注，而聯繫到歷史研究。比如人口史，就是因為八十年代以後，國內人口現實問題才迫使學界關注歷史上的人口問題。再比如環境史學的興起，也與當前人們對環境問題的重視有關聯。總之，發展的勢頭都是好的，但無論是清史，還是社會史，都要沉下來踏踏實實的做。現在有的研究比較浮，炒冷飯的太多。郭教授提醒，我們應該不斷注意前人的研究情况，然後在前人的基礎上做下去。郭教授以乾隆南巡這個前人已多有關注的題目為例，自己在 2004 年寫了〈曲阜「孔府檔案」中記載的乾隆南巡和東巡〉這篇文章，用上曲阜檔案裡面的一些史料，有學者就評價說這篇文章做出了新東西。事實上，曲阜檔案已經出了好多年，但是卻沒有人注意過。關鍵還是要紮紮實實地從不同的視角來做，通過事實說話。 郭教授回顧，從六零年代初開始從事清史研究，至今已過一甲子，如果除去文化大革命前後的空白期，亦近半個世紀。在這半個世紀中，雖然在清史這塊園地裡涉及不少領域，也編過刊物，整理過資料，歷經甜酸苦辣。至於說對清史整個體系提出什麼看法，或者做過使人仰慕的創造性成果，從而總結出一大套理論，郭教授則相當謙虛的回應，那是大師們做的。郭教授自謙，不過是個普通研究者，做些零敲碎打的工作。史學的特性，從來不屬於顯學，自己能做成些事，就是想到了這一點，耐著寂寞，循著設定的路子走下去。郭教授說：「我不自卑，也不高估自己。瞭解自己不是個有很高靈性、理論魅力不是很强的人，所以只能按照一定的起點，從資料工作開始，由史料形成論點，再綜合出結論，寫書作專題。當然也要吸收借鑒其它的成果和別的學科的研究方法，因為它可以開闊跟界，提高研究質量。」 郭教授在研究工作中，也會碰到成果剛出來或出現不久，就覺得不滿意了。究其原因，不外有幾個：一是原定的起點不高，或沒有得知已有的高水平成果；二是形成論點時考慮不周密；三是又發現了新的資料；四是採用其他視角或不同的研究方法，也許能得出更新的結論。郭教授提醒這促使我們要不斷地進行總結，提醒研究者隨時處於虛心。郭教授更指出由於清史資料太多，即使竭盡全力，也不敢說自己做的題目資料已完全齊備，有時新發現的資料甚至足以得出與原先完全不同的結論。郭教授最後談及對於研究的核心態度，亦以此勉勵後進年輕學者：「我從不說我的研究具有創造性或有全新突破這樣的話。對於每一個經過努力得出的結論，我都由衷地尊重，也絕不因為自己有些新看法而貶低他人的努力，因為每一項研究均不可能憑空而起，都或多或少地參照吸收過前輩或同輩先行者的成果，是在他們基礎上前進的，並願以此與大家共勉。」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