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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长寿二年（693）一月，武周都城内发生了一件震惊朝野的事件，即安金藏为辩皇嗣之冤而剖腹[1]。 关于安金藏剖腹救主的经过，《旧唐书》卷一八七上《忠义上·安金藏传》云： 安金藏，京兆长安人。初为太常工人。载初年，则天称制，睿宗号为皇嗣。少府监裴匪躬、内侍范云仙并以私谒皇嗣腰斩。自此公卿已下，并不得见之，唯金藏等工人得在左右。或有诬告皇嗣潜有异谋者，则天令来俊臣穷鞫其状，左右不胜楚毒，皆欲自诬，唯金藏确然无辞，大呼谓俊臣曰：“不信金藏之言，请剖心以明皇嗣不反。”即引佩刀自剖其胸，五藏并出，流血被地，因气绝而仆。则天闻之，令舆入宫中，遣医人却纳五藏，以桑白皮为线缝合，傅之药，经宿，金藏始苏。则天亲临视之，叹曰：“吾子不能自明，不如尔之忠也。”即令俊臣停推，睿宗由是免难。 金藏，神龙初丧母，寓葬于都南阙口之北，庐于墓侧，躬造石坟石塔，昼夜不息。原上旧无水，忽有涌泉自出。又自李树盛冬开花，犬鹿相狎。本道使卢怀慎上闻，敕旌表其门。景云中，累迁右武卫中郎将。玄宗即位，追思金藏忠节，下制褒美，擢拜右骁卫将军，乃令史官编次其事。开元二十年，又特封代国公，仍于东岳等诸碑镌勒其名。竟以寿终，赠兵部尚书[2]。 通过惊心动魄的剖腹刺心之举，安金藏不但成功帮睿宗摆脱困境，而且也以赤胆忠心闻名天下。玄宗即位后，安金藏更成为忠义典型，名垂青史。 千载之后，关于安金藏的研究仍长盛不衰[3]。1982年，安金藏父“陆胡州大首领”安菩墓葬发掘，墓葬文物和安菩墓志出土[4]，安金藏为粟特后裔的身份确定，围绕安菩墓葬反映的祆教影响[5]、安氏家族华化及其佛教影响[6]、安金藏剖腹与胡族文化的关系[7]等，形成新的热点问题，安金藏又成为关注焦点。 两《唐书·安金藏传》，仅叙述了他忠义的事迹及仕宦经历，但对其家族、出身、宗教信仰等多未记载，甚至连他是否为粟特后裔都未提及。《安菩墓志》直接或间接补充了安金藏的一些背景资料，有助于我们澄清围绕在安金藏身上的谜团。兹引之如下： 君讳菩，字萨。其先安国大首领。破匈奴衙帐，百姓归中国。首领同京官五品，封定远将军，首领如故。曾祖讳钵达干，祖讳系利。君时逢北狄南下，奉敕遄征，一以当千，独扫蜂飞之众，领衙帐部落，献馘西京。不谓石火电辉，风烛难住。粤以麟德元年十一月七日，卒于长安金城坊之私第，春秋六十有四。以其年十二月十一日，旋窆于龙首原南平郊，礼也。夫人何氏，其先何大将军之长女，封金山郡太夫人，以长安四年正月廿日寝疾，卒于惠和坊之私第，春秋八十有三。以其年二月一日，殡于洛城南敬善寺东，去伊水二里山麓，礼也。孤子金藏，痛贯深慈，膝下难舍，毁不自灭，独守母坟。爱尽生前，敬移殁后。天玄地厚，感动明祗。敕则孝门，以标今古。嘉祥福甸，瑞草灵原。乡曲荫其风，川塗茂其景。粤以景龙三年九月十四日，于长安龙首原南，启发先灵，以其年十月廿六日，于洛州大葬，礼也。嗣子游骑将军胡子，金刚等，罔极艰追，屺岵兴恋。[8] 安金藏父祖仕宦及“六胡州”问题，前辈学者已多有研究[9]，本文不详考。需要指出的是，安金藏母何氏封“金山郡太夫人”，唐荫封母妻，“其母邑号皆加‘太’字”[10]，则何氏封邑不是因夫而是因子荫得到的。何氏嗣子胡子为游骑将军，武散官从五品上[11]，她的封号或因此而得。何氏未因其夫正五品上的定远将军得封号，似乎也暗示了安菩陆胡州大首领的身份还有些疑问。  图1 《无双谱》中 的“代国公乐工安金藏”剖腹图 安金藏为安菩的第三个儿子，也是最小的儿子。其长兄名胡子，直意为胡人之子，可能生于安菩内附之前或内附不久，故无正式汉名。内附后安菩逐渐汉化，为两子取佛教色彩之名金刚、金藏，也显示了安菩家族的佛教信仰。何氏葬于“洛城南敬善寺东”，当是孀居之后，更虔心向佛，这一点对安金藏不无影响。安菩卒于麟德元年（664），享年64岁。安金藏生年不详。考虑到何氏在麟德元年已44岁，安金藏的出生时间应在麟德元年之前。安金藏出生不久丧父，与其母相依为命，备尝艰辛；母逝后庐墓守坟，哀感天地。从安金藏出生成长经历可知，他的庐墓之举，不仅是受儒家孝道熏染，也是其母子情深的真情所致。 安金藏于长寿二年（693）剖腹，距其父离世已有30年，当时安金藏的年龄少说也有30出头[12]。其卒年不详，即使以封代国公的开元二十年（732）计，他也有70岁了。安金藏不但“以寿终”，而且还达到高寿，这本身就是一个值得研究的现象。 清代以来，在有关安金藏的小说、图画和传说故事中，安金藏多被称为乐工，如清初画家金古良所绘古代人物画传《无双谱》中，就有“代国公乐工安金藏”画像[13]（图1）。我国大多数学者接受了安金藏为乐舞工人一说。陈明首先对安金藏身份提出怀疑，指出元稹“将安金藏冠上了一个‘医匠’的头衔”的现象[14]。