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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子毓 2014年8月15日至19日，由中国秦汉史研究会主办，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承办，宜宾市博物院、渠县文体广新局协办的中国秦汉史研究会第十四届年会暨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成都召开。安作璋、熊铁基、王子今、孙家洲、卜宪群、高大伦等来自中国大陆、港台和美国、日本、韩国的学者约 余人参加了会议。会议收到论文190余篇，内容涉及考古、文献、政治、经济、军事、法律等各个方面，与会学者围绕这些问题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探讨。 一、秦汉考古发现 考古研究，尤其是四川地区的考古研究是本次大会的一大热点，除本节所列的诸多论文外，另有若干篇论文根据内容分列于各节。 高大伦《汉代民间最大的岩体工程》指出四川地区汉代崖墓的数量、规模冠居全国，并分析了其形成的原因。刘志岩《金沙江下游地区的汉代乡村聚落》介绍了近年发掘的骆家沟遗址，指出该遗址较为完整的体现了西汉中晚期金沙江下游地区聚落形态。李飞《乐山大佛及其周边区域崖墓的考古调查》对乐山大佛及其周边崖墓的情况做了调查与分析。陈卫东《城坝遗址的考古发现与研究》对四川渠县城坝遗址的发掘情况做了介绍。陈剑、易立、周志清《彭山武阳城遗址的考古发现与初步认识》对于四川彭山县的武阳城遗址的发掘情况进行了介绍，推断了城址的年代，结合考古资料对武阳城的历史进行了梳理。程有为《秦汉时期巴蜀与中原地区的文化交流》结合考古材料，对战国秦汉时期巴蜀与中原的文化交流情况做了梳理。刘睿《四川地区汉代“启门图”研究》对考古发现的“启门图”进行了梳理总结。赵宠亮《1949年以来巴蜀地区汉代石刻文字的发现与研究》对解放后巴蜀地区的石刻文字进行了总结综述，并提出了建议。此外，原宗子《在日本的最今秦汉史研究情况》对日本的秦汉史学会现状、学术动向、出土资料、主要著作作了介绍。 二、秦汉史料的考释与辨析 本次大会提交的论文中，很大一部分与史料的考释与辨析有关，其中的许多成果颇有新意。史料是历史研究的基础，相关辨析关乎上层研究的各个方向，因此，这里不按研究方向强作分割，而以性质分类，综列于此。 1、史料考释 关于简帛的考释。马怡《<赵宪借襦书>与<赵君存物书>——金关汉简私文书释考二则》对两篇文书的文字进行了详细考释，并分析了其性质，指出《赵君存物书》是一件稀见的契券。邬文玲《汉简释文注释补遗》认为，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219简“径请者径请者”当释作“径请，诸径请者”；317简“自田”当为“受田”。文章对居延汉简与敦煌汉简的两处文字也作了新的考释。沈刚《秦简中的“吏仆”与“吏养”》认为秦简中“吏仆”指赶车人，“吏养”指炊事人员，二者合称“吏仆养”，多由徒吏充任。文霞《秦汉简牍中的“徒隶”辨析》认为“徒隶”一词本有“服役者”、“可买卖的官奴婢”、“隶臣妾、城旦舂、鬼薪白粲”等多种含义。后多被用来泛指刑徒。 关于出土文物的考释。熊长云《东汉“酒斗平”铜量考》认为新见“酒斗平”铜量为东汉酒泉郡量器，与酒水无关。黄锦前《蚌埠双墩M1出土的两件徐国有铭兵器》通过分析铭文文字，结合前人研究成果，指出这两件兵器的原主人为徐国贵族容居，后为钟离国国君柏所缴获。陈松长《汉画像石中的“拥彗”图辨正》认为，汉代画像石中的“拥彗”图实为羽人引导墓主灵魂升天之象，当命名为“执翿”图。史党社《从地理的角度谈石鼓文的相关问题——和周运中》对石鼓文的内容、排序进行了考释，认为石鼓出土地在三畤原，刻于秦穆公时期，而文本来源可能更早。文章还认为，石鼓文体现了秦人重畜牧的传统，显现其族源来自西北，而非东方。杨兆荣、杨园《汉画中的“鱼车图”与“乘鱼图”考辨》认为汉画像石上的“鱼车图”并非墓主升仙之象，而是对仙界热闹景象的描绘。 