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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9月27－29日，由中国秦汉史研究会、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中共渠县县委和县人民政府共同举办的“汉阙与秦汉文明学术研讨会”，在“中国汉阙之乡”四川省渠县召开。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香港科技大学等著名高校、科研机构的40多名学者参加了研讨，并实地考察了汉阙遗存。 本次研讨会是近年来汉阙研究领域规模最大的一次学术会议，共收到论文32篇。大体上可以分为三大类：渠县汉阙研究；渠县地域文化研究；汉阙综合性研究。 一、渠县汉阙研究。中国人民大学王子今《论渠县汉阙骑乘画面》从交通方式中骑乘形式的角度考察渠县汉阙的相关遗存，进一步深化了我们对汉代交通史、信仰史及礼俗史的认识。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李毓芳《关于渠县汉阙与石刻的初步研究》注意到一些墓阙附近发现了少量石人、石蹲兽、石行兽等圆雕残件，呼吁通过田野考古工作，进一步究明汉阙石像生的种类、数量、分布情形。中国人民大学孙家洲则从个案研究的角度，对渠县汉阙石像生进行了研究。他的《渠县博物馆所见“神兽石雕”应为冯焕墓阙“大鸟石像”试说》对渠县博物馆收藏的“神兽石雕”，从实物形制剖判、历史案例对比分析、“大鸟”形象的政治文化解读等方面，推断这个汉代石刻立像，应该是冯焕墓前的立鸟石像。四川大学罗二虎《渠县汉代石阙画像研究》对渠县汉阙中的画像内容进行了考释，从“丧葬观念”的角度，对画像内容作了分类。成都武侯祠博物馆的罗开玉讨论了2013年渠县发现的一通东汉圆雕石像，同时对渠县汉阙的功能作了探讨，他认为，渠县汉阙是汉代当地賨民崇功、大族争荣的重要结果与标志，也就是说，渠县汉阙曾经具有崇功耀祖的功能。渠县汉阙的时间问题，特别是赵家村西阙、赵家村东阙、王家坪阙的时间问题，长期以来一直是个有争议的问题。北京大学孙华《渠县晚期石阙的年代问题——兼谈中国的晋代石阙问题》通过类型分析，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被一些学者推定为晋代的渠县石阙，实际上是东汉末期至蜀汉时期的石阙。 二、渠县地域文化研究。今天的渠县，汉代属巴郡宕渠县。本次会议有6篇论文围绕渠县地域文化展开。宋超《“冯焕阙”与“沈府君阙”——兼析〈华阳国志〉所谓“巴有将”说》注意到渠县汉阙中最具代表性的两阙——冯焕阙、沈府君阙，墓阙主人都有担任武职或者守边御敌的经历，文章通过对这二人的相关资料进行详细辨析，又对汉代传世文献中宕渠籍官员进行考察，验证了《华阳国志》所谓“巴有将”的说法。冯焕、冯绲父子是汉代渠县最有名气、最具代表性的历史人物，也是我们研究汉代渠县地域文化应该重点关注的内容。香港科技大学吕宗力、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赵凯的论文，都是围绕冯氏父子展开的。吕宗力《渠县东汉冯氏墓域石刻文字的史料价值》详尽而全面地疏理了文献与碑刻中关于冯氏家族的资料信息，对碑刻资料与文献资料各自的特点、价值及使用原则进行了评点。赵凯《＜冯绲碑＞小议》探讨了“汉车骑将军冯绲碑”碑文中的回护、隐讳问题，冯绲字“皇卿”还是“鸿卿”的问题，对前人的研究成果提出了一些不同意见，并指出“冯绲碑”中有关宦官的记录是进一步了解汉末政治生态的珍贵资料。渠县是賨人、板楯蛮的故乡，因此賨人、板楯蛮也是渠县区域文化研究领域中的重要话题。这次会议有3篇论文以此为主题，分别是：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陈卫东的《賨城的考古发掘与研究》，四川大学江玉祥的《賨人与賨国——宕渠历史文化散论》、四川大学彭邦本的《汉代板楯蛮君长略论》，他们的观点对于研究汉代西南边疆史、民族史，都有一定的价值。 三、汉阙综合性研究。此一大类共有20篇论文，这些论文在更为宏大恒永的时空场域中，对汉阙进行了多角度、全方位的分析与探讨。 中山大学刘昭瑞注意到了附有凤鸟形象的汉阙的特殊性，并把这类汉阙命名为“凤阙”。