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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分流”是一个有些模糊的标题，因为即使我们能够同意所有的事实，其定义仍将存在问题；我们真的能够确定某一地区的生活标准与另一地区的某些任意选择的标准量最早偏离的时间吗？就从那个时间起，解释这些生活水平差异的事情第一次发生？或者从那时开始，这个差距变得清晰，而且不会迅速地消失？毕竟，人们可以认为导致大分流的事情不仅仅是某一个重要的变化在A地区发生，然后又在B地区发生——必须有某种形式的正反馈，至少在一段时间内，这意味着分流的差距将继续增大（从而变成“大”分流）。这些问题是在何种程度上，在19世纪开启的差距会关闭，并且在什么程度上，差距又重新缩小（或者不缩小）变成最初的分流；这种问题与常见的为什么产生差距一样，也是我们故事的一个部分。因此，我将会关注一个很长的历史变迁——首先关注的是欧洲和中国（偶尔也包括其他地方），一旦欧洲的工业革命有条不紊地进行之后，我的几乎全部注意力会在东亚。 这次讲座的第一部分将总结我已经发表过的论点（同时加入了一些新的主意）。最晚在1750年之前，中国和欧洲的最先进地区的经济是多么惊人的相似，这提示我们重新思考75年之后显现的巨大差异。第二部分将重温18世纪的影响，这是为了理解中国灾难性的19世纪，以及在20世纪东亚经济发展的那个普遍比较幸福的故事——按大多数标准来衡量，这里是在欧洲和所谓新欧洲之外最成功的地区，从中一些人看到了发展的独特风格。（需要注意的是独特的含义，尽管成功的东亚发展道路在通常情况下缩小了分流的鸿沟，但那是在定量意义上的，而在某些关键的地方却留下了重要的质的差异。）第二部分将考虑这个“东亚道路”的一些局限性：无论是作为一个理论的建构，还是作为当前中国的发展战略，尤其是对国内的策略，都显示出尽管商品、技术等在今天全球流动，但这个分流的鸿沟是足够“大”的，所遗留的问题包括一些重大的障碍，甚至难以弥合。 自1960年以来，欧洲经济史学家已经抛弃了那种以英国为中心的工业化大爆炸的研究叙述，而是将其重新添写在市场缓慢增长、分工劳动、许多小创新、小利润积累的长故事之中。这种渐进的以市场驱动为主的增长无疑是至关重要的，但它没有使欧洲与东亚区分开来。这里也有“斯密动力”(Smithian dynamics)的作用，但没有改变基本的可能性：最终，高度发达的地区都面临着资源限制，部分原因是商业化和原始工业化加速了人口增长，而绝大多数的食品、燃料、纤维和建筑材料仍来自土地。我认为使英国幸免于难的不仅是技术和机构，还包括煤炭、新世界，以及各种有利的非常时机——在佛兰德和荷兰原工业化导致的结果比英国更像长江三角洲、日本畿内地区。（这里重要的是像这样的比较：例如，我们比较江南和英格兰或者江南和荷兰，它们作为在各自世界的一部分是经济最发达的地区，而不是中国和英格兰的比较。鉴于中国的疆域大小、人口、生态多样性等，欧洲作为一个整体与之相比，才更有意义。中国的其他地区也有与之对应的欧洲地区——粮食出口相对贫穷的湖南省可能应该相当于波兰，如此等等。只有当我们谈论政府政策的时候，才有必要做一个政治单位之间的比较，更不用说以后成为现代民族国家的单位了。） 如果连朝气蓬勃的斯密增长都并不必然地导致工业化，而且工业革命又被解释为一种不连续性——因为它更容易将欧洲视为“中国所错过的”，反之亦然，或将英格兰视为佛兰德斯（邱：应加注释）。 在这个渐进式的故事中有一个强大的综合推理，德弗里斯（Jan de Vries）已经在“工业革命”中嵌入了一个更重大的“勤劳革命”（industrious revolution）概念——这一概念用来解决一个悖论。从1430年到1550年，欧洲的日工资的粮食购买力大幅下跌，直到19世纪都没有恢复到1430年的水平，甚至某些地方到20世纪也没恢复。