关于文献的考释。李迎春《略论汉代的“三辅尤异”》对“尤异”一词进行了辨析，认为“三辅尤异”指的是三辅地区治行优秀的官员，而不是一种优待三辅官员的特殊制度。阎盛国《银雀山汉简<定心固气>内容商榷》通过分析《定心固气》篇的文字与结构，认为这是一篇论述将帅修养问题的文字。张小稳《月令源流考》认为，《月令》编撰于春秋时期，原本为《周书·月令》，文本源自西周时的国家政令书，战国时被掺入五行系统，收入《明堂阴阳》，后又为《礼记》等书袭用。张维慎《谈“竖子”称谓在战国至汉初政治生活中的应用——兼谈阮籍“时无英雄，使竖子成名”中“竖子”之意指》对战国秦汉时“竖子”一词的使用作了梳理，并认为阮籍所言之“竖子”是指刘邦而言。 2、史料辨析 对文本讹误、窜伪的辨析。王健《关于两汉官民比研究的若干问题》通过统计分析《汉书》与《通典》关于两汉官僚数量的记载，指出西汉官民比为1:457，东汉为1:369。所谓汉代官民比1:7945的说法系讹传，源自《通典》对东汉官吏总数的误载。曹金华《考竟源流 别伪求真——写在拙作<后汉书稽疑>面世之际》对“史料批判研究”、“本体阐释”等新学术理论进行了评价，分析了《后汉书》成书背景与史料来源造成的影响，列举了今本《后汉书》存在的各类错误。曹旅宁《从出土简牍考证秦始攻南越之年代》根据荆州博物馆藏汉简的记载，指出《史记》记载有误，秦始攻南越之年在秦始皇三十年，与《淮南子》相合。秦进才《“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三题》对董仲舒“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一句的原文、背景、本义进行了探讨，认为“不计其功”为班固擅改，《春秋繁露》所载“不急其功”才是原文，董氏此语体现的是士人学者的理想。山珊《经典、诠释与经典再造——以汉哀帝尊封本亲的礼仪之争为切入点》通过分析历史上礼仪之争时各种称引经典的记载，指出儒家经典在被应用于政治、社会领域时，争论者往往会进行曲解、改造、选择性取舍乃至自我作则——创造出新的说法而冒用经典之名。夏德安《从“禹有直五横”到“土有五光”》指出，放马滩秦简“禹须臾行不得择日”章、额济纳汉简2002ESCSF1：2以及敦煌数术杂抄P2661背皆源于同一文本。三者存在差异是因为传抄者抄写过程中结合当时当地的文化进行了有意识的变化，而非传抄错误。汪桂海《<汉书>校勘举例》列举了旧点校本存在的问题，介绍了新点校本的底本、参校本，指出了新点校本的改进之处。 对文本记载真实性的辨析。赵凯、孙久龙《试析秦代的恤民惠政——兼论汉代“过秦”思潮中“秦无养老之义”之说》通过排比出土简帛与传世文献中关于秦廷尊老敬老、弘扬孝道的的记载，指出汉人所谓秦“无养老之义”的说法需要重新检讨。伊藤瞳《关于简牍尺寸与规格关系的基础性考察——以文献及出土简牍数据为中心》通过排比汉代简牍的长度，指出典籍与简牍尺寸的关联性在西汉后期以降才出现。孙家洲《<史记·秦始皇本纪>研读新知》认为，成蟜之叛及其失败使得秦始皇在心理上更倾向法家理论。重金收买之计对统一六国有重要作用。兔子山遗址出土的《秦二世元年文书》及北大竹简《赵政书》还不能完全证明秦二世得位合法。雷依群《说扶苏不得立为太子》则根据秦的政治文化传统、扶苏与胡亥的性格、秦始皇对胡亥的态度以及《蒙恬列传》所载蒙毅之语，认为胡亥确为秦始皇指定的太子。 对文本涵义的探讨。董平均《王翦“有功终不得封侯”之管见》认为，秦代并未取消封侯制度，赐爵之标准也未曾提高，王翦“有功终不得封侯”是因帝王个人好恶所致。侯宗辉《敦煌汉简所见乌孙归义侯侍子赴新朝史实考》根据敦煌马圈湾汉简中的“卑爰疐侍子”记载，结合孙建的卒年，指出孙建袭杀卑爰疐不在“元始”年间，而在天凤元年至天凤二年之间。王文涛《“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语主再考辨》指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一词并非出自秦汉古籍，首见于易白沙于1916年发表的文章《孔子平议（下）》，使用此词时应予规范。