笔者继续分析安金藏剖腹时的身份，据《文苑英华》卷六七六[15]、《唐文粹》卷二六上元稹《论教本书》中有句：“而令医匠胡安金藏剖腹以明之，岂不大哀哉！”[16]可见元稹将安金藏称为“医匠胡”。“胡”为安史乱后士人严夷夏大防[17]，对安金藏粟特后裔出身的贬称，“医匠”则是安金藏在太常寺时的身份。此后数十年，安金藏一直以医术“直太常寺”。开元初（713），苏颋撰《授安金藏右骁卫将军制》略云： 游骑将军、行右武卫翊府中郎将、员外置同正员、直太常寺安金藏……可骁卫将军、员外置同正员，余如故。主者施行。[18] 这里的“直太常寺”即太常寺的医直[19]。安金藏以医学走入仕途，凭医学大难不死，以医学才能获得晋升。终其一生，安金藏一直受惠于医学[20]。 安金藏未据其父定远将军的门荫入仕，而是以韩愈所谓“君子不耻”的“巫医乐师百工之人”身份入仕[21]，表明安金藏丧父后，幼年与青年时期可能颇为艰辛。长寿二年，安金藏为太常医工。根据医工的选授制度，安金藏之前身份类似太常医生。唐《医疾令》云： 诸医生、针生、按摩生、咒禁生，先取家传其业，次取庶人攻习其术者为之。 诸有私自学习、解医疗者，召赴太医署，试验堪者，听准医、针生例考试。 诸医、针生，以业成申送尚书省者，所司覆试策，各十三条。医生试《甲乙》四条，《本草》、《脉经》各三条。针生试《素问》四条，《黄帝针经》、《明堂》、《脉诀》各二条。其兼习之业，医、针各三条。问答法式及考等高下，并准试国子监学生例。得第者，医生从九品上叙，针生降一等。不第者，退还本学。经虽不第，而明于诸方，量堪疗疾者，仍听于医师、针师内比校，优者为师，次者为工。即不第人少，补阙不足，量于见任及以理解医针生内，简堪疗疾者兼补。[22] 安金藏父为粟特首领，并不属于唐人眼中的医学世家；其父有散阶，也与普通庶人子弟不同。因而安金藏当不是出身于太常的医生、针生等；很有可能是以“私自学习、解医疗者”的身份，参加的太医署考试。安金藏虽医学水平高，但自学出身，文采可能差一些，回答策问水平不高，未能策试及第，入流成为流内官。但他“明于诸方，量堪疗疾”，被选授为太常医工，走入体制内，成为官府的医疗人员。安金藏策试不第而为医工，一方面反映了他对中医典籍有一定的研究，否则不可能参加考试；另一方面也体现出他“私自学习”的医学内容驳杂，有非主流医学的部分。也正因为他的医学水平有时人所不及之处，才能留在太常，成为医工，并走进宫廷，为皇嗣疗病。 粟特首领安菩之子安金藏任太常医工一事，不但丰富了我们对粟特后裔入仕途径的认识，也为唐代粟特医学提供了新的内容。本文从中外医学交流的角度，继续分析安金藏剖腹问题。 二 有些学者认为安金藏剖腹与祆教徒幻术性质相同[23]。关于祆教幻术，敦煌文书S.367号唐光启元年（885）书《沙州伊州地志》残卷有生动记载： 火祆庙，中有素书（画）形像无数。有祆主翟槃陀者，高昌未破以前，槃陀因朝至京，即下祆神，因以利刀刺腹，左右通过，出腹外，截弃其余，以发系其本，手执刀两头，高下绞转，说国家所举百事，皆顺天心，神灵助，无不征验。神没之后，僵仆而倒，气息奄〔奄〕，七日即平复如旧。有司奏闻，制授游「击」将军。[24] 祆主翟盘陀表演技术高超，且能“下祆神”，言时事，故而被授予游〔击〕将军（武散官，从五品下）[25]。实际上，这种以刀刺腹之术，祆教徒多可表演。如《朝野佥载》卷三亦记载： 河南府立德坊及南市西坊皆有胡祆神庙。每岁商胡祈福，烹猪羊，琵琶鼓笛，酣歌醉舞。酹神之后，募一胡为祆主，看者施钱并与之。其祆主取一横刀，利同霜雪，吹毛不过，以刀刺腹，刃出于背，仍乱扰肠肚流血。食顷，喷水呪之，平复如故。此盖西域之幻法也。[26] 值得注意的是，表演幻术者是“募一胡”，具有随意性。可见这种刺腹行为是信仰祆教胡人的基本训练，人多能为之。 宋人董逌撰《广川画跋》，也提到祆祠聚集祈祷和表演活动，其文云： 祆祠，世所以奉胡神也……当隋之初，其法始至中夏。立祠颁政，坊常有群胡奉事，聚火咒诅，奇幻变怪，至有出腹决肠，吞火蹈刀。故下俚庸人，就以诅誓，取为信重。[27] 可见“出腹决肠”是祆祠幻术表演的主要内容。 安金藏的剖腹显然不是表演幻术。蔡鸿生先生从人、事、例、证四个方面发覆辩证，将金藏剖腹与幻术区别开来[28]。诚为卓识。本文所关注的是幻术的医学层面。幻术与外科麻醉手术的关系，日本学者江上波夫已有所论述[29]。古代波斯医学中，服用含有印度大麻（bhanga）成分的四种草药进行患部手术，表明麻醉手术已经存在，而这种医法可能是以幻人（Magi）幻术为基础的[30]。江上波夫重点分析了幻术中的麻醉成分，而笔者这里强调的是幻术与人体解剖学的关系。人体解剖学和麻醉学一样，共同构成外科手术的基础。祆庙中的幻术固然具有表演性，但在这种演出的背后，是表演者对人体器官构造的了解。“以刀刺腹，刃出于背，仍乱扰肠肚流血”，反映了祆教幻术表演者掌握了发达的人体解剖学知识；否则表演过程中利刀碰伤内脏器官，也会危及生命。 祆教医学手术之发达，其经典《阿维斯塔经》多处可见。兹引第四卷《万迪达德》第七章的其中几段为例： 36. 