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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中玉 自“一带一路”倡议推进实施以来，丝绸之路研究又掀起一个新的高潮。所谓丝绸之路，实际上是对古代东西方之间远程贸易网络的指称，除此之外，虽然还有“香料之路”、“丝瓷之路”以及“金玉之路”（指史前）等不同的称呼，但究其标准都是一致的，即以国际主流贸易商品作为命名原则。就中国方面而言，事实上从公元8世纪以后，中国丝绸产品在国际市场上已退居为一般性丝织产品，不再占据主导性。继之而起的瓷器跃升为国际市场上的热销产品，受到东西方买家的追捧，并因此成为中国（China）的代名词。 与8世纪以前国际市场上大量出现仿制的中国丝绸产品一样，大约从12世纪开始，冒充“中国货”的仿制瓷频现于西方市场，希腊旅行家雅库特（yakut,1179—1229）便在国内见到当时冒充“中国货”的印度瓷，他在游记中写道：“这里（指下文提及的故临）制造陶瓷器皿，销售给我们国家，声称是中国货，其实不然。因为中国的粘土比这里的粘土要坚实得多，耐火性也好。用该城的粘土制造与中国器皿相同的器皿，点火焙烧三日，而耐火性超不过三日，然而中国粘土可在炉中连续焙烧十日。故临（今印度西南海岸奎隆一带）瓷器是黑色，而来自中国的瓷器无论透明与否均为白色或其他彩色。”大约一个世纪之后，在伊利汗国的制瓷中心你沙不儿（Nishapur，今伊朗霍腊散省内沙布尔）和卡尚（Kashan，位于今伊朗中部扎格罗斯山东麓卡尚绿洲中），出现了仿制中国青瓷的高潮（详见下文）。与此同时，为了投合西方对于白底彩釉系列瓷器的审美趣味，中国的瓷器制造业又开发出一款新产品——青花瓷，随后风靡整个伊斯兰世界以及欧洲市场。或正因于青花瓷的这种国际性特点，学界不乏有“青花瓷非中国发明，而是由国际市场催生出来的”观点。如《哈佛中国史》在论及元明瓷器时便称：“瓷器是中国人的发明，但是青花却不是。这种跨文化的审美趣味是由一个国际性的陶瓷市场催生出来的。对白底蓝纹的偏好最早起源于波斯。波斯工匠没有烧制真瓷的技术，但拥有能够在器物表面绘制生动花纹的钴类染料。了解了波斯人喜好的中国工匠利用自己超凡绝伦的上釉工艺，生产出了深受14世纪波斯市场欢迎的精细瓷器。” 事实上，对于青花瓷制造工艺何以在元代产生并发展起来的问题，学界意见颇不统一，大体可归为三类：一类是内因说，即主张青花瓷乃中国传统制瓷业发展的结果。从近年来的考古发现可知，唐之巩县窑，宋之龙泉、绍兴一带窑口已开始烧制青花釉瓷器（图1—1，2），不过无论釉色、纹饰皆甚粗糙，与元代青花瓷器不可等同而语，是以学界普遍视元代为青花瓷器的真正开始期。二是外因说。青花瓷乃域外伊斯兰风格影响所致，如上引文。三是综合说，即认为青花瓷在传统工艺的基础上又融汇了外来因素。在本文看来，无论坚持或赞成哪种成因说，都绕不开产地、市场和技术等几个关键环节，是以在阐论元青花的烧造与伊利汗国伊斯兰转向的关系之前，有必要先对其产地——14世纪时的景德镇稍加梳介。 一 景德镇（今江西省景德镇市）在唐玄宗天宝以前，先后有新平、昌南、新昌之谓，天宝元年（742）始改浮梁，至宋真宗景德元年（1004），因此地贡器精美，甚称上意，乃以年号为名置景德镇，并沿用至今。