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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一位关注历史学理论建设的史学家!”———这是许多年来, 林甘泉先生留给我的深刻印象。当得知他离去的消息时, 悲恸之际, 我想到的依旧是这句话。为缅怀这位马克思主义史学家, 我就以此为题作一篇小文, 以寄哀思。 一 1982年, 在《光明日报》理论部邀集史学界同行参加的一个小型座谈会上, 我认识了林甘泉先生。这次座谈会的主题, 是讨论有关史学理论发展问题, 当议论到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产生时, 记得有两种意见:一种意见是李大钊和郭沫若分别从理论上和具体研究上, 奠定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的基础;另一种意见是李大钊在阐释、传播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方面, 成就巨大, 郭沫若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同中国历史结合起来, 提出了对中国历史的新认识, 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奠基者。林甘泉先生持后一种认识。在此后的史学论著中, 这两种认识都是存在的。 这次座谈会还讨论到培养青年史学工作者问题。记得戴逸先生发言时, 提到南方有一家文学刊物叫做《丑小鸭》, 专门发表文学青年的作品, 戴先生建议史学界也可以办一个类似的刊物, 使其成为青年史学工作者的园地。 关于这次座谈会, 《光明日报》没有作任何报道, 讨论的许多具体问题已经记不起来了, 但上述两件事却记忆犹新。在此后的年代里, 我也只是在各种会议上和甘泉先生交往, 可以这样说:凡白寿彝先生出面组织的学术活动, 大多得到甘泉先生的支持, 他们之间有很深的学术交往;而我也一度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聘请的职称评定委员会的所外评委。由于这两个原因, 我和甘泉先生接触的机会就多了一些, 听到他发表学术见解也就多了一些。 使我最难忘的一件事情, 是我作为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中心主任, 主编的《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学刊》创刊号 (即2002年卷) 上, 刊登了甘泉先生赐予的一篇宏文《关于史学理论建设的几点意见》。他提出的几点意见是:“第一, 对于历史学的性质和特点应尽可能求得一个共识。”“第二, 历史学作为一门人文学科, 一些重要的问题是不是都要有结论, 学科建设才算有成绩、有发展。”“第三, 马克思主义要发展, 必须与各个国家历史和现实的国情相结合, 唯物史观要发展也有一个中国化的问题。”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3年) 此文后收入《林甘泉文集》 (上海辞书出版社, 2005年, 第429—437页) 。这几个问题不仅重要, 而且他都明确地表明自己的见解。比如第一个问题, 他提出“历史研究有三个层次”即“事实判断”“认识判断”“价值判断”, 认为在认识判断层面, “历史观和方法论的分歧就呈现出来了”;而在“价值判断”层面, 历史研究主体之“个性的色彩就更多一些” (参见《林甘泉文集》, 第429—432页) 。在阐述这些问题时, 他都随手拈来, 举例说明, 给人以思考和启发。我个人认为, 在指导硕士生、博士生的过程中, 讲清楚历史研究中的三个层次的联系和区别, 可以帮助他们避免片面性和盲目性。 又如关于第二个问题, 甘泉先生有一个总的认识, 他这样写道: 人文学科的许多问题, 既不能用行政命令来裁决, 也不能采取少数服从多数的办法, 要求学者们得出一个结论。在认识判断和价值判断的研究层次上, 即使有的观点为多数人所认同, 但随着研究的深入, 或者新的史料的发现, 人们的认识就可能又有变化。把长期讨论而没有解决的问题, 诸如古代史分期、土地所有制、资本主义萌芽等所谓“五朵金花”问题, 说成是“伪问题”, 这是对历史学的性质和特点缺乏正确的认识。“能不能得出结论”不能作为判断人文学科“真”、“伪”的标准……我常说, 如果没有古代史分期、土地所有制、资本主义萌芽等问题的讨论, 就没有五六十年代历史学向深度和广度的发展, 也没有今天一些断代史和专门史的繁荣局面。历史学中有不少问题是很难要求得出意见一致的结论的, 如果以此来划分“真问题”、“伪问题”, 那末“伪问题”也就太多了。 (《林甘泉文集》, 第433—434页) 这段话及其相关分析表明, 历史研究是一桩神圣而艰难的事业, 对史学家来说, 应持谨慎态度, 对历史研究中的不同观点要有宽容之心:这样的历史研究氛围, 可能更有利于推进历史研究的发展。 关于第三个问题, 甘泉先生在联系中国历史上的一些重要问题作了阐述后指出:“总之, 我的意思是, 在对中国古代历史发展的许多重大问题做出理论概括时, 我们既不要照搬马克思、恩格斯的有关论述, 也不要套用西方学者基于外国经验材料所得出的结论。