徐畅《陈寅恪中国上古史学研究寻踪——读陈寅恪作品札记》认为陈寅恪对上古史料亦很熟稔且有洞见，只是由于中国传统学术过分“好古”,加之近代“疑古”之风过盛，以致产生许多弊端，而陈氏又不甘为人后，是以其方有“不观三代两汉之书”之语。 三、秦汉史事的钩沉与梳理 关于史事的研究是以人为中心的，相当于传统史书的纪传部分，而各个专门方向研究则以制度为中心，相当于传统史书的典志部分。二者相辅相成，互为基础亦互为升华，但显然是难以混同的。因此，这里将史事研究单列出来，依政治、军事、文化略作分类，综述如下： 政治史事。赵国华《刘歆谋反事件考论》对刘歆谋反一事做了梳理分析，指出王莽杀死甄丰进而祸及刘歆二子，以及其后逼死刘歆之女是刘歆参与谋反的重要原因。杨权《对汉魏鼎革史的新审视——读朱子彦教授的<汉魏禅代与三国政治>》对朱子彦教授的新作进行了介绍，指出本书在禅让评价、九锡与禅让关系等方面的论述颇有新意。康香阁《关注秦汉时期的赵国研究》对秦汉时期“赵国”的历史进行了梳理。朱继彪、刘道林《刘邦早期在芒砀地区的活动述要》对刘邦早年间在芒砀的活动进行了梳理。彭华《汉武帝的武功与文采》是其著作《汉武帝集笺注》的前言，梳理了汉武帝的政治、军事与文学成就。李斯《秦汉之际的使者活动及其历史影响——六国“间使”与秦帝国的崩溃》指出郑国、韩非都曾参与“间秦”，并认为卢生、侯生、淳于越、赵高等的行为可能都有复辟六国的用意。安子毓《韩非入秦为间考》认为，韩非在韩王安即位后受到重用，亲自入秦为间谍，离间秦、赵关系，导致了秦、赵交兵，之后联赵抗秦，延缓了韩国的灭亡。由于今本《史记》遭到窜乱，以致此段史事暧昧至今。 军事史事。李开元《项羽攻齐和奇袭彭城的路线——兼论楚军彭城大胜的原因》在文献记载的基础上，通过实地考察，还原了项羽的进军路线，指出项羽系穿越鲁中山地，绕过刘邦布防的莒城干道，才实现了奇袭彭城的计划。王绍东《游牧民族视角下的战国秦汉长城审视》指出，长城的建造，促进了北方民族专化游牧生产方式的形成与扩大，加速了草原游牧帝国的形成，同时也减弱了北方游牧民族对抗自然灾害的能力，化解了北方游牧民族的军事优势。从总体上看，在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的对抗与斗争中，长城起到了限制和弱化北方游牧民族实力的作用。崔建华《河内控制权的流转与汉献帝初年的政局演变（190-199）》指出，在袁绍讨董失败，北移冀州后，张杨控制了河内，并促成杨奉带献帝回洛阳。杨奉引入曹操以制衡张杨，结果使得曹操获得了“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机遇。薛小林《边兵的失控——东汉董卓、北魏六镇及唐代安史三次边兵叛乱之比较研究》对三次变乱的异同进行了比较，指出由于边境的军事压力，中央被迫施行内轻外重之策，最终诱发了边兵的叛乱。而边境地区长期胡汉杂居，政府既未能有效同化，亦未能妥善处理民族矛盾，这一文化背景也是边兵叛乱的原因之一。马智全《肩水金关汉简“元康二年七月辛未”使者简浅论》认为，该简所反映的使者地位较高，可能是比两千石吏员，这一使团是针对边塞防御出使，可能与当时汉与匈奴争夺车师一事有关。李德山《论两汉东北民族政策的内在思路——从汉代的和亲政策谈起》指出汉代与东北民族从未完成“和亲”，通过梳理汉代对东北的民族政策，对此种情况的形成进行了探讨。吕方《诸葛亮北伐战略与蜀汉经济之关系》认为，诸葛亮北伐失败主要是受制于其较为脆弱的经济条件与困难的地理交通条件。杨龙《试论两汉之际的隗嚣集团》对隗嚣集团的构成特点、反莽及与刘秀征战的历程进行了梳理。 文化史事。安作璋《徐福东渡与中、日、朝、韩关系》综合历史记载、民间传说以及韩国济州岛的遗迹，梳理了徐福东渡的历史及其在中、日、朝、韩的影响，认为徐福系途经韩国济州岛东渡到日本的。熊铁基《中国古代的一个“乌托邦”实例——述评张鲁“政教合一”之治》认为，关于张鲁篡夺张脩领导权并伪造父祖历史的说法不能成立，并对张鲁“政教合一”之统治进行了论述和评价。