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旧址是日本准备和实施细菌战、进行人体实验的重要见证，既具有实证日本法西斯侵略者反人类、反文明、反伦理的本质及其战时犯罪、战争责任和战后贻害的历史价值，又具有重要的国防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意义。其作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并入选《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而与旧址相关的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罪证陈列馆也先后被列入国家级抗战纪念设施、遗址名录和国际二战博物馆协会会员单位。 对这类现代史上的重要遗址，按照过往的文物工作惯例，通常是遗产保护和博物馆展示方面发挥着比较多的作用，素无考古学的身影。但黑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单位却先后多次对这一遗址进行了调查、勘测、清理和发掘，走出了一条素以古遗址和古墓葬为主要研究对象的考古学参与现代遗址发掘的探索之路，践行了近百年来已经和正在发生变化的中国考古观。 众所周知，1986年出版的《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卷》曾明确地写道：“一般说来，中国考古学的年代下限可以定在明朝的灭亡（1644年）。”我还记得1978年入读大学时，老师们曾讲过为什么这样设定下限的缘由。因为作为历史学科的重要组成部分，考古学的任务在于根据古代人类各种活动遗留下来的实物，以研究人类古代社会的历史。从历史学研究角度来说，明代以后存世的历史文献汗牛充栋，不需要那么多的考古发现来复原历史。正是由于定位于这样的历史学研究目的，所以有关部门评选中国20世纪的100个考古大发现，按时代顺序排下来，位列第100名的便是北京明代万历皇帝定陵的考古成果。这种以编年史断代体例为参照系的学科定位理念，反映了20世纪我国考古学发展的学术进程，影响至深。 长期以来，中国考古学发现和研究的时间下限不但到明代结束，甚至在大学讲授的考古学，结束的时代还要早得多。张忠培先生1997年曾说过，“中国考古学研究的年代下限，早已进入宋元，从秦汉到宋元并已取得了十分可观的成果。”这表明，即便到了20世纪90年代，考古学教育基本上还是教到宋元时代就不再往后讲授了，当然，从事明代考古的专业人员也非常有限。换言之，中国考古学重史前、认汉唐、轻明清的做法，是学科发展过程的时代局限性造成的。中国每年出版数以百计的考古报告，但仍然难以见到以清代考古为发现和研究对象的专题成果，换言之，明清特别是清代考古一直没有形成与其他各段考古相均衡的考古业态，也是不争的事实。 没有清代考古的提法和意识，不等于20世纪中国数以千计的考古工作中没有发现过清代遗存。稍有考古常识的人都知道，晚期的地层是叠压在早期的地层之上的，清代遗存最接近现代地表，往往在它下面才会有其他朝代的遗存。考古时，先要把清代遗存清理掉，才能发现比清代早的遗存。以往考古中遇到这类清代遗存，由于考古观念的局限性，加上清代的历史文献很多，一般都认为没有什么历史研究作用，所以基本都不作为考古工作的对象。 我自己也亲身经历清代遗存挖与不挖的困惑，那就是20年前在三峡考古中，我们曾经收集过一些清代遗存，并在一次库区考古工作汇报会上作过一些介绍，但遭到的吐槽也不少，说我“是不是没什么可挖的了”的同行不乏其人。倒是莅会的三峡库区文物保护规划领导小组组长俞伟超先生对清代遗存所蕴涵的考古信息持肯定态度，并要求各个考古队不能放弃对清代遗存的清理。从那以后，情况才逐渐得到好转。 到了21世纪前后，我们开始注意到不断有清代考古的发现和研究见诸报端。1999年，成都发掘了可将明、清、民国乃至现当代都连接起来的水井街酒坊遗址，揭示出一个延续五六百年未间断生产的完整发展脉络，被评为1999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意味着清代考古开始进入考古的工作范畴。