宋室南迁后，北方定窑、磁窑的工匠流寓至此，大大提升了该地窑口的烧造技术，景德镇遂成为南方瓷器制造业的核心区域之一。至元十三年（1276），伯颜大军攻取江南后，景德镇在行政上隶属于江浙行省江东建康道饶州路浮梁县。至元十五年（1278），置浮梁瓷局，设大使、副使各一员，其主要职能是“掌烧造磁器，并漆造马尾棕藤笠帽等事”，品秩较低（正九品）。初置时由将作院下诸路金玉人匠总管府直辖，不过在实际运作中，基本上由地方来负责监陶督造。从文献记载来看，至少从英宗至治年间（1321—1323）开始，浮梁瓷局便由饶州路总管负责监陶，而监陶的主要职责便是课税，即“官籍丈尺，以第其税”（蒋祈《陶记》）。清代景德镇人蓝浦在《景德镇陶录》中亦云：“（元）改宋监镇官为提领，至泰定后又以本路总管监陶。皆有命则贡，否则止，课税而已，故惟民窑著盛。” 降宋之初，伯颜即着手安排“籍选匠户”事宜。《元史·张惠传》载：“宋降，伯颜命（张）惠与参知政事阿剌罕等入城（南宋行在临安），按阅府库版籍，收其太庙及景灵宫礼乐器物、册宝、郊天仪仗。籍江南民为工匠凡三十万户，惠选有艺业者仅十余万户，余悉奏还为民。”所谓“籍选匠户”，即按册搜罗工匠之意，这也是蒙古人每战之后的一贯做法。征伐之初，蒙古军力有限，为了减轻驻防和叛乱再起的压力，多采取隳城屠民的极端手段（图2），以确保军队连续进攻的战力。同时出于扩充人户和弥补手工业之缺等考虑，乃拣选俘虏中的妇幼及各色匠人（其中包括伊斯兰经师、学者、儒士等），带回高原或他处安置。参照志费尼、拉施特等人的记载可知，仅成吉思汗西征时从撒马尔罕、玉龙杰赤、马鲁、八鲁湾等地收聚的工匠便在15万以上，其中大多被带回蒙古高原。这一措施在统一江南的战争中依然采用，只不过鉴于当时已天下归一，无须再悉数北迁，而是多就地安置。景德镇窑口林立，窑户聚集，自唐代以降，所烧瓷色便以“尚白”著称，蒋祈《陶记》云：“（景德镇）埏埴之器，洁白不疵，故鬻于他所，皆有‘饶玉’之称。” 又云：“江、湖、川、广器尚青白，出于镇之窑者也。” 元人孔克齐在谈到“饶州御土”时称：“饶州御土，其色白如粉垩，每岁差官监造器皿以供，谓之御土窑，烧罢即封土不敢私也。或有贡余土，作盘盂、碗碟、壶注、杯盏之类，白而莹，色可爱。底色未着油药处，犹如白粉。甚雅薄，难爱护，世亦难得佳者。今货者皆别土也，虽白而垩□耳。”曹昭《格古要论》亦云：“（饶州）御土窑者，体薄而润，最好。有素折腰样、毛口者，体虽厚，色白且润，尤佳。” 可以说，景德镇陶瓷（以下简称“镇瓷”）的瓷色与蒙古人的审美趣味相合，这也是设立瓷局的要件之一。元代“国俗尚白，以白为吉”。每逢节庆大宴之日，王室重臣贵戚等皆服“质孙”，其中又以白色最为显贵。马可波罗有幸目睹宫廷庆贺元旦的场景，其描述道：“是日，依俗大汗及一切臣民皆衣白袍，以至男女老少皆衣白色，盖其似以白衣为吉服，所以元旦服之，俾此新年全年获福。”（忽必烈及蒙古官吏，图3—1，2）白色之外，青（蓝）之色亦有特别重要的含义，即青蓝为长生天之色，寓意神圣和洁净。通天巫阔阔出被成吉思汗处死时，便是以青帐覆盖其遗体，藉口天谴而收之。合赞汗去世时，《史集》描述当时的悲痛气氛为“苍天披上了青衣”，其遗体则在洁净后以白衣殓之，由后妃、异密们护送回首都帖必力思。“当神圣的灵柩运到京城帖必力思外的一个通道上（的地方），城内居民，男女老少，都垂头丧气、无限悲痛地一下子穿上青衣走了出来”（图4—1，2，3）。镇瓷的青白釉色恰好兼合了蒙古人的尚色风俗。 