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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八九十年代，地图史研究开始发生学术转向，以美国威斯康星大学密尔沃基分校约翰·布莱恩·哈利为代表的学者群，在重新定义“什么是地图”的基础上，导入“我”的主体性问题。哈利等人开创了地图史研究蓬勃发展的局面，将一个在70年代以前主要是实证性质的“收藏式”研究，带入到“专著和论文爆炸性增长”的状态。直到90年代初，地图史仍然被认为是每个国家只有极少数人从事的领域，而在2000年之后，学者感叹研究文献增长太快，“任何个人都难以消化”。 所谓地图史研究的转向，主要是从各种社会思潮与理论的角度，对地图重新加以理解和定位。大卫·贝赛尔（David Buisseret）在《绘图者的诉求：文艺复兴时期欧洲描绘的新世界》（The mapmaker’s quest: Depicting new worlds in renaissance Europe，2003）的“序言”中指出，这种转向具有三方面意义：第一，地图的定义更为广义和开放，即凡是具有表达地理形象包括空间形象的图像，都可视为地图。如此一来，大大扩展了地图史与地图学史研究的范围。第二，将地图置于其诞生的历史语境中加以分析和解读，尤其是地图的生产、使用过程与知识、权力和资本的关系。第三，认为绘制地图是人类的本能，世界各地都有绘制地图的传统和历史。这否定了西方中心主义只承认西方科学的认识论，肯定了地方性知识在科学史中的价值和意义。 如果说哈利等人更注重从社会批判思潮中汲取思想资源，那么当代地图史研究者已经踏上超越的道路，开始注意从史学理论尤其是图像史、全球史中吸收新养分。地图不只是一种研究对象，地图史研究也不只是一个专门研究类型，它正逐渐成长为一种观察问题、讨论历史的理论与方法。最早提出将地图或地图史研究视为一种理论的是澳大利亚学者大卫·特布尔（David Turnbull）。他在《地图是疆域：科学是一本地图集》（Maps are Territories: science is an atlas, 1989）一书中，明确提出“理论是地图”这一命题。在特布尔看来，空间在知识排序中发挥着基础作用，知识在本质上具有空间性，各种理论也就是这种空间性的表达。换言之，任何一种理论都可以被视为地图式的呈现。地图反映了人类的世界观，记录了制作者对世界的基本认识和看法。特布尔将所有理论都看作地图的观点极为激进，因此地图史学者较少援引他的这一论述，但将地图或地图史研究作为一种理论方法本身，却开始显露端倪。 重新定位地图的内涵或外延，或者将地图与知识、资本、权力展开关联性讨论，都不能说完全跳出了科学史、专题史研究范畴。在这类研究中，所有工作的核心指向是地图，其目的是理解或解释地图作为实践性知识，它的产生、发展及其在社会历史中的地位和作用。这种情况下，地图仍然是一种被动的资料，还不是一种看问题的方法。因此，这种研究范式虽然使地图史研究得以迅速发展，但不足以让其成为融入当代学术思想场域的重要资源。 其实，借鉴特布尔的大胆尝试，我们或可将地图史或地图学史研究作为一种理论方法看待。将地图史或地图学史研究作为一种理论方法来对待的话，地图就不再仅仅是一种资料，而且是观察与理解历史的视角。 就目前来说，作为理论与方法的地图史研究，大概可以表述为通过解析地图的内容来理解其所呈现的历史场景，进而追寻历史场景背后的历史真实。这包含三层内容： 其一，地图是人们世界观和时空观的直接呈现。因此，在对地图中世界观和时空观的研究过程中形成的诸多方法和成果，可以通过归纳、总结，形成一种理论知识，进而为史学研究的其他领域提供可资借鉴的视角、理论与方法。 其二，地图同时包含时间和空间信息，而“时空”则是历史学探寻的主要对象。换言之，可以通过地图来理解或重构其产生年代的“历史镜像”或“历史场景”。通过借助多重史料，对地图所呈现的“历史镜像”进行还原，来探索镜像背后的“历史本像”，并进一步分析“本像”与“镜像”之间的差异以及形成这种差异的原因及其过程，从中得出的任何结论亦是历史的一部分。 其三，地图所使用的图像语言具有可通约性。地图可以被视为一种统一语言，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克服由语音构成的自然语言所造成的时代、文明、地域之间的隔阂。而对各种文明背景下地图图像语言的研究本身，也会极大地丰富史学研究的内容和成果。 作者：潘晟，原刊于《中国社会科学报》2018年1月15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