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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史因其研究起始时间与中国古代史联系紧密，一直以来都是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的基础和起点。今日国内外学界对晚清史的研究对象已形成普遍的共识，即从1840年鸦片战争前后到1912年2月12日清帝退位这70多年的历史。 晚清史研究在中国起步较早，1949年以前已有部分学者有所涉足。1949年以后，晚清史研究受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影响，逐渐形成以“三次革命高潮”和“八大事件”为具体研究对象的范式。所谓“三次革命高潮”，即太平天国农民起义、义和团反帝运动、辛亥革命。所谓“八大事件”，即两次鸦片战争、太平天国运动、洋务运动、中法战争、中日战争、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在这样的体系下，有关“八大事件”，尤其是“三次革命高潮”的研究受到学界超乎寻常的重视，成为中国历史研究中的显学，并取得丰硕成果。 1976年“文革”结束以后，尤其是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实行改革开放和重新确立实事求是的原则以后，晚清史研究也开始拨乱反正，并得到前所未有的新发展，回顾这四十年来的晚清史研究是一件很有意义的工作。以下将分别按照通史性著作、政治军事史、经济史、社会史、思想文化史和中外关系史等几方面来概述改革开放以来晚清史研究的发展历程。 一、通史性著作由单一到多元写作模式的转变 20世纪80年代，由于受传统马克思主义史学编纂体例的影响，这一时期出版的近代通史性著作，仍然坚持革命叙事是研究的唯一模式，但研究得以进一步完善和逐渐细化。按照这一思路指导，陆续出版一批通史性著作，如刘大年主编的《中国近代史稿》（3册，人民出版社，1978、1984年）、胡绳的《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人民出版社，1981年）等。随后受现代化史观影响，现代化范式重新受到重视，90年代以后国内出版多本研究中国现代化史的著作，如章开沅、罗福惠主编的《比较中的审视：中国早期现代化研究》（浙江人民出版社，1993年）、许纪霖、陈达凯主编的《中国现代化史》（学林出版社，1995年）、虞和平主编的《中国现代化历程》（第1卷，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等。 2006年，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国近代通史》（10卷）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主持编写，其中4卷涉及晚清史内容，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学界最权威的通史性著作。 随着海内外中国近代史研究不断发展、深化和创新，成果迭出。在此基础上，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组织两岸学者共同编写中国近代史，书稿以专题形式组织，最终于2016年出版，定名为《两岸新编中国近代史·晚清卷》。 此外，20世纪70年代末，清史学界酝酿启动清史编纂工程，并逐渐将晚清史研究纳入清史的研究领域，这对晚清通史性著作的编写也产生一定影响。21世纪初，国家启动清史编纂工程，无论是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国家图书馆等国家级文献机构，还是各地档案馆和图书馆，均出版一系列清史史料丛书，例如《李鸿章全集》（39册）《袁世凯全集》（36册）“晚清历朝上谕档”“军机处录副奏折”的出版，都极大地推动了晚清史研究的发展。仅就资料建设而言，近十年来堪称晚清史研究的“黄金时代”。 二、政治军事史研究的继续与“深翻” 政治史和军事史研究一直是传统历史学研究的主要内容。政治史研究一度成为改革开放初期晚清史研究的重点内容，其中太平天国、辛亥革命和洋务运动的研究成为其中的重中之重，例如太平天国史的研究在文献史料研究、太平天国政权性质等问题的讨论、人物研究、太平天国对立面研究、典章制度研究等方面取得长足的进步。但随着研究的深入，晚清政治史研究相较以往，研究趋势近年来有些衰颓，所以有学者提出晚清政治史研究需要“深翻”，而人物研究作为政治史研究的分支，近年来却涌现了不少较高水平的专著，例如关于张之洞的研究就有李细珠的《张之洞与清末新政》（上海书店，2003年）、茅海建的《戊戌变法的另面：“张之洞档案”阅读笔记》（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戴海斌的《晚清人物丛考》（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8年）等。 军事史研究是军事学和历史学的交叉学科，在传统中国近代史研究中也比较受研究者重视，不过1949年以后一度成为政治史研究的附庸。改革开放之初，最先在近代军事史研究中取得突破的是甲午战争史的研究，例如戚其章出版《北洋舰队》（山东人民出版社，1981年）、《中日甲午战争史论丛》（山东教育出版社，1983年）；孙克复、关捷出版《甲午中日海战史》（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甲午中日陆战史》（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甲午战争人物传》（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等。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开始，近代军事史研究逐渐细化，研究者的兴趣主要集中在晚清战争史、晚清陆军史、海军史、军事制度史等方面，这些方面有代表性的成果有戚其章《甲午战争史》（人民出版社，1990年）、茅海建《天朝的崩溃：鸦片战争再研究》（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5年）《近代的尺度：两次鸦片战争的外交和军事》（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年）姜鸣《龙旗飘扬的舰队：晚清海军兴衰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中国近代海军史事日志（1860-1911）》（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4年）等。 