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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料是过往的人类社会遗留下来的各种痕迹，我们只有依据史料才能认识、解释和建构历史。朗格诺瓦、瑟诺博司指出：“历史由史料构成，史料乃往时人类思想与行为所留遗之陈迹。……无史料斯无历史矣。”[1]梁启超也说：“史料为史之组织细胞，史料不具或不确，则无复史之可言。”[2]既然历史是过往的一切，那么，从逻辑意义上说，一切痕迹皆可作为史料。胡适将“一切的书籍”都看成是历史的材料。[3]宁可先生说：“凡是过去的或涉及过去的东西，能够经过它们认识过去历史的，都是史料。”[4]小说自然可以作为研究历史的史料。“小说”古已有之，利用小说史料进行历史研究与书写的传统也源远流长，二十世纪“新史学”以来的许多史家，对此更是给予了高度关注，他们不但从认识上更加深入，留下了大量的相关言说，而且从实践上亦有较多的学术成就。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意欲通过《老残游记》这部晚清小说，分析作者刘鹗的为官理念，从而对小说史料的价值及其局限进行初步探索，以期推进小说证史问题的研究。 一、小说的特点及其作为史料的可能 小说与史书不同，所以才有小说能否证史、如何证史的问题，这是谈论小说史料价值的前提。在中国古代，二者之间的区分比较模糊，故有文史不分的说法，当然随着文学和史学的发展，人们对二者的异同慢慢地也有了一些认识，并留下了不少说法。今天，作为文体的“小说”概念，则是在传统小说观念的基础上，汲取了西方小说观念的成分，结合小说创作的实际，经梁启超、吕思勉、鲁迅等人的探索，于二十世纪上半期逐步确立起来的。 “小说”一词的早期涵义并非指一种文体，与现代意义上的小说概念差异较大。“小说”一词最早见于《庄子·外物》：“饰小说以干县令，其于大达亦远矣。”[5]其涵义是指琐屑的言辞，小道理。在刘向、刘歆父子《七略》的基础上形成的《汉书·艺文志》，将诸子分为十家，其中之一为小说家：“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之所造也。孔子曰：‘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致远恐泥，是以君子弗为也。’然亦弗灭也。闾里小知者之所及，亦使缀而不忘。如或一言可采，此亦刍荛狂夫之议也。”[6]即小说是街谈巷语、道听途说的东西，多为“其语浅薄”、“迂诞依托”之作[7]，但汉志并没有完全否定其价值，指出虽小道亦有可观。这一观点对后世影响很大，代表了中国古代“小说”的主流观念。东汉桓谭的说法是：“若其小说家，合丛残之语，近取譬论，以作短书，治身理家，有可观之辞。”[8] 南朝刘勰《文心雕龙·谐隐》云：“然文辞之有谐隐，譬九流之有小说，盖稗官所采，以广视听。”[9]初唐所修《隋书·经籍志》亦云：“小说者，街说巷语之说也。……以知风俗……道听途说，靡不毕记。”[10]他们对“小说”的可观之辞、广视听、知风俗等都给予了肯定。唐代刘知几对“小说”有较多的谈论。他站在史学家的立场上，从“实录”出发，批评这类文字“道听途说之违理，街谈巷议之损实”[11]。但在史料采择上又主张博采：“子曰：‘吾犹及史之阙文’，是知史文有阙，其来尚矣。自非博雅君子，何以补其遗逸者哉？盖珍裘以众腋成温，广厦以群材合构。自古探穴藏山之士，怀铅握椠之客，何尝不征求异说，采摭群言，然后能成一家，传诸不朽。”[12]所以，也没有完全排斥“小说”，指出“刍荛之言，明王必择，葑菲之体，诗人不弃，故学者有博旧闻，多识其物”，“是知偏记、小说，自成一家，而能与正史参行，其所由来尚矣”[13]。指陈了“小说”与“正史参行”的事实，及博闻旧物、明王必择的价值。由此，刘知几进一步对文史之异同作了初步的辨析，提出在惩恶劝善的功能方面“文之将史，其流一焉”[14]，而在写作主体和形式上二者“皎然异辙”：“昔尼父有言：‘文胜质则史’，盖史者当时之文也。然朴散淳销，时移世异，文之与史，皎然异辙。故以张衡之文，而不闲于史；以陈寿之史，而不习于文。”[15] 到了清代官方主持修纂的《四库全书总目·小说家序》亦云：“小说九百，本自《虞初》……迹其流别，凡有三派：其一叙述杂事；其一记录异闻；其一缀辑琐语也。唐宋而后，作者弥繁，中间诬谩失真、妖妄荧听者，固为不少；然富劝戒、广见闻、资考证者，亦错出其中。”[16]批评了小说的“诬谩失真、妖妄荧听”，肯定了其“富劝戒、广见闻、资考证”的社会政治功用。但是，《四库全书总目》没有将当时蓬勃发展的白话通俗小说纳入到“小说”类，所以，与我们今天意义上的小说有很大差距。 而民间学者章学诚，则对这类著述给予了高度重视，将志怪、传奇、演义等纳入到“小说”的范畴，与近代“小说”的概念已比较接近： 小说出于稗官，委巷传闻琐屑，虽古人亦所不废。然俚野多不足凭，大约事杂鬼神，报兼恩怨，《洞冥》《拾遗》之篇，《搜神》《灵异》之部，六代以降，家自为书。唐人乃有单篇，别为传奇一类。专书一事始末，不复比类为书。大抵情钟男女，不外离合悲欢。红绋辞杨，绣襦报郑，韩、李缘通落叶，崔、张情导琴心，以及明珠生还，小玉死报，凡如此类，或附会疑似，或竟托子虚，虽情态万殊而大致略似。其始不过淫思古意，辞客寄怀，犹诗家之乐府、古艳诸篇也。宋元以降，则广为演义，谱为词曲，遂使瞽史弦诵，优伶登场，无分雅俗男女，莫不声色耳目。盖自稗官见于《汉志》，历三变而尽失古人之源流也。[17] 在这里，章学诚将“小说”的源头、特点、功能、流变等，通过举例的方式进行了总结式论述，将六朝志怪、唐代传奇、元明演义作为“小说”发展的三个阶段，在中国古代小说观念史上还是第一次。但是，对于“小说”功能的认识还是停留在了“不废”的认识层面，基本态度还是“多不足凭”。 综观上述古代学者的主要观点，可以将古人对“小说”的认识归纳为以下几点：“小说”的源头是“稗官”，作者多为私家而非官方，形式上主要是街谈巷议道听途说，内容特点是虚妄不实，功能是博识惩劝。这些观念与近代小说观念有不少相通之处，但今天文体意义上的小说观念直到二十世纪才最终确立起来。 自梁启超呼吁“小说界革命”，倡导写“新小说”以启迪民智以来，小说进入了活跃期。梁启超于1902年写下了《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提倡“欲改良群治，必自小说界革命始；欲新民，必自新小说始”[18]。他创办《新小说》杂志，并开辟“论说”专栏，讨论小说问题，使得新小说观念得到广泛传播。梁启超特别强调的是小说的社会政治作用。之后，经王国维、曼殊、吕思勉、鲁迅等人的努力，逐渐确定了现代小说的概念。 曼殊说：“小说者‘今社会’之见本也。无论何种小说，其思想总不能出当时社会之范围，此殆如形之于模，影之于物矣。虽证诸他邦，亦罔不如是。”又说：“盖小说者，乃民族最精确、最公平之调查录也。”[19]这是较早对小说反映的思想真实性问题提出的看法。1914年，吕思勉在《中华小说界》杂志第3-8期，连续发表了长文《小说丛话》，以近代西方文学观念为参照，详细论述了小说的性质及其相关问题，尤其强调了包括小说在内的文学的突出特征——虚构性、创造性和想象性，是对小说文体的特点进行了界定。而对于小说中所载之事实，他说：“小说所载之事实，谓为真亦可，谓为伪亦可。何也？以其虽为事实，而无一不经作者之想象变化；虽经作者想象变化，而仍无一不以事实为之基也”，“小说者，社会之产物也。”是对小说记事真实性进行的思考。这些言论对于我们认识小说的特点及运用小说史料都有启发意义。到了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的问世，现代“小说”的基本观念便已奠定。 今天意义上的小说，指的是一种文学体裁，它以散体文的形式表现叙事性的内容，通过一定的故事情节对人物的关系、命运、性格、行为、思想、情感、心理状态以及人物活动的环境进行具体的艺术描写，其构成要素有三：故事情节、人物性格刻画、人物的生活环境[20]。与其它著述相比，人们普遍认为，小说具有叙事性、虚构性、形象性的特点。齐世荣先生在《谈小说的史料价值》中指出，小说“主要指以散文形式表现的叙事性虚构文类”[21]，指明了这类文体的叙事性和虚构性，从小说内容和创作手法两个方面，对小说进行了界定，应该说代表了史家对小说的基本认识。 那么，小说能否作为历史研究的资料呢？简言之，小说证史是否可能？ 我们知道，史学最根本的特点是追求历史的真实——人物、事件、环境、名物、制度、思想等等的真实，这是史学最悠久最稳固的传统。历史真实的含义指的是文本所写符合实际历史发生的原貌，与当时的时空完全吻合，记述中的任何时空错位都是历史的失真。这尚是历史真相之真，在此基础上，再进一步探寻隐藏在历史真相背后的道理之真，是为真理。以叙事性和虚构性为特点的小说，能够反映历史的真相和真理吗？回答当然是肯定的。我们可以从小说素材来源于生活、小说史料多为无意史料、小说证史的学术实践及其成就等三个方面，加以阐述。 首先，从小说素材的来源看。小说中的人与事，虽然通过虚构和夸张等手法，进行了典型化的塑造，但并不妨害其背后隐藏的素材中的真实。小说中的人和事往往来源于实际的生活，小说的取材不可能完全脱离现实生活，哪怕是神魔科幻小说也不例外。 马克思曾对小说揭示政治和社会真理的价值给予了充分肯定：“现代英国的一批杰出的小说家，他们在自己的卓越的、描写生动的书籍中，向世界揭示的政治和社会真理，比一切职业政客、政论家和道德家加在一起所揭示的还要多，他们对资产阶级的各个阶层，从‘最高尚’的食利者和认为从事任何工作都庸俗不堪的资本家到小商贩和律师事务所的小职员，都进行了剖析。”