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晋书·刑法志》追述曹魏时期的刑法改革，有“改投书弃市之科，所以轻刑也”之说。是汉律中有“投书罪”，即投匿名信告人罪。秦汉传世文献中往往以“投书”、“飞书”、“飞章”、“飞条”、“飞文”来指代匿名书信，但关于投匿名信告人罪的法律信息，记载相当有限。上世纪出土的睡虎地秦墓竹简与张家山汉墓竹简，为这一问题的研究提供了宝贵的资料和线索。 一、否定匿名信法律效力 投匿名书信告人，既不能保证原告人和被告人平等的诉讼权利，也无法课之以相应的义务，是对正常诉讼制度和法律秩序的破坏，其法律效力应当被否定。秦汉律在司法程序上对此做出了规定。《睡虎地秦墓竹简·法律答问》： 有投书，勿发，见辄燔之；能捕者购臣妾二人，系投书者鞫审谳之。所谓者，见书而投者不得，燔书，勿发；投者【得】，书不燔，鞫审谳之之谓也。 《张家山汉简·具律》： 毋敢以投书者言系治人。不从律者，以鞫狱故不直论。 由睡虎地秦简可知，秦律规定，官府收到匿名书信后，如果没有捉拿到投书人，不得拆看书信，立即焚毁。在这种情况下，自然不存在依据匿名书信内容立案的后续行为，投书人的目的也就无从实现。张家山汉简严禁官府根据匿名信内容来追究被告一方的责任，在否定匿名书信法律效力方面与秦律并无二致。 张家山汉简没有反映出汉律是否有对投书“勿发”、“见辄燔之”的规定。考虑到汉承秦制，且唐律亦有焚毁匿名信的规定，我认为汉律对匿名信的处理步骤中也应有“焚毁”一条。所应注意的是，官府收到匿名书信后是否拆看，汉简与秦简似乎略有差异。所谓“毋敢以投书者言系治人”，前提当然是官府已经掌握了匿名信的内容，因此似乎可以推断，汉律在拆看匿名信方面的规定是模糊的，也就是说，官府得到匿名信后，可以“见辄燔之”；也可以拆看，掌握其中信息，只是不可据以“系治人”。在实际操作中，如果不拆开，很难知道其中是否隐匿了主者姓名；换言之，只有拆开，才能决定是否将书信定性为匿名并进行追究。因此，这小小的差别意味着汉律较秦律更加灵活也更具可操作性。《唐律疏议》规定：“诸投匿名书告人罪者，流二千里。得书者，皆即焚之，若将送官司者，徒一年。官司受而为理者，加二等。被告者，不坐。辄上闻者，徒三年。”唐律对“得书者”是否拆开观看匿名书并没有明确限制，其处置重点在于杜绝此类文书进入司法程序。在这一点上更近乎汉律。这也又一次证明汉承秦制而较秦制更趋合理。 二、司法实践中的变通处理 秦汉律否定匿名书信的法律效力，严禁依据投书者言立案深究，在司法实践中有时是变通执行的。传世文献所记案例表明，如果匿名书信事涉朝廷或者重臣，通常会立案处理。《后汉书·梁统传附子松》记载东汉明帝永平年间太仆梁松匿名信诽谤朝廷案： 松数为私书请托郡县，二年，发觉免官，遂怀怨望。四年冬，乃悬飞书诽谤，下狱死，国除。 又《三国志·魏志·国渊传》记载东汉献帝时国渊为曹操侦破匿名信诽谤案： 时有投书诽谤者，太祖疾之，欲必知其主。渊请留其本书，而不宣露。 其书多引二京赋，渊敕功曹曰：“此郡既大，今在都辇，而少学问者。其简开解年少，欲遣就师。”功曹差三人，临遣引见，训以“所学未及，二京赋，博物之书也，世人忽略，少有其师，可求能读者从受之。”又密喻旨。旬日得能读者，遂往受业。吏因请使作笺，比方其书，与投书人同手。收摄案问，具得情理。 以上两个案例中的“飞书”、“投书”，都是典型的匿名信。但因其内容所指是朝廷或权臣，不仅未予焚毁，反而立案深究，使法律规定成了具文。 《后汉书》记载的其他几个匿名信案例，如章帝建初八年窦皇后“飞书”陷害梁竦案(《皇后纪上》)，顺帝、质帝时李固二度被“飞章”陷害案(《李固传》)，桓帝时史弼被宦官侯览“飞章”陷害案(《史弼传》)，灵帝时宦官程璜“飞章”陷害蔡邕案(《蔡邕传下》)，内容所指是朝廷重臣或封疆大吏，又因主使者是更具政治优势的权贵，也得以立案处理。 这些匿名信案例的处理方式，有别于张家山汉简规定的“毋敢以投书者言 （繫）治人”，与汉律否定匿名信法律效力的立法精神是背道而驰的。考虑到君主专制国家的“人治”特点，我们可以视之为司法实践中的变通。但是联系到《唐律疏议》“若得告反逆之书，事或不测，理须闻奏，不合烧除”的规定，似乎可以推断，汉律“投书罪”中可能有类似的“补充条款”，这种“补充条款”为事涉朝廷、权贵的“投书罪”进入正常司法程序提供了合法性。退而言之，也可能是汉代此类匿名信案件的频频出现，促成了后世法典如唐律将之以立法形式确定下来。 综合以上，睡虎地秦简规定了对匿名书信的处理方式，并对投书者予以追究；张家山汉简规定了要对依据匿名书信立案的政府官员论处；《晋书·刑法志》规定了对投书者的量刑。再加上《后汉书》、《三国志》诸案例的司法实践，基本上构成了秦汉律特别是汉律关于“投书罪”的内容框架：第一，收到告人罪的匿名信，在未能当即拿获投书人的情况下，应立即烧毁，不得采信立案；第二，对依据匿名书信立案的政府官员以“鞫狱故不直”罪论处；第三，对投书人以“弃市”论处；第四，对事涉反逆及重臣违法之类的“投书”案件变通处理，准予立案。这些内容在唐律中明确地反映出来，并且成为其后历朝历代相关立法的基本原则。这样一个框架，也应是我们今后研究秦汉律“投书罪”的基础。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