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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雪娟 摘 要：李焘在《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中对“常参官知县自奚屿始”产生质疑，他认为县令与知县是相同的。根据史料判断，知县为常参官差遣，由中央下派到地方，而县令为选人的职事官，依靠循资依次递升得来。二者并不相同，因此，“常参官知县自奚屿始”还是能够成立的。 关键字：县令；知县；奚屿 “Central officials assume the office of magistrates begin from xiyu”？Review about the difference between zhixian and xianling in Song Dynasty Ji Xuejuan Abstract: LiTao raised doubts upon “central officials assume the office of magistrates begin from xiyu” in his book xuzizhitongjianchangbian, and he believed zhixian was the same from xianling. According to the historical materials, zhixian was assignment of the central officials, but xianling was nominal officials. Moreover, the view of “central officials assume the office of magistrates begin from xiyu” is tenable. Key words: xianling zhixian xiyu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中有这样一段话：乾德元年六月“庚戌，命大理正奚屿知馆陶县，监察御史王祜知魏县，杨应梦知永济县，屯田员外郎于继徽知临清县，常参官知县自屿等始也。”后李焘提出疑问“诸书皆言朝官知县自奚屿等始，按《实录》建隆二年十一月己丑，以祠部郎中王景逊为河南令，职方员外郎邉珝为洛阳令，左司员外郎叚思恭为开封令，驾部员外郎刘涣为浚仪令，代卢振、张文遂、邉玗、宋彦升等不知何故，诸书乃言知县始此，岂令与知县不同乎？当考。”显然，他认为朝官担任地方知县并非是从奚屿开始的，而是应该从更早的祠部郎中王景逊等人开始。但又鉴于“宁失于繁，无失于略”的原则，故将诸书所记先列于前，后以注文标附己见。这样，就出现了两个疑问，首先是朝官任知县到底从何开始，继而回归到问题中心就是在宋朝知县和县令是否是相同的。该问题在邓小南老师《宋代文官选任制度诸层面》、[1](p.18)龚延明老师《宋代官制辞典》、[2](p.553)朱瑞熙老师《中国政治制度通史（宋代卷）》[3](p.298)等书中均有涉及，但并未做出明确解释。笔者提出自己的一点浅薄看法，以求教于方家。 “知县”一词最早出现在唐朝，“知者，云知某官事”，为支持、掌管之意。“知县事”作为差遣始见于唐大中六年四月，“裴让权知县事”，[4](卷6，《知县》，p.19)随后慢慢发展开来，据南宋赵彦卫记“唐制，县令阙，佐官摄令，曰知县事”，但非正官，在当时也并未成为固定职称，“因事而设，事已即罢”，县令仍常置。五代时期，各府州县邑的治事权，很大程度上掌握于武夫悍将之手，地方节镇往往以自补亲随为县的镇将，干预县令行使职权，致使县令之职形同虚设。并且，据《宋朝事实》所云，“五代任官，凡曹、掾、簿、尉之龌龊无能、以至昏老不任驱策者，始注县令，故天下之邑率皆不治，诛求刻剥，猥迹万状，至优诨之言，多以令长为笑。”[5](卷9，p.156)宋建立后，统治者吸取了五代时期武将擅权，君权太弱的教训，着力削夺藩镇权力，强化中央集权，于是加强了对地方的监管，对任官制度进一步整顿：建隆元年，天下诸县，除赤、畿外，将县分为望、紧、上、中、下五类，沿置县令，总治一县民政；建隆三年恢复了由中央直接设置县尉的制度；后重县令之任，在赤畿及要剧县派遣常参官担任知县，以知县的新职代替不起作用的县令，掌管该县事务，如宋太祖派奚屿等出知剧邑的诏令中，说“特选士于朝行，断自朕心，以重其事。”在其他县由中央设置县令，“开宝三年（公元970年），县千户以上，依旧置令、尉、主簿，凡三员；户不满千，止置令、尉各一员，县令兼主簿事；不满四百，止置主簿、县尉，以主簿兼知县事；不满二百，止置主簿，兼县尉事”，[6](卷11，开宝三年七月，p.247)通过一系列的措施，将地方权力收归至中央。