呵，尘世的造物主！假如马兹达教信徒打算行医治病，那他首先应该试着给什么人〔看病〕，给马兹达教信徒，还是魔鬼崇拜者？ 37. 〔Ahura Mazda回答〕：〔行医者〕首先应该试着给魔鬼崇拜者看病，而不是马兹达教信徒。假如〔行医者〕第一次为崇拜魔鬼的〔病〕人动手术未成，导致病人死亡；第二次作同样的手术，又导致〔病人〕死亡；第三次作同样的手术，依然如故，又导致〔病人〕死亡，那么〔此行医者〕就是个没有经验的蹩脚医生。 38. 这样的医生没有资格给马兹达教信徒看病或施行手术；否则，定会给〔正教徒〕带来痛苦和不幸。倘若此人以医生的名义给马兹达教信徒看病或施行手术，结果却伤害了〔病人〕，那他就将以故意犯罪论处。 39. 假如〔行医者〕第一次为崇拜魔鬼的〔病〕人动手术成功，使病体得以康复；第二次作同样的手术，又治愈〔病人〕；第单词作同样的手术，又获成功，使〔病人〕恢复健康，那么，〔此行医者〕就是个有经验的高明医生。 40. 〔这样的人〕便可如愿以偿，成为行医治病的医生，为马兹达教信徒看病或施行手术。 44. 行医者的手段各不相同，有的用手术刀，有的用草药，有的用神圣的语言，后者才是医中翘楚，因为他们能治愈虔诚教徒的心病。[31] 文本中反复的重复“动手术”之词，引人注目。“看病”与“动手术”相提并论，显然很大程度上看病就是要动手术，动手术成为疾病治疗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第44段中，手术刀、草药、神圣语言（咒禁），共同构成行医者手段[32]。 同样是记述医疗方式，唐代著名医学家孙思邈的文字与《阿维斯塔经》大异其趣。《千金翼方·针灸上》云：“且夫当今医者，各承一业，未能综练众方。何哉？或有偏功针刺，或有偏解灸方，或有惟行药饵，或有专于禁咒。”[33]医者治疗方式分针刺、灸方、药饵、禁咒四种。同书《禁经上》云：“是以医方千卷，未尽其性，故有汤药焉，有针灸焉，有禁咒焉，有符印焉，有导引焉。”[34] 这里孙思邈将医疗方法分为汤药、针灸、禁咒、符印、导引五种。其中符印为道家的禳祓鬼厉之术，与佛家的咒禁是同类治疗方法；导引即按摩。《针灸上》篇的针刺、灸方、药饵、禁咒四法，将针刺、灸方一分为二，实际上记载的是针灸药饵、禁咒三法。据《禁经上》篇，唐代的医疗方式有汤药、针灸、禁咒、按摩四种，这与太常寺太医令“掌诸医疗之法，丞为之贰。其属有四，曰医师、针师、按摩师、咒禁师”[35]，是相同的。不论《唐六典》记载的官府机构，还是孙思邈概括的民间医疗状况，唐代的主流行医方式只有这四类，不包括外科手术。这与《阿维斯塔经》中并列的以手术刀、草药、神圣语言行医，形成鲜明对比。《阿维斯塔》中对医生职能的描述，体现了动手术是祆教医生的主要治病方式。人体解剖学是手术医学的基础，祆教经书中对动手术记载之普遍，也反映了祆教医学中人体解剖学之发达。 安金藏出生于中土，深受中华文化熏染，可能并未保有祆教的信仰。但正如雷闻所指出的，安金藏居住的长安礼泉坊，是长安有祆祠的五坊之一。他“处在长安祆教文化的核心区，对于祆祠的下神幻术，他在自幼耳濡目染之下，应当不会陌生”[36]。安金藏不仅熟悉祆教幻术，而且作为医者，他也了解祆教丰富的解剖学和手术医学知识。因而在情急剖腹时，他能避开内脏要害，剖得“五藏并出，流血被地，因气绝而仆”，在缝合救治之后，仍能复活。 三 据上引《安金藏传》，安金藏剖腹后的救治方法为：“遣医人却纳五藏，以桑白皮为线缝合，傅之药。”救治分缝合与敷药两部分。缝合使用的桑白皮线。“桑白皮”即“桑根白皮”，一直见诸中医本草经的记载。成书于东汉末的《神农本草经》（简称《本经》）就有“桑根白皮”条，此书久佚，顾观光等的辑复的《神农本草经·中品》云： 桑根白皮，味甘寒。主伤中，五劳六极，羸瘦，崩中脉绝，补虚益气。[37] 显庆四年（657）苏敬等奉敕编纂完成的《新修本草》也记载了“桑根白皮”，《木部中品卷第十三》云： 桑根白皮，味甘，寒，无毒。主伤中五劳六极，羸瘦，崩中，脉绝，补虚，益气。去肺中水气，止唾血，热渴，水肿，腹满，颅胀，利水道。去寸白，可以缝创。 〔谨案〕：桑椹，味甘，寒，无毒。单食，主消渴。叶，味苦、甘，寒，有小毒。水剪去浓汁，除脚气水肿，利大小肠。灰，味辛，寒，有小毒。蒸淋取汁为煎，与冬灰等，同灭痣疵黑子，蚀恶肉。煮小豆，大下水胀。敷金创止血，生肌也。[38] “谨案”以上，抄录陶弘景（456-536）《本草经集注》，表明至少自南朝以来，桑根白皮“可以缝创”已见诸中医典籍。“谨案”为苏敬等修订时新增的注文。桑根白皮的功能之一在于能给被金属割裂的伤口止血，促进新肉长出，利于伤口恢复。 以桑白皮治疗因金属割裂而导致的肠出、肠断的方法，还见诸中国古代医方。日本学者冈野诚从丹波康赖编纂的《医心方》中，找到了专治肠出、肠断的中国古医方，它们与医人治疗安金藏之法如出一辙[39]。为了便于分析，兹再引录如下。《医心方》卷一八《治金创肠出方第六》云： 《删繁方·治金创伤肠出方》：取桑皮綖，缝腹皮，用蒲黄粉之。 