但如果以缩水的粮食购买力来计算的工资没能够暗示出早期现代经济的发展状况，然而以其他方法来测量：例如死库存量（death inventories），则表明人们的财富显著增加。可能发生这样的情况是因为人们每年花更多的时间为市场工作，创造现金，购买新财产以及数量稳定但日益昂贵的面包。人们的闲暇时光可能会越来越少，为自己的家庭制造产品的时间肯定更少——换句话说，他们的生产更加专业化，并购买一些东西，如做家务方面“节省时间”的东西。 类似的事情也发生在中国（也许在别处也有）。在大约1100年以后，以稻米计算的日工资大幅下跌了，但在大约1750年，长江三角洲地区的农民和纺织品生产者的收入仍然可以与英格兰相匹配。（在农业方面，大致上每天的劳动生产率一直持续到19世纪20年代。）我们非常有限的证据表明，营养标准有所提高，并没有落后于欧洲。由预期寿命，以及间接地由出生率可以大致得出营养标准的情况。直到大约1800年，中国人的预期寿命和英格兰的（以及大部分大陆的）差不多。与普遍的认识相反，在1550年至1850年之间，中国的出生率显然不高于欧洲，而人口增长得快一点，这表明中国的死亡率至少没有更高。 也许更有趣的是，在约1500年至1750年间，普通中国人增加了“非必需品”的消费，其证据包括旅客的帐户，精英对大众消费的抱怨等。通过这些商品，我可以构建计算量度，在大约1750年中国可以与欧洲相比较，江南对应英格兰。 当然这些相似之处并没有持续多久。1750年和1900年之间，在欧洲生产、消费和专业化全都跳跃式前进，而中国的人均“非粮食类”消费在下降。例如，从1900年布和糖的数据来看，甚至低于我对1750年的最保守估计。 大部分的差异源于生态，而不是所谓的“人口压力”在中国的核心比在欧洲产生了更严重的问题。我已经重建了约在1800年中国华北与英格兰旱作区的氮通量，其不显示在中国有更严重的土壤枯竭：如果我把在华南的水稻地区加入比较，那将一面倒地看好中国。即使是砍伐森林，也没有像在1750年左右的西欧那么严重，尽管西欧人口更稀疏——中国人使用土地和燃料非常节制而有效，他们可能做得刚刚好满足人们的日常燃料需求。此外，他们的处境似乎并没有迅速恶化，虽然能源在18世纪的中国是非常昂贵的，基于耗费更多能源的经济突破的潜力也很匮乏。极少有人评论到19世纪西欧经济突破的一个特性，即一些重要的生态变量是稳定的，尽管人口和人均消费量空前增长，而近代早期的增长所带来的巨大的加速压力则要慢得多。考古证据表明，在18世纪的法国和德国有严重的土壤退化，这证实了产量停滞或下降的报道；还有森林的急剧萎缩，沙尘暴等变得越来越常见等等。为什么在19世纪这些生态变量却如此稳定？ 一个关键的因素就是一些地区的地下能源：最重要的是英国的煤。但这里有很多运气的因素：在铁路出现之前，中国的煤炭储量大多都在内陆，过于远离核心经济区；矿井也远离熟练技术工匠集中的地方，采矿业无论如何也不能跟上技术的变革。此外，在18世纪中国的煤矿，大多是在非常干燥的地区，要努力克服的是突发瓦斯爆炸事故，而不是（像在英格兰）矿井透水。而抽水工作恰恰为完善一个庞大的、最初是非常低效的蒸汽机创造了完美的条件。早期的机器有用的能量转换小于1%，在1800年，其中80％的机器就在矿井口，那里的燃料几乎是免费的。尽管如此，有一些地方值得有效地利用，也值得改进，最终创造出了一个机器，改变了整个工作流程。（蒸汽机结构的许多改进之处也是军备生产的一个副产品；例如，活塞技术的极大提高，从而完善了发动机的临时真空，这项技术其实最初被开发用于精密镗炮筒。欧洲的军事竞争异常激烈，这只是几种方式之一，从短期看具有破坏性，但也提供了一些副产品，从长远来看还是益处更重要。） 相比之下，长江三角洲缺乏各种各样的能源——煤炭、木材和水力。长江下游最后的几百英里相当平缓，也极其四季分明，高低水位差达60米——不可能没有使用水动力，但水力也不太可能广泛推行。（该地区也几乎没有金属矿石。）在某些方面，三角洲，以及普遍的中国沿海地区，很成功地适应了使用有限的能源进行日常生活，而不是生产更多的能量。