二 前文已略及，镇瓷的烧制技术在靖康之难后迎来了一次大的革新。为免遭金人所掳，当时北方定窑的大批工匠南下避难，其中一部分辗转至景德镇，并在此烧制定器，由此形成了南定、北定之分。通俗来讲，河北定州所烧者曰北定，南渡后在江西景德镇所烧者曰南定。南北定之间的区别不是在造型、烧造方法上，而是在花纹与釉色方面。至于纹样图案方面，吴仁敬、辛安潮所编《中国陶瓷史》中对于南北定纹样之差异有清晰的表述：“北定以政和宣和时作品为最佳，南定则多系有花者，北定亦有花，但较南定为少耳。其花纹之式，多作牡丹、萱花、飞凤、蟠螭、双鱼之类，仿自古铜镜，典雅妍丽，美乃绝伦。其装饰纹之法，有划花、堆花、印花、绣花等类之分别，就其中以划花者最佳，绣花者为下。”简言之，即南定多花。近年来研究表明，镇瓷青花纹样与磁州窑、吉州窑也存在某种密切的联系，如有学者认为：“景德镇瓷器以刻印花装饰为主，并无雄厚的笔绘基础，洒脱的笔绘纹样的处理手法则与磁州窑系的釉下黑彩一脉相承。” 在釉色方面，湖田窑的考古发掘表明，景德镇窑创造了有别于定瓷的粉白（青白，图5—1，2）。“二元配方”法是烧造青花瓷的基础，从近年来对杭州老虎洞所发现的南宋官窑以及郊坛下官窑出土瓷片的研究发现，这一方法早在宋代就已运用在青瓷烧造上，只不过当时用的是瓷土加紫金土。镇瓷或受官窑的启发，因地制宜，采用瓷土加特产高岭土，烧造出质地上乘的青白器。或正由于镇瓷的以上特性，才被元政府列入贡御瓷名单。 景德镇贡瓷多为卵白器，器底题枢府款，故习惯上称之为“枢府瓷”（图6—1，2）。《格古要论·古饶器》云：“元朝烧小足印花者，内有枢府字者高。新烧者足大，素者欠润。”《景德镇陶录·枢府窑》亦云：“元之进御器，民所供造者，有命则陶，地土必细白埴腻，质尚薄，式多小足印花，亦有戗金五色花者，其大足则莹素，又高足碗……各名式器内皆作枢府字号，当时民亦仿造，然所贡者千中选十，百中选一，终非民器可逮。” 学界对于“枢府瓷”究竟该如何界定看法非一，日本学者爱宕松男、金沢陽认为镇瓷上的“枢府”与枢密院无关，应是“禁秘之府”的意思，即这些瓷器是专门供应宫廷御用的。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元代所谓“枢府”即枢密院的简称，乃沿袭宋代旧称。如《景德镇陶瓷史稿》称：“景德镇在南宋还是遣官制瓷贡京师，但那种贡瓷不叫景德镇器，不叫景德窑，而叫它是’枢府窑’。”而从近年来菲律宾、印尼以及韩国新安州等海域沉船发掘结果来看，元代外销瓷中“枢府瓷”占有一定的比重（图7）。这说明当时镇瓷中带有“枢府”字号者并非仅限于贡御禁府，而由于“枢府瓷”素有“千中选十，百中选一”的严选标准，在海外市场中颇受青睐，是以外销瓷且非独出自官窑，“民亦仿造”。这也正是当时“惟民窑著盛”的原因之所在。 综上来看，对于元代“枢府瓷”的认识不应拘碍于称谓之原义，而应从当时市场贸易的层面加以界定，如冯先铭便主张：“从国外留存的大批元代外销的卵白釉瓷看，这类瓷器决非全部为官窑产品。因此，长期以来把元代的卵白釉瓷统称为“枢府窑”器是不恰当的，但为了照顾历史上的习惯称呼，以称这类卵白釉瓷为‘枢府’瓷比较妥当。”“枢府瓷”现象正表明了当时国内的瓷器生产与国际市场之关联非常紧密。而一旦国际市场需求有变，国内制瓷业便会及时调整生产，迎合跟进，其后青花瓷取代“枢府瓷”成为镇瓷生产的主打项，便是对当时伊斯兰世界市场需求的能动反应。