同书同卷《治金创肠断方第七》云： 《葛氏方·若肠已断者方》：以桑皮细綖缝合，鸡热血涂之，乃令入。[40] 丹波康赖所撰《医心方》成书于永观二年（884），是日本现存最古老的医书，汇集六朝以来中医药书百余种。《医心方》引用的《删繁方》，即见诸《隋书·经籍志》的隋以前人谢士秦所撰的“《删繁方》十三卷”[41]；《葛氏方》应是葛洪（283-343）所撰或托名葛洪的医方。以桑白皮线缝合伤口是中医传统之法，延续了千余年之久。 安金藏剖腹后先以桑白皮线缝合，后敷药，与《删繁方》记载的方法相同。这一方法体现了中国医学水平，被普遍应用。对于安金藏的救治，李冗《独异志》记载： 〔天〕后遣医工复内入腹，以桑皮细针缝合，经夕复生。[42] 缝合救治安金藏之人，是医工。太常寺太医署有“医工一百人”[43]，安金藏剖腹时也是太常医工，他与救治他的医工身份相同，隶属机构也相同。安金藏汉化程度很深，兼有文德。[44]以医学水平高超供职于太常寺太医署，参加过中医学考试，对中医典籍如《本草》、医方等不能不有所涉猎，而且可能较为精通。桑白皮功效记载于高宗朝完成的《新修本草》，这应该是安金藏习中医阅读的重要典籍，桑白皮缝合是治疗肠出、肠断的基本方法，安金藏不只了解这一医方，而且因与救治他的医工一起在太常行医，当耳濡目染肠出救治方法。安金藏接受中华文化，钻研中医书，故而应该熟悉剖腹后的救治方式和中医的救治水平。 四 安金藏剖腹背后，也不能排除印度医学知识的支撑。安金藏家族信佛，[45]不仅是安菩父子取了带有佛教意味的名字：“菩萨”、“金刚”、“金藏”等，而且安金藏也有崇佛的实际行动。据《安菩墓志》，安金藏父在麟德元年葬于长安龙首原，其母于长安四年葬于洛阳城南。景龙三年（709），安金藏从长安龙首原启其父灵，将其父母改葬在洛阳龙门石窟东山。安金藏不远千里将其父母迁葬龙门的过程，反映了安金藏及其父母“热恋着龙门佛教圣地的宗教氛围”，[46]而归葬龙门的行为，正体现了安金藏家族的佛教信仰。 随着佛教传入中国，印度医法也对中华医学影响颇深[47]。不但有印度医学书籍被译成中文，印度医方、医药流行中土，而且来自印度和西域的僧侣多行医疗疾，并形成了僧医[48]、“医王”[49]、“药王”等专有词汇[50]，显示了印度医学的广泛流行。唐代印度医学影响更大，重要医学著作如《备急千金要方》、《千金翼方》《外台秘要》等著作多记载婆罗门法，都留下了佛教医学的痕迹[51]；佛教的咒禁学登上太常寺医学教育殿堂，成为唐医学的一个专科[52]；太宗、高宗先后命婆罗门僧那罗迩娑寐和卢伽阿逸多为其研制长生药[53]；“师有金篦术，如何为发蒙”[54]，印度眼科手术作为新流行治眼疗法，为唐代士大夫争相追逐[55]；婆罗门僧活跃在庙堂和民间，传药行医，兼做手术[56]。 印度医学中，外科手术理论技术较为发达。公元前9世纪印度医学家苏斯鲁塔的著作《本集》中就记载了整容、肛瘘、扁桃体切除、胆石切除。脓肿切除、截肢等外科手术，并列举了121种外科手术器械。[57]从金篦刮眼在唐朝野的流行，也可见印度手术技术之先进。唐代婆罗门也有以剑刺肚的习惯。《册府元龟》卷一五九《帝王部·革弊》云： 高宗显庆元年正月丙辰，御安福门楼，观大酺。胡人欲持刀自刺以为幻戏。帝不许之。乃下诏曰：“如闻在外有婆罗门胡等，每于戏处，乃将剑刺肚，以刀割舌，幻惑百姓，极非道理。宜并发遣还蕃，勿令久住。仍约束边州，若更有此色，并不须遣入朝。”[58] 唐土内，婆罗门胡表演以刀刺腹的幻术也很普遍，故而高宗下令禁断，专门强调了“婆罗门胡”。此幻术渊源，本文不深究，但可以肯定，婆罗门“将剑刺肚”的幻术表演也是建立在发达的人体解剖学知识上的。 印度医学尤其是外科医学也久负盛名，作为自学医术的安金藏，一定对此有所涉猎和接触。当然，安金藏不是从梵文而是在华化的分为中了解印度医学的，其佛教信仰也是其汉化的一部分。在中医并不重视外科手术之学。〔宋〕唐慎微撰《证类本草》卷一云： 惟张仲景一部最为众方之祖，又悉依本草。但其善诊脉，明气候，以意消息之尔。至于刳肠剖臆，刮骨续筋之法，乃别术所得，非神农家事。[59] 解剖学和外科手术，在神农学派中没有地位，这是中医的主流认识。因此安金藏的解剖学知识，显然来自外来文化影响。到底是直接受祆教还是印度医学影响，已不能确定了。从安金藏的出身和居住环境、仕宦经历，似乎祆教和印度医学都对他有影响，我们只能说，安金藏对这两种外科医学知识各取所长，运用之妙，融合为一了。 安金藏剖腹救主，是义薄云天的行为。本文分析安金藏的解剖学和中医学知识，并非抹杀安金藏忠义的光辉，而是要探讨中外交流的医学知识在安金藏剖腹背后的作用。安金藏面对酷吏来俊臣严刑审讯时选择剖腹，也是人类在求生本能下所做的以进为退之举。安金藏慈母尚在，他本无自戕之心，当时迫在眉睫的问题是如何逃脱劫难。在千钧一发之际，安金藏本能地选择了一种方法保全皇嗣又保全自己的方法，于是作为医者而积累的中医与祆教、印度医学知识就派上了用场。 