郑金峰《芒砀山——探究汉文化的发祥之地》对芒砀山地区的汉文化历史记载、历史遗址以及近代的红色革命遗址作了介绍。 四、秦汉时期的政治与军事 关于政治、军事史的研究依旧是秦汉史研究的热点，本次大会围绕宏观政治架构与具体制度规定进行了广泛的讨论。 1、政治秩序 卜宪群《“乡论”与汉魏国家秩序》指出“乡论”源自先秦时期，在西汉晚期时，由于国家的重视，成为选官的重要依据。发展至东汉末年，“乡论”已被少数世家大族所把持，脱离了朝廷之控制。魏晋时期朝廷通过九品中正制等带有妥协性质的手段将“乡论”再次纳入了国家秩序的范畴。李振宏《关于在秦汉史研究中引入“国家与社会”分析框架的思考》指出，由于中国古代皇权独大，因此不能对“国家与社会”分析框架生搬硬套，应从国家与社会互动层面进行探讨。文章认为秦汉时期的社会力量主要分为士人、商贾、豪民、僤四种类型。胡志宏《陆威仪教授的中国古代空间结构的研究》对陆威仪的著作《中国古代的空间结构》进行了介绍。陆著从个体的身体开始，逐步扩大，依次探讨中国人思想中的家庭、城市、区域、世界和宇宙，层层深入的剖析了秦汉时期的社会秩序结构。阿部幸信《汉初天下秩序考论》认为，在汉初观念中，将汉廷直辖之郡县视为“内”，而将诸侯国视为“外”，“皇帝”一称主要对“内”，而“天子”则有天下共主之意，这一情况至汉武帝时方改变。马新《汉代村落形态再认识》对汉代村落的布局、社会经济结构、信仰作了总结，并认为汉代村落处于实体化阶段，汉代以后至隋唐，则又进入新一轮的村落空心化时期。王刚《秦汉间的政治转折与相权问题探微》指出，汉代丞相之制沿自秦朝，但汉初相权较秦代有所扩大，由“主事”走向“主臣”。金庆浩《秦汉初的领土扩张及帝国秩序》通过分析相关简帛，指出秦政府主要通过推行本国行政制度达到了对楚国等各国的统治，其中里程简的记载表明当时以内史地区为中心的的道路体系扮演着防御线的角色并起到了强化内史地区的作用。刘弘、姜先杰《试析对两汉西南夷郡县认识上的两个误区——以越嶲郡为例》通过分析考古文物遗存，指出东汉时期对越嶲郡的控制力有所加强。根据距离官道远近不同，政府对各县的控制力亦不相同。李现红《东周秦汉时期中国农民生活空间的新变化》对战国秦汉时期的“家室”进行了总结。 2、职官制度 李炳泉《略说东汉的将兵长史》认为，将兵长史并非边郡长史，而出自大将军长史，地位很高。将兵长史职掌“征伐背叛”，秩禄至少千石，其副职为司马。张俊民《悬泉汉简新见的两例汉代职官制度》指出，敦煌下属六个县中有四个县曾一度设“令”，宣帝时由“令”变“长”。在郡县守官不在职时其职位由外县吏员兼行，而非由郡丞等佐官代理，这一制度或源自秦代。姜维公、姜雅迪《汉代县域监察体制的布局与冲突》对汉代县官的设置、职责、权力、监察手段及存在问题作了较为全面的总结。汉代县令长可以擅自弃官，在任功罪就此一笔勾销。汉代政府采取回避制、三互法、禁锢法等手段防范地方宗族，但也由此带来了一定副作用。邹水杰《秦简行政文书中的司空机构》认为，秦时郡县均设有“司空”，但没有“乡司空”。“司空”的主官可设“有秩”、“啬夫”或“守”，“司空曹”则为办公场所。李勉《再论秦汉的“田”与“田部”》对秦及汉初的“田”与“田部”的职掌、设置、考核等问题进行了梳理与探讨。金锺希《秦代县的曹组织与地方官制——以里耶秦简中出现的迁陵县土地与财政运营为中心》认为，在秦代县的行政构造中，“官”负责处理实物，“曹”则负责统计整理其上报的业务，“县廷”则根据这些整理记录进行考核评价，掌控“官”。黎明钊《秦县掾吏之任用：迁陵吏曹的探讨》根据里耶秦简对迁陵吏曹相关问题进行了探讨，认为在掾吏等职位的任免上，“尉”担任颇为重要的角色。万义广《汉代三老的层级结构及其异同考》指出，汉代三老分为乡、县、郡三级，三者之间不存在隶属关系。三者的选拔方式、待遇、职掌等方面有相同点亦有不同点。此外，还有作为荣誉头衔的“国三老”其制与“三老五更”本不相同，但二者在东汉时最终合流。 3、行政制度 庄小霞《<永始三年诏书>简册与西汉赈灾制度初探》对肩水金关出土的《永始三年诏书》与赈灾相关内容进行了考释与总结。唐俊峰《里耶秦简所见秦代跨县行政初探——以巴、蜀两郡属县之文书为中心》认为，迁陵县署任外地戍卒时，以“外郡县令/长–本郡尉–县尉–尉丞–仓”为序传递信息，而债务交付时则可由两县直接联系。