此后不久，黑龙江发掘了讷河市学田乡明清墓葬，陕西发掘了渭南大荔县清后期李氏家族墓地，江西发掘了景德镇珠山明、清御窑遗址，四川发掘了绵竹剑南春清代至民国酒坊遗址，凡此等等，在21世纪初前后的几年里，清代考古的发现和研究已有渐成正果之象，成为中国考古观变化的阶段性和标志性的事件，为历史时期考古的下限补齐了过去只到明代结束的短板，也为现代考古的登场开辟了先河。 如果说上面提到的黑龙江省在明清考古方面已经有所作为的话，那么这些年来他们在考古下限渐次后延的趋势中，又走出了自己的新路，率先进入到了现代考古的新时代。这部大型考古报告《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旧址：细菌实验室及特设监狱考古发掘报告》（以下简称《七三一旧址发掘报告》）便是他们砥砺前行的一部实践、研究、保护以及利用成果，值得我们认真对待、深入分析、反复思考、回顾总结。 从报告中我们不难看到，黑龙江省文物考古部门对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旧址的调查从20世纪80年代就开始了，21世纪以来的2000年和2008年先后进行过二次勘测以及清理。2014年起，为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黑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又按照考古工作规程的要求对旧址进行了更为全面的发掘，揭露了俗称“四方楼”的细菌实验室和特设监狱等七三一部队旧址中最为核心的要害部门遗存，出土了1000余件足以实证七三一部队罪行的实物证据。 对一处现代遗址，做一个虽有断续但时间跨度长达30年的调查和考古工作，专业考古进入的程度不断得以强化，所发挥的作用得以不断提升，这些都反映出黑龙江省的考古求索已经超越了包括明清在内的历史时代范畴，进入到了现代遗址考古的新境界，做到了起步早、步子大、动作快、收获丰，并在田野工作后短短的两年时间就编制完成了《七三一旧址发掘报告》。我在第一时间得以学习翻阅这部浸润着汗水和墨香的厚重书稿，禁不住想把读后的第一印象和些许心得，分享于下： 首先，作为历史学研究组成部分的考古学，正如这本报告的结语所说，“是首次按照考古操作规程对七三一旧址进行的科学揭露，揭开了七三一旧址考古工作和历史研究的崭新一页”，验证了历史、增补了历史、校正了历史、传承了历史。战争遗址承载着沉重的民族历史，是人类客观面对历史，自我觉醒和展示未来的重要载体和场所。没有经过正式考古发掘的遗址，其所埋藏的日军侵华和所犯罪行的事实难以构成直接的物证，其所包含的日军残忍成性和国人遭受残害的信息难以呈现真实的物象，其所承载的厚重遗迹和民族伤痛难以盘活历史的事实，其所具有的文化价值和社会价值难以得到完整揭示，然而所有这一切都因为考古的发现和研究发生了改变，这样的“考古成果将有利于揭示其分布规模和历史状况，取得科学数据，丰富馆藏文物，指导保护与展示工程的实施”（引号部分引自报告结语，下同）。于是，它们才成为了具有历史价值的国家档案和民族记忆的永久资料，考古让历史以看得见的方式、文物让正义以铭记的方式真实和完整地呈现给世人。 其次，在考古对象的时代分支方面，继史前考古学和历史考古学之后，“四方楼”的考古实践将助推现代考古学分支的诞生。过去《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卷》曾将中国考古通史划分为史前考古、历史考古两个大的时域，亦即考古界常说的两大段，或曰“前段”和“后段”。2014年出版的《中国考古学大辞典》已出现了“元明清编”，并收录了清帝陵、颐和园、故宫、李氏家族墓地等清代典型遗存的词条，显示出考古观的新变化。而今，“四方楼”考古又以实践先行方式将现代遗址考古的理念和方式提上了考古学学科建设的进程中，考古下限由此将进入现代时期，一个真正通史意义上的史前时期考古、历史时期考古和新增的现代时期考古的“新三期说”时代，已经和正在成为继清代考古之后的新的考古学时间范畴的生长点。 再次，现代考古学获取复原历史研究资料的方式，往往大于史前考古和历史考古。“四方楼”与一般考古遗址的不同在于，它既没有完全埋藏在地下，也没有彻底变成倒塌的废墟，还存在着一部分与地下相关联的地面以上的遗存，尽管保存状况已不尽如人意，但“对该遗址的发掘和研究，不但可以在相关程度上寻找出其直接的犯罪证据和毁灭犯罪事实的证据，同时亦可以搞清其建筑格局与施工工艺，为研究日伪时期建筑特点提供第一手资料。”