他的论文《说汉画像中的“凤阙”》指出民间“凤阙”风行，来源于汉武帝建章宫创制“凤阙”；“凤阙”具有指示风向或辨别风速的实用功能。这个观点，对于中国科技史研究具有积极意义。山西大学赵瑞民对四川汉阙图像中时常出现的“妇人启门图”进行了考察，提出解读“妇人启门图”应该着眼于丧葬的新思路。南京大学周晓陆《汉阙与建筑史》，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姚军《汉阙与汉代建筑》为我们展示了汉阙在中国建筑发展史上的地位，以及在中国建筑史研究方面的独特价值。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焦南峰、宁夏考古研究所罗丰《西汉帝陵“三出阙”简论》对西汉皇帝陵园中“三出阙”的制度进行了探讨，揭示了汉阙的等级性。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刘瑞《列侯之阙——汉代早期列侯墓葬制度的初步研究》则着眼于列侯级别的墓阙问题，他根据马王堆汉墓《葬律》，推断出墓茔范围的计算规则，很有创见，对于我们研究汉代官员特别是二千石级别官员的墓茔及墓阙问题，也有启发意义。西安美术学院高子期《秦汉阙的分类》从建筑性质、构造质地、基本外形、是否仿木构造、装饰风格、斗拱使用等不同角度，对秦汉时期的阙进行了多种分类，具有方法论的意义。 汉阙的性质、作用与功能，是一个值得重视的问题。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高大伦《汉墓墓阙为“天门”说》注意到前人相关研究成果中的局限性，把“墓阙为天门”的观点从汉棺、墓砖图像延伸到墓阙实物上。他还认为，汉阙特别是四川地区汉阙的兴衰，与道教特别是五斗米道的兴衰，具有关联性。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宋艳萍《汉代宫廷所建之阙与汉代政治史观》把阴阳五行与汉阙规制联系起来考察，讨论了宫廷类阙的政治功能，认为汉初萧何营建未央宫北阙，与刘邦的政治史观有关系。武汉大学的曾磊同样探讨了宫廷类汉阙的政治功能问题，他的论文《“壮丽”与“重威”——试说阙的政治宣教功用》认为，阙作为一种礼制建筑，能够昭示天子威仪和帝国气势，阙的政治宣教功用值得研究者注意。 有两篇论文探讨了汉阙的铭文问题。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赵宠亮《汉阙铭文研究》对汉代石阙上的铭文进行了较为系统的搜集和整理，包括实物阙铭文与传世阙铭文，总计多达57条，在此基础上，对阙铭的出现时间、阙铭的书写格式、石阙的阙主与修建者等问题进行讨论，提出了不少新见解。北京大学熊龙同样关注汉代石阙上的大字铭文，他把四川地区新发现的四种东汉石棺上的大字题刻，与沈府君阙、冯焕阙等汉阙铭文联系起来，认为石阙大字题铭形式仿效了棺椁铭旌的形式，为我们探讨汉阙铭文形式产生的原因与背景，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路。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张肖马《巴蜀地区汉代石阙和汉代画像“阙”研究》、 雅安市博物馆李炳中《高颐阙图刻及历代碑记》、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李飞《乐山大佛景区崖墓中新发现的汉阙图像》介绍了四川省内其他地区汉阙的情况。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郭明《四川、河南两地汉阙比较研究》、万娇《说“阙”》都对汉阙作了较为宏观的论述。此外，广西师范大学谢崇安教授对汉代南部边区的黄金考古发现及相关问题作了论述。 作为会议的东道主，渠县当地的学者也积极参与了学术讨论。许平《石质汉书——渠县汉阙的符号意义与传承借鉴》、肖仁杰和胡良鸿合著的《渠县汉阙图案试读》体现了对本地历史文化的重视与尊崇，为会议增添了风采。 这次研讨会的多篇论文，提出了不少新观点，并且具有争鸣性，比如渠县汉阙的分类问题，比如图像的性质界定与命名问题，这对于汉阙研究的推进与发展，是有积极意义的。与会学者还对渠县汉阙的保护与开发问题进行了探讨。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