金垌吾《秦代县的徒隶运用和其特点——以《里耶秦简》“作徒簿”为中心的探讨》对迁陵县徒隶的劳作方式进行了较为详细的总结分类，并对徒隶参与助理行政活动的原因作了探讨。藤田胜久《汉代的檄与诣官、派遣之用途》对用于传唤、派遣的觚形短檄作了考察，对其功能、使用方法进行了较为全面的总结。张文瀚《汉代甲渠候官的日常管理》根据简帛材料详细梳理了汉代甲渠候官“文书掌控”、“行塞”、“召会”等日常管理工作。孙富磊《汉代巡行使者职能的演变》对两汉使者巡行制度作了总结。秦铁柱《“白马之盟”与“封爵之誓”——汉代封国制的具体原则与程序》对“白马之盟”与“封爵之誓”进行了梳理与总结。 4、军事制度 戍役制度。王彦辉《秦汉徭戍制度补论——兼与杨振红、广濑熏雄先生商榷》认为秦汉兵役制度为两年，一年为“正卒”，一年为“卫士”。而“材官骑士”则是一种预备役身份，不属于兵役。孙闻博《秦汉帝国“新地”与徙、戍的推行——兼论内外观念与内外政策特征》对秦汉时期在开拓的“新地”设置“新地吏”、徙边与戍边、边郡与内地的政策差异、边政运行的方式进行了条分缕析的详细梳理，并指出“文景之治”、“光武中兴”与当时的国家募民输粟及军士屯田的政策有关。 内地官制。张新超《两汉骑都尉续考——以东汉骑都尉为中心》对“骑都尉”一职在两汉时期的发展历程作了较为详细的梳理，指出“骑都尉”一名袭自秦代，并非为避高祖讳而改名，西汉前期被撤销。武帝时重置，东汉时只剩中央的中都官骑都尉，并最终成为一种荣誉官号。曲柄睿《西汉北军建制略考》认为，西汉北军由中垒、屯骑、越骑、射声、虎贲诸校尉组成，位于未央宫北门，由北军监军使者统领。 边郡官制。黄金山、杜晓宇《两汉边郡“部都尉”制度考述》对部都尉的设置、分类、职掌、管辖范围作了梳理，指出其设置目的在于加强边境防御以及对边境地区因俗而治。陈威廷《西汉郡部都尉治所浅析》指出，西汉内郡普遍设置的郡都尉在后汉时成为临时设置值官。边郡多为两都尉，主要设置在北部、西北以及西南地区，一般结合天然或人工防御设施沿边境线设置，以起到对外防御的功效。 五、秦汉时期的经济与法律 1、经济史 经济制度。戴卫红《出土文字材料所见秦铁官》根据近年来发现的秦代封泥印玺和简牍资料证明秦代中央设有铁官，并根据周家台历谱，指出秦代郡县也设有铁官。汉武帝对铁的专营实际上是对秦代政策的延续、扩大。臧知非《说“税田”：简牍所见秦汉田税征收方式——里耶秦简8—1519号简的历史分析》认为秦代税制从农民垦种的“舆田”中设定一部分为“税田”，以每亩1.5石计算总产量，平均分摊，按户收取。汉朝及东吴都继续了这种税田制度。贾丽英《吴简中的“訾”与“户品出钱”—兼论秦汉至三国吴的赀产税》根据简帛材料，对秦汉至三国吴时的赀产税进行了总结，指出秦代已有赀产税，吴简“户品出钱”属于户税。朱圣明《再谈秦至汉初的“户赋”征收——从其与“名田宅”制度的关系入手》指出“名田宅”是收取“户赋”的前提条件。二者关联紧密，均从商鞅变法时开始实施，文帝时停征。田租、田刍、田稾、户刍以及“以訾征赋”与“户赋”均有关联，但性质、范围不同。 经济情状。韩华《由汉简中的“工”看两汉西北边塞的手工业》根据汉简的记载，结合出土遗物、传世文献，对汉代西北边塞的手工业作了较为全面的总结。张骐腾《汉代豉产业略论》对汉代豉产业的发展作了梳理，认为豉在秦汉时才产生，并且在汉代成为生活必需品。杨延霞《秦汉时期的酒业经营》对秦汉时期酒水的买卖情况做了总结。温乐平《秦汉消费经济研究的几个理论问题》运用现代经济理论对消费经济的定义、内容、影响以及文化消费的特点进行了分析。 经济变迁。李峰《西汉中后期皇权与社会阶层经济互动探析》指出，由于官僚与豪强掠夺国家与基层社会的财富，皇权控制的财富逐渐减少，失去了调控经济的能力，再加上人地矛盾激化与自然灾害的影响，使得基层社会在西汉后期出现了剧烈动荡。周永卫《中外文化交流史上的蜀商时代》对战国、西汉时期巴蜀商人的兴衰做了总结，指出多年和平、政府重商、垄断铸币权、逐渐便利的交通以及西南夷、南越的独立性是蜀商崛起的的原因，而汉武帝盐铁专营以及平灭南越、西南夷则是蜀商衰落的原因。 2、法律史 律令的形成及其特点。