[22]普列汉诺夫“任何文学作品都是它的时代的表现”一语则道出了小说证史的基本依据[23]。梁启超对小说中想象与真实的关系发表过看法：“须知作小说者无论骋其冥想至何程度，而一涉笔叙事，总不能脱离其所处之环境，不知不觉遂将当时社会背景写出一部分以供后世史家之取材。”[24]鲁迅先生则认为，《儒林外史》和《红楼梦》的取材多是小说家所亲自闻见、亲身经历，故属写实，皆存本真：《儒林外史》“既多据自所闻见，而笔又足以达之，故能烛幽索隐，物无遁形，凡官师……皆现身纸上，声态并作，使彼世相，如在目前。”《红楼梦》“盖叙述皆存本真，闻见悉所亲历，正因写实，转成新鲜”[25]。孙毓棠在强调小说是时代与社会的产物的同时，指出了小说对于研究历史上的时代精神和社会生活的重要价值：“治史的人必须读文学,因为文学是时代精神之最重要的表现。……因为文学是时代与社会的嫡亲血液的产物。……而且他保留给我们以最有价值的生活记载。历史家要知道一个往古的时代,他不但需要知道那时代的政治、社会、经济、法律等典制的实况及变迁,而且必须得知那个时代人的生活的一切——衣、食、居处、舟、车、娱乐。因为了解一个时代的生活,才能了解其社会；能了解其社会,才能了解其文化。而生活的史料,史籍中记载殊少,率皆依赖文学作品得以保存。”[26]红学家周汝昌直接将研究小说作为“研究历史文化的一大重要途径”，认为小说就是“活历史”，阐明了小说对研究历史的细部有着史著不可替代的作用：“然则史者是记载从政者的功名勋业、名言嘉行、治乱兴衰……皆大事也；而小说者，乃是对其‘大’而言，市井家庭、细事闲情、新闻异态……以至个人性情、时代风尚……咸在其间。此二者相对而观之，则虽系一巨一细，却又一‘死’一‘活’——历史社会一切情状，在‘正史’中是不及也不屑写的。于是‘小说’承担了此一职责。我称之为‘活历史’，缘有此义。”“是以研究小说，并非消闲解闷之俗义，实乃研求历史文化的一大重要途径。”[27] 其次，从小说史料的性质看。小说史料多为无意史料，这几乎是史家的共识。无意史料是人们无意间留下来的历史资料，是与有意史料相对应的一类史料。人们一般将历史著作看作是有意史料，因为是史家为了留存历史，有意所为。对于小说，人们一般将其视为无意史料，并对其存史的真实性给予了高度评价。这只是从留存历史的有意与无意方面看，但并不是说小说的制作没有小说家之“意”[28]。事实上，不但有，而且非常强烈、鲜明。本文以《老残游记》分析刘鹗的为官理念，正是基于这一理论前提。 胡适非常注重小说的史料价值，曾经对中国古代多部章回小说进行过考证，并指陈了它们对历史研究的意义。他对杂记小说有一个基本的认识，即它们是无意的史料。在他1924年的《中国教育史料——与陈世棻书》中，他举周密的《齐东野语》、《醒世姻缘传》、《儒林外史》等例子，认为：“明代小说的情形，最详细的描写莫如《醒世姻缘传》小说。此书第三十三回与三十五回真实长篇大幅的绝好教育史料！……《九通》、《二十四史》里那有这样好材料？”“又如《儒林外史》里也有许多关于十八世纪上半的教育史料”，“以上略举数例，略说教育制度史的性质与史料的来源。来源不拘一格，搜采要博，辨别要精，大要以‘无意于伪造史料’一语为标准。杂记与小说皆无意于造史料，故其言最有史料的价值，远胜于官书”[29]。即小说不但可以作为史料来证史，而且其史料价值比官方的史学著作还要高。小说不但是有价值的教育史料，也是研究社会信仰和文化史的好材料。他在《<醒世姻缘传>考证》中说，“《醒世姻缘传》真是一部最有价值的社会史料。他的最不近人情处，他的最没有办法处，他的最可笑处，也正是最可注意的社会史实”，诸如信仙、信鬼、信业报等，“这些都是那个时代最普遍的信仰，都是可信的历史”，《醒世姻缘传》“是一部最丰富最详细的文化史料”[30]。不仅如此，他还预言，将来研究十七世纪中国社会风俗史、教育史、经济史以及当时的政治腐败、民生苦痛、宗教生活的学者，“必定要研究这部书”[31]。漆侠也有类似的看法，认为“包括《三言二拍》在内的一切文学艺术作品，都可以算作不经意的史料”，并分析了小说史料价值之高的原因：“由于作者们不像史官那样有意识承担编辑史料、纂修史籍的任务，所以对社会政治经济生活的各种记录，并没有抱着作为史料的目的。即使号称诗史的杜甫的诗作，也丝毫没有作为史料撰写的。正是由于不经意这一特点，作者们在政治上受到束缚和限制较小，信笔写来，不做作，不粉饰，较史官记录的东西更加真实可靠，这是第一。其次，《三言二拍》许多篇目来自宋人话本和宋人记载，唯其如此，宋代说书人和作者们生活在当时城市中，耳濡目染，亲所闻见，有关城市生活的多方面，各阶级阶层的群相，是他们最为熟悉的对象，从而详实地记录下来，成为研究宋史的重要史料。”[32]他从无意之作和亲所闻见两方面论证了小说史料的价值，并申明了小说证史层面的广泛性——社会政治经济生活。 再次，从小说证史的学术实践及其成就看。古来以小说证史者不乏其例，取得的史学成就值得我们关注与总结。宋代司马光是一位非常严谨的史学家，在历史考证方面成就卓越，他不但主持编纂了《资治通鉴》，而且撰写了《通鉴考异》。在编纂《资治通鉴》时，他不但关注史学著作，而且不废稗官野史，“研精竭虑，穷竭所有，日力不足，继之以夜。遍阅旧史，旁采小说，简牍盈积，浩如烟海，抉擿幽隐，校计毫厘”（《进资治通鉴表》）。钱钟书曾评述道：“司马光《传家集》卷六三《答范梦得》谓‘实录正史未必皆可据，野史小说未必皆无凭’，故其撰《通鉴》，采及‘野史小说’。”[33]在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中，我们会看到他们用巴尔扎克《人间喜剧》和英国小说证史的例子。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大讨论时，不少史家就使用了《三言二拍》、《金瓶梅》、《红楼梦》中的资料。上文提及的漆侠先生就曾写过《<三言二拍>与宋史研究》等文章，使用小说史料研究宋代的社会经济。黄仁宇《放宽历史的视界》之《从<三言>看晚明商人》，也是以小说史料研究商品经济的文章。用小说证史的方法研究历史的史家，当然还有陈寅恪，虽然陈寅恪最引人注目的是“以诗证史”。陈寅恪小说证史的代表作是《顺宗实录与续玄怪录》和《李德裕贬死年月及归葬传说辩证》等。将陈寅恪小说证史方法发扬光大者有卞孝萱，其著作《唐传奇新探》中[34]，小说证史之处颇多。总之，小说证史作为历史学的一种现象和研究方法，由来已久，不少史家在这方面也取得了重要学术成就。所以说，从史学实践上看，小说证史不但可能，而且必须。 那么，如何认识小说的虚构性与历史真实之间的关系呢？王国维和陈寅恪的看法值得注意。王国维说：“自我朝考证之学盛行而读小说者,亦以考证之眼读之。于是评《红楼梦》者,纷然索此书之主人公之为谁,此又甚不可解者也。夫美术之所写者,非个人之性质,而人类全体之性质也。惟美术之特质,贵具体而不贵抽象。于是举人类全体之性质,置诸个人之名字之下……善于观物者,能就个人之事实,而发见人类全体之性质；今对人类之全体而必归归焉求个人以实之。人之知力相越，岂不远哉。”[35]意即作为小说中所写，“个人之性质”往往是虚置的，但反映的“全体人类之性质”是真实的，只是因为小说等艺术崇尚具体而不喜欢抽象，所以作者往往将真实的时代共性置于某一小说人物的身上。陈寅恪有相似的看法，提出了小说“通性的真实”与“个性的真实”的观点。据石泉等回忆，陈寅恪主张治史要以小说作参考：“小说亦可作参考，因其虽非个性的真实，但有通性的真实。”[36]康骈的《剧谈录》记载了元稹见李贺一事，陈寅恪认为不实，但却反映了当时社会风气：“《剧谈录》所记多所疏误，自不待论。但据此故事之造成，可推见当时社会重进士轻明经之情状，故以通性之真实言之，仍不失为珍贵之社会史料也。”[37]亦论及“通性之真实”。“个人”“全体”、“个性”“通性”之说，对于小说反映历史真实的情况，作了恰切的说明，固为精到之论，但并不能涵盖小说证史的全部方面。王国维和陈寅恪的观点，针对的是小说中的人和事，而其中对制度、名物、环境的描写似可作为证明历史的直接材料，这些记载可能有时空的错位，却没有虚构的必要，所以也无所谓个性真实和通性真实之说。如漆侠谈及《红楼梦》中所写的器物对研究中西交通史的价值：“由于18世纪中国和外国的交往，很多的外国物品传到中国，诸如大玻璃镜、俄罗斯绒大毡、自鸣钟、小蛮靴之类，应有尽有，因而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就有人利用这当中的材料说明这一时期的中西交通。”[38]对于这些物品，曹雪芹显然没有虚构的必要。 二、以《老残游记》为文本分析刘鹗的为官理念 小说证史，就是将小说作为研究历史的资料，来证明历史真相和真理。就其所证历史的方面而言，大体可分为二：一是小说多为作者的有意创制，大都经过作者的精心构思，其立题命意都是作者着意所为，因此，是研究作者思想观念和生平事迹的直接材料和有效证据；二是作品中所写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内容，包括物质的、制度的和精神的等等，有的是作者有意写出，有的则是无意留存，都可以作为证明历史的材料。就第二方面来说，因为生活本身的丰富多彩，小说的反映也往往包罗万象，所以小说史料自然可以作为研究过往社会历史各方面的材料。杜维运说：“小说虽属虚构，但背景颇多可取，如《红楼梦》的记繁华世家，《儒林外史》的记士子生活，《儿女英雄传》的记闱场情形，《彭公案》的记秘密社会，都是绝好的社会史材料。”[39]这是就不同小说的主题而说的。