然而，这并没有使它走上一个高能源的现代化世界的道路；比如这一地区根本不会发展重工业；那种需要大量的能源集中于该地区的生产类型是不适合这里的，也几乎没有这种情况。1704年，以银核算，在广州一般的生活成本大约是伦敦的20%，而其木炭的价格则是伦敦的528%。在这种情况下，为什么还要寻找方法用更多的能源来代替劳动力？ 其次，西欧在土地密集型产品进口的飙升中受益，尤其是来自新世界的进口。随着对食物、纺织品、建筑材料和燃料——马尔萨斯的“四种必需品”——的需求和人口增长，在某种程度上，各地的核心区都不得不与其周边进行贸易，从而获得这些土地密集型产品，而周边地区也需要核心区的制造品，尤其是纺织品。 但是，贸易往往遇到了一个问题。在一个像东欧这样的地方，要素流动和在外的人口受到了许多障碍，直到1650年波罗的海贸易才趋于稳定，而其规模相比于中国的长距离大宗交易还只是一个小碎片而已。但从更长远来看，中国先进地区与内地的自由贸易也达到了极限。18世纪，内地家庭或多或少自由地分配自己的劳动力，出口的增长和商业化刺激了像中国华北、长江中游地区人口的增长；当最好的土地上挤满了劳动力，一些劳动力转业成为手工艺人，从而减少了出口原材料的过剩，也减少了进口纺织品的需求。曾经是迄今为止世界上最大的长途大宗贸易的稳定阶段，随着周边人口增加和发展更多工艺品，随后就会下降。此外，制造业的贸易条件急剧转变，因此对于长江三角洲来说：同样是织一天布的劳动力价格用来购买的大米在1840年只相当于1750年的一半。这制约了核心区域的发展：长江三角洲人口从1750年至1850年几乎没有增长，非农业劳动力的比例可能略有下降。（此外，随着长江三角洲成为中国人口的一小部分，其相对较高的消费水平在中国总量中占较少的份量，这有助于解释为什么这些总量可能会明显下降，而观察家们却没有看到某个特定地方显著下降。） 然而，在美洲新大陆则不同。天花等，人口减少的地区，从国外购买来的奴隶充当了大部分的劳动力。此外，与在旧世界被迫种植经济作物的工人相比，新世界的奴隶从事自给型生产的时间更短；因此，尽管他们很贫穷，但他们还是一个重要的粗布等产品的销售市场。因此，环加勒比海奴隶地区（从巴西到后来的美国南方）成为第一个周边贸易圈，这里看起来似乎很现代化，消费了大量进口资本货物（在这种情况下，被绑来的人、资本货物）和相当数量的大众消费品，而支付这些的是靠日益增长的土地密集型的产品出口。与此同时，至少在长江三角洲的一些周边地带就遇到了“进口替代”（import substitution）的问题。无独有偶，日本从1720年至1860年先进的畿内和关东地区人口没有增长，而各藩之外的人口增长，因此失去了发展自己的手工业成为地域垄断的好时期，并眼看着他们的水稻利润大幅萎缩。所以，东亚的最发达地区可能已经很好地适应了市场运转，然而不同地区之间没有足够的“要素禀赋”（factor endowments）差异：这导致了原始工业的日益分散和生态死胡同，而欧洲得益于限制市场和进口替代（如约定劳工、殖民垄断）。 以中国发展道路为正常标准的话，则暗示着放宽土地制约（通过采矿和新大陆）对于英国和后来西北欧增长的重要性。伟大的19世纪中叶繁荣时期，在北美有谷物、肉类、和木材出口，在英国的食糖消费增加了10倍，超过该世纪的其余时间；即便在此之前的1830年，英国从新世界的进口量如转换为本地生产，则将需要大约2300万英亩（主要是进口棉花）。这个数字甚至超过了1500万英亩的森林，里格利（Wrigley）估计是大约1815年还不需要煤炭生产；那它也超过英国总耕地面积和牧场的总和。没有这样的新资源，生态限制可能会阻碍英国增长，正如中国国内那个步履蹒跚的长江三角洲。 杰夫?威廉姆森和凯文?奥罗克（Jeff Williamson and Kevin O’Rourke）最近使用完全不同的方法，为证明这种观点提供了证据。