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鸦片战争以来，在西方势力的冲击和影响下，东亚各国开始政治转型并引起连锁反应。11月16—18日，中山大学历史学系主办的“知识迁移与近代东亚的政治转型”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广州召开。来自中国、日本高校和科研机构的20多名学者围绕西方法政知识在近代东亚的翻译、传播、改造、应用及社会政治效应进行了交流，涉及政治思想、法律制度、知识传播、文化交流、概念阐释、国家改造等领域。 检讨史家不同论说 在近代西力东侵之下，东方各国被动进入新的国际体系。随着锁国大门被打开，脱胎于西方经验的国际法最先成为引人关注的对象。东北师范大学教授陈秀武从近代日本流传的多种版本《万国公法》入手，考察日本译述公法的热潮，再现了国际法在近代日本社会的存在实态。日本庆应义塾大学准教授大久保健晴则更留意兰学路径，着眼于最早留学欧洲的日本学者西周助与津田真道，通过西周助对荷兰莱顿大学法学教授毕洒林国际法讲义的译述，探讨国际法知识在日本的传播及其在日本知识界引起的论争。 日本同志社大学教授村田雄二郎在主旨演讲中，围绕1896年中俄密约，检讨史家的不同论说，并评述了相关历史记忆对国人心理的制约及其在后续政局中的持续反响。 注重中外比较研究 近代西方势力的侵略扩张，常常打着推行“文明”的旗号。明治维新使日本成为东亚第一个近代“文明”国家，日本在向西方学习的同时，也致力于将“明治维新”输往中国。南开大学教授刘岳兵以重野安绎《大日本维新史》和大隈重信《开国五十年史》为中心，阐述明治维新之于中日文化交流的意义，而对相关行为微妙动机的分析，则考验史家的见识和功力。 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志士及其相关政学构想与启蒙事业，持续吸引着研究者的目光。中山大学副教授於梅舫关注康有为撰写《教学通义》的旨趣，重审其文稿辑定的缘起和过程，指出《教学通义》意在创法立制，是康氏早年呼应龚自珍“自改革”理念所设计的变法蓝图。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张昭军则将目光延及域外史料，梳理、分析戊戌政变后日本《太阳》杂志对康梁的报道和评论，指出《太阳》杂志是最早明确提出并宣传康有为“改革党领袖”身份的媒体，一改“国事犯”“亡命客”等称呼，正面评论了康有为的思想与事业。北京师范大学教授王志松、日本东北大学教授朱琳准分别以梁启超为中心，通过文本的比较分析，阐述其对明治日本的知识取资与思想关联。 学界对马克思主义在华传播大多瞩目于“五四”之后，而对晚清时期的论述稍显不足。北京大学博士后刘庆霖关注日本明治时期福井准造《近世社会主义》一书在清末的译介，探讨马克思主义在中日两国的传播与影响，并由文本间的对比、分析，指出译文中的错谬，呈现了相关知识在传播过程中遭遇的误解与扭曲。中山大学博士后庄泽晞认为，早在清末，“马克思主义”一词已见于国人译本，他通过文本间的溯源、考证，追踪其词汇由来，梳理明治时期日本对社会主义知识的引介，并在此参照下分析了中国相应的情形。 关注日本法政思想对华影响 西方法政知识对近代中日两国的政治、社会变革均产生了重要影响，但知识和制度的引介过程颇为复杂，既涉及对外来事物的理解是否准确，也在相应传播中受到本国传统制约，时人结合现实考量又往往对之作出不同调适。日本津田塾大学教授中村元哉注意到，清末民初中国对于著作权与出版权的区分极为模糊，各种概念常被混同使用，相关认识甚至延续至今。日本早稻田大学教授真边将之考察明治前后的政党认识，认为“党派”在幕府末期的日本通常给人以负面印象，后来“爱国公党”的成立与命名便是为了应对时人对“结党”习气的反感，而刻意强调自身的公共性与国家精神，迎合彼时重视公议舆论的思想风气。中山大学副教授李欣荣探讨日本监狱学家小河滋次郎及其学说对清季监狱改革的影响，认为当时朝野对于监狱学的认知多不明晰，且带有服务于外交的法外考量，从而造成实践中对原初宗旨的诸多背离。 明治日本宪政学说与实践对近代中国立宪运动影响深远。大连外国语大学副教授崔学森从历史语义层面解读清末立宪中的“大权”概念，认为该名词乃因《明治宪法》对天皇权力的规定而成为法律术语，又因契合清政府对“大权政治”的追求而在中国朝野引起广泛关注。中山大学副研究员邓华莹通过戊戌维新后从日本大量引入的“国体”“政体”学说，考察了当时国内人士的议论及相应纠葛，呈现了在君权、民权等问题上的各方争执。华中师范大学副教授彭剑根据清末预备立宪期间日本人北鬼三郎出版的《大清宪法案》，分析其“四权分立”方案，并就相关问题进行了细致考证。庆应义塾大学博士生吴迪关注日本宪法学与行政法学者清水澄，结合新发现的一手资料，梳理其与近代中国宪政的关系。 （作者单位：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