应该在唯物史观基本原理的指导下根据中国的历史实际, 做出自己的理论概括。” (《林甘泉文集》, 第437页) 总的说来, 这就是唯物史观“中国化”的根本路径, 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使马克思主义史学具有中国特色的根本路径。 上面所说的三点意见, 涉及关于史学的性质和特点的认识, 以及史学在发展过程中呈现出来的种种状态及其估量、评论, 还有马克思主义史学“中国化”的路径等, 都是史学理论的核心问题。值得注意的是, 甘泉先生在论述问题时所举的事例, 大多是历史发展中的问题, 或是对历史上某一事物如何判断和评价的问题, 但是, 他提出问题的出发点和着重点, 都立足于史学的进退得失, 实为史学理论建设中的根本问题。 二 林甘泉先生关注历史学的理论建设, 不止是表现在“史学理论”这个领域, 也不止是表现在他主攻的秦汉史领域, 而是更为突出地表现在“中国历史”这一恢宏的领域。他撰写的《中国古代的“民本”思想及其历史价值》《夷夏之辨与文化认同》《中国历史上的分裂与统一》 (均见《中国古代政治文化论稿》, 安徽教育出版社, 2004年) , 以及《历史遗产与爱国主义教育》《论历史文明遗产的批判继承》 (均见《林甘泉文集》) 等论文, 都是关乎如何认识中国历史的重大理论问题。我们是否可以这样认为:甘泉先生关于“史学理论建设”的诸多精辟见解, 都与这里提到的一些重大理论问题相关联, 二者相得益彰。 林先生在《夷夏之辨与文化认同》一文中, 论述了中国传统文化中儒家“夷夏之辨”与“四海一家”两种思想渊源及其不同影响, 指出:“以儒学为代表的传统文化, 除了讲‘夷夏之防’和‘内诸夏而外夷狄’之外, 还讲‘王者无外’、‘四海一家’。而正是后一种思想, 成了维系和加强华夏族和汉族与少数民族之间联系的重要纽带。尽管‘四海一家’的思想与我们今天所讲的民族平等思想有本质不同, 但它对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历史发展和中华民族的凝聚力的形成具有重要的意义, 是传统文化中值得珍贵的思想遗产。综观历史的发展, 应该说儒家思想在加强中华民族凝聚力方面所起的积极作用是主要的。” (《中国古代政治文化论稿》, 第333页) 这一认识, 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帮助人们从中国古代民族关系史上的“夷夏之辨”的困惑中走出来, 从而看到“四海一家”的新天地。林先生在另一篇文章《历史遗产与爱国主义教育》中, 从世界历史的视野, 阐释了这样一个基本的历史事实, 他写道:“外国有的学者把我们这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 完全说成是封建统治阶级武力征服的结果, 这是对中国历史的一种歪曲。世界历史上曾经有过一些靠武力征服而建立起来的军事帝国, 但后来都崩溃瓦解了。为什么我们这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经历了许多世纪, 却不断扩大和得到巩固呢?……历史表明, 我国历史上的民族关系不仅有互相敌对和战争的一面, 还有友好往来和互相融合的一面。正是民族间的友好往来和互相融合, 以及汉族先进的经济文化对各少数民族的影响和吸引, 使得各族人民在长期发展过程中形成一股强大的凝聚力和向心力, 从而缔造了我们这个多民族的祖国大家庭。” (《林甘泉文集》, 第324页) 甘泉先生的这些论述, 从思想渊源和经济文化上阐明了中国之所以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根本道理。 甘泉先生对于中国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研究是多视角、多途径的。他在《中国历史上的分裂和统一》一文中, 从具体数字开始, 指出中国历史上统一的年代远远超出于分裂的年代, 表明统一是中国历史的主流。同时, 文章以高屋建瓴之势, 评论了历史上的“正统”问题, 高度评价司马光对“正统”的看法及其在史书撰述上大度处置, 显示了一个大史学家对历史的全局器识。作者进而指出, 统一对于国家的发展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作者总结出三个方面的意义:“首先, 只有国家的统一才能够消除各地区之间经济交流的人为障碍, 从而为全国范围内的经济发展创造必要的条件。汉、唐、明、清的历史可以说明这这一点。”“其次, 国家的统一对于我国各族人民精神文化和物质文化的发展也有重大的作用和影响。”这在统一措施、社会改革、文化交流等方面都有突出的反映。“最后, 尤其重要的是, 只有国家的统一才能有效地防御外国的侵略和维护祖国的独立。” (《中国古代政治文化论稿》, 第342、343页) 林先生在简略地回顾了17世纪以来中国人民抗击外国侵略的历史后, 指出:“我国人民有着爱国主义的传统, 这和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统一的国家并且不断得到发展和巩固, 是有很大关系的。” (《中国古代政治文化论稿》, 第343页) 当然, 统一对中国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的益处还不止这些, 但仅就以上所论的三个方面, 其中每一个方面都需要写成大部头专书以至多卷本系统著述才能深入而详尽地论述清楚。 