齐世荣先生则从五个方面，具体说明了小说是如何反映历史情况的：反映一个历史时期的全貌或一部分（道德标准或风气习惯等）、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折射出真实的历史事件、觇人情而征人心、提供具体细节[40]。这是就所证历史的具体方面来说的。从理论上来说，历史的每一个方面、每一个层次都可以用小说史料进行探讨：生产方式、工具器物、政治制度、婚姻家庭、思想观念、情感风尚、宗教信仰、生态环境等等；一部小说，特别是长篇小说，也大都能够涉及到环境、物质、制度、精神这社会文化的四大层面。所以，小说史料具有广泛性的特点。 本文以《老残游记》证史，不属于第二大方面，而属于以小说证明作者思想观念的方面。那么，对于主观色彩极为强烈的小说，它的史料价值与史书相比又如何呢？翦伯赞提出了一个独特的看法：“就史料的价值而论，则史部以外之群书上的史料，其可靠性高于史部诸史上的史料。”[41]这一观点看起来似乎令人不解，实际上他是从作者的主观性对著作的影响这个角度提出的。他认为，作者主观性介入到文学作品和史学著作的效果不同：“史部诸史，是有意当作史料而写的，其写作的动机，则抱着一种主观的目的。……这种主观意识之渗入，当然要使史实受到程度不同的歪曲，乃至涂改，以致减少了史料的真实性。至于史部以外的群书，则并非有意为了保存某种史料而写的，而是无意中保留了或反映出若干的史料，这样无意中保留着或反映出的史实，当然要比较真切。固然，在史部以外的群书中，其行文记事，也夹杂着主观的意识，特别是各种文艺作品，如诗词、歌赋、小说之类，甚至还具有比史部诸书更多的主观意识。但是在这一类书籍中所表现的主观意识之本身，就是客观现实之反映；因而他不但不破坏史料的真实，反而可以从侧面反映出更真实的史料。”[42]这一看法不但道出了小说作为无意史料的价值，也指明了灌注于文学作品中的主观意识的客观真实性。这是我们以《老残游记》分析刘鹗为官理念的理论依据。当然，对于史部书和史部以外群书之史料价值的高低，我们要辩证地看，史料价值的高低应该针对研究的问题来判断，笼统地评判二者价值的高低是不合理的。另外，史部诸史的作者，他们的写作动机和主观目的也是一种客观真实的存在，也反映了他们所处时代的精神特质。 学界对刘鹗（1857-1909）及《老残游记》的研究，从文学艺术的角度，已经取得了可观的学术成就。然而，以《老残游记》证史者尚不多见。即使有一些以《老残游记》研究刘鹗思想观念者，也大都只涉及到刘鹗对所谓“清官”的批判[43]，因为这一点在小说中表现得非常突出。惜学者并未将此问题扩展开来，进而对刘鹗的为官理念作全面深入的考察。实际上，刘鹗不仅批判“清官”，而且，对为什么做官、如何做官以及理想官员的素质等问题，有着多方面的思考，这蕴含在《老残游记》一书中，也散见于其另外的著述里，还体现在他本人的行为中。本文即力图以《老残游记》为资料，较为全面地研究刘鹗的为官理念，意在以此为个案，阐述小说证史的诸般问题，力图总结出小说证史的基本理路。 那么，刘鹗对为官问题有怎样的认识和思考呢？我们将以《老残游记》为主要依据，辅之以其它文献材料，从“清官”问题、为官的道德与精神、为官的识见与能力三个方面对刘鹗的为官理念进行探讨。 1、对“清官”认识的深入 刘鹗在《老残游记》第十六回原评中自言：“历来小说皆揭脏官之恶，有揭清官之恶者，自《老残游记》始。”[44]虽然这一说法并不准切，此前已有揭清官之恶的小说，但却表明了作者重点描写和关注的是“清官”。这一题材特点经过鲁迅的推扬，得到了广泛的认可。鲁迅评价《老残游记》为“揭发所谓清官者之可恨，或尤甚于脏官，言人所未尝言”[45]。另外，胡适在亚东图书馆本《老残游记》序中也说“《游记》写官吏的罪恶，始终认定一个中心的主张，就是要指出所谓‘清官’之可怕”[46]。赵苕狂在《老残游记考》中更明确地指出：“本书共有三个中心主张，第一是揭出所谓清官的罪恶。”[47] 的确，揭清官之恶是《老残游记》中着墨较多的地方，也是小说的精彩之笔。在传统中国人的心目中，理想的官员显然是清官，是包拯、海瑞一类的忧国爱民、清正廉明、为民作主、敢于挑战权势而不畏贬谪的官吏，这一点刘鹗显然未置否定之词，应该说他心目中理想官员的形象也是这一类人。但他接触了形形色色的官吏后，发现有一类官吏，窃取“清廉”之名，为了自己的升迁和名声，不但不爱民，反而肆无忌惮地迫害和虐杀百姓，以之邀功，刘鹗认为这些人比赃官更可怕，也更可恨，他所批判的清官，严格地讲正是这样的酷吏。 小说塑造了两位“清官”的典型：一是曹州知府玉贤，一是齐河县抚台派员刚弼，其中以写前者为详。他们都“不要钱”。小说描写了他们的种种劣迹，揭示了所谓“清官”的三大特点：阳清阴酷、杀民邀官、缺德无能。 “清官”的特点之一是阳清阴酷。小说第四回描写玉贤：“玉大人官却是个清官，办案也实在麻力”，是出了名的“办盗案好的很”的官员，有“路不拾遗”的声望，“只是手太辣些”。所谓“手太辣”，即全靠酷刑严逼，几乎不问实情。其“清”在哪里，小说未具体描写，作者重点对其残酷进行了淋漓尽致的揭露。玉贤在衙门前设了十二个站笼，专门对付抓来的所谓犯人，“未到一年，站笼站死二千多人”（第三回），玉贤 “赛过活阎王，碰着了，就是个死！”以至于被害家属敢恨而不敢直言，只得违心曲折地说：“是个清官！是个好官！衙门口有十二架站笼，天天不得空。”（第五回）小说主要通过三个冤案写玉贤之酷：一是于学礼一家四口，因强盗栽赃陷害，玉贤不辨，反定于家为强盗，致使他们蒙冤而死（第四回至第五回）；二是王家老汉的儿子，因为随口说了玉大人怎样糊涂好冤枉人，而被玉贤抓起，以谣言惑众用站笼站死（第五回）；三是曹州府马队什长王三想占有一家闺女，于是污蔑女子的父亲为盗，将其用站笼站死，并诬陷一知情的老实布贩子，也将其站死（第五回至第六回）。 小说中的玉贤即现实中的毓贤，《清史稿·毓贤传》写毓贤“署曹州，善治盗，不惮斩戮，以巡抚张曜奏荐，得实授”[48]。而《老残游记》第四回刘鹗自评：“玉贤抚山西，其虐待教士，并令兵丁强奸女教士，种种恶状，人多知之。至其守曹州，大得贤声，当时所为，人多不知，幸赖此书传出，将来可资正史采用。”[49]在《邻女语》第九回刘鹗评曰：“毓贤在山西诛教士。此篇用渡笔，惜未畅写其残忍无人之状。”[50]均指明了“大得贤声”的毓贤，明为“清官”，实则是“不惮斩戮”的残暴官吏，揭露了其阳清阴酷的官吏特征。在描写玉贤之酷时，刘鹗写到了玉贤的属下申东造，虽然着墨不太多，但却通过申东造，表达了为官要化盗为民、办实事的理念（第六回、第七回）。 刚弼也是一个“清廉得格登登的”的官（第十五回），可是在办理“惊天动地”的贾家十三条命案时，刚愎自用，蛮横武断，致使魏氏父女屈打成招。故事写的是贾家女儿贾探春不安份，与吃喝嫖赌的吴二浪子通奸，因此前与大嫂魏氏有隙，贾吴二人便将毒药放入魏家送来的月饼里，诬陷魏氏父女是害人凶手。刚弼审案，“一跑得来，就把那魏老儿上了一夹棍，贾魏氏上了一拶子。两个人都晕绝过去，却无口供”（第十五回）。魏家管事的愚忠老实，为救魏氏父女，托人求情，送给刚弼一千两银票。刚弼便仅凭送银一事，就断定魏家父女必是害人者。其办案逻辑是：“倘若人命不是你谋害的，你家为什么肯拿几千两银子出来打点呢？”（第十六回）小说以对比的手法写了办案求实的王子谨和白子寿。特别是白子寿，在纠正魏家冤案中，注重调查，强调证据，细心推究，终使真相大白，冤情昭雪。 “清官”的第二个特点是杀民邀官。玉贤和刚弼的所为，目的何在？刘鹗传达的基本思想是：他们杀民邀官。第六回老残向申东造说，玉贤之流“只为过于要做官，且急于做大官，所以伤天害理的做到这样。而且政声又如此其好，怕不数年之间就要方面兼圻的吗。官愈大，害愈甚：守一府则一府伤，抚一省则一省残，宰天下则天下死！”（第六回）这正如第六回回目所言：“万家流血顶染猩红”！老残墙壁题诗咏玉贤亦云：“得失沦肌髓，因之急事功。冤埋城阙暗，血染顶珠红。处处鸺鹠雨，山山虎豹风。杀民如杀贼，太守是元戎！”（第六回）而第五回于学礼的妻子吴氏自刎后，差役请求玉贤放了于学礼，玉贤的回答是：“若放下他，一定不能甘心，将来连我前程都保不住。”他考虑的是自己的前程，而哪管百姓的死活！ “清官”的第三个特点是缺德无能。为官首先要有爱民之心，至少要慈悲为怀，可是玉贤却连强盗都不如。玉贤残酷的治理使得百姓生命朝不保夕，在其酷政之下，百姓连严冬中饥寒的鸟雀都不如（第六回）。小说第五回有一段描写，典型地反映了玉贤毫无同情心：于家老头站笼站死后，于学礼的妻子吴氏跪倒在府衙门口，对于学礼大哭一场，拔刀自刎。这件事感动了差役，请求玉贤放了她的丈夫，玉大人笑道：“你们倒好，忽然的慈悲起来了！你会慈悲于学礼，你就不会慈悲你主人吗，这人无论冤枉不冤枉，若放下他，一定不能甘心，将来连我前程都保不住。俗语说的好，‘斩草要除根’，就是这个道理。况这吴氏尤其可恨，他一肚子觉得我冤枉了他一家子。若不是个女人，他虽死了，我还要打他二千板子出出气呢！”可以说，简直没有人性！连强盗还不如：“那移赃的强盗，听见这样，都后悔的了不得，说：‘我当初恨他报案，毁了我两个弟兄，所以用个借刀杀人的法子，……谁知道就闹的这么利害，连伤了他四条人命！委实我同他家也没有这大的仇隙。’”（第五回）相比之下，玉贤作为署理百姓的父母官，还不如一个强盗。其所谓治盗，分明是以治盗为名，行一己之私、一己之快：“听说他随便见着什么人，只要不顺他的眼，他就把他用站笼站死；或者说话说的不得法，犯到他手里，也是一个死。”（第五回） 那么，玉贤他们真的治住盗贼了吗？“玉太尊所办的人，大约十分中九分半是良民，半分是这些小盗。若论那些大盗，无论头目人物，就是他们的羽翼，也不作兴有一个被玉太尊捉着的。”（第七回）形式上路不拾遗，实际上“强盗摸着他的脾气，这玉大人倒反做了强盗的兵器了。”（第四回）所治的盗贼，“不是忠实乡民，就是被强盗胁了去看守骡马的人”，或者是强盗栽赃陷害的人，“至于真强盗，一百个里也没有几个”（第三回）。