汪华龙《汉代“律令式”诏书初探》对诏书的称引方式、律令式诏书的实现方式做了总结，并指出律令式诏书的时效性与执行力要强于律令。刘庆《秦汉告、劾制度辨析》认为，秦汉法律术语中，“告”为泛称，“劾”则为官员专用，存在着地域差异，受理最低在县一级，一般不越诉。党超《两汉“漏泄省中语”考论》认为，两汉时“漏泄省中语”一罪尚属草创，其涉及的泄密内容和判罚尺度都没有明确的标准。该罪名的出现是为了进一步神化和强化皇权。刘太祥《秦汉行政法与行政管理》对秦汉行政法的范围与特点作了总结。 立法精神。于振波《“负志”之罪与秦法之精神》认为秦统一六国后，指导思想并未发生变化，仍以宣扬君主专制集权的法家思想为指导。张功《<商君书>立法理论探析》对《商君书》的立法依据、法律分类、历法程序、法律形式要求等内容作了总结。林炳德《中国古代、中世的法和女性》通过考察古代法律中关于财产权与刑法的规定，认为秦汉时期乃至整个中古时期的女性地位也是很低的。 律令的传播与延续。张忠炜《读<汉书·艺文志>札记三题》认为早期史官职掌记录而非撰述，是以史书被附著于春秋家，魏晋以后史部内涵扩大，方才独立。汉代律令亦为单篇别行，尚未成为系统之整体，故未能列于七略。文章对董仲舒融经义入律令的原因、方式、影响也作了探讨。任仲爀《汉·魏晋律的篇章变化——以贼律为中心》认为，全本《二年律令》约为3万字，今本得其半数。魏新律并未大幅增加律条，晋泰始律减省四成律条，但刑律条文并未减少。魏永康《秦汉时期的律令与月令——以出土“田律”为线索》对出土田律中关于月令的内容与其他传世、出土文献进行比较研究，分析律令的意义所在，认为这些律令、文献均源自先民时代的月令观念，相互间有影响，但非继承关系。 六、秦汉时期的历史地理 后晓荣《考古资料所见秦代置道考》综合秦汉考古材料与传世文献记载，对秦代设“道”管理少数民族一事进行考证，梳理出秦代所设的23条“道”。徐卫民《新出土资料与秦历史地理研究》对相家巷封泥、里耶秦简、岳麓秦简、兔子山秦简以及秦代陶文中体现的秦代古地名进行了较为详细的总结，指出些新出土资料对秦代历史地理研究意义重大。高荣《汉代张掖属国新考》根据汉廷对河西用兵情况推断，张掖属国设置于元封四年（前107年），其民族构成以小月氏为主。梁中效《试论两汉时期汉中郡的战略地位》对两汉时期汉中郡郡治变化、政治经济地位进行了总结。 陈立柱《秦汉灵壁在今灵璧县北部考》通过对比灵壁、相城、符离、彭城、萧县的位置关系与隶属关系，结合史籍对睢水之战汉军逃亡方向的记载，认为秦汉灵壁在今灵璧县北部，今灵壁县的历史可上溯至2000年前。曾磊《秦东门琐议》认为秦代在朐县与黄河口各有一座“秦东门”，而山东荣成的“秦东门”则是历代附会而成。 李万涛《四川绵阳梓潼县西坝遗址初步研究》介绍了西坝遗址的发掘情况、时代，指出西坝遗址是汉代广汉郡郡治所在地，是蜀道秦汉时期遗址上的一个重要考古发现。黄家祥《四川荥经县古城村高山庙西汉墓地》对高山庙墓地的发掘情况做了介绍，指出该遗址与秦灭巴蜀后所置的严道县有关，说明严道古城是巴蜀西南边地的一处政治、经济、军事中心。连锐《广汉市落经村墓群重要考古发现》对落经村墓群的发掘情况作了介绍，指出其对广汉郡、雒城、蜀道的研究有重要意义。张振松《汉代上谷郡考》认为汉代上谷郡郡治沮阳城遗址在今河北省怀来县东南的大古城村。文章对上谷郡的军事、文化也进行了探讨。广濑薰雄《探寻汉代酒泉郡表是县城遗址——兼草沟井城调查记录》认为，汉代的表是县新城遗址在骆驼城，而旧城遗址暂不能确定。草沟井城非汉代遗址，可能是明代所建。文章还对既往判定城市遗址的方法进行了商榷，认为在证据不足的情况下，不应强作判定。 七、秦汉时期的思想 1、政治思想 吴涛《东汉<春秋>学浅论》指出，由于以《公羊传》为代表的今文经学激进思想间接影响了西汉的灭亡，故东汉初年皇权对《左传》颇为扶持，但未得列于官学。是后随着官学衰落而私学兴盛，《左传》终于取代《公羊传》成为主流。宋艳萍《汉画像所见“周公辅成王”图像与汉代政治》指出周公辅成王、诛管蔡在汉代已演变为当权者控制政权、排除异己的工具，但周公这一理想的形象同时又寄托了汉代士人的政治理想。