客观而言，穆斯林的审美趣尚一直为国际市场所知，更何况穆斯林商人长期掌控着东西方商品流动的主导权，那么青花瓷何以在元代才开始被伊斯兰市场所“催生”（参前引《哈佛中国史》），恐非简单一句“为迎合穆斯林的审美需求”所能解释得了的。本文认为，青花瓷之所以在元代勃兴，乃是受当时蒙古世界体系内政局变动的影响所致，更进一步来说，是由与元朝关系密切的伊利汗国合赞汗改革所推动的伊斯兰转向引发的。 三 众所周知，元代是穆斯林来华最多的历史时期，时称穆斯林为木速蛮或木速鲁蛮（Musalman），汉文典籍中则概以“回回”称之。从社会等级上来看，他们属于色目人，是蒙古人的重要伴当（图8—1，2，刘贯道《世祖出猎图》中所绘色目人），在政治和经济领域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时人谓之“柄用尤多，大贾擅水陆利，天下名域区邑，必居其要津，专其膏腴” 。 穆斯林凭借着贸易之能，交通海内外，其中留居中国业儒者亦夥，然究其风俗信仰，“求其善变者，则无几也”。“历事七朝，垂五十年”之久的许有壬（1286—1364）对此深有体会，他在为穆斯林哈只哈心所撰碑记中，便指出穆斯林的这一特性：“居中土也，服食中土也，而惟其国俗是泥也。”概凡穆斯林流寓之地，必聚族而居，必兴建礼拜寺。据时人记载，至元惠宗至正八年（1348），“近而京城，远而诸路，其寺万余，俱西向以行拜天之礼”。礼拜寺遍及全国的事实，一方面反映了当时在元朝境内生活、经商的穆斯林人数之众，后世有“元时回回遍天下”之说；另一方面也反映出所谓元朝“兼容并蓄”的世界特征并非虚词。而正是这种开放性，塑造了元代社会文化的多元面貌。这一点在时尚潮流方面体现的尤为明显，当时无论是宫廷市井、漠北江南，都流行着不同民族、不同国家和地域的时尚元素，试列举如下： 建筑装饰方面，伊斯兰风格为蒙元宫廷所采用。穆斯林在色彩方面素以“白”为尊贵，以“蓝”为纯净，男子好“雪布”缠头为衣。这恰与蒙古人的尚色之风相合。故而除了穆斯林自己所修建的宅第、清真寺等伊斯兰风格建筑外，蒙元帝王也颇好这种装饰色彩。窝阔台汗在位时，曾令伊斯兰工匠在距哈喇和林一天行程的迦坚茶寒（Khzjahan）为其建造宫殿。2000年，德国波恩大学考古队在和林万安宫遗址发现，这座建于1235年的“合儿失”（蒙语，宫殿之意），地面都是用伊斯兰风格的蓝色琉璃方砖铺就的。旭烈兀进驻西亚后，在今塔赫特-苏莱曼地区（Takht-i Sulaiman，位于伊朗西北部）兴建了伊斯兰风格的宫殿，今遗址尚存。元朝大内中亦不乏伊斯兰建筑风格的殿阁，仅陶宗仪所记就有寝殿（“覆以白瓷瓦，碧琉璃饰其檐脊”）、延华阁（“重阿，十字脊，白琉璃瓦覆，青琉璃瓦饰其檐”）、芳碧亭（“重檐，十字脊，覆以青琉璃瓦，饰以绿琉璃瓦”）等多处。 音乐方面。回回乐器浑不似（即火不思）所演奏的《伉里》、《马黑某当当》、《清泉当当》等回回曲，胡琴（即二胡）等达达乐器所演奏的《哈八儿图》、《哈儿火失哈赤》等曲目在大江南北广为流传。宫廷之内，西天法曲（即藏地佛乐）频频奏于大宴之时；高丽歌曲《井即梨》等传唱于宫廷卫士之口。 服饰方面。元代进口商品中，珠宝为一大项，时称“宝货”、“宝物”、“细色”等。在《大德南海志》、《至正四明续志》、陶宗仪《南村辍耕录》等元代史籍中均有详细的分类记载。当然，这些宝物非供应国内一般市场，而是供御皇室。