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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汉同为君主专制中央集权国家，由这种政治体制的本质所决定，国家舆论政策必须服从、服务于君主利益。在这一共同前提下，它们借鉴不同的历史经验，依据不同的指导思想，制订了不同的舆论政策，执行了不同的政策推行策略，因而导致了不同的政治后果。 一 秦统一全国之前，先有“春秋五霸”，后有“战国七雄”，政治格局分裂混乱。在此相应，思想文化领域则是百家争鸣，异彩纷呈。在这种条件下，言论环境较为宽松，社会舆论也相对活跃。秦统一六国后，也曾总结历史经验，认为导致周王朝败亡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处士横议”，因此，“箝语烧书”之举，便是嬴秦借鉴周亡教训而采取的对应措施，这个借鉴的基本特征是以“紧”代“松”。 秦暴政速亡，又成为西汉王朝必须借鉴的历史教训。早在刘邦入咸阳之初，就与关中百姓“约法三章”，以“诽谤者族，偶语者弃市”来强调秦法之苛，可见诽谤妖言之类的言论罪，大抵是秦法中最令人反感的部分，自然应在蠲除之首列。虽然“约法三章”是战争状态下的产物，也是刘邦为争取关中百姓支持而采取的权宜之计，可是它却透射出这样一条信息：继秦而立的王朝，必须以秦暴政而亡的历史教训为诫；以秦亡为诫，就有必要顺应舆论，以批判的姿态对待秦法中最不得人心的部分——言论罪。在汉初汹涌如潮的“过秦”思潮中，对亡秦言论控制政策的批判尤为强烈，在这种情况下，代秦而立的西汉王朝要“扫亡秦之失”，就必须批判性地继承秦制，调整言论政策。汉对秦的借鉴，可以称之为以“松”代“紧”。 从秦之以“紧”代“松”，到汉之以“松”代“紧”，是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过程。“松”与“紧”之间，只是相对而言，汉代的言论环境与舆论政策较秦宽松，但是其宽松程度已不可与先秦时期同日而语。 二 任何一个新兴王朝，都会借鉴前朝得失，然后做出必要的政策调整。调整的目的，在于维护专制国家的利益；能否如愿，还应视人心对新政策的向背情况而定。 秦惩周弊，立国未久，便以强制手段压制言论，使适应了战国时期宽松言论环境的人们极为反感；西汉以秦亡为鉴，尚未立国，便做出解除言论禁忌的姿态，令处于极度压抑状态下的人们为之一振。秦统一后的许多举措都称得上是顺应历史潮流之举，但顺应历史潮流的举措未必符合历史现实，因为历史总是在迂回在前进。而秦之言论控制政策尤失人心。汉承秦制，其言论政策仍然要服从、服务于专制国家的利益，但其言论政策较秦务实得多。得失之间，固然与执政者的政治决策有关，但不能回避的是，决策之取向，与统治集团对历史的思考与借鉴有直接关系。 另外，历史环境不同，人们的心态也不尽相同。周秦之际，即使是至为轻微的言论限制，也会使人们感到不适；而对于秦汉之交的人们来说，稍稍打开一点言论自由的空间，他们就会感到满足。较秦而言，西汉的言论环境，仅仅是相对宽松而已。设若秦以汉之言论政策治理国家，恐怕同样会被时人视为暴政，但对于那些对暴秦有切肤之痛的人们来说，西汉王朝在言论空间上稍作让渡，便成了惠政。社会心态殊异，使君主专制国家大同小异的言论政策产生了迥然不同的社会效果。从这个角度理解，秦汉王朝在言论控制方面的一失一得，实有统治者主观能动性无法掌控的成份在内。 三 就国家指导思想而言，秦任法家，法家主张国家应该全面掌控言论，做到“言无私论，士无私议，民无私学，言行不轨于法令者必禁”（《韩非子·五蠹》）。在秦始皇三十四年的咸阳宫宴会上，丞相李斯重申法家主张，强调“私议”、“造谤”对国家的危害，论证以严刑峻法控制议论的必要性，建议焚书，“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史记·秦始皇本纪》），这个充满文化专制色彩的建议得到秦始皇的首肯，秦以强制手段控制言论的基本政策由此定格。 