譬如“对地下基础部分进行了完整揭露，搞清了其整体格局；另一方面采用先进仪器对其进行了实测，全方位地获取其精确数据”；再如对“上水下水系统及设施等，有了较为清晰的了解”；特别是采取多方合作发掘和多学科交叉研究意义重大，尤其是哈尔滨工业大学的介入，很大程度上提高了发掘与研究的科技含量。现代遗址，去时不远，不但一些老照片、录音、影像、档案资料等有案可寻，而且遗存的建造者、器用设施的使用者乃至当事者及其后裔仍有相当一部分在世，例如原宪兵萩原英夫参加了七三一部队本部建设，他回忆的房屋结构设计、关押用于人体实验的所谓“马路大”的监禁室等，就都与考古清理的结果大致吻合。换言之，现代考古可以采用“三重证据”甚或“多重证据”方式，即历史文献、地下乃至地面遗存、在世的当事者乃至现代生物遗传技术等来复原历史。 还有，《七三一旧址发掘报告》是集描述性解释和解说性解释于一体的全息考古报告，走出了一条“全过程考古”之路。考古是通过发现遗存进而解释遗存来实现历史研究的学科，而且其研究的路径通常是通过研究废弃遗存来重建遗存的使用方式，再通过使用方式来还原最初的生产方式。这些通过结果来上溯过程和动因的方式越往前复原越难，这是因为考古发现的遗存绝大多数都是残缺不全的，所以导致一般的发现和研究常常止步于发掘和整理阶段，只能做到何时、何地、发现了什么遗存这种客观描述性解释，而难以做到为何该时、该地会出现这些遗存的解说性解释。《七三一旧址发掘报告》则尽可能地发掘记录了七三一部队进行细菌武器研究、制造和使用，实施细菌战、人体实验的遗存，还发现了大量1945年8月日军溃逃时，动用工兵部队匆忙销毁实验设备，炸毁细菌实验室及特设监狱等企图毁灭罪证的证据，并对此进行了较为详尽的论述和解读。完成了通常考古难以实现的遗址兴建过程、使用过程、废弃过程这三个过程的全程性复原。这样的全程性复原不但解决了描述性的，更重要的是解决了解释性的难题，以丰富翔实的资料和过程性的记录，深刻揭露了日军侵华罪行。指出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本部旧址曾是世界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以战争为目的进行细菌武器研究和制造、活人实验的军事基地，是以危害人类和自然为代价发动细菌战争的策源地和大本营，“其反人类性质堪比纳粹德国的奥斯维辛集中营”。 最后，侵华日军七三一部队旧址考古预示着中国考古学将进入既专注于务实求真的学术，又助力于社会文化建设的“全考古时代”。近年来，学界对考古学的定义已经发生了一些改变，原来唯发现和研究为上的考古学，近几十年来又延展出了保护和利用等全新领域。中国考古学涉及发现、研究、保护、利用，一方面是通过实物史料复原和重建国史及其演变之道，另一方面是为了让古代文化遗产通过考古学的努力更多地传承给子孙后代。凡此种种，才是考古学追寻的理想境界，才是考古学的全部要义。通过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本部旧址考古过程不难看到，“在发掘中，对各种遗迹现象进行了较为全面的文字、绘图、测量、照相、录像记录，为日后室内资料整理、报告编写乃至研究、保护、复原、展示等，提供了详尽的第一手资料。”据这次发掘的考古领队李陈奇先生介绍，接下来，还将按《七三一部队旧址保护与展示总体规划》，建立数字化的考古遗址博物馆，进一步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提供更为真实的遗迹与遗物证据。换言之，从初期只是调查、保护为主，发展到而今的边发现、边研究、边保护、边利用、边传承的“五位一体”模式，表明黑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具有重大历史价值的大遗址考古工作中已经率先走进了“全考古时代”。 总之，侵华日军七三一部队旧址考古实践过程和《七三一旧址发掘报告》为代表的现代考古实践成果，已经具有了揭露日军罪证和暴行历史、刷新考古学固有传统、促进中国考古观变化、丰富考古学定义和范畴、参与考古学学科共建、改写中国考古学编年史的实践论价值和认识论意义。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