经过北宋种种防范、制御制度，至真宗时期，藩镇势力基本肃清，已不再具有同中央抗衡的实力。朝廷成功的收夺了藩镇人事权力，不仅州县官一般不再由幕职、亲将兼摄，还继而集中了对幕职官的任用权。[7](p.12) 藩镇割据势力基本消除后，由常参官担任知县成为了由中央向地方派遣官员的一种方式，一般皇帝以此表示对于某人的倚重，对于某事的重视，或出于贬谪等原因。除朝官外，后“州郡多阙官，县令选尤猥下，多为清流所鄙薄，每不得调；乃诏吏部选幕职官为知县”，[8](卷158，p.3704)其间也参用幕职官担任知县。这样，如朝廷未派遣知县，县令仍总治民政，劝课农桑，由选人“循资格”依次递升转，于是县令逐渐变为了选人官阶，“以选人宰县者称为县令”。[9](卷3，p.47)在地位上，“以知县为高，令为次”。[10](卷3，p.44)而某些县令虽为选人的阶官，但是又另有差遣，并不实际处理该县民政，如“有以京西路某县令为阶官而为河北路转运司勾当公事者”。[11](卷64，p577)崇宁三年六月十一日下诏，规定万户以上县，差承务郎以上知县，即以京官知县事，[12](职官，四八之三二)此后设知县成为了定制。 这样看来，以京朝官领县称知县，以选人领县称县令，二者是迥然不同的，但事实证明，除了选人，还有些京朝官出任过县令，如“建隆四年以水部员外郎李王癸为浚仪令，兵部员外郎柴自牧为□□令”[13](卷1，p.2)等。《旧闻证误》称“京朝官出为赤县令者不复带本官，自唐以来皆然，大抵国初之制，朝官出为县令则解内职，朝官出为知县则带本官。”[14](卷1，p.2)《实录》所记祠部郎中王景逊为河南令，职方员外郎邉珝为洛阳令，左司员外郎叚思恭为开封令，驾部员外郎刘涣为浚仪令，他们都解内职不带本官，而奚屿并未解内职，始带大理正出知馆陶县。另外，“曹州冤句令曹陟以清干闻，甲寅，擢左拾遗，知县事”，[15](卷2，建隆二年八月，p.53)又在奚屿之前，但是曹陟为就任改秩，且为外吏，不得为事始，故史臣特取常参官自京都出知外县者而记之，所以说“常参官知县自奚屿始”是成立的。 虽然知县与县令不同，由于宋朝特殊的任官体系，两者执掌是相同的，所以后世仍然相互通称。如《清明集》卷二《县令老缪别委官暂权》一文中就出现“县令之职，最为劳人……王知县年龄已暮，精力已衰，而乃投身于繁剧之地”的说法。但是，知县为常参官差遣，由中央下派到地方，而县令为选人的职事官，依靠循资依次递升得来。把知县与县令混为一谈，认为是同一个官职，这种理解是不准确的。 参考文献 [1]邓小南.《宋代文官选任制度诸层面》[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 [2]龚延明.《宋代官制辞典》[M].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版. [3]朱瑞熙.《中国政治制度通史（宋代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4](宋)高承.《事物纪原》[M].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版. [5](宋)李攸.《宋朝事实》[M].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版. [6](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M].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版. [7]同1. [8](元)脱脱.《宋史》[M].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版. [9](宋)赵升.《朝野类要》[M].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版. [10](宋)赵彦卫：《云麓漫钞》[M].北京：中华书局，1996年版. [11](元)马端临.《文献通考》[M].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版. [12](清)徐松辑录.《宋会要辑稿》[M].北京：中华书局，1957年版. [13](宋)李心传.《旧闻证误》[M].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版. [14]同13. [15]同6.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