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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新资料与中古文史论稿》一书，是武汉大学刘安志教授继《敦煌吐鲁番文书与唐代西域史研究》（商务印书馆，2011年）之后出版的又一部论文集。与前书集中于唐代前期西域历史的研讨不同，本书所收16篇专题论文涉及中古制度史、礼制史、军事史、宗教史、学术史等一系列更为广阔的研究议题，更能够完整地展示作者在中古史诸多领域的精深修养。 本书将16篇论文按照议题分为上下两组，上编名为“礼仪·宗教·制度”，收入与中古礼制史、制度史和宗教史相关的9篇文章；下编名为“写本·知识·学术”，收入与写本研究和书籍史相关的7篇文章。这些文章涉及的领域不一，但都以相关的新材料为起点。这些新材料包括新近发布的敦煌吐鲁番文书，也包括地券、墓志、族谱及日藏汉籍等材料。 在基于新出敦煌吐鲁番文献的论文中，《吐鲁番出土的几件佛典注疏残片》从日本所藏吐鲁番文书中爬梳出4种8件此前罕为人知的已佚中古佛典注疏残片，虽为精细的文献比对工作，但其中又能透过圆晖《俱舍论颂疏论本》序记注疏残片考证唐人贾晋任晋州刺史之时间，足纠《唐刺史考全编》之疏误。《吐鲁番出土〈驾幸温泉赋〉残卷考释》从大谷文书中找到11件《驾幸温泉赋》残片，并揭示出这些残片当系抄录《驾幸温泉赋》、《枵子赋》等赋文的赋集残片。此后，张新鹏《吐鲁番出土〈驾幸温泉赋〉残片新考》（《文献》2014年第4期）在此基础上又继续比对出6件残片，并提出大谷3173+4359号为该写本尾部，并存有尾题“永固城会胡汉二字判官僧律师张惠进本云尔”，值得进一步讨论。《〈太公家教〉成书时代新探——以吐鲁番出土文书为中心》也是以大谷文书中新发现的5件《太公家教》残片为基础，对该书成书时代这一老问题做出了新的估计。作者通过对吐鲁番所出该书写本时代的讨论，判断此书传入吐鲁番盆地应在唐统治西州时期（640-792），这样此前学界普遍所持的成书于安史之乱后的观点就值得重新审视了。作者继而通过对当时政局及《太公家教》序言所谓“生逢乱代，长值危时”等语的分析，提出《太公家教》的作者生于隋末大乱（611-628）之时，而成书时代当在7世纪下半叶。这一解释应当说更为通达、合理。 如果说上述文章的重点还是文书比对工作的话，书中《关于〈大唐开元礼〉的性质及行用问题》、《唐代府兵简点及相关问题研究——以敦煌吐鲁番文书为中心》、《伊西与北庭——唐先天、开元年间西域边防体制考论》三篇文章，则是作者藉由新出敦煌吐鲁番文献为引子，对唐代重要史事的精深探讨。《关于〈大唐开元礼〉的性质及行用问题》，在荣新江教授披露的国家图书馆藏《开元礼》残片之外，又揭示出大谷文书中的2件《开元礼》残片。在作为边地的沙、西二洲发现被认为是“郁而未用”的《开元礼》传播的证据意味着什么？由此入手，作者首先指出《开元礼》的性质为“礼经”而非“仪注”，其中载录的乃是“一般性原则规定”，因此考察其在唐代是否行用，应当视其“基本原则和一般性规定是否得到遵行”。作者继而举出唐代释奠礼、祭五龙坛、立私庙等礼制活动确以《开元礼》为本的例证，还指出有些礼仪如养老礼可能并未实行，最后得出《开元礼》在唐代基本上是得到行用的观点。可以说作者的论断原原本本，足以服人，事实上现在也成为学界的共识（参吴丽娱《营造盛世：〈大唐开元礼〉的撰作缘起》，《中国史研究》2005 年第3 期；《新制入礼：〈大唐开元礼〉的最后修订》，《燕京学报》新19 期，2005 年；《礼用之辨：〈大唐开元礼〉的行用释疑》，《文史》2005 年第2 辑等文章）。面对府兵制这一学界“深耕精作”的老问题，几乎再难有所成就。而作者在《唐代府兵简点及相关问题研究——以敦煌吐鲁番文书为中心》中，由吐鲁番所出《唐开元五年（717）后西州献之牒稿为被悬点入军事》入手，结合对其他敦煌吐鲁番文书的深入考察与细致分析，复原了唐代府兵简点制度的全貌，提出开元六年以前府兵简点为每年一次，开元七年之后则改为三年一次，由此圆满解决了学界争论已久的老问题，并对府兵制的崩溃过程提出了有益的启示。