结论 长寿二年安金藏的剖腹，无疑是一场政治行为，但由于安金藏医者的身份，本文从医学的角度对之进行了解读。安金藏将尽忠之举，表现为一场大型胸腹腔外科手术。这场手术是由两个人完成的：他自己完成了前一半，切割胸腹，让五脏流出；另一医工继续完成后一半，缝合、敷药，实施救治。安金藏不仅在剖腹创伤后活了下来，而且晚年享受荣华富贵，以高寿终，可见这个手术对安金藏的身体损害微弱，可以说是相当成功的。这一大型手术，是中外医学合璧之作：安金藏剖腹的手术和解剖学知识，源自火祆教和印度医学；而之后的缝合术，又来自中国传统医学。安金藏剖腹背后，是波斯、粟特、唐与印度医学知识的交汇，这一手术本身就是中、印、粟特及中亚文化交流的产物。 唐代胡医（如粟特、大秦、婆罗门、波斯胡等）行医屡见记载，表明唐代社会中胡医大量存在。[60]唐代疗病以草药、针灸为主，间以巫觋，罕做手术。[61]胡医则多行外科手术。不论在宫廷、地方官府还是民间，胡人行医畅行无阻，胡医做手术成为普遍现象。中医以草药、针灸，胡医以手术刀，各司其职，共同行医，成为唐皇室、官员、百姓健康的保证，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中医的不足，共同维系着唐代的医学水平。胡医的行医活动，也是唐代开放性的体现。 参考文献： [1] 《资治通鉴》卷二〇五“长寿二年春一月”条，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6490页。 [2] 《旧唐书》卷一八七上，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4885-4886页。 [3] 如桑原隲藏：《隋唐時代に支那來住した西域人に就いて》，《內藤博士還歷祝賀支那學論叢》，京都：弘文堂，1926年；收入《桑原隲藏全集》第2卷，東京：岩波書店，1968年，汉译见何健民编著《隋唐时期西域人华化考》，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79年，第68－69页。岡野誠：《唐の安金藏の剖腹》，《法史学研究会会報》第5号，2000年，第33－37页（岡野氏又将相关论述修改汉译为《武则天与安金藏》，见《唐代法制史与医学史的交汇》Ⅲ，载张国刚主编《中国社会历史评论》第3卷，中华书局，2001年，第212－218页）等。其他粟特研究中，多涉及安金藏，如谢海平《唐代留华外国人生活考述》，台湾商务印书馆，1978年，第114-116、339页；李昌集《唐代宫廷乐人考略――唐代宫廷华乐、胡乐状况一个角度的考察》，《中国韵文学刊》2004年第3期，第1-17页；韩香《隋唐长安与中亚文明》，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第83、148页；陈海涛、刘惠琴《来自文明十字路口的民族：唐代入华粟特人研究》，商务印书馆，2006年，第173-174、251-252页；许序雅《唐朝与中亚九姓胡关系研究》，兰州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204页；毕波《中古中国的粟特胡人：以长安为中心》，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144页。 [4] 洛阳市文物工作队：《洛阳龙门唐安菩夫妇墓》，《中原文物》1982年第3期，第21－26、14页，图版3-9；赵振华、朱亮：《安菩墓志初探》，《中原文物》1982年第3期，第37－40页。赵俪生、温玉成：《一通与唐史、中亚有关的新出土墓志》，《西北史地》1986年第3期；收入赵俪生《弇兹集》，兰州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125-127页。安菩墓志见《洛阳出土历代墓志辑绳》，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444页；周绍良主编：《唐代墓志汇编》景龙033，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1104-1105页；吴刚主编：《全唐文补遗》第4辑，三秦出版社，1997年，第402-403页。赵振华、朱亮：《洛阳唐安菩墓出土一批与农牧业有关的文物》，《农业考古》1984年1期，第260-262页；陈新：《洛阳安菩墓出土唐三彩赏析》，《中原文物》2000年3期，第68-70页；冯健：《洛阳唐代安菩墓出土的男立俑探析》，《洛阳大学学报》2005年3期，第9-10页。 [5] 姜伯勤：《唐安菩墓三彩骆驼所见“盛于皮袋”的祆神――兼论六胡州突厥与粟特之祆神崇拜》，《唐研究》第7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55-70页；收入《中国祆教艺术史研究》，三联书店，2004年，第225-236页。