高二旺《汉画“周公辅成王”的政治背景》认为，“周公辅成王”画像砖既表现了东汉人希冀子孙受到良好教育的愿望，又反映了东汉幼主当国等历史背景。孙文礼《董仲舒的社会秩序观及其现代意义》认为，董仲舒借助自然现象等外部因素证明社会秩序的方法忽视了教化作用的有限性，其理论亦造成了灾异频出时改朝换代之心理，是以被宋明理学所修改，然其所强调的整体、稳定秩序观则被继承了下来。靳宝《“汉得天统”：两汉关于政权合法性的理性思考》对两汉时期学者关于西汉政权合法性的论述进行了总结。 2、哲学思想 杨英《“封禅”溯源及战国、汉初封禅说考》认为，“封”、“禅”在最初并非专门的祭名，其本意因礼崩乐坏而紊乱。东周以后随着齐鲁文化兴起，开始出现系统封禅说，但儒家的封禅说并不具备可行性。到汉代，神仙家的封禅说兴起并被汉武帝采用，成为封禅之固定程序。董涛《王莽营建东都的方位观念考察》指出，对天象的迷信是王莽即位后试图迁都洛阳的重要原因。曾振宇《“仁者安仁”：儒家仁学从孔子到董仲舒、程颐的思想演进》从哲学史角度对儒家“仁”观念的起源、发展进行了系统的梳理。李春龙、张中良《略论董仲舒的宗教思想》对董仲舒的宗教思想作了总结。桓占伟《从“威义”到“威仪”——西周、春秋与汉代“威仪”观念的发展进程》认为，“威仪”源自西周祭祀仪式中的“威义”观念，之后逐渐形式化，成为“威仪”。田旭东《从<系年>到<史记>看司马迁历史观的进步》认为，清华简《系年》承认历史运动发展，将动因归于人事变化，但其历史观还未达到司马迁大一统历史观以及“成一家之言”的思想高度。郑先兴《论<太平经>的史学思想》对道教原典《太平经》包含着史学思想进行梳理，指出其思想具有民间史学的特征。夏增民《论<韩非子>的政治价值观》对韩非子的政治价值观形成、演变、影响作了梳理，指出其核心是“尊君而强国”。 八、秦汉时期的社会文化 1、文化生活 范正娥《论两汉太学与私学之关系》认为，汉代太学有引导作用，私学有包容作用，二者在教学方式、风气方面有一致性，也有疏离之处。郝建平《略论汉代的家训》对汉代家训的内容、形式、特点、社会作用作了总结。 龚阔英《汉代军队用酒情况浅析》对汉代军中饮酒的情况进行了梳理总结。肖从礼《居延新简中的“清酒”及与社祭相关问题试析》认为居延新简中的“清酒”与社祭有关。吴小强、张铭洽《秦汉竹简中的酒文化考证》通过考证秦汉竹简中的若干特定词汇，对其背后的酒文化做出了考证。 2、丧葬礼仪与宗教文化 张鹤泉《东汉丧礼送葬考》指出，东汉时期对王侯以及两千石以上官员的丧礼有着较为明确的规定，但并不严格限制以私人身份参与送葬。对两千石以下官吏的规定则较为模糊，可采取国家丧礼，亦可私人送葬。文章对皇帝及后宫葬礼、诸侯王与重臣葬仪的特殊规定也作了总结。黄宛峰《汉代二千石官吏墓葬的形制与影响》对汉代二千石官吏的墓葬形制进行了总结。尹在硕《汉代镇墓习俗述略》指出，出土于各地的汉代镇墓文的书写构造、内容、书写材料均有很大差异。香港大学藏序宁简与关洛地区典型镇墓文不同，当出土自江苏一带。五方镇墓文在各地均有出土，体现了五行思想影响之广泛。新莽时已有镇墓文木牍，此种葬仪很可能在西汉时已产生。孔永红《从汉画看汉代孝文化》对汉画像砖中体现的孝文化进行了梳理。 冯玉《岁首七日俗信源起新考》根据放马滩秦简的记载，认为岁首七日俗源自先秦时期的占卜活动。姜生《“天厨饴我，一食千岁”：汉墓庖厨图与天厨贻食信仰》对庖厨图背后的宗教信仰进行了阐述。孙兆华《河西汉塞所见“人面画杙”考述》对于汉代河西边塞出土的绘有人面像的木简进行了探讨，统计了其外观，探讨了其功能。游振群《两地帛画地域文化的探讨》通过对比马王堆汉墓与金雀山的帛画，探讨了西汉时期两地地域文化各自的特色。 3、族群文化 王子今《汉武帝“西夷西”道路与向家坝汉文化遗存》结合向家坝考古收获，梳理了汉武帝开拓“西夷西”道路的史实，指出汉文化在这一地区有着扩张性的影响。作者还认为，斑竹林汉画像石棺墓陶俑表现的形象很可能是“僰僮”。苏银梅《秦汉时期巴蜀地区僰人种族暨宗教信仰探析》认为僰人源自西戎与波斯，是南方丝绸之路的开拓者，其宗教信仰为崇拜日月的祆教。徐俊祥《早期秦人与巴蜀文明之关系蠡测》认为，巴蜀地区的异质文明系受早期秦人的影响所致。