从更加宏观的视野来看待历史, 这里还要提到甘泉先生的另一篇文章《论历史文明遗产的批判继承》。在这篇文章中, 作者从“文明的起源”谈到“精神文明的阶级性和继承性”, 再谈到“我们从精神文明遗产中究竟继承什么东西”等。我认为, 此文最有启发意义之处, 就在于从理论上提出几个问题。作者写道:“对于历史上的精神文明遗产, 我们应当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继承态度。但是, 究竟从精神文明遗产中继承什么东西?怎样批判继承?大家的认识并不是很一致的。就以上引毛泽东同志的那段话来说, 如何全面地正确地加以理解, 也不是没有问题的。例如, 什么是古代文化遗产中的‘民主性精华’?历史文明遗产中的精华能否只用‘民主性’这个概念来加以概括?除了‘精华’和‘糟粕’之外, 还有没有中间状态的文明遗产?对于这部分文明遗产我们应当如何对待?如此等等, 都需要我们认真地加以研究。” (《林甘泉文集》, 第336页) 什么是“民主性精华”?什么是“封建性糟粕”?这是讨论了很多的老问题, 今天也还是要进一步不断明确的。此外, “还有没有中间状态的文明遗产”?这是一个很有启发性的问题。学术研究常有这样意想不到的情形, 即想出一个问题比论述一个问题更有意义。对于上述问题, 作者都作了扼要的解说, 只是因篇幅所限未能展开。 上述这些理论问题都是在通观中国历史的基础上提出来的, 同时也都有不同程度的阐述, 对进一步从整体上认识和研究中国历史, 极具参考价值。进而言之, 这些问题及相关论述, 可以看作是为中国特色的中国历史话语体系的构建提供了思路和素材。甘泉先生重视历史遗产的研究, 而今, 他的这些研究成果, 也成了史学工作者应当重视的史学遗产了。 三 林甘泉先生关注历史学的理论建设, 并在这方面提出了和论述了一些重要问题, 有主观上的原因, 也有客观上的条件。从客观上的条件来看, 中国实施改革开放的国策和倡导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给中国的学术事业带来新的发展生机。在史学界也是如此。史学工作者的思想得到新的解放, 许多新的学术问题纷纷提出, 中国史学界进入一个新的活跃时期。正是这样的历史条件和学术氛围, 甘泉先生突显了他自己的学术优长, 提出了并论述了一些重要的历史问题和史学问题。 从主观原因来看, 甘泉先生具备了几个方面的条件。首先, 他有深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修养, 这从他在20世纪60年代发表的文章中已经反映出来, 不论人们是否同意他的观点, 都不能不承认他在这方面的造诣。他在改革开放后撰写的文章, 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方法的运用更具辩证的色彩, 说理性也更加突出, 显示出他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透彻领悟和实践魄力。这在他论述的民族问题、统一问题、遗产问题以及学科建设等问题, 都不同程度地显示出来。由于他在这方面的修养和“天性”, 关心历史学的理论建设, 就是题中应有之意了。 其次, 他具有丰富的历史知识, 而尤其是对于中国历史有把握全局的眼光。甘泉先生的学术专长是治秦汉史, 而对于古代经济史特别是土地制度史都有深入的研究;他和他的同事合著的《中国古代史分期讨论五十年》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2年) , 是他从全局上了解中国历史进程及综合相关观点的集中展示;他有机会参与郭老主编的《中国史稿》的撰写和后期的审定、修改工作, 则是他不断审度、锤炼历史理论中重大问题的过程, 等等。这使他在历史知识的储备上不断丰富起来, 而在历史知识的布局上也更加合理。因此, 他不仅能提出问题而且能阐明问题。 再次, 他有强烈的专业责任心, 这种责任心既表现在关于历史学之宏观理论的思考方面, 也表现在关于历史研究之重大理论问题的阐释方面。对于一个历史学家的这种责任心, 自应给予很高的评价, 这里我们不妨用“理论自觉”来概括。除上文提到的一些问题, 我们还注意到甘泉先生撰写的另外一些文章, 如《20世纪的中国历史学》《新的起点:世纪之交的中国历史学》《世纪之交中国古代史研究的几个热点问题》《五十年的回忆和思考》等 (均见《林甘泉文集》) , 都蕴含着强烈的责任心。 林甘泉先生是一位真诚的、执着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 他在《我仍然信仰唯物史观》一文的最后, 写了这样几句话:“作为一个史学工作者, 要善于用发展的观点来观察问题。一年前, 在《史学理论研究》编辑部召开的座谈‘世纪之交的中国史学’的会上, 我曾经做了一个题为‘唯物史观生命长青’的发言。现在我仍然坚持这样的观点, 并且决心永远用唯物史观指导自己的研究工作。” (《林甘泉文集》, 第481页) 文如其人!甘泉先生虽然离去, 而他的研究成果、诸多论断、学术信仰, 都会使史学界的同仁记住他、敬重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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