于家一案，明为强盗栽赃，他却毫无觉察，反被强盗利用。小说这样的描写，又突出反映了玉贤之流的愚蠢无能。刚弼办理贾家命案也是认定自己正确，对人动辄严刑拷打，既无恤民之心，又无办案之能。老残怒斥刚弼：“这是制强盗的刑具，你就随便施于良民，天理何存？良心安在？”（第十七回）而刚弼办案时，既不查明原委，也不仔细勘验证据，只以猜测为凭，妄断魏氏父女为害人者，其无能也暴露无疑。 在晚清这一特殊的历史时代，“清官”也是异化的“清官”，刘鹗对玉贤和刚弼所谓“清官”的揭露和批判，较之李伯元和吴趼人等对贪官的谴责更为深刻。李伯元的《官场现形记》及吴趼人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所揭露和谴责的是一般意义上贪财的官吏，呼唤的是清廉的官吏，而刘鹗所揭露批判的恰恰是所谓清廉的官吏，当“清官”都如此可恨可怕时，说明当时的官场已经到了怎样的地步！刘鹗对“清官”的本质有了深刻的认识： 首先，“清官”不“清”。刘鹗所写的“清官”并非不贪，只是与一般意义上的贪官所贪的“东西”不同。贪官贪财而用于买官或腐化；“清官”贪名而做更大的官。虽然他们手段不同，目的却无二致，其本质都是自私自利，而杀民邀官是一种危害性更大的贪婪。其次，“清官”的贪比贪官更隐蔽，更疯狂。小说第十六回原评：“脏官可恨，人人知之；清官尤可恨，人多不知。盖脏官自知有病，不敢公然为非；清官则自以为不要钱，何所不可，刚慎自用，小则杀人，大则误国。吾人亲目所睹，不知凡几矣。试观徐桐、李秉衡，其显然者也。《二十四史》中指不胜屈。作者苦心愿天下清官勿以不要钱便可任性妄为也。”[51]贪官还有所顾及，而“清官”自以为“不要钱”而肆无忌惮，为所欲为。清廉是他们高尚的借口，故而反成了害天下的最大祸根，“清廉人原是最令人佩服的，只有一个脾气不好，他总觉得天下都是小人，只他一个人是君子。这个念头最害事的，把天下大事不知害了多少！”（第十八回）上述两条资料，都深刻地揭示了“清官”危害的隐蔽和疯狂。再次，真正的好官应该是清而有德，清而有能。不论贪官还是“清官”都无爱民官德，只为一己之利，但“清官”又自高自大，将他人视为小人，故而以严刑甚至杀戮对待百姓。“清官”除了剩下虚假的清廉之名外，又根本没有治政能力，与真正的清官完全不同。胡适曾说：“古来的‘清官’如包拯之流，所以能永久传诵人口，并不是因为他们清廉不要钱，乃是因为他们的头脑子清楚明白，能细心考查事实，能判断狱讼，替百姓伸冤理枉。如果‘清官’只靠清廉，国家何不塑几个泥像，雕几个木偶，岂不更能绝对不要钱吗？一班迂腐的官吏自信不要钱便可以对上帝，质鬼神了，完全不讲求那些搜求证据，研究事实，判断是非的法子与手段，完全信任他们自己的意见，武断事情，固执成见，所以‘小则杀人，大则误国’。”[52]玉贤受强盗迷惑，成了强盗杀民的武器，刚弼昏庸，根本抓不到真正的凶手，他们的无能被刘鹗暴露无遗。 刘鹗对“清官”的隐蔽性、疯狂性和危害性的揭露与批判，显现出他对晚清为官现实的细致观察和对为官理念复杂性的深刻认识，从反面表达了他对理想官员的追寻。正如日本樽本照雄在《试论老残游记》中所说，“刘铁云理想中的官僚恰好是与玉贤相反的‘化盗为民’的‘父母官’（第七回）。恰如老残说的‘救民即所以报君’（第十九回）那样，刘铁云认为做官不可无‘救民’的目标。具体些说，理想的官僚形象，就是同玉贤相对的申东造、与刚弼相对的白子寿。”[53] 2、为官的道德与精神 为官首先要有官德，为官也要有基本的精神品格。刘鹗不但继承了传统的忧国爱民的官德理念，在官吏好名贪财、残害百姓的清末，仍然强烈呼吁官吏忧国爱民，甚至饱含深情地为国为民而哭泣，而且，他感时代之风气，主张改良，强调了为官的求实精神。忧国爱民和求实精神，在上述他对“清官”的批判中已经有所展现，此处我们具体论述。 首先，为官要有忧国意识。刘鹗认为，具有忧国意识是官德的基本要求。小说第一回所写风浪中的破旧大船，“无一处没有伤痕”，“这一船人，实在可危的极”，“这船眼睁睁就要沉覆”，正是当时中国的象征： 船身长有二十三四丈，原是只很大的船。船主坐在舵楼之上，楼下四人专管转舵的事。前后六枝桅杆，挂着六扇旧帆，又有两枝新桅，挂着一扇簇新的帆，一扇半新不旧的帆，算来这船便有八枝桅了。 船主象征着中国的最高统治者，转舵的四人影射军机四大臣，六枝桅杆和六扇旧帆是吏、户、礼、兵、刑、工六旧部，两枝新桅寓指新设的商部和外务部。 这船虽有二十三四丈长，却是破坏的地方不少：东边有一块，约有三丈长短，已经破坏，浪花直灌进去；那旁，仍在东边，又有一块，约长一丈，水波亦渐渐侵入；其余的地方，无一处没有伤痕。 这里寓指东北三省和山东一省已成了外国人的势力范围，其余各省，也是被外国人的势力所渗透，满目疮痍。 船面上坐的人口，男男女女，不计其数，却无篷窗等件遮盖风日……面上有北风吹着，身上有浪花溅着，又湿又寒，又饥又怕。看这船上的人都有民不聊生的气象。 而这一段描写，正是当时中国普通百姓饥寒交迫的真实展现。 在这样一艘大船上，除了船主、转舵的四人和不计其数的男男女女即普通百姓外，小说还写到了抢剥百姓的“水手”，指的是众多官员；被杀掉后抛进海里的人，寓指戊戌变法人士；高谈阔论的“英雄豪杰”，则是革命者；再加上给大船送罗盘以指明航向的老残等改良派，可谓将当时社会上各个阶层及派别的形象概括了出来。对于他们，刘鹗的基本认识和态度是：“驾驶的人并未曾错”，只是因为他们“只会过太平日子”，又“未曾预备方针”，所以才在这阴天大浪的险恶环境中，将这艘祖宗的大船弄得狼狈不堪。对于普通老百姓，刘鹗寄予了深深的同情。对于抢剥百姓的“水手”，刘鹗痛恨至极。而对于革命者，刘鹗则持否定态度，认为他们只会高谈阔论，蛊惑群众，打掌舵，骂船主，杀管船的，而自己“敛了许多钱去，找了一块众人伤害不着的地方”，“只管自己敛钱，叫别人流血”，“这等人恐怕不是办事的人”，“倘若这样做去，胜负未分，船先覆了！万万没有这个办法！”那么，真正正确的法子就是如老残他们所为，给船上送去罗盘和纪限仪，指明在风浪中前进的方向，即借助西方的科技，对中国进行改良。于是，老残他们三人“带了一个最准的向盘，一个纪限仪”，去追赶大船，结果，那下等的水手骂他们是“洋鬼子差遣来的汉奸”，咆哮着要求船主杀掉他们，那些英雄豪杰也在那里喊道：“这是卖船的汉奸！快杀，快杀！” 这一破陋大船的描述，集中反映了刘鹗对国家的深深忧虑，对百姓的深切同情，以及救助大船及船上人性命的迫切愿望，是刘鹗忧国意识的集中体现。其中，对于清政府的众多官员，刘鹗描写道：“那水手只管在那坐船的男男女女队里乱窜，不知所做何事。用远镜仔细看去，方知道他在那里搜他们男男女女所带的干粮，并剥那些人身上穿的衣服。章伯看得亲切，不禁狂叫道：‘这些该死的奴才！你看，这船眼睁睁就要沉覆，他们不知想法敷衍着早点泊岸，反在那里蹂躏好人，气死我了！’”这就是刘鹗对当时众多官员的鲜明写照，他们只知道盘剥欺压百姓，哪管国家的生死存亡，毫无半点忧国之心！ 正如刘鹗借尼姑逸云所说，当时的官场，“官幕两途，牛鬼蛇神，无所不有！”[54]“那州县老爷们比娼妓还要下贱！遇见驯良百姓，他治死了还要抽筋剥皮，锉骨扬灰。遇见有权势的人，他装王八给人家踹在脚底下，还要昂起头来叫两声，说我唱个曲儿佇听听罢。”[55]趋炎附势，毫无德行！而在国家危难之时，他们就会出卖国家利益。连梦青《邻女语》第八回写道，守卫张家口的都统，因怕死而送给德军大量财物金钱，还怕送少了不能使德军统帅满意，就要把府库中的财物全部送出。对都统的这种可耻行径，刘鹗评论道：“都统嫌送礼不够，再送一座中国江山何如？！”[56]可见刘鹗对这等官员是何等的愤慨。《邻女语》第十二回评曰：“想做开国元勋，岂仅徐桐、徐承煜父子两个！”“徐相父子诟谇之词，绝妙一篇官场行述。”[57]此评针对的是徐桐和徐承煜父子，这大清的两位高官，在洋人攻打京城时，毫无气节，插旗投降，还梦想投降后将来做个开国元勋。事情迫不得已时，儿子劝老子自尽，以便将罪恶推到老子身上以自保，并美其名曰“殉国”，父亲则痛骂儿子“怎么你不想做忠臣，倒要我做忠臣！”这就是清朝的大官要员，其对骂正揭示出他们各自真实的丑陋心态。全是自私，哪里有一点国家忧患意识？难怪刘鹗有上述辛辣讽刺的评论。 举世皆病，棋局已残，大船将沉，刘鹗认为，在这样的时代，出仕为官尤其应当具备忧国意识。刘鹗通过自己的言行和呼吁表达出了这样的追求。 小说第七回，刘鹗借老残之口道出了自己年轻时的抱负：“我二十几岁的时候，看天下将来一定有大乱，所以极力留心将才，谈兵的朋友多……其时讲舆地、讲阵图、讲制造、讲武功的，各样朋友都有。”面对国是日非的局面，青年刘鹗就具有强烈的拯救愿望。在《矿事启》奏稿中，刘鹗更深切地表达了自己的忧国之情：“抚念时局，蚤夜傍徨。捧土塞河，诚自知其不量；竭愚尽萃，要无非忠君爱国之忱，知我罪我，惟诸君裁之。”[58]所以，面对国家的衰落，刘鹗呼吁改良，并寻求改良之方，“仆自甲午以来，痛国家之衰落，虑列强之瓜分，未可听其自然，思亟防御之方，非种种改良不可。”[59]可是，在为国效力的道路上，他处处受阻，深感困难重重，而问题的关键，在他看来，就是人们没有觉醒，所以，他要唤醒众人，并盼望同志相助。第一回自评云：“举世皆病，又举世皆睡。真正无下手处，摇串铃先醒其睡。无论何等病症，非先无治法。具菩萨婆心，得异人口诀，铃而曰串，则盼望同志相助，心苦情切。”[60]这正是刘鹗在小说中设置老残这一江湖郎中作为主人公，以医人寓医国的深刻用意，而在唤醒和求助的背后则是刘鹗深深的忧国意识。 小说第十二回写老残冬日滞留齐河的夜晚，冷雪明月里，心中无限的感慨和悲伤：“‘现在国家正当多事之秋，那王公大臣只是恐怕耽处分，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弄的百事俱废，将来又是怎样个了局？