皇帝御服上所使用的宝石饰缀，“多以大珠盘龙形，嵌以奇珍，曰鸦忽，曰喇者，出自西域，有直数十万定者”。鸦忽，即《南村辍耕录》中所提到的“鸦鹘”，有红亚姑、马思艮底、青亚姑、你蓝、屋扑你蓝、黄亚姑、白亚姑等多种。喇，即“剌”（波斯方言），红宝石的一种。民间穿戴亦流行异国时尚，如在当时的江南地区，紫藤帽子、高丽靴等“高丽样”，皆“一时所尚”。 日常用器方面。在进口产品中，从伊利汗国舶来的陶瓷制品颇受欢迎，时称“大食窑”。惠宗朝集贤大学士吴直方（1275—1356）之子、江南大儒吴莱（1297—1340）曾对这种金碧灿烂的瓷器大加称赞，认为其工艺虽与士大夫所好重的定窑器、邛窑器不同，不过在“大寰幸混一，四海际幅员”的国势影响之下，民众生活习惯和饮食用器均发生了很大变化，所谓“礼图日以变”。元明鼎革后，明代社会虽然“去胡化”之风颇盛，但是一些外来习惯已混融于中国传统，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了。明人曹昭便云：“古人用汤瓶、酒注，不用胡瓶及有嘴折盂、茶钟、台盘，此皆外国所用者，中国始于元朝。汝、定、官窑俱无此器。” 以上国际时尚元素在元朝境内的流行说明，当时无论是进口市场还是出口市场，都已然融入一个“前全球化”状态的国际贸易体系之中，并自觉或不自觉地成为这个体系的组成部分。前面所提到的大食窑器描金胡瓶，其样式与风格在当时的伊利汗国国内也都是非常热销的产品。伊利汗国在合赞汗（1271—1304）时推行了全面的伊斯兰化，这一变化对于当时伊斯兰艺术的再繁荣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以日常用器为例。伊斯兰转向之后，蒙古君王转变为伊斯兰君王，受《古兰经》禁用金银器的影响，同时也是出于政治宣传的需要，王室在传统金银用器的基础上，加大了陶瓷器皿的使用比重（图9—1，2，3）。这种示范效应非常显著，迅速在贵族异密等上层社会中刮起一股尚瓷之风。在审美趣味上，越来越追求瓷色的光泽明亮，不过虹彩、描金等波斯传统工艺已难以满足巨大的市场需求。而中国瓷器素有“瓷玉”之称，光彩耀目，具有极强的视觉冲击力，因此大受王室贵族的追捧。一向敏锐的穆斯林商人很快从中嗅出了巨大的商机，他们在将伊利汗国的畅销产品带入中国市场的同时，也将其国内的需求信息传送给中国的瓷器制造商。而在这种巨大的外销商机的带动下，各窑口自然会迎合市场之需，在器型、图案、用料等方面下足功夫。青花瓷便是在这一国际环境下应运而生的。 三 本文之所以认为元青花的兴盛与合赞汗的改革效应有关，并非是一种臆断。从伊利汗国方面来说，合赞汗改革发生在13世纪末14世纪初，他本人虽于1304年去世，然其改革方略并没有中断，而是为其弟完者都汗继承并推进。因此确切地说，合赞汗改革应包括合赞朝、完者都朝两个阶段（1298—1316年）。参上文，伊斯兰转向的效应对于中国瓷器的进口及其国内制瓷业的发展起到了非常显著的影响。伊利汗国从中国大量进口龙泉青瓷、青花瓷等瓷器，正是在这一时期。这些进口瓷器的订购方既有王室贵族，也有清真寺和医院（主要用作建筑装饰和日常使用）。在合赞汗《御制捐献书》中所开列的清真寺、经学院、医院经费使用项目里，就明确有购置陶器的专用费。