《伊西与北庭——唐先天、开元年间西域边防体制考论》一文，申说唐长孺先生提出的唐代在西域设立的第一个节度使伊西节度使的“伊西”是指“伊吾以西”的观点，进一步提出“伊西”统辖除北庭之外的伊州、西州和安西四镇地区，实即安西四镇节度使的同名异称，并详细讨论了唐先天、开元年间的西域形势及当时唐代西域边防体制的复杂演变，允为力作。最近，刘子凡《唐代伊西节度使考辨》（《吉昌学院学报》2016年第1期）则重提伊西节度即北庭节度使的旧说，但说理似不如本文严密，读者可以参阅。 本书关于唐代史事的讨论，还有《关于唐代钟邵京五通告身的初步研究》、《河南荥阳新出〈唐宋华墓志〉考释》二文。《关于唐代钟绍京五通告身的初步研究》以在赣州兴国县《钟氏族谱》中新发现5篇唐代制书为中心，判断其为唐代著名书法家钟绍京的五通告身抄件，并参照唐代告身格式，对其进行复原，为唐代告身制度和追赠制度的研究提供了不可多得的珍贵材料。《河南荥阳新出〈唐宋华墓志〉考释》介绍了2005─2006年出土于河南荥阳薛村的《宋华墓志》，并对志文中涉及的唐代武举、“十将”、河阳军之状况及大岯山所在等等具体问题，做了简洁精悍的考证。 《中古衣物疏的源流演变》、《六朝买地券研究二题》、《从泰山到东海——中国中古时期民众冥世观念转变之一个侧面》三篇文章，是广泛运用衣物疏、买地券等丧葬材料讨论中古信仰变迁的力作。《从泰山到东海——中国中古时期民众冥世观念转变之一个侧面》注意到吐鲁番所出前秦至唐初衣物疏及湖北、江西等地所出的宋元买地券中都普遍存在以“东海”为死后归宿的表述，这与汉代以来“魂归泰山”的说法有很大差异，是中古时代民众冥世观念的一大转变。作者认为这种转变发源于南朝，而其原因则是西晋灭亡后泰山为异族所占，对南方的汉人来说已不适合作为死后的归宿。对于作者指出的这一变迁，魏斌在《仙堂与长生：六朝会稽海岛的信仰意义》（《唐研究》第18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中续加申论，提出“东海”应是“会稽之东海”，是六朝时代北方侨民带来的信仰变迁，读者可以参看。 《中古衣物疏的源流演变》一文，纵论了从汉至宋这一广阔时空中，南北方丧葬文书的交融和演变。作者首先提出吐鲁番6世纪中叶开始出现的带有“敬移五道大神”之类语句的衣物疏，其实质是模仿同级官府机构间公文来往的“移文”。对此，作者举出《唐显庆元年（656）西州宋武欢移文》正以“移文”开头等实例，可谓确凿无疑。其后作者进一步指出吐鲁番地区所用丧葬“移文”，应该来自于南朝的传统。以宋元嘉十年（433）徐副地券为代表的南朝道教“买地券”，正是这类移文的源头。隋唐之后，北方高昌地区的移文逐渐演变为带有佛教色彩的“功德疏”，而南方地区的移文则逐渐演变为“买地券”。《六朝买地券研究二题》一文，则对南朝所出道教“买地券”的性质再加申论，确定其性质并非买地券或镇墓文，而是“移文”，并明确提出汉代衣物疏、买地券、镇墓文三类丧葬文书，分别在后世演化为“移文”、买地券和鎮墓石文。该文还对其中出现的张坚固、李定度二神名加以讨论。这两篇文章是近年道教史研究的重要成果，言之成理，极具启发意义。在笔者看来，作者对于“移文”的认定是确切无误的，也能够启示我们对“道教文书学”的进一步思考，但是“移文”是从文体上的分类，买地券、衣物疏等称呼则是从内容上的分类，无论是购买墓地还是罗列随葬品，都可以运用“移文”的形式向阴间官府进行交待。因此，“移文”与衣物疏、买地券等称呼可能并非同一层次上的概念。还需要注意的是，南朝所出的10余件格式相近的道教买地券（“移文”），从地域分布来看，明显呈现出由北（湖北、江西）向南（湖南、广东、广西）传播的特征，而且其目的是要解决“从军乱以来”无法返葬故土的移民群体的焦虑。这就提示我们，此类道教买地券（“移文”）很可能是从中原地区的道教信仰群体中发展而来。吐鲁番所出的丧葬“移文”，从体例上看与南朝的道教买地券差别很大，且其物主又多为佛教徒，因此它们应该并非是受到了南方地区的直接影响，而更可能与后者一同是中原地区传统的辐射。再者，所谓的“军乱以来”，也有学者提出应该是指永嘉之乱，而不是指孙恩、卢循之乱（参孙齐《唐前道观研究》，山东大学博士论文，2014年，第36-39页；刘屹《移民与信仰——南朝墓券的历史与宗教背景研究》，“综合的六朝史研究”学术研讨会论文，首都师范大学，2015年）。