国是如此，丈夫何以家为！’想到此地，不觉滴下泪来。”在这样的时局之下，与朋友会面，也只能“涕洟谈国事，漂泊诉游踪”[61]了。 其次，为官要有爱民情怀。 忧国与爱民是紧紧相连的，在强调为官要具有忧国意识的同时，刘鹗指出，为官还要有爱民情怀。 小说第七回写申东造向老残请教为官之策，老残答道：“若求在上官面上讨好，做得烈烈轰轰，有声有色，则只有依玉公办法，所谓逼民为盗也；若要顾念‘父母官’三字，求为民除害，亦有化盗为民之法。”刘鹗强调的是做百姓的“父母官”，爱民惜民，对于已经为盗的百姓，也要化盗为民。而对于玉贤的逼民为盗，刘鹗极力痛斥。小说第六回写到，老残看见寒雪中的鸟雀，在瑟缩发抖，顿时想到曹州府的百姓，不由触动忧民之情，进而对害民的玉贤痛彻骨髓，恨不能将这毫无爱民之德的酷吏杀掉： 这些鸟雀虽然冻饿，却没有人放枪伤害他，又没有什么网罗来捉他，不过暂时饥寒，撑到明年开春，便快活不尽了。若像这曹州府的百姓呢，近几年的年岁，也就很不好。又有这么一个酷虐的父母官，动不动就捉了去当强盗待，用站笼站杀，吓的连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于饥寒之外，又多一层惧怕，岂不比这鸟雀还要苦吗！想到这里，不觉落下泪来。……恨不得立刻将玉贤杀掉，方出心头之恨。 酷吏害民固然可恨，百姓的穷困则是更为重要也更为基本的问题。在《风潮论》，刘鹗指出，当时最让人忧虑的是普通百姓的穷困。他说：“风潮不足畏，革命党不足畏，而天下之民不聊生为大可畏也。”[62]“而四百兆之民日就穷困为大可虑也。”[63]刘鹗的这种爱民情怀，有时还化作动人的诗篇：“北风吹地裂，萧瑟送残年。仆告无储米，人来索贳钱。饥鸟啼暮雪，孤雁破寒烟。念我尚如此，群生更可怜！”[64]读之让人感叹唏嘘。 酷政、穷困，若再加上水患，百姓更是凄苦悲惨。在《上郑工局总办禀》中，刘鹗对黄河大汛造成的百姓惨状深表忧虑和同情：“黄之大汛之际，一千余庄沦没水中，其举家被难者，不知凡几。目击心伤，惨不忍言。”[65]《邻女语》第五回刘鹗评语道：“水退之后，便卖儿鬻女，偿还米款。可知山东连年灾患，家无盖藏矣！”[66] 国家的危难，百姓的惨状，不能不让刘鹗落泪。在《老残游记·自叙》中，刘鹗写道：“棋局已残，吾人将老，欲不哭泣也得乎？”“吾人生今之时，有身世之感情，有家国之感情，有社会之感情，有种教之感情。其感情愈深者，其哭泣愈痛：此鸿都百炼生所以有《老残游记》之作也。”[67]《老残游记》正是一部哭泣的书，是刘鹗对国家内外交困、百姓民不聊生深深关切与无限感慨的书。哭泣是他忧国爱民之情的最强烈的表达。 再次，为官要有求实精神。 面对时局，刘鹗并不仅仅局限于唤醒与哭泣，他还主张从实际出发，做实事，以解决现实问题。这是他所追求的做人品格，也是他对为官者的要求。 在刘鹗看来，玉贤和刚弼除了无德无能之外，在具体办案时，还缺乏求实精神。玉贤相信强盗对于家的栽赃，不问实情；刚弼凭借一己猜度，不究实据，作为官员，他们有着共同的缺陷，故而造成冤案。第一回他说革命党“高谈阔论”、“自己敛钱叫别人流血”，固然有认识上的错误，但却折射出他救国救民强调求实的思想倾向。第九回谈论儒佛道的问题时，刘鹗借黄龙子之口说：“儒、释、道三教，譬如三个铺面挂了三个招牌，其实都是卖的杂货，柴米油盐都是有的。不过儒家的铺子大些，佛、道的铺子小些，皆是无所不包的。”意指三者都是为了日常之用的。该回还批评宋儒的空谈不讲实际，“宋儒之种种欺人，口难罄述”。这些都反映出刘鹗所倡导的求实精神。当时中国的实际问题在哪里？刘鹗认为在民困，百姓饥寒交迫则生乱：“老子曰：‘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民岂不畏死哉？饥寒迫之则不畏死矣”，“当民不聊生之日，有孙文亦乱，无孙文亦乱”，所以，当务之急是尽快解决人民的穷困问题，如何解决呢？“救之之法安在？仍不越修路、开矿、兴工、劝农四项而已。而最重者在核实二字。”[68]亦即实实在在地“整顿工农商务”[69]，罗振玉在《五十日梦痕录》中也说，刘鹗“征试于京师，以知府用。君于是慨然欲有所树立。留都门者二年，谓扶衰振敝当从造铁路始，路成则实业可兴，实业兴而国富，国富然后庶政可得而理也。”[70]在今天所见的刘鹗留下的著述中，我们会看到许多“实”字，也表明他对求实精神的反复强调。 刘鹗一生所为，也在践履着求实精神，他的报效河工，北平赈济，以及开办路矿，创办实业，都体现了他的这一努力方向。年青时的刘鹗曾雄心勃勃，结纳朋友，相约报国。他们在一起讲舆地、阵图、制造、武功等等等，注重的都是实学。（第七回）其从实际出发救国拯民的意愿，应该说早已埋藏胸中。赴河南治河时，作为属吏，他提出切合实际的建议，并且亲临河决现场，不畏艰难，与徒役一起劳作。罗振玉《五十日梦痕录》中写到：“光绪戊子（1888），河决郑州。君慨然欲有以自试，以同知投效于吴恒轩中丞。中丞与语，奇之，颇用其说。君则短衣匹马，与徒役杂作，凡同僚所畏惮不能为之事，悉任之。声誉乃大起。”[71]后刘鹗为提调官，实地测量黄河，“测绘河图，终日管窥蠡测，奔骤河干，与波涛相出没者，五月于兹矣”[72]，都反映了刘鹗的实干精神。其目的无非是使“九重永除宵旰之忧，万姓老于衽席之上”[73]，表达了自己为朝廷和百姓出力的愿望。后刘鹗建议张之洞利用外资修芦汉铁路，但因与盛宣怀意见不合而罢。他还应英商福公司山西煤矿的聘请，担任华人经理。他自己开办过织布厂、盐业公司，还开过商场。可惜，由于时代的原因，他所办实业大都以失败而告终。但他一直没有放弃为百姓办实事的信念，最突出的表现是1900年庚子事变时，刘鹗自己出资金买下被俄军控制的清朝太仓粟，赈济百姓，并设会筹资，掩埋死者。这正是刘鹗爱民情怀的实际表现。不料此事竞成了他后来获罪流放的借口。从刘鹗一生所为，我们发现，求实精神是他一以贯之的为官和做人的品格。他认为“高谈阔论”无用，只有注重实学、兴办实业、真正实干，才能有助于国家和苍生。 3、为官的识见与能力 对于为官者的识见和能力，刘鹗也给予了深切关注。他认为，为官者不但要认清形势，找准方向，具有对外开放并利用外国资本的眼界，而且要有实际的治政能力。 首先，为官要有时局危机意识和明确的为政方向。 为官者对时局要有清醒的认识，但在刘鹗看来，当时的官吏多糊涂昏聩，正是所谓“举世皆睡”，没有几个人能意识到“举世皆病”的危机，也找不到前进的方向。在小说第一回，刘鹗写到，时局危难是因为“他们未曾预备方针。平常晴天的时候照着老法子去走，又有日月星辰可看，所以南北东西尚还不大很错。这就叫做‘靠天吃饭’。那知遇了这阴天，日月星辰都被云气遮了，所以他们就没了依傍。心里不是不想望好处去做。只是不知东南西北，所以越来越错。”即在各种矛盾错综复杂并日益激化的社会环境下，他们茫然不知所往，更不知采取什么样的办法来化解危机。 刘鹗“是一个很有见识的学者，同时又是一个很有识力和胆力的政客”[74]，他写《老残游记》目的之一，就是唤醒沉睡的人，给危难中的国家指明出路。在《致黄葆年》的信中，刘鹗写道：“天下之安危，匹夫与有责焉。今日国之大病，在民失其养。各国以盘剥为宗，朝廷以朘削为事，民不堪矣。民困则思乱，迩者，又有康、梁之徒出而鼓荡之，天下殆哉岌岌乎！”[75]他认为，国之大病在民失其养，民失其养则困，民困则思乱。这是时局的关键。所以，他强调要富民强国：“仆之宗旨在广引商力以御兵力，俾我得休息数十年以极力整顿工农商务，庶几自强之势可成，而国本可立。”[76]在他看来，富民强国的有效途径是借助外国，故而他要给将沉的大船送去罗盘和纪限仪，“将这有风浪与无风浪时驾驶不同之处，告之船主。”（第一回）罗盘与纪限仪象征着外国的技术，其基本寓意是，救国要学习和利用外国。这正是作为洋务派的刘鹗之基本为政方向。 加拿大的哈罗德·谢迪克认为，刘鹗对中国政治改革的建议是明确的，其主要主张有四，其中第一条是“为官不但要廉洁而且要有高度的智力标准”[77]，正点明了刘鹗对官员识见的重视。 其次，为官要有对外开放并利用外国条件的眼界。 晚清是中国与西方接触碰撞极为频繁的时期，在军事、经济、文化和宗教等许多方面，交融日渐加深。顽固地排外已经不可能也没有意义，作为大清的官员，应该怎样对待外国？刘鹗的基本主张是学习和利用外国，修路、开矿、兴工、劝农，而当务之急是利用外资办路矿实业。他认为这样做，不但能够开风气，能够养民，而且还能以商力御兵力。 1903年，刘鹗在《矿事启》中指出：“欲求改良必先开风气，欲开风气必先通铁路，欲通铁路必先筹养路之费，……又思凡外国商力所到之地，即为各国兵力所不到之地，则莫若用洋商之款，以兴路矿，且前可以御各强兵力之侵逐，渐可以开通风气，鼓舞农工。”[78] “晋铁开则民得养，而国可富也。”[79]只是当时官员大多没有这种见识，“今日借外款以兴内利，引商力以御兵力，举中国风气未开，天下能明其理者尚无多人。”[80]直到1907年，刘鹗在《风潮沦》中，还一再告诫为官者，“当轴诸贤，宜去其忌讳之心，直陈于上。而速筹挽教之法也。不然者，一二年后即不堪设想矣”，他还对比了借外款兴办路矿与否的利弊：“以无款而路矿不办，与借洋款而路矿速办相比较，则借洋款者是也。”[81]刘鹗的主张不但不能被执政官员们理解并实行，而且还招来卖国汉奸之名，正如《老残游记》第一回所写，驾驶小船送罗盘的老残三人，被人骂作汉奸，快杀！快杀！小船也被人砸碎。应该说，刘鹗当时的愿望是殷切而美好的，而且他既无卖国之动机，亦无卖国之行为。他从主权在我还是在人的角度分析借资兴办路矿的可行性：“矿路与租界犹大有别，租界系永远租与洋人，主权在彼，借款办路矿系我借洋人之款，我请洋人办事，主权在我。”[82]虽然主权在我，可国力又不允许，怎么办？“国无素蓄，不如任欧人开之，我严定其制，令三十年而全矿路归我。如是，则彼之利在一时，而我之利在百世矣。”