从土耳其托普卡普宫博物馆、伊朗德黑兰考古博物馆、伊朗阿迪别尔寺等处所藏（图10—1，2，3），以及波斯湾卡伊斯（kish）、忽鲁谟斯（Hormuz）岛等处考古发现来看，当时从中国进口的青花器数量颇为可观。与此同时，伊利汗国还在其制瓷中心你沙不儿和卡尚进行仿制，在装饰风格和纹样主题上注重吸收龙凤题材（图11—1，2，3），在技术上引进龙泉青瓷的釉下彩技术（图12—1，2）。其中，被旭烈兀带去的中国工匠及其后代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而从元朝方面来看，青花瓷开始烧制的时间不会早于仁宗延祐年间（1314—1320），其成熟期则在惠宗至正年间（1341—1368），学界因此又将元青花分为“延祐型”和“至正型”两个类型时期。如1964年河北省保定市出土了11件精致酒器（卵白釉器2件、钴蓝戗金器3件、青花器6件），其中的钴蓝戗金器（包括匜和杯盘，图13—1，2）是典型的伊斯兰风格。有学者推测这批窖藏可能是仁宗分别于皇庆元年（1312）和延祐六年（1319）御赐重臣张珪（1263—1327）之物。倘这一推测属实的话，那么其制作年代至迟不会晚于延祐六年。1972年湖北省黄梅县西池窑厂元墓出土了两件青花牡丹纹塔盖瓶（图14-1，2，分别藏于湖北省博物馆、江西省九江市博物馆），据墓券记载，墓主凌氏殁于延祐戊午（即延祐五年，1318），次年（即延祐六年）下葬。由是不难推测，该件青花器的制作年代应不会晚于延祐六年，这也是目前所见有明确纪年的最早元青花，因此成为判定“延祐型”的标准器。本文以为，伊利汗国的伊斯兰改革时间与宗主国元朝的青花器生产时间恐非简单的重合，而是直接相关的。 （一）从政治层面来说，武宗、仁宗时期（1307—1320）为了解决财政危机，先后实施了“至大新政”和“延祐经理”，其着眼点都是为了增加税收。在海外贸易方面，加强对市舶提举司的管理，除了对海商重新计税外，并采取了限制私商、开展官船贸易等举措。如延祐元年（1314），中书右丞相铁木迭儿奏：“……又往时富民，往诸蕃商贩，率获厚利，中国物轻，蕃货反重。今请以江浙右丞曹立领其事，发舟十纲，给牒以往，归则征税如制；私往者，没其货。”其所提到的“中国物”中，瓷器是主打产品之一。因此不排除为了满足伊利汗国伊斯兰文化复兴后的市场需求和审美趣味，由将作院画局负责制样、浮梁瓷局负责烧制来建立官方生产线的可能，并且事实上也的确如此。从景德镇所烧制的青花器的器型（如匜、茶钟、台盘等）、纹样（如莲池纹、云龙纹等）便可看出，其与尚衣局、织染局、文绮局等所制作的御服与宫廷用具之间的关联，如目前在托普卡普博物馆及其他各馆藏传世与出土（水）元青花瓷器中，池塘小景“满池娇”是最为常见的纹样，而“满池娇”正是当时元代帝王御服的流行纹样（图15-1，2）。 （二）再从回回青（即苏麻尼青，波斯语称苏来麻尼Soleimani，或以主要成分名之曰钴料）这一从伊利汗国进口的矿物颜料来看，其主要由将作院负责采买，最初用于皇家寺院雕塑、御容等的制作上。考古发现，元代最早使用钴料的瓷器（青白釉钴蓝观音像，共3件，图16）见于浙江省杭州市文三路出土的至元丙子（即至元十三年，1276）的墓葬中，不过据相关研究来看，该钴料并非是进口的回回青，而回回青被广泛地用于瓷器生产则是始于仁宗延祐年间。换言之，刺激景德镇诸窑在青白釉的基础上生产钴蓝器的主要因素，便是伊利汗国伊斯兰化后对日用瓷器的大量需求。 