对于这些问题，还需要进一步的讨论。 本书中另有5篇文章是别开生面的文献学领域的专题论文，运用日藏汉籍等新材料，主要针对《修文殿御览》和《括地志》两部已佚典籍加以考索，其材料来源之广泛，考辨之细密，持论之谨严，都令人赞叹。如《〈括地志〉与〈坤元录〉》，运用诸种手段论证《括地志》与《坤元录》并非一书，尤其是用日僧善珠《因明论疏明灯抄》所引《坤元录》卷七四所记江南道道州的佚文，与日本宫内厅所藏《括地志》残卷第一二三所记河南道兖州的遗文，非常精彩而巧妙地坐实了二书实乃卷数不同的两种书，在具体的结论之外，还能给人以智力上的愉悦。《关于〈括地志〉辑校的若干问题》在此前文基础上，对现有的《括地志》辑佚著作加以审视，具体指出因为误判书名而导致的疏误，以为更完善的辑佚工作参考。在此可附带提出的是，在《万历续道藏》所收明朱权编《天皇至道太清玉册》中，载有宋理宗赵昀（1225-1264年在位）《御制化胡辩》一文，其中提及“《括地志·四夷部》”中载有老子化胡之事（参《一切道经音义妙门由起》引《括地志》），透露出《括地志》分部的情况。 《〈华林遍略〉乎？〈修文殿御览〉乎？——敦煌写本P.2526号新探》、《关于中古官修类书的源流问题》、《〈修文殿御览〉佚文辑校》三篇文章，在全面搜集、整理目前所见《修文殿御览》佚文的基础上，比较其与P.2526号写本及《太平御览》、《艺文类聚》诸书所载之异同，确定了《修文殿御览》与《太平御览》、P.2526号写本与《艺文类聚》之间存在着两组不同的渊源承袭关系，从而认定P.2526并非《修文殿御览》，而是《华林遍略》。这组文章运用到的材料极为丰富，特别是从多种日本典籍中辑出《修文殿御览》佚文数十条，尤令人瞩目。作者不仅在此基础上指出了中古时代南北方官修类书不同的发展脉络，其中的一些小型论断，如认为《齐民要术》卷一〇内容源自《华林遍略》，也极具启发。作者对《修文殿御览》的辑佚，下探到明末清初的文献，并推测此时其书尚未散佚，并提到钱谦益《绛云楼书目》著录《修文殿御览》三百六十卷、一百六十四册为证。今按，乾隆中鄞县卢址《抱经楼书目》著录明抄本《修文殿御览》三百六十卷、一百六十三册，或即绛云楼旧藏。傅增湘曾入楼观书，判断为“伪书，以《文苑英华》伪为之”（《藏园订补郘亭知见传本书目》卷一〇下《子部·类书类》，中华书局，2009年，第777页）。此书在1916年散出，同年7月22日王国维致罗振玉信亦提到当时沈曾植、缪荃孙均已目验，“云是《文苑英华》，并《辨证》语亦录在内”（此书后归金陵大学，见汪辟疆《读常见书斋小记》“修文御览”条，《汪辟疆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773页）。可知这部《修文殿御览》的传本实为伪书。明代以后，真正的《修文殿御览》是否存在，笔者认为还可讨论。 通观全书所收16篇文章，我们能够明显感觉到其中贯穿着一条明显的特色，即是对新材料的敏感与重视，继以对其价值不遗余力地深入考掘。以此为宗旨，作者不仅展示出深厚的功底和开阔的视野，也展示了严肃的态度和审慎的考论。惟其如此，作者的诸篇论文才能给人以既博大且精深的印象。在作者笔下，零碎的新出材料往往能映射出广大的历史面貌。例如从《大唐开元礼》残片的比定，延展为对其性质的定位和施行与否的讨论，进而对中古礼制史的研究有所启迪。再如从对墓券和类书的研究，又都延展到中古时代南北方的交流宏观层面。而在具体的考证工作中，作者既尊重前人成果，又尊重反面证据，通过绵密、细致的考索，原原本本、质朴无华地将论述铺开，持论谨严，说服力强。凡此种种，都足为学者楷模。 张载诗云：“愿学新心养新德，长随新叶起新知。”中古史研究的推进，说到底还是需要新史料的驱动。前人顾炎武曾以“采铜于山”与“买钱充铸”对喻，提示原创性的学术研究当从原始材料入手，而不是从辗转旧说中而来。我认为刘安志教授《新资料与中古文史论稿》一书，不仅是“采铜于山”的示范，更是“发掘新矿”的典型，足为当前给人“题无剩义”之感的中古史研究作为借鉴。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