汉武之后，儒家学说上升为国家指导思想，“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的儒家观点为人们议政立言提供了理论依据。儒家经典中的天子纳谏流程和舆论监督机制，被汉儒反复引用，以匡时政。古代以规谏机制为核心的舆论监督制度在当时的效果如何，汉儒并不在意；相反，经过代代阐发，这套制度逐渐被理想化。理想与现实之间总是会存在差距，差距的存在又成为汉儒批判现实的依据。在这个潜规则的作用下，汉代舆论政策虽然也在竭力维护专制国家的利益，但已无法达到秦时绝对控制的程度。 四 基于不同的历史经验与不同的政治指导思想，秦、汉王朝的舆论政策有所不同。大致说来，秦的舆论政策以“禁”、“堵”为主要特征，强调国家对舆论的绝对掌控和全面控制。汉的舆论政策则是“疏”、“堵”并重，虽然也强调控制，但这种控制是相对控制、有限控制。更为重要的是，秦王朝以一种严格冷酷的强硬态度来推行既定政策；汉帝国则相对灵活、务实一些，并能及时调整。 秦以法家学说为国家指导思想，亦有以之引导舆论的意图。其手段便是“焚书”、禁“挟书”，规定“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挟书者族”，并倡导“士则学习法令辞辟”，“若欲有学法令，以吏为师”。秦王朝希冀通过这些举措，确立法家在国家政治生活及思想文化领域的指导地位。汉以儒家学说为国家指导思想，“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这一时代口号，同样意味着对异已思想的排斥。但是汉没有像秦那样，以充满血腥味道的、暴风骤雨般的硬性手段来实现自己的政治意图，而是采取了以诱导为特征的柔性措施，其最主要的方法就是在儒学培养、准绳士人的前提下，以仕宦功名的实利来劝勉士人在儒学上进取。在儒学得到社会普遍认同的条件下，其对舆论的指导地位也就形成了。与秦王朝急于求成的方法相比，汉帝国的手段显然更务实。 政策出台之后，只有在推行过程中根据反馈不断修正，才能取得良好效果。 然而秦帝国在推行其舆论控制政策的过程中，很少会考虑社会反应，甚至拒绝听取统治阶级内部的不同声音。秦始皇下“坑儒”令时，皇子扶苏谏止，结果被打发到上郡守边。“正言者谓之诽谤，遏过者谓之妖言”（《汉书·路温舒传》），在最高执政者的傲慢与自负面前，所有异己之声都成了暴力机器的打击对象。 汉之言路较秦为宽，汉儒及统治集团内部的有识之士仍然不断提醒执政者，以亡秦为鉴，广开言路，克已纳谏。虽然因此而获罪受戮者不乏其人，但两汉四百年间，此类呼吁不绝于史。汉代诸帝虽然不能像儒者所期望的那样从谏如流，且时有以一己之怒打击为广开言路疾呼奔走之士的事件，但没有一位帝王像秦帝那样彻底“壅人之口”，即使是在政治较为黑暗的桓、灵时期，桓帝“犹广求得失……危言极谏，不绝于朝”；灵帝时，郎中张文“独尽狂言，圣听纳受，以责三司”（《后汉书·蔡邕传》）。只要言路不断，君主专制就难以走到全面、坚决封杀社会舆论的极端地步。 借鉴不同的历史经验，依据不同的指导思想，秦、汉王朝的舆论政策及政策执行策略有所不同。秦王朝以周亡为鉴，根据法家思想，制订了严酷的舆论控制政策，并以一种严格得近乎刻板的方式，坚定地推行其政策。高压之下，战国以来处士横议的喧嚣之声归于沉寂，但消极性的社会舆论并没有消失，而是从公开转入地下，在蜇伏中聚集力量。陈涉、吴广振臂一呼，应者云集，“响应癤于谤议”（《汉书·异姓诸侯王表》），强大的秦王朝迅速土崩瓦解。汉帝国以秦亡为鉴，根据儒家思想，制订了“疏”、“堵”并重的舆论控制政策，其执行过程也更为灵活、务实。两汉时期，有识之士对官方舆论政策的提醒、批判之声不绝于史，正是在这种提醒、批判声中，两汉国祚各维持了二百年之久。秦、汉一短一长，其失其得，发人深思。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