钴料是波斯制作工艺中的常用颜料，它被浮梁瓷局用来大批量地制作瓷器至少说明三点：其一，钴料进口基本上专供官需，且价格昂贵，从景德镇能在短时间内烧制出大量青花器来看，其供料充足，与官方（主要是将作院）的支持不无关系；其二，钴料是元代才有的进口原料，故而其最初运用时必需有熟悉它的穆斯林工匠的参与，进一步来说，浮梁瓷局中有穆斯林工匠直接参与了青花器的制作或提供了技术支持。元代穆斯林工匠之多自不必言，且有不少出任匠人管理机构主官。如世祖忽必烈朝波斯人也黒迭儿（即亦黑迭儿丁，欧阳玄作“伊克德勒”）任茶迭儿（欧阳玄作“察卜达尔”）局诸色人匠总管府逹鲁花赤，兼领监宫殿，后其子、孙继任其职。时人欧阳玄所撰之碑文即直书其身份源流：“西域有国，大食故壤。地产异珍，户饶良匠。匠给将作，以实内帑。人用才谞，邦周攸爽。”从托普卡普宫及其他馆藏元青花来看，一些瓷器上带有波斯文签名（图17），这种情况在当时的你沙不儿、卡尚更为常见。其三，从技术层面来说，高岭土二元配方的瓷器制模技术在宋代便已成熟，且从整个蒙元帝国的视野来看，钴蓝工艺和回回青也早在蒙古汗国时期便已被用来装饰宫廷和制作塑像、御容（图18），迨过渡到元世祖忽必烈和成宗铁穆耳时期，无论是从技术层面还是人才层面来看，烧制青花器都不是问题。然而青花器时代的开启却延缓至仁宗延祐年间，较为合理的解释只能是市场因素的影响所致。 （三）元青花的主要市场在国外（外销）而非国内（内销）。这也是学术界通过对近几十年国内外考古发现的反复论证后所达成的共识。诚然，贡御宫廷仍是景德镇官窑的一个根本属性，不过由于其贡瓷在宫廷用器中所占的比重非常少，青花器更是难得一见，因此元代烧制青花的主要动因并非贡御内廷，虽然也用以赏赉诸王公主（特别是已改奉伊斯兰教的黄金家族成员）和朝廷重臣（如保定张氏家族、大都耶律家族）。从民间层面来看，今已发现的各地青花窖藏，要么处于丝绸之路上（如元亦集乃路，今甘肃省黑水城遗址）为远销之过渡，要么因战乱（如保定和江西高安等地）而就地处置；而一般墓葬所见，则多为庶民百姓作为宗教供器和明器之用的（图19）。士大夫用瓷则倾向于古雅纯正之色，如“古定官窑、剔红、旧青、古铜之器”，而视这种异域风情浓郁的白底青花瓷器“以为俗甚，不堪使用”。这恐怕这也是元人文集中鲜少提及青花瓷的主要原因。即使后来到了青花大盛的明代，士夫之家也多不会置用，其原因一如曹昭所言，即“有青色及无色花者且俗甚矣”。所谓青色，便是指“青花”，概如蓝浦所云：“古人说陶但通称青色耳。景德镇诸窑称青亦不同，有云青者，乃白地青花也。” 四 再回溯至元仁宗，这位在历史上因“以儒治国”而获得当时及后世高度赞誉的皇帝，却在其统治的近十年间流行起青花之风，似乎颇耐人寻味。在本文看来，在决策上受答己太后和蒙古权贵掣肘的情况下，在财政危机和一系列变革措施失败的灰暗格局下，或许受同宗伊利诸汗改革成功的触动，激发了其向海外市场寻求开源的冀望。至少从客观事实上来看，元青花之勃兴是与其变革之策直接相关的。虽然这种开源的尝试最终也因铁木迭儿的弄权以失败告终，不过青花瓷却“幸存”了下来，并因海外热销而日益蓬勃，成为后来至正朝外贸的主打产品之一。 综上所论似可得出，正是由于合赞汗改革后，伊利汗国的伊斯兰转向为中国瓷器提供了广阔的市场前景和创新空间，并因而刺激了宗主国——元朝青花瓷的规模化生产。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