[83]“卒之数十年期满，路矿仍为我有，计之至善者也。”[84]这是刘鹗当时利用外国资金富民强国的基本思路。 刘鹗利用外资修路开矿的努力，无果而终，但此事却被欧人利用，获取了暴利。罗振玉曾写到，当刘鹗建议晋抚开山西路矿时，虽然刘鹗是欧人的代表，但是对于“凡损我权利者，悉托政府之名以拒之”。当晋抚入奏，朝廷官员弹劾，晋抚被罢，由总署改条约，这时欧人便重重贿赂当道官员，致使当时欧人得不到的好处，此时一一得到了。因此罗振玉感慨：“呜呼！卖国以自利，世所诟为汉奸者（指刘鹗）且不忍为而当道竟悍然为之，势不至辛亥之变，举三百年祖宗之天下而并售之不止。君既受窃钩之诛，而彼卖祖宗之天下者且安荣如故也。”[85]真正的卖国者不是刘鹗，而是那些当道的官员。 再次，为官要有实际的治政能力。 具备实际的治政能力，是为官的题中之义。但看看晚清的官吏，刘鹗实在痛心。玉贤之流治盗反而逼民为盗；刚弼之流理冤反将好人冤死，其办案的无能已被刘鹗揭示得淋漓尽致。而为官者在其它方面的低能甚至愚蠢，刘鹗也多有揭露与痛斥。如庄宫保在治河方面自认为“实在难办”（第三回），由于他的用人失误，致使几十万百姓流离失所。《邻女语》第六回描写了东光县官对百姓不教而诛，而对洋人则恐惧万分、毫无应对之策，刘鹗评论道：“写出一个东光县糊涂昏愦的情景，俨然如画。今之自督抚以下，类同然也。”[86]“类同然”一语反映了刘鹗对当时官员的普遍谴责。《邻女语》第七回写中国将官在打仗时更是无能到了可笑的地步。德兵入侵，中国官员胆小如鼠，只知道逃跑或卖国，几乎没有一个人能用德语与德军对话。刘鹗评论道：“居庸关打着旗号吹着喇叭而来者，洋兵之游骑也。数游骑而令中国兵将骇乱如是，岂不可叹！”又说：“德国统帅所言：‘中国未有一个能说话的！’一句骂尽中国官场。”[87]另外，对于义和团的迷信，官员们甚至没有基本的鉴别能力，刘鹗在《邻女语》第十回评论道：“直隶总督拜跪黄连圣母……其愚真不可及”，“拳匪所附托之神，离奇不经，虽小儿亦知其妄，而旗员中信之不疑，即是平日不读书之故。”[88]对官员的鉴别能力给予了讽刺与痛斥，同时对士大夫的愚蠢也痛心疾首：“义和团借‘不畏枪炮’四字，哄动一时。愚民信之，已觉可怪，不料一班士大夫，亦复蠢如鹿豕，国家事乌得不坏！”[89]无能的官吏来统治中国，国家必然走向衰败与灭亡。 在为官者的实际治政能力中，刘鹗最为关注的是官员的养民能力和鉴别用人能力。 刘鹗认为民困是当时最大的问题，能否具备解决这方面问题的能力应是衡量官员一条重要标准。他自己也“以养天下为己任”[90]，主张开矿修路，用以养民。“我国今日之事，患在民失其养。一事而得养者十余万人，善政有又过于此者乎？况有矿必有运矿之路，年丰谷可以出，岁饥谷可以入，隐相配剂，利于农民者，更不知凡几。”[91]他主张通过修路开矿来养民，刘鹗1897年赴山西议办路矿时曾经写过《登太原西城》一诗：“摩天黄鹄毛难满，遍地哀鸿泪不收。眼底关河秦社稷，胸中文字鲁春秋。”[92]则从侧面反映了刘鹗养民的主张。其时他还致书罗振玉：“蒿日时艰，当世事百无可为。近欲以开晋铁谋于晋抚，俾请于朝。晋铁开则民得养而国可富也。”[93]这是刘鹗一再呼吁为官者应该去做的，希望为官者能够具备这方面的能力，从而解决民困问题。 为官者不可能事必躬亲，鉴别与使用人才非常重要，这方面能力怎样，往往影响面很大，如若用人不当，就会比实际执行者带来的灾难更大。《老残游记》写有山东巡抚庄宫保，是以刘鹗的恩人张曜为原型的，但刘鹗并不因为是自己的恩人而回护。小说描写，庄宫保虽然注重求贤，延揽能吏名士，但在鉴别和使用人才上犯了两大错误：一是任用了玉贤和刚弼这两位酷吏，二是采纳了书呆子史钧甫的治河建议，致使几十万百姓流离失所。 对于玉贤，庄宫保昏庸不察，只凭风传就“专折明保”（第三回），并使其终于得到提拔。当老残写信给他讲明实情时，庄宫保承认“不料玉守残酷如此，实是兄弟之罪”，但没有立刻处置玉贤，说是“目下不敢出尔反尔，似非对君父之道”，（第十九回）实则为了自保。刚弼也是庄宫保举荐的，虽然他后来对于刚弼的滥刑也进行了制止，但其用人失察是显而易见的。 鉴别用人方面的失误，造成的危害尚小，重大决策上的错误，则会导致大面积的灾难。小说第十四回写了庄宫保不从实际出发，轻信了史钧甫的建议，废除黄河两岸的民埝，退守大坝，结果造成了黄河泛滥，其惨状目不忍视，惨不忍闻：“废济阳以下民埝，是光绪己丑年（1889）事。其时作者正奉檄测量东省黄河，目睹尸骸逐流而下，自朝至暮，不知凡几。山东村居屋皆平顶，水来民皆升屋而处。一日，作者船泊小街，自见屋顶上人约八九十口，购馒头五十斤散之。值夜大风雨，耳中时闻坍屋声，天微明，风息雨未止，急开船窗视之，仅十余人矣！不禁痛哭。”[94]本来是为民治河，结果错误的决策却成了“杀这几十万人的一把大刀。”(十三回)刘鹗感慨此举“荒谬之至！”[95]这一重大灾难的造成，固然有书呆子史钧甫的责任，他主汉代贾让《治河策》不与河争地之说，不进行实地考察，“但会读书，不谙世故”，所以，刘鹗借老残之口愤慨道：“孟子所以说‘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岂但河工为然？天下大事坏于奸臣者十之三四，坏于不通世故之君子者倒有十分之六七也！”（第十四回）这“不通世故的君子”是否也同时暗指庄宫保？我们不好忖度，但在刘鹗看来，庄宫保的用人失察是导致灾难的主要原因。庄宫保的原型是张曜，他好客，“幕中多文士，实无一能知河事者。群议方主贾让不与河争地之说，欲尽购滨河民地，以利河身。上海善士施少卿（善昌）和之，将以海内赈灾之款助官力购民地。君至则力争其不可，而主束水刷沙之说。”[96]“君”指的是刘鹗。小说第四回原评也写道：“庄勤果公抚东时，内文案一百三十余人，随工差遣者三百余人，有战国四公子之风。然而鸡鸣狗盗间出其间，国士羞之。”[97]这两段资料都揭示并批评了张曜或庄宫保鉴识使用人才方面的无能，“无一能知治河者”、“鸡鸣狗盗”之徒，怎能不坏事？而轻信他们的建议，又怎能不造成巨大灾难！ 从总体上看，刘鹗的为官理念是传统臣道观念与洋务派改良思想的结合体。刘鹗所强调的忧国爱民一直是中国传统臣道观念的核心内容，求实精神、开放与利用外国的观念则是刘鹗洋务派思想的体现，对官员实际治政能力的要求是他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对传统官能理念的发挥。他在《老残游记》中对于“清官”的反思和描写，比较集中地体现了他对当时官场的揭露与批判，蕴含着他对理想官员的追寻。刘鹗为官理念的不足之处，一是不反对最高统治者，认为清朝这条大船“驾驶的人并未曾错”，而对义和团与革命党的做法持批判态度，认为他们是“贼”。二是在不触动封建官僚制度的前提下，主张改革吏治，呼唤真正的好官。他虽然看到了“清官”的实质，但没有找出产生这类“清官”和官场腐败的真正原因。实际上，正是封建官僚制度本身催生了这众多腐败而又无能的官吏。刘鹗只想通过借用外国资金和技术的方式来解决民困问题，可没有意识到，封建制度本来就是压迫和剥削百姓的，他所要借助的外国资本主义，恰恰是来掠夺中国的。因此，他办实业的种种努力最终只能化作泡影。最后，面对已残的棋局，自己只能慨叹和哭泣。 三、关于小说如何证史的几点思考 梁启超曾说：“善为史者，偏能于非事实中觅出事实。”他举《水浒传》中鲁智深以度牒入佛门逃身为元明间犯罪人逃身之事实、《儒林外史》中范进一中举即为社会特别阶级之事实为例，指出：“此类事实，往往在他书中不能得，而于小说中得之。”[98]那么，怎么能够“于非事实中觅出事实”？小说又如何证史呢？ 综括前人关于小说证史的观点和实践，结合本文以《老残游记》证刘鹗为官理念的思考与分析，笔者以为有以下几点值得我们重视。 其一，要深入了解小说作者所处的时代。 时代造就历史人物，人都是时代的产物。林瑞明说，刘鹗所处的时代是“新旧思潮激荡的转型期。”[99]《老残游记》创作于1903年至1906年之间，当时顽固派、洋务派、革命派等各种思潮交汇激荡，同时列强正欲瓜分中国，而人民深受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双重灾难。刘鹗的为官理念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产生的。刘鹗对自己生活的时代有着特别的敏感，对接触的官吏多有体察和思考，官场的种种腐败他是能够时时看到和听到的。胡适曾分析说：“刘鹗先生眼见毓贤、徐桐、李秉衡一班人，由清廉得名，后来都用他们的陋见来杀人误国，怪不得他要感慨发愤，著作这部书，大声指斥‘清官’的可恨可怕了。”[100]这虽是仅就刘鹗对“清官”的认识而言，但可以想见他对众多官吏的体察与思考。刘鹗服膺洋务派的思想，主张借助外国的资金和技术，发展经济，以实现养民富国的理想，显然受了当时洋务思潮的冲击，当然也与他爱民求实的思想密切相关，实则是他为解决民困问题寻求到了他认为可行的道路。应该说，其为官理念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来自于现实的激发。 其二，要具体探索小说作者的家庭背景。 一个人的家庭背景对其思想观念的形成关系甚大，按照发展心理学的理论，一个人的世界观和人生观之塑造，大多是在家庭里面完成的。早期家庭的熏陶与教育，对一个人思想观念的形成具有“种子”的意义。刘鹗出生在一个封建官僚家庭，父亲刘成忠曾任知县、监察御史、知府、道员等官职。刘成忠任河南某县县官时，捻军攻开封，“他一人一骑直去捻营，要见义军领袖。接见后自责官贪吏残，以至于官逼民反，又大讲所谓‘朝廷德意’，要他们解散归农，保证无事。”捻军笑他迂腐，但感他爱民好意，不再围攻开封。“这虽是齐东野人之语，不可尽信。