沈睿文：《重读安菩墓》，《故宫博物院院刊》2009年4期，第6-21页。 [6]刘淑芬：《中古的佛教与社会》，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276-277页。陈海涛、刘惠勤：《来自文明十字路口的民族――唐代入华粟特人研究》，第173-174。韩香：《隋唐长安与中亚文明》，第148页。张乃翥：《龙门石窟与西域文明》，中州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123-124页。蔡鸿生：《专门史与通识》，陈春生主编《学理与方法――蔡鸿生教授执教中山大学五十周年纪念文集》，香港：博士苑出版社，2007年，第3-8页；亦收入蔡鸿生《读史求识录》，广东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23-29页。李鸿宾：《安菩墓志铭再考――一个胡人家族入居内地的案例分析》，《唐史论丛》第12辑，三秦出版社，2010年，第160-181页；收入其著《唐朝的北方边地与民族》，宁夏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255-285页。王睿：《“犬鹿相狎”非祆辨：再论安金藏家族信仰》，载其著《唐代粟特人华化问题述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第111-123页。 [7]雷闻：《割耳剺面与刺心剖腹――从敦煌158窟北壁涅盘变王子举哀图说起》，《中国典籍与文化》2003年第4期，第95－104页；修改后收入《从撒马尔干到长安――粟特人在中国的文化遗迹》，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4年，第41－48页；陈明：《中古医疗与外來文化》，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68－70页。 [8]《洛阳出土历代墓志辑绳》，第444页；周绍良主编：《唐代墓志汇编》景龙033，第1104-1105页；吴刚主编：《全唐文补遗》第4辑，第402-403页。 [9] 张广达：《唐代六胡州等地的昭武九姓》，《北京大学学报》1986年第2期，第71-82页；收入《西域史地丛考初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第249-279页；亦收入《张广达文集·文本、图像与文化流传》，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75-96页。周伟洲：《唐代六胡州与“康待宾之乱”》，《民族研究》1988年第3期。陈海涛：《唐代粟特人聚落六胡州的性质及始末》，《内蒙古社会科学》2002年第5期，第40-44页。 [10] 《唐六典》卷二“司封郎中员外郎职掌”条，陈仲夫点校，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39页。 [11] 《唐六典》卷五“兵部郎中职掌”条，第153页。 [12] 笔者在《“乐工”还是“医匠”？――安金藏研究》（《晋阳学刊》2015年3期，第37-44页）一文中，推测安金藏剖腹时可能20岁，误。 [13] 〔清〕金古良：《无双谱》，河北美术出版社，1996年，第57页。 [14]陈明：《中古医疗与外來文化》，第70页。 [15] 〔宋〕李昉等编：《文苑英华》，中华书局1966年影印版，第3479页。 [16] 〔宋〕姚铉编，〔清〕许增校：《唐文粹》，浙江人民出版社1986年影印版，叶6a。 [17] 详见傅乐成《唐代夷夏观念之演变》，《大陆杂志》25卷8期，1962年，收入其《汉唐史论集》，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6年，第209-226页。 [18] 《文苑英华》卷四〇二《授安金藏右骁卫将军制》，第2039页。 [19] 关于直官制度，详见拙著《唐代直官制初探》，《国学研究》第3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383-424页；收入《唐代制度史略论稿》，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1-56页；《唐代直官补考——以墓志为中心（上）》，《隋唐辽宋金元史论丛》第4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125-137页；《唐代直官补考——以墓志为中心（下）》，《隋唐辽宋金元史论丛》第5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52-72页。 [20] 详见拙著《“乐工”还是“医匠”？――安金藏研究》，《晋阳学刊》2015年3期，第37-44页。 [21] 〔唐〕韩愈撰、马茂元校注：《韩昌黎文集校注》卷一《师说》，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43页。 [22]此据“唐医疾令复原清本”第1、9、13条，见天一阁博物馆、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天一阁藏明抄本天圣令校证》，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577-578页。 [23] 见上引雷闻《割耳剺面与刺心剖腹――从敦煌158窟北壁涅盘变王子举哀图说起》一文。 [24]图版见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大英图书馆、敦煌吐鲁番学会编《英藏敦煌文献》（非佛经部分），第一卷， 四川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157-158；唐耕耦、陆宏基编：《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6年，第39-41页）也有录文和图版。日本学者羽田亨最早研究这件文书，见其著《唐光啟元年書寫沙州·伊州地志殘卷に就いて》，载《羽田博士史學論文集》上卷歷史篇，京都：東洋史研究會，1957年，第565-605页（万斯年译《唐光启元年写本沙州伊州地志残卷考》，载《唐代文献丛考》，商务印书馆，1957年，第72-94页）。郑炳林：《敦煌地理文书汇集校注》（兰州：甘肃教育出版社，1989年，第65-73页）、王仲荦：《敦煌石室地志残卷考释》（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第196-207页）也对这件文书进行了移录和考释。 [25]《唐六典》卷五“兵部郎中职掌”条，第153页。 [26]《朝野佥载》，赵守俨点校，中华书局1979年，第64-65页。 [27] 《广川画跋》卷四《书常彦辅祆神像》，于安澜编《画品丛书》本，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82年版，第275-276页。 [28] 见上引蔡鸿生《专门史与通识》一文。 [29] 江上波夫：《華佗と幻人》，载石田博士古稀記念會編《石田博士頌壽記念東洋史論叢》，東京：石田博士古稀記念會出版，1965年，第73-93页；收入《江上波夫文化史論集5 游牧文化と東西交涉史》，東京：山川出版社，2000年，第333-351页。 [30] Dhalla M. N., Zoroastrian Civilization from the Earliest Times to the Downfall of the Last Zoroastrian Empire 651 A. D., New York, 1922, pp. 152, 352, 353. [31] 〔伊朗〕贾利尔·杜斯特哈赫选编《阿维斯塔――琐罗亚斯德教圣者》，元文琪译，商务印书馆，2005年，第296-298页。参见James Darmesteter, trans., The Zend-Avesta, Part I: The Vendīdad, Delhi: Motilal Banarsidass; reprinted 1988, pp. 83-86. 又见Joseph H. Peterson, ed., Vendīdad (Viddēvdād) or Laws against the Demons (Avesta-The Sacred Books of Zoroastrianism, Book 3), Avesta.org, 1995, pp. 60-62. 本文引自： <http://www.avesta.org/vendidad/vd_eng.pdf>。 [32] 陈明也指出，琐罗亚斯德教徒有三种医生：外科医生、草药医生和画符念咒的巫医。见《中古医疗与外来文明》，第302页。 [33] 〔唐〕孙思邈撰，朱邦贤、陈国文等校注：《千金翼方校注》卷二六《针灸上》，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730页。 [34] 《千金翼方校注》卷二九《禁经上》，第813页。 [35] 《唐六典》卷一四《太常寺·太医署》，第409页。 [36] 见上引雷闻《割耳剺面与刺心剖腹――从敦煌158窟北壁涅盘变王子举哀图说起》一文。 [37] 徐树楠、朱兵占编著：《神农本草经》，河北科学技术出版社，1996年，第89页。 [38] 〔唐〕苏敬等撰、尚志钧辑校：《新修本草：辑复本第二版》，合肥：安徽科学技术出版社，2004年，第192页。 [39] 见上引岡野誠《唐の安金藏の剖腹》一文。 [40] 〔日〕丹波康赖：《医心方》，学苑出版社2001年版。 [41] 《隋书》卷三四《经籍志》，中华书局点校本，第1046页。 [42] 《独异志》卷上，张永钦、侯志明点校，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5页。 [43] 《唐六典》卷一四《太常寺·太医署》，第409页。 [44] 陈海涛、刘惠琴指出：“从安菩至安金藏，只有一代，汉文化所崇尚的忠孝思想在其身上已根深蒂固，可见其汉化是非常深的。”见《来自文明十字路口的民族：唐代入华粟特人研究》，第173-174。最近，王睿又分析了安金藏葬母营坟的“犬鹿相狎”现象，指出“犬鹿相狎”也是汉俗旌表忠孝的习惯套语，凸显出浓重的汉俗特征。见《唐代粟特人华化问题述论》，第111-123页。 [45]韩香：《隋唐长安与中亚文明》，第148页；许序雅：《唐朝与中亚九姓胡关系研究》，兰州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204页。 [46]张乃翥：《龙门石窟与西域文明》，第124页。 [47] 陈邦贤：《中国医学史》，商务印书馆1998年版，第91-102页；马伯英、高晞、洪中立：《中外医学文化交流史》，上海：文汇出版社，1993年，第113-172页；道端良秀：《中國佛教社會經濟史の研究》，平樂寺書店，1983年，第337-362頁。 [48] 薛公忱：《儒道佛与中医药学》，中国书店2006年版，第598页。 [49] 马小鹤：《摩尼教、基督教、佛教中的“大医王”研究》，《欧亚学刊》第1辑，中华书局1999年版，第243-258页；陈明：《沙门黄散：唐代佛教医事与社会生活》，载荣新江主编：《唐代宗教信仰与社会》，上海辞书出版社，2003年，第252-295页；C. Pierce Salguero, “The Buddhist Medicine King in Literary Context: Reconsidering an Early Medieval Example of India Influence on Chinese Medicine and Surgery”, in History of Religions, vol. 48, no. 3, 2009, pp. 83-210；陈明：《中古医疗与外来文化》，第43-56页。 [50] 范家伟：《中古时期的医者与病者》，复旦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233-239页。 [51] 陈明：《中古医疗与外来文化》，第224-278页。 [52] 朱瑛石：《“咒禁博士”源流考――兼论宗教对隋唐行政法的影响》，《唐研究》第5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147-160页。 [53] 《旧唐书》卷八四《郝处俊传》，第2799页；卷一九八《西戎·天竺国传》，第5308页。 [54]《刘禹锡集》卷二九《赠眼医婆罗门僧》，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273-274页。 [55] 季羡林：《印度眼科医术传入中国考》，《国学研究》第2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555-560页；陈明：《隋唐五代时期西域外来的眼科知识及其应用》，《敦煌吐鲁番文书研究》第8卷，中华书局，2005年，第137-166页。 [56] 《南部新书》卷九，《太平广记》卷一〇一“邢曹进”条引《集异记》。参见谢海平《唐代留华外国人生活考述》，第250-251页。 [57] 〔英〕罗伯特·玛格塔：《医学的历史》，希望出版社2003年版，第20页。 [58] 《册府元龟》，周勋初等校订，南京：凤凰出版社2006年版，第1772页。 [59] 〔宋〕唐慎微等撰，陆拯等校注：《重修政和经史证类备用本草》，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13年版，第53页。 [60] 陈明：《中古医疗与外来文化》，第102-113页。 [61] 于赓哲：《被怀疑的华佗――中国古代外科手术的历史轨迹》，收入其著《唐代疾病、医疗史初探》，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251-275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