在2005年的一篇论文中，他们关注的是英国工资/租金的比率，考察的是何时以及如何从一个或多或少的马尔萨斯世界让位于一个现代化世界。在马尔萨斯的世界中，人口增长无情地推动着这一比率的下降，而在现代社会中，劳动力价值上涨会比土地，甚至人口增长的速度还快。大体上，他们发现在1730年之后工资/租金比率开始下降，略低于马尔萨斯模型的预测；1800年后，少了很多，1840年之后，又开始大幅提高，直到1936年上升了394％，而这时候（按照马尔萨斯模型）本“应该”已经再下跌54%的。不过真正惊人的是，他们发现英国跨大西洋贸易的扩张——甚至不考虑其他越洋贸易的因素，或移民减轻人口压力的影响——与马尔萨斯模型的预测偏离了几乎一半——这跟技术变革、组织创新、提高职工健康和教育，以及所有其他生产力变化全加在一起一样多。不用坚持这一精确的量化，我认为这有力地证实了这一观点，即从其他地方获得初级产品（正如我一直强调的，基本上是进口替代了英国本土的土地，而在威廉姆森和奥罗克的模型中，用基本商品的需求来避免租金的暴涨。）是解释技术的变化是如何可能导致经济持续增长，而不产生环境难以承受的压力问题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 19世纪，中国的生态问题变得日益严峻，生态问题主要不是出现在人口密集的核心区，而是在过度砍伐的中国西北、西南地区，以及华北的产棉区。在半干旱的在北部和西部，随着人口的增长，地下水位也在急剧下降：至18世纪后期，我们有很多的报道显示不得不重新开挖水井，而且到下个世纪，我们将会看到许多湖泊萎缩或消失。所以基本的情况是，欧洲和中国的核心区有很多共同点，但其周边地区则是完全不同的类型。中国的核心区人满为患，生产转向手工艺品，达到生态极限和初级产品出口量少；欧洲的则是大大扩展区域，生态资源丰富，并建立制度以促进持续的出口导向。所以新世界的贸易——尽管导致了天花、奴隶制，以及其他各种奇特的危机情况——毕竟是至关重要的。这并不是像依赖模型所声称的那样因为新世界贸易是超级盈利的，而是因为它提供了一种特殊的贸易伙伴——通过贸易使欧洲核心区改变了劳动力和资本形式，转变为一个节约土地的进口方式——而依靠近距离的贸易扩展不能产生这种进口方式，在江南和岭南就更难做到。 目光回到东亚，我们知道，在19世纪中叶的冲击之后，日本的经济开始增长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快，这受益于引进（并适应）新技术，以及那些拥有不同的要素禀赋的新的贸易伙伴。在19世纪末到20世纪，中国则非常不幸。其中有些原因是根源于那些错综复杂的系统，包括土地所有权制度、人口统计学、迁移和检查，然而这些也曾经塑造过其18世纪的成功。 极其简单化地说，在中国的贫困地区，大多数农民是小农。在最先进的地区，有更多的佃户，但他们中的大多数已经有相对安全的土地使用权，从长远看，这有助于保持租金上升幅度得比产量增幅略慢。（工资劳动者，完全依赖于市场获取生产资料，只占长江三角洲地区人口的10%，而相对比来看，在18世纪的英国劳动力中占了一半，在荷兰也有“一个非常可观的少数群体”。）凭借强有力的土地用益物权（usufruct rights），佃户虽然在西方人眼中是“无产者”，但其收入远远超过了工资劳动者：根据18世纪长江下游地区和福建沿海的数据估计，其收入约是工资劳动者的2.5倍。（在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更好的调查数据中，也是同样的比例。）因此，尽管至18世纪50年代，中国的工资很可能已经显著地落后于西欧，但是有可能平均生活水平直到很晚都没有“大分流”。 让我们考虑一下这种大佃户阶级与非常小的劳动者阶级之间的巨大差别会带来那些后果。其中一个后果，佃户挣的钱足够支撑一个家庭，而无地的劳动者则不能——在一个缺乏适婚女性的社会中（因纳妾和有性别选择地杀女婴），大多数农村无产者（通常称为“光棍”）没有生育后代。