万靖《广元昭化大坪子墓地抢救性发掘工作简介》对近期发掘的大坪子墓地的发掘情况进行了介绍，指出该墓地对秦灭巴蜀后秦移民、秦文化入川情况的研究有很大参考价值。李万涛《四川宜宾石柱地墓地——金沙江下游多元文化交流的一处据点》对石柱地墓地的发掘情况、墓葬分期做了介绍，通过分析其各期器物所体现的风格变化，指出此区域为古蜀国灭亡后部分蜀人南迁路线上重要据点。李玥凝《教化与传统：秦汉时期巴蜀文化的惯性特征》指出，秦汉时期巴蜀官吏虽然倾力教化，但当地的文化传统仍有许多特色保留。柿沼阳平《三国时代西南夷的社会与恩信》指出，西南夷主要是以血缘与恩信组织社会，这一点是其赖以对抗蜀汉的手段，也是诸葛亮安抚西南夷的关键所在。田静《论秦人的进取务实传统》对秦人务实精神的成因、制度保障及此精神在秦俑中的表现作了总结。 九、秦汉时期的科技、气候、物质文明与艺术 李均明《秦简相关资料与清华简<算表>的比较研究》认为，清华简《算表》是中国迄今所见最早的计算器，文章对《算表》的功能与使用方法进行了详细阐述，并通过岳麓秦简的记载对这一阐述做了验证。张显成《张家山汉简《算数书》第143简算题释读补正》认为，143算题“郓都”当作“斩都”，意为削短木桩为楔形，并依此对题意进行了重新释读。罗维前、芦笛《香味与通感:香囊在早期中国的医用情况》总结文献与马王堆汉墓的出土材料，认为香囊的使用呈现除了医疗养生、饮食和原始宗教信仰交叠的景象。晋文《汉代的霾或“霾雾”》认为，《汉书》、《后汉书》中“蒙”、“蒙气”、“阴雾”、“黄雾”、“天气浑浊”、“雾气白浊”等记载的所指就是雾霾。文章对此现象的成因也作了探讨。 闫勇、林国玺《胶东地区出土西汉酒及相关问题探讨》通过分析胶东及西安、濮阳等地出土的西汉酒，认为西汉时可能已出现了蒸馏酒。刘德增《板櫈、座次与合餐——秦汉坐席、座次与分餐纠正》根据考古材料指出，除端坐、箕踞以外，垂足坐在汉代亦很常见。除胡床以外，板凳等高足坐具在汉代也已出现。作者还指出，合餐在汉代非正式宴会中也很常见。此外，文章还对鸿门宴的座次问题进行了探讨。白云翔《汉代“蜀郡西工造”的考古学论述》通过“蜀郡西工造”有关考古发现的系统梳理并结合文献记载，就蜀郡西工的产品类型与结构、生产组织管理、产品流通和应用及其演变等进行了考古学说明。聂菲《湖南楚汉漆器制作工艺探讨》对战国秦汉时期湖南地区的漆器制作技术进行了介绍。巩文《汉晋时期叉形器的考古学考察》指出汉晋墓葬中常见的叉形器既非女性之首饰，亦非文具，其用途还有待进一步研究。薛瑞泽《秦汉时期的服饰》对秦汉时期的冠服、朝服、常服、体衣进行了较为详细的总结。刘志平《<焦氏易林>所见汉代交通行旅生活》对《焦氏易林》所载的各种交通方式进行了总结研究。徐平《“清酒”与“呷酒”——賨人酿制的前世今生》对賨人酿制的“清酒”发展为后世渠县的历史进行了考述。 刘绍刚《隶书“八分”的解体和行楷书的发展——从五一广场简看东汉时期的书体演变》对东汉时期八分隶书逐渐式微而行书、楷书逐渐兴起的情况作了总结，对简牍中的草书也作了总结，并提出行楷书和今草用笔源自六国古文。吕静《战国秦汉时期“苍颉作书”传说研究——以传世文献和出土资料的讨论为中心》通过全面搜集仓颉传说，进行排比分析，指出该传说并非是上古之传说，而是源自战国中晚期，在后世逐渐发展丰富起来，反映了战国秦汉时期文字应用由贵族走向民间的历史背景。谭前学《凸瓣纹银盒与汉代的海外交通》认为凸瓣纹这种装饰风格系由草原游牧民族传来。江华《永城地区汉画像石上舞蹈初探》对永城地区画像石上的舞蹈进行了梳理总结。季伟《从一组四川乐舞画像看汉代宴宾陈伎之风》通过一组汉代画像砖，对汉代宴宾陈伎之风进行了梳理，总结了其形式、特点、社会特征。 综上所述，本次会议成果丰硕，从文本、史事的考辨到制度、文化的梳理推演，都有着许多创新性的见解。这些文章在大量占有新材料的基础上，敢于提出新观点，探讨新方法，其中的绝大多数都能持之有故，言之成理，体现了秦汉史研究的前沿水平，对秦汉史研究的发展有着重要意义。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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