也可见他自人道主义出发的对人民的同情心是有的。”[101]父亲对人民的同情心应对刘鹗爱民思想的形成有着直接的影响。另外，少年刘鹗“于书无所不读”[102],“家传者如治河、天算、乐律、词章、天文、医学、兵学，先君俱诣臻精绝。复纵览百家，学既恣放，言论自不同人。于时事观察犀利，识见亦远到。”[103]家传实学之书对其后来求实精神的形成亦当有潜在影响，而纵览百家的博学，使得他具有了不同于他人的远见卓识。 其三，要细致梳理小说作者的人生经历。 一个人的人生经历是其思想观念形成的直接动因，刘鹗之所以有较为全面的为官理念，与他一生中大量接触各类官员有关。刘鹗虽不曾担任过高官要职，一生以办实业为主，但他曾投效于河道总督吴大澂，赴河南郑州报效河工；受山东巡抚张曜的檄召，任黄河下游提调；又经山东巡抚福润推荐，到总理各国衙门考验；后上书修铁路开矿山，并应张之洞之邀赴武汉议筑芦汉铁路；还于庚子事变之时进京赈济饥困；后遭弹劾革职流放，死于新疆，在其一生中，刘鹗接触过不少大小各类官员，与他们或有直接的交往，或有间接的观察，更有深刻的思考。所以，在《老残游记》中，刘鹗写到了许多官吏，描绘了庄宫保、玉贤、刚弼、史均甫、王子谨、申东造、白子寿等官员的形象，有批判、有愤怒、有痛心、有赞同，透示出其对晚清官场的认识，寄寓了自己的为官理想，形象地表达了心目中的为官之道。《老残游记》中写到的许多官吏的形象，多直接取材于现实。研究者普遍认为，《老残游记》中的老残即刘鹗本人的化身；庄宫保是张曜的化身；玉贤是毓贤的化身；刚弼是刚毅的化身；史均甫是施善昌的化身，所以，就对官吏的描写而言，《老残游记》可以说是一部近乎“实录”的作品。正因为如此，刘鹗本人将之比作史书，只不过戏称为“野史”而已。他在第十三回原评中说：“野史者，补正史之缺也。名可托诸子虚，事须征诸实在。”[104]即书中名称可以是虚构的，但事情则为实实在在的。小说中所描写的虽然与现实生活不会完全吻合，有艺术的虚构和夸张成份，但毫无疑问，该书为我们探讨刘鹗的为官理念提供了大量的有效的材料，是一个小说证史的典型文本。 其四，要注重研究小说作者思想观念的直接来源。 既然用小说资料来研究作者的思想观念，那显然要对作者的思想渊源进行梳理和探索。刘鹗为官理念中的许多成分，都来源于太谷学派的思想。太谷学派是晚清的一个民间学派，创始于安徽的周太谷，后太谷弟子张积中与李龙川分别为北方与南方的传人。刘鹗师从李龙川，与龙川弟子黄葆田、蒋文田有很深的交往。 刘鹗自言，“余年初弱冠，束脩事龙川。”[105]刘大绅说：“先君以事赴扬州，受学龙川……而先君任天下之心，亦一变为悲天悯人。”[106]“盖先君自从龙川受学以后，即抱饥溺胞与之怀，以养天下为己任。”[107]均指明由于受龙川的教诲，而形成了“悲天悯人”“以天下为己任”忧国意识与爱民情怀。实际上，通观其为官理念，可以说刘鹗在许多方面都受了太谷学派的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其为官理念的许多方面都与太谷学派的言论有直接的关联。 周太谷在《秦变论》中曾论及听讼治盗的问题：“古听讼治盗，无刑问。刑问民岂无屈乎？屈之小民小伤，屈之大民大伤。民伤则天怒，天怒则岁凶，岁凶则民饥，民饥则盗起，盗起则国忧。”[108]在《问刑》中又说：“圣功之用，安为贵。”[109]联系刘鹗对玉贤与刚弼等酷吏的揭露与批判，可以明显看出，刘鹗正是以周太谷的上述思想为办案标准的，其对逼民为盗的痛恨与化盗为民的追寻，与周太谷的观点完全一致。 太谷学派主张仁民而爱物，强调每个人都要有社会责任感，要关心别人。周太谷曾说：“女安毋忘人危，女逸毋忘人劳，女无饥寒毋忘人之饥寒，女无疾病母忘人之疾病，女无缧绁毋忘人之缧绁，女无鞭戍之苦毋忘人之鞭戍之苦。其忘乎？其无忘乎！毋其忘，近事其亲，远事其国。”[110]因为“予，天民也，君子亦天民也，予敢慢之？君子天民也，小民亦天民也，予敢贱之？”[111]刘鹗亲师李龙川继承发挥了周太谷的上述思想，指出：“万物皆我胞与，不惟一夫之饥，犹己饥之，一夫之寒，犹己寒之，即一草一木不得其所，亦以为由己所致。”[112]上述太谷学派的思想对刘鹗爱民忧国理念的形成，无疑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在给黄葆年的信中，刘鹗表达了其坚定的信念：“谤满天下不觉稍损，誉言满天下不觉稍益，惟一事不合龙川之法与公所为，辄怏怏终夜不寐，改之而后安于心”，“圣功大纲，不外教养两途，公以教天下为己任，弟以养天下为己任。各竭心力……同为空同之子孙，同培古今之道脉，同身同命，海枯石烂，无有贰心。”[113]面对四百兆之民的穷困，他奋起担当，力主修路、开矿、兴工、劝农，自己身赴河工、北上贩济等都体现了太谷学派的思想。太谷学派讲“立功立言立德”，将立功放在了第一位，反映了这一学派的求实特点。周太谷在《富教缓急说》中曾说：“五谷失熟，民能生乎？人伦失教，民能久乎？牧民者，忽民人伦乎？忽民稼穑乎？”[114]这些从实际出发养天下的思想，不但被刘鹗继承并践履，而且，成为了其为官理念的主要内容。另外，周太谷在《问政》中还说：“观四海之政自进退始。贤者进，不贤者退，则四海定矣。”[115]毫无疑问，官吏用贤的思想也影响了刘鹗对官能的思考。 其五，必须对小说的内容、主题和艺术特色等有透彻的了解。 不了解小说，你就无法知道小说中哪些内容可以用于研究历史；不了解历史，你将无法衡量小说内容的价值，无法将小说史料钩稽出来。史家既然要以小说证史，那么，就必须对小说有透彻的了解。这要求史家对小说的内容、主题、艺术手法等都有深入的认识。我们说，每一部小说都有作者的一个基本立意与主题，不同的小说所反映的社会历史内容也有侧重，世情小说对研究情感史很重要，家族小说对研究家族社会是首选，神魔小说之于社会佛道信仰，《水浒传》之于农民起义，《金瓶梅》、《三言二拍》之于商业发展及资本主义萌芽，《红楼梦》之于古代家族生活，《三国演义》之于战争和政治……都有其它小说不可替代的价值。正如我们要用《老残游记》证明刘鹗的为官理念而不是考察刘鹗其他思想观念一样，因为《老残游记》固然也写了近代实业，写了治黄，写了晚清学术思潮，但主要还是写了现实政治，写了官员。所以，这部书是研究作者政治思想的好材料。对于《老残游记》是一部描写现实政治的书，尤其是写官吏的书，许多学者早就指出了。胡适在《老残游记序》中说：“这部小说是作者发表他对于身世、家国、种教的见解的书。”[116]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则说：“其书即借铁英号老残者之游行，而历记其言论闻见，叙景状物，时有可观，作者信仰，并见于内，而攻击官吏之处亦多。”[117]夏志清不但说该书“可被称为中国的第一本政治小说”[118]，而且进一步指出该书“一片侠气，满腔热血，却是本基于政治现实的小说”[119]，更有甚者认为：“李伯元做的是官场现形记，刘铁云做的是做官教科书。”[120]《老残游记》正是一部隐曲表达出来的《官场现形记》。也正是在这样的认识基础上，笔者才以《老残游记》来分析刘鹗的为官理念，而不是他的其它方面的思想观念。 其六，使用小说史料，必须与其它史料相对勘。 对于小说史料，我们既不能贬低其价值，也不能夸大其价值，应该将之放在与史著平等的基础上，来与其它史料对勘使用。清代史家王鸣盛就提出，小说与实录具有相同的价值：“大约实录与小说互有短长，去取之际，贵考核斟酌，不可偏执。……采小说未必皆非，依实录未必皆是。”[121]杨鸿烈则强调了史料对勘的意义：“我们若能把中国各朝代的文学所包含的社会背景的资料拿来和二十四部所谓‘正史’的参照互证,那么我们对过去中国民族实际的生活状况必更有明确的了解。”[122]齐世荣也说：“总之，历史学家经过精心分析，可以从小说中发掘有用的史料。但使用从小说中发现的史料时，应参照其他方面提供的史料，才能得出比较正确的结论。”[123]我们在探讨刘鹗的为官理念时，主要使用了《老残游记》中的资料，同时，也大量使用了其小说评论、书信、上疏、诗文等资料，还使用了别人对《老残游记》和刘鹗评价的资料。研究历史问题，靠单一的史料是解决不了问题的。 沿着上述思考理路，利用小说证史，相信会对历史的研究起到不小的推动作用。小说对历史的印证、映证、佐证、补证、纠正等学术价值应该给予充分肯定。但小说毕竟不是史著，我们对小说史料价值的局限性也要有清醒的认识。其一，小说是情感的产物，所以对历史的描写、认识和评价往往有着非常浓烈的情感色彩，不是理性的表达，逻辑的推衍，作者一般很难做到“爱而知其丑，憎而知其美”。比如刘鹗对恶官的痛斥，对百姓的怜悯等都带有非常强烈的感情色彩，这自然而然地使他的描写夸张、变形甚至虚构。其二，小说史料往往是零散的、不系统的，因为小说作者的写作目的本不是留存历史，所以其中包含的历史信息往往是吉光片羽，一鳞半爪，缺乏历史的一贯性、连续性和整体性，故而时空的穿越和错位现象比比皆是。其三，小说的真实性与虚构、夸张相混合，有时很难辨析清楚。这要求我们在使用小说史料时，通过与其它史料的对勘，去伪存真，去粗取精，努力做到在虚构中见真实，在夸张中见确切。总之对于小说史料，我们不要贬斥、排斥，要以理性的态度对待它们，研究它们，力图准确地使用它们。 参考文献： [1] [法]朗格诺瓦、瑟诺博司《历史研究导论》（李思纯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3页。 [2] 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汤志钧导读），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40页。 [3] 胡适《中国书的收集法》，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12册464页。 [4]宁可著《史学理论研讨讲义》，鹭江出版社，2005年，111页。 [5]王先谦《庄子集解》卷二十六《外物》，中华书局，1987年，239页。 [6]《汉书》卷三○《艺文志》，中华书局，1962年，1745页。 [7]《汉书》卷三○《艺文志》，1744页。 [8]《文选》卷三一江文通杂体诗《李都尉从军》“袖中有短书”，李善注引《新论》，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1453页。 [9]刘勰著，周振甫译《文心雕龙今译》，中华书局，1986年，136页。 [10]《隋书》卷三四《经籍志》，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第1012页。 [11]张振珮笺注《史通笺注》卷五《采撰》，贵州人民出版社，1985年，150页。 [12]《史通笺注》卷五《采撰》， 141页。 [13]《史通笺注》卷一○《杂述》， 353页。 [14]《史通笺注》卷五《载文》， 153页。 [15]《史通笺注》卷九《核才》， 331页。 [16]《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四〇《子部·小说家类》，中华书局，1965年，1182页。 [17]章学诚著，叶瑛校注《文史通义校注》卷五《诗话》，中华书局，1985年，560-561页。 [18] 《新小说》，第1号，1902年。 [19] 《新小说》，第13号，1905年。 [20] 参见《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文学》“小说”条,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年。 [21] 齐世荣著《史料五讲》，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156页。 [22] 《马克思恩格斯论艺术》，人民出版社，1978年，2卷402页。 [23] 普列汉诺夫著《论西欧文学》，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121页。 [24] 《中国历史研究法》，53页。 [25] 鲁迅著《中国小说史略》，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156页。 [26] 孙毓棠《历史与文学》，见蒋大椿主编《史学探渊》，吉林教育出版社，1991年， 985—986页。 [27]周汝昌《聊斋志异资料汇编·序言》，南开大学出版社，2002年，1-2页。 [28] 可参见笔者《论无意史料与历史研究》，《四川师范大学学报》2014年5期。 [29] 胡适《中国教育史料》，《胡适文集》，第4册541页。 [30] 胡适《<醒世姻缘传>考证》，《胡适文集》，5册310页。 [31] 胡适《<醒世姻缘传>考证》，《胡适文集》， 5册310-311页。 [32] 漆侠《历史研究法》，河北大学出版社，2003年，189页。 [33] 钱钟书《管锥编》，中华书局，1996年,1册271页。 [34] 卞孝萱《唐传奇新探》，江苏教育出版社，2001年。 [35] 王国维《红楼梦评论》，洪治纲主编《王国维经典文存》，上海大学出版社，2003年，149页。 [36] 石泉、李涵：《听寅恪师唐史课笔记一则》，《纪念陈寅恪先生诞辰百年学术论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33页。 [37] 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84页。 [38] 漆侠《历史研究法》，34页。 [39] 杜维运《史学方法论》，三民书局， 1992年，136页。 [40] 齐世荣《谈小说的史料价值》，《史料五讲》， 159-180页。 [41] 翦伯赞《略论中国文献学上的史料》，见王学典编《史学理念》，重庆出版社，2001年，25—26页。 [42] 翦伯赞《略论中国文献学上的史料》， 26页。 [43] 如杜贵晨《评<老残游记>“揭清官之恶”》，《齐鲁学刊》1992年6期；田同旭《<老残游记>清官批判思想之探源》，《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年1期。 [44] 刘鹗著，严薇青注《老残游记》，齐鲁书社，1985年，203页。 [45] 鲁迅著《中国小说史略》，东方出版社，1996年，238页。 [46] 刘德隆、朱禧、刘德平编《刘鹗与老残游记资料》，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375页。 [47]《刘鹗与老残游记资料》， 424页。 [48] 《清史稿》卷四六五，中华书局点校缩印本，1998年，3269页。 [49]《老残游记》， 50页。 [50]《刘鹗与老残游记资料》，84页。 [51]《老残游记》， 203页。 [52]《刘鹗与老残游记资料》， 376页。 [53]《刘鹗与老残游记资料》， 509页。 [54]《老残游记》， 272页。 [55]《老残游记》， 273页。 [56]《刘鹗与老残游记资料》， 84页。 [57]《刘鹗与老残游记资料》， 86页。 [58]《刘鹗与老残游记资料》， 133页。 [59]《刘鹗与老残游记资料》， 132页。 [60]《老残游记》，9页。 [61] 刘鹗著，刘蕙孙标注《铁云诗存》，齐鲁书社，1983年，6页。 [62]《刘鹗与老残游记资料》， 139页。 [63]《刘鹗与老残游记资料》， 140页。 [64]《铁云诗存》， 11页。 [65]《刘鹗与老残游记资料》， 106页。 [66]《刘鹗与老残游记资料》， 82页。 [67]罗振玉著《清代学术源流考》，江苏文艺出版社，2011年，91页。 [68]《刘鹗与老残游记资料》， 140页。 [69]《刘鹗与老残游记资料》， 133页。 [70] 《清代学术源流考》， 90页。 [71]《清代学术源流考》， 89页。 [72]《刘鹗与老残游记资料》， 106页。 [73]《刘鹗与老残游记资料》， 105页。 [74]《刘鹗与老残游记资料》， 369页。 [75]《刘鹗与老残游记资料》， 300页。 [76]《刘鹗与老残游记资料》， 133页。 [77]《刘鹗与老残游记资料》， 473页。 [78]《刘鹗与老残游记资料》， 132页。 [79]罗振玉《清代学术源流考》， 90页。 [80]《刘鹗与老残游记资料》， 130页。 [81]《刘鹗与老残游记资料》， 140页。 [82]《刘鹗与老残游记资料》， 133页。 [83]罗振玉《清代学术源流考》， 90页。 [84]《刘鹗与老残游记资料》， 132页。 [85]《清代学术源流考》， 91页。 [86]《刘鹗与老残游记资料》， 83页。 [87]《刘鹗与老残游记资料》， 83页。 [88]《刘鹗与老残游记资料》， 85页。 [89]《刘鹗与老残游记资料》， 85页。 [90]《刘鹗与老残游记资料》，300页。 [91]《刘鹗与老残游记资料》， 129页。 [92]《铁云诗存》， 11—12页。 [93]罗振玉《清代学术源流考》，90页。 [94]《老残游记》， 180页。 [95]《老残游记》， 169页。 [96]罗振玉《清代学术源流考》，89页。 [97]《老残游记》，50页。 [98]《中国历史研究法》， 53页。 [99]《刘鹗与老残游记资料》，442页。 [100]《刘鹗与老残游记资料》，376页。 [101]刘蕙荪著《铁云先生年谱长编》，齐鲁书社，1982年，4页。 [102]《刘鹗与老残游记资料》，396页。 [103]《刘鹗与老残游记资料》，401页。 [104]《老残游记》， 169页。 [105]《铁云诗存》， 2页。 [106]《刘鹗与老残游记资料》， 401页。 [107]《刘鹗与老残游记资料》， 404页。 [108] 周太谷《周氏遗书》，方宝川主编《太谷学派遗书》第一辑，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97年，1册284页。 [109]周太谷《周氏遗书》，《太谷学派遗书》第一辑，1册305页。 [110]周太谷《周氏遗书》，《太谷学派遗书》第一辑，1册338页。 [111]周太谷《周氏遗书》，《太谷学派遗书》第一辑，1册334页。 [112]《刘鹗与老残游记资料》，310页。 [113]《刘鹗与老残游记资料》，300页。 [114]周太谷《周氏遗书》，《太谷学派遗书》第一辑，1册300页。 [115]周太谷《周氏遗书》，《太谷学派遗书》第一辑，1册294页。 [116]《刘鹗与老残游记资料》， 375页。 [117]鲁迅《中国小说史略》，238页。 [118]《刘鹗与老残游记资料》， 477页。 [119]《刘鹗与老残游记资料》， 487页。 [120]《刘鹗与老残游记资料》， 379页。 [121]王鸣盛著《十七史商榷》卷九三《欧史喜采小说薛史多本实录》，上海书店出版社，2005年，866-867页。 [122]杨鸿烈著《史学通论》，岳麓书社，2012年，282页。 [123]齐世荣著《史料五讲》， 180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