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个稳定的系统，因为尽管商品化持续发展，但仍能维持一无所有的人员队伍：在每一代都有一些倒霉的小农和佃户成为农村无产者，但由于现存的劳动者没有自我繁殖后代，他们一直到1949年仍保持在农村人口的10％左右。然而，从另一种意义上说，这些异化了的“光棍”已经没有什么可失去的了，他们有时确实威胁着社会和政治的和平——就像之前那些反应过激的人（邱注：破折号前后文不连接）。同样关键的是，在严格意义上的农村收入和绝大多数人的收益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距，这一差距使得城市劳动者的工资持续偏低，这就意味着佃户有没有理由前往的城市（邱注：应该是“没有理由前往城市”），除非他们希望在那里能找到远远比非技术型劳动力更好的工作：即便农业的盈余可以养活许多非农户，这一情况也使得农村人口向城市迁移的人数偏低。（即使是在20世纪30年代，只有不到1％的上海人力车夫是来自附近长江三角洲的农村，而那里的移民绝大多数是从事一些熟练技术型的工作。）工业反倒是农村产业的发展，其劳动力根植于农民家庭。这也意味着在帝国的其他部分的人们几乎不会移动到最富有的地区，除非他们能放弃一个相当程度的租赁押金：尽管在18世纪江南的人均收入大概高于帝国范围内平均水平的50%，然而在那里的非技术型劳动力的工资没有更高。这就解释了这个令人费解的事实，几个世纪以来，净移民是远离最富有的地区（邱注：1、语句不通顺；2、“净移民”做注释）：对于那些靠近社会底层的人们，他们最好是朝边疆进发，在那里努力工作经常可以让你得到一个土地所有权（或更远的，去海外），而不是去那些比较富有的地方，在那里没有资本的外人根本没有立足之地。 大区域间收入差异符合财政系统，在这一系统中，江南的赋税在整个帝国内是最高的，同时该地区几乎所有的公共服务也都由自己负责。长江三角洲地区的“额外”税收补贴了贫困地区的社会、经济和生态的稳定：黄河防洪（而沿长江的防洪则由当地共同体自己支付）、以及补贴在北部和西北部的半干旱地区挖井、集中在贫穷和没有商业区的地方设立紧急粮仓系统（假设富人区可以自己管理食品安全）等等。 这一切听起来非常稳定，但到1850年，这一系统已经崩溃。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内地的人口增长，使得与沿海核心区贸易的轻工业产品的初级产品生产萎缩，海岸贸易条件恶化。这使得长江下游的财政负担越来越沉重，而腹地的人口增长使贫困地区的生态稳定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具挑战性：在大约1820年至1850年，单单黄河治理就花费了清政府收入的10-20％。与此同时，西方的到来（以鸦片战争为标志，1839-1842年）迫使清朝政府对另一种的边境口岸做出了新的和昂贵的承诺。其结果是一场政治、经济、生态的完美风暴和一个确实非常残酷的世纪。 但是我们也要注意到，在19世纪中叶的冲击后幸存下来——这一冲击远远超过日本，由于这些原因和一些其他原因——中国最先进的地区也恢复了经济增长，进口了一些新的技术，并受益于新的贸易伙伴，他们提供了腹地不再能得到的初级产品。例如，来自东南亚的大米开始供给上海、广东和其他沿海城市，取代了从内地运装的货物，从1750年至1900年，内地出货量已经减少了大约80％以上。沿海地区开始从海外获得木材和其他土地密集型产品。为移民和轻工业出口开辟出了新的目的地（包括“本地产品”卖给移民本身）。在中国仍然处于长期危机之中的区域是一些内地地区。 一些地区，如长江中游，在经历了19世纪中叶的叛乱及其稳定之后，恢复了以前的增长模式。其他地区，特别是在北方，有真正的灾难，部分原因是生态和政治问题互相作用。