三、经济史研究的兴起与繁荣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进行，近代经济史学科作为经济学和历史学的交叉学科，逐渐获得学界的重视，刘大年先生最早提出要重视近代经济史的研究，随后不少高等院校历史系和经济系开设近代经济史的相关课程，并陆续出版“中国近代经济史资料丛刊”，还整理了一批经济组织和人物的档案史料，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商会史料的整理和研究以及张謇、盛宣怀等的人物史料。20世纪80年代，从严中平先生主编的《中国近代经济史（1840-1894）》（人民出版社，1989年）开始，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逐渐兴起和繁荣，研究的领域也不断扩大，近代经济史研究进入一个相对繁荣时期，涌现了一大批具有开创意义的著作，例如张仲礼、皮明庥等人的城市史研究、从翰香等人的农村区域史研究、陈诗启的海关史研究、马敏、朱英、虞和平等人的商会史研究。随着研究的深入，一些新的研究方法也得到利用，尤其是计量史学方法的引入，对近代经济史研究有很大的推动作用。 四、社会史研究的起步与发展 社会史研究在中国史学界的起步最早可追溯到民国时期，而晚清社会史研究的起步较晚，大约是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受西方年鉴学派影响和历史学危机的影响，晚清社会史研究逐渐发展起来，研究领域主要集中在秘密社会、晚清婚姻家庭和社会风俗、人口问题、知识分子与社会思潮、近代绅士等问题。由于社会史研究领域广泛，逐渐成为近年来史学界关注的重点。在这一背景下，改革开放四十年来，晚清社会史研究各领域也涌现了一大批有代表性的学术著作，例如蔡少卿的《中国近代会党史研究》（中华书局，1987年）《民国时期的土匪》（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年）周育民、邵雍的《中国帮会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苏智良、陈丽菲的《近代上海黑社会研究》（浙江人民出版社，1991年）、严昌洪的《中国近代社会风俗史》（浙江人民出版社，1992年）、桑兵的《清末新知识界的社团与活动》（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5年）王先明的《近代绅士：一个封建阶层的历史命运》（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年）等。 五、思想文化史研究的“百家争鸣” 改革开放以来，晚清思想史和文化史均呈现“百家争鸣”的局面，这主要与改革开放以来社会思潮的转变有关。随着思想解放和拨乱反正，思想文化史研究不再是“禁区”，诸多学者开始涉足这一领域，并提出自己的观点和见解，因而这一时期学界的研究逐渐繁荣。晚清思想史的研究有两大特点：一是着重论述思想家的思想，主要集中在1978年到20世纪80年代末期；二是由从以人物思想研究为主变为以研究思潮为主，时段从20世纪90年代初一直持续到今天。 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一批全面系统的思想通史著作逐渐问世，如侯外庐主编《中国近代哲学史》（人民出版社，1978年）李泽厚的《中国近代思想史论》（人民出版社，1979年）吴剑杰的《中国近代思潮及其演进》（武汉大学出版社，1989年）黎仁凯的《近代中国社会思潮》（河南人民出版社，1996年）熊月之的《中国近代民主思想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等。 文化史与思想史的情况类似，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学术界最引人注目的现象便是文化研究的复兴，尤其是1984年经济改革的全面铺开，对文化研究起到明显的增温作用。随后有关晚清文化史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中体西用”的解说及其争议、洋务思潮、知识分子群体研究、中外文化交流等问题上，比较有代表性的论著有冯天瑜主编的《东方的黎明——中国文化走向近代化的历程》（巴蜀书社，1988年）龚书铎的《近代中国文化结构的变化》（《历史研究》1985年第1期）王晓秋的《近代中日文化交流史》（中华书局，1992年）等。 六、中外关系史研究的拓展与创新 1949年以后，晚清中外关系史和晚清政治史一样，也受到研究者的重视，不过这一时期的研究主要以帝国主义侵华史的研究为主。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晚清中外关系史在鸦片战争与中外关系、不平等条约体系的形成与发展、太平天国时期的对外关系、日本侵华政策的缘起与发展、反洋教斗争与义和团运动、门户开放政策等方面取得一大批研究成果，其中比较著名的包括牟安世的《鸦片战争》（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萧致治主编的《鸦片战争史》（福建人民出版社，1996年）李育民的《近代中国的条约制度》（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茅家琦的《太平天国对外关系史》（人民出版社，1984年）戚其章的《甲午战争国际关系史》（人民出版社，1994年）李文杰的《中国近代外交官群体的形成：1861-1911》（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7年）等。 此外，晚清教育史和妇女史领域也有一批成果涌现，如陈景磐的《中国近代教育史》（人民教育出版社，1993年）郑永福、吕美颐主编的《近代妇女生活》（河南人民出版社，1993年）等。 纵观四十年来的晚清史研究，可以得出如下认识：第一，要把晚清史研究放在整个清史研究的大背景下去考察，不要将两者人为的割裂开来，但是晚清史研究应突出自身特色；第二，晚清史研究在经历改革开放40年的发展历程后，如何继续发展和创新，这是值得思考和回答的问题；第三，在历史学发展日新月异的今天，如何将晚清史研究“细化”和“深翻”，这是今后研究者将面临的挑战。此外，晚清史研究还呈现研究中心后移的趋势，即学界越来越重视甲午战争后到1912年清朝灭亡这段历史的考察。 总之，如何在新史料不断被发掘、新方法不断被提倡的今日，以马克思唯物史观的态度和方法，撰写出一部具有创新性，又和清史研究密切相关的晚清史著作，是值得继续探索的问题。（作者单位：郑州大学历史学院）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