当中国国家开始从世纪中叶的入侵和叛乱中恢复的时候，它改变了优先考虑的事情顺序，重新关注新战略的沿海地区，并鼓励“现代化”发展。相反，它减少了我前面描述的“再生产”承诺：利用富裕地区的收入来承担更脆弱地区的防洪、粮仓储量、灌溉和其他努力稳定家庭农业和儒家社会。例如，在黄河上的支出, 甚至在税收收入总额增幅约为1000%的情况下，从1850年至1937年下降超过50%（均以黄金计算）；尽管利润效益持平，这种削减开支的结果是可怕的。因此，某些内陆地区同时遭受区域间贸易下降、人口增长，以及在生态脆弱地区失去必要的国家服务。政治、社会、经济和生态衰变的一个恶性循环也紧随其后，不仅仅体现在匮乏的国民生产总值（GNP）业绩，更在于大大加剧了死亡的危机、社会不稳定，其最终影响到几乎所有在内地地区的公共机构体系。夏明方的数字表明，在1865年至1937年之间中国的饿死的人口数是1644年至1800年的十几倍——这些人几乎都在中国的北部和西北部（邱：这些人几乎都生活在中国的北部和西北部）。 因此，人们看到在这一时期出现了一个严峻的现象，近年来就此已有过很多讨论：中国沿海与内地相互脱钩，包括面对对外贸易伙伴，重新定位海岸，以及曾经一度至关重要的跨区域转移支付也正在下降。尽管存在严重的暴力和紊乱，中国沿海地区——包括被外国人占领的台湾、香港、通商口岸、更短暂时间的满洲里——以及其他的地方，取得了实质性的人均增长（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长江下游地区甚至可以匹敌日本的经济增长率）。（然而，它们没有像日本那样经历任何结构转变，部分原因是其公共服务要弱很多。）与此同时，内地地区却经历了相当严重的骚乱，几乎没有增长或者是负增长；正如灾害数据显示，国民生产总值的趋势大大低估了贫困的程度。 从更大的区域角度来说，我们看到在这一时期东亚、东南亚沿海经济的出现，尽管存在一些巨大的问题，但也取得了相当可观的经济增长并日益一体化。1880年至1937年间，尽管基数较低，亚洲内部贸易的增长比世界贸易的增长更快；在日本以及中国沿海（其实，孟买也一样）的产业，其主要市场是在亚洲内部贸易，而不是在西方。此外，许多产业中有大量的农村成分——日本的丝绸和中国本土的棉布是最明显的例子，即使是现代商品，如火柴，在这两个国家也经常是由农村女孩在木棍上粘火柴头。 在某种程度上，东亚和东南亚的海上一体化脚步持续加快，其日益增长的联系可以追溯到18世纪后期。在东南亚的部分地区，出现清晰的地产产权、运输成本降低等情况，这些鼓励了移民进入、种植可出口的经济作物等；所有这些趋势起源于18世纪，在约1865年之后得到加速发展。（在满洲里同样如此，移民过程从17世纪开始，至1860年以后速度加快了，由于清朝放宽了限制，在1905年之后更是如此。） 在全球的层面上，这些增长的模式反映出东亚已经在以大西洋为中心的世界经济中找到了一个特定的利基（niche）（邱注：加注释）。东亚国家和殖民地并没有与西方争夺在第二次工业革命的高附加值和军事重要产业方面的支配地位（钢、化工制品、机床、电器设备），也没有巨额的金融和保险，也没有以最好的人口-资源比例获得土地的西方特权（通过殖民主义获得土地，在某些地方通过歧视性的移民政策继续保持这一特权）。在另一片土地上，东方人只要专注于轻工业，并面对相对开放的全球市场，他们从来就不仅仅是原材料出口国而已；正如凯恩和霍普金斯（Cain and Hopkins）提醒我们的，伦敦金融中心对英国外交经济政策的形成作用远远超过了制造商，我们很高兴地看到，只要汇丰银行或怡和洋行帮助安排贸易，大阪和上海就会成长。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像“绅士资本主义”（gentlemanly capitalism）所描述的那样有时会暗示着——一旦东亚的“开放”过度，帝国主义就会成为自由贸易中的一个良性问题。我们已经看到了，中国在数个掠夺性外国列强之间谋求生存，这样的财政需求是如何破坏了中国内地的稳定，并使得内地与沿海脱钩；众所周知，鸦片泛滥的各个阶段都造成了巨大苦难；当日本准备不再承认重工业和军事上对西方的优势，并寻求控制所需的石油、橡胶等的时候，其结果是灾难性的。 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主义式的政治经济不足为奇，虽然在许多方面无疑是革命性的，但也模仿了清朝盛世（the high Qing）的某些特征。正式地说，集团化使每个人成为无产阶级，他们是农村公社成员，像小农或安全的佃户，保证可以进入农场工作；他们所得的收入是根据平均值，而不是他们的边际产品，并能够组建家庭。（加上溺婴的终结，这也结束了男性“光棍”的问题——至少一代人是如此。）大量的努力（有时适得其反）都是为了实现农村工业化，而不是假设更高生活标准将来自于不得不从农村走出去的农民；事实上，1960年到1985年间，从农村迁移到城市在本质上是被禁止的。国家资金再次直接从富裕地区到贫困地区，（尽管有大跃进的灾难）相当大的重点被放在为穷人和脆弱的地区确保一个基本水平的安全保障。毛泽东时代最大的成功——黄、淮河控制和管井灌溉的大规模实施都集中在中国的北部和西北部——是清朝举措的再现，尽管有更强大的技术。虽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赶不上毛泽东时代之后的那些年，但在1950和1976之间，预期寿命几乎翻了一番、识字率飙升等等。 1978年以来，发生了一个巨大的改变，但不是改变一切。直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对于所有的上海和深圳的光辉，繁荣的中心都是在农村的产业，其中一些产业是以早期发展健康、有纪律的、技术型劳动力为基础建立起来的。尽管城市增长迅速，不论过去或现在，与同等的其他工业化国家相比，中国保持了更多的农村气息：在今天也是只稍微比1840年的英国城市多一点，但却有更多的工业。现在农村的收入有超过三分之二是来自非农业活动的，接近于20世纪80年代台湾的数字，相比之下，在韩国只有20％的农村收入来自于非农业活动，而在印度是45％。从绝对值来看，直到1998年农村人口持续增长——比大多数西方国家的工业化时间更长，比较像日本和台湾的经验。即使在今天，发展继续促进了这种发展模式；人口城乡迁移的重大障碍依然存在，“离土不离乡”仍然是一个普遍的（虽然越来越陈旧）的口号。在工业和服务业的家庭中，有许多人至少还会去兼做一点农业；尽管农业的回报率较低，出于安全保障和其他原因，许多家庭仍想坚持这个立足点。农村非农业收入也应该提供资金用于改善农业，并在一些地方福利方面补贴农民。 如果我们区域性地考察，我们会再次看到熟悉的模式，但这次走向了新的极端：农村工业化再次集中于沿海地区（尽管比以前的海岸更多）：就在几年前，其中一半以上集中在三个省。这些地区又更加倾向于面对一个更广阔的世界，而不是与中国其他地区贸易，例如，现在中国最富有的省份对外贸易占GDP的比率远远超过了日本历史上达到过的最高水平。出口和进口都在发挥作用，例如中国沿海进口大幅增加，石油、金属、棉花、木材等的数量就相当于日本、台湾和韩国全部的总和。（同时，在有效利用资源方面，沿海地区也赶上东亚的其他经济体——例如，其每美元GDP的能源消耗几乎已经下降到韩国的水平，而在西部省份中，则要高2.5至3倍。） 但其中存在着一些问题。第一，中国的人口是日本、韩国、台湾的六倍，不能达到他们的人均进口的初级产品数量。还有能源效率——一个对节约资源的工作比较好的衡量方式——经过20年的显著的改善之后，已经再次开始恶化。另一个问题是，在中国区域间的不平等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深切关注，就如中国的北部、西部和西南部的很多农村那样——现在农业收入如此落后，以致于获得土地的保证已经不足以让人们留在缺乏工业的农村地区。（在中国城市和农村的边际劳动生产率之间的差距是在世界上最大的；相比之下，拉丁美洲大部分地区，极端不平等的土地所有权导致人们奔向城市，无论那里存在工作与否，这一差距接近零。）直到最近，中国城市化进程大部分是社会学家称之为的“就地城市化”（urbanization in place）：村庄变成城镇，城镇再到城市，大多数人并没有搬迁远离。但是现在城市化的主要原动力就是迁移：离开农村的净人口流量约为每年1400万人，预计在接下来的十年，将超过每年2000万人。虽然到目前为止，中国已经很大程度上避免了产生巨大的没有基础设施的城市贫民窟——就像那些马尼拉或者墨西哥的城市周围——这一成就将变得越来越难以维持。进行一个不同的比较，中国近期和预期的城市化率大致遵循了日本的轨迹，且有50年的滞后——但当在20世纪50年代，日本开始高速的城市化进程，其失业率是2%，所以即使城市膨胀，大家也都找到了工作。没有人知道中国的失业率确切是多少，但是它肯定比2%高很多。 为了应对这些迫在眉睫的危机，中国已经提出了“西部大开发”的倡议：这是一个庞大的政府资助的运动，强调在中国西部进行采矿、水电建设和其他资本密集型的资源导向型项目，旨在推动区域经济增长，以及为东部地区生产初级产品。汉族人迁移到这些地区（曾经长期限制，以避免挑起怨恨），现在正在被鼓励进入开发项目中，承担部分技术工作——正如我们过去在西藏的春天所看到的，这引发了大量的不满。曾经禁止进入的区域为了经济发展现在被开放，往往会导致当地人的抗议。一般来说，在这里的少数民族长期存在的家长制（当然，已经被削弱了一段时间）现在被果断地推到一边，取而代之的是一个赌注：每个人都是消费者，需要卡拉ok、酒吧而不是文化保护，这些将调和在中国西部的藏族、维吾尔族和其他少数民族的人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相一致。这一举措还带有巨大的生态风险：在高海拔地区砍伐树木，而这里再生缓慢且侵蚀迅速，快速和肮脏的采矿业，以及从喜马拉雅山融雪引水等等。自1949年以来，在西藏建造的所有水电大坝之中，现在有超过一半的已经淤塞，并预计中国各地的许多新的水电坝也将持续不到20年的时间。 当然，从某种意义上说，“西部大开发” 不论是从日益相互依存的角度，还是减少经济（也许最终民族）差异的角度，都是一个把国家团结在一起的努力。但是现在，它有可能也引发了其他的差异。沿海省份产业的63％属于民营——现在，一些新兴富有行业正在更普遍地塑造地方社会。同时，西部边远地区可以看到政府主导型发展的复兴（也经常是军事主导型）（其行业私有率低于20%）；所以不难想象其日益增长的政治，以及二元经济结构。面对海岸上的彻底改变，人们看到了一种有趣的早期“东亚道路”的连续性，但它没有在全国各地蔓延，这种模式似乎是刺激了内部发展，而不是引发殖民地式的经济体、一些毛泽东主义的运动，以及在苏联、中亚和西伯利亚的崩溃式的开发。 所以，东亚的发展模式——以独特的资源禀赋、特定的市场与其他机构为标志——当然很重要，并应继续这样做。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与全球经济相衔接已经变得越来越重要，然而许多鲜明的特点（关注农村发展，产权减缓城市化和鼓励农村轻工业等）已被改变，而另外一些项目（例如，轻工产品的交易及其初级产品进口，持续补贴半干旱地区的农业，以及对内地边疆的移民）现在已经达到了极限，全国许多地区仍然贫穷。因此，“东亚道路”在中国内部跨区域的传播的可能性也许会受限于环境和社会矛盾；在根本上十分类似的是，非常不同的“北大西洋道路”也同样受到这些矛盾的限制：在未来的几十年，可能是中国和西方之间的“大分流”要小于中国自己的东部沿海和西部内陆之间的分化。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