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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7月14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史学理论研究中心在北京召开了2018年度工作会议，会议的主题为“改革开放四十年以来中国的史学理论研究”。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历史研究所、近代史研究所、当代中国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和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南开大学、天津师范大学等多家单位的约三十位学者参加了这次会议并做了精彩的学术报告。会议期间学者们展开了热烈的学术研讨。 中国社会科学院史学理论研究中心成立于2005年7月。中心的宗旨是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导下，组织、协调院内外学者开展中外史学理论、方法论的研究；推动国际、国内的学术交流与合作，促进我国史学理论及史学史的学科建设与学术发展。 在开幕式环节，世界历史研究所所长汪朝光研究员在致辞中指出，史学理论是历史研究的重要领域，在史学分析评价的研究过程中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他代表世界历史研究所和史学理论研究中心欢迎各位专家学者参加中心举办的这次会议。 中国社会科学院史学理论研究中心前任主任于沛研究员在致辞中指出，史学理论研究中心是在院党组和院领导的关心和支持下成立并不断发展的。中心一直坚持和发扬中国史学优秀传统和马克思主义史学优秀传统，关注现实，服务大局，鼓励从事原创性的史学理论研究工作，发表高水平的研究成果，并与中国社科院史学理论重点学科、《史学理论研究》杂志结合起来，坚持培养史学理论研究的新人，使一代学人成长起来。中心的工作在当代中国历史学发展过程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今后应当继续努力做得更好。 中国社会科学院史学理论研究中心现任主任吴英研究员在致辞中指出，史学理论研究中心成立后，经过十几年的发展，已经积聚了优质的学术资源。中心同仁今后将会加倍努力开展中心的具体工作，同时也希望得到各位专家学者的支持。目前史学理论研究在史学界不受重视，甚至有被边缘化的倾向，这对史学理论研究中心而言既是机遇、又是挑战，我们一定继承史学理论研究中心的优良传统，做好联系史学理论工作者的工作，逆势而上，通过总结改革开放四十年来史学理论研究的经验与教训，为重振史学理论研究提供助力。 在学术报告阶段，庞卓恒（天津师范大学教授）在《唯物史观的理论阐述亟需正本清源》中指出，目前学界对唯物史观的理论阐述还存在缺陷，有五个方面的问题亟需做出正本清源的阐释，这就是如何理解社会形态理论，如何认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如何科学把握社会主义的内涵，如何理解资本主义的必然灭亡，如何判定共产主义的物质极大丰富，这五个方面也就是唯物史观理论进一步发展的突破点。 陈启能（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在《对史学理论研究发展的几点建议》中指出，史学理论作为一门专业学科是在20世纪80 年代形成的，当时社科院的院领导尤其是胡绳院长，非常重视史学理论的发展，史学理论研究室和有关刊物在这一时期设立和出版；史学理论的概念内涵也明确下来：“史学理论”是指历史学自身的理论问题；“历史理论”是指客观历史过程的理论问题，宏观地说，“史学理论”也应包括“历史理论”，这些概念的探讨要早于西方学者；21世纪以来，国内史学理论研究有所弱化，应继续加強与国外学者的交流，加強《史学理论研究》杂志的工作，扩大整个史学理论学科的影响。 陈其泰（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在《加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一点感想》中回顾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优秀成果，指出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要和具体实践相结合才能真正发挥作用。中国学者对近代史基本线索的探讨、对民族文化认同和多民族统一国家发展的研究，都充分说明历史研究应当以发展的马克思主义为指导。 于沛（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在《改革开放40年和中国历史科学的理论成就》中指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建立和发展，中国特色世界史体系建设及全球史研究，世界现代史（当代史）的发展本身，对中国传统史学理论和外国史学理论的研究，是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历史科学取得的主要理论成就，是史学理论研究取得的主要成绩，同时这也为史学理论研究未来更加深入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乔治忠（南开大学教授）在《谈史学理论研究的批判性》中认为，属于不同思想体系、不同观念形态的史学理论，在根本上是互相排斥的，可以汲取和改造对方个别的思想因素，但思想体系上的是非、真伪不能调和；凡欲作出新的史学理论建设，必当批判其他理论，例如柯林伍德、海登·怀特等人之书，批驳其他史学理论的内容在其中都占很大篇幅；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本质是批判性、革命性，唯物史观就是在批判形形色色的唯心史观中建树起来，必须坚持唯物史观的批判性，面对错误理念而不敢批判，甚至受到攻击也免战回避，是伪马克思主义、伪理论、伪学术。 李红岩（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研究员）在《四十年来中国史学研究的基本样态》中认为，四十年来，我国史学研究空前繁荣，主要表现为支系空前发达、分支空前茂盛、血肉空前丰满；相对来说，主流彰显不充分、主干成长不粗壮、骨骼培养不强壮；在理论研究方面，表现为史学理论研究发达，历史理论研究偏弱；坚持马克思主义引领的学者们取得了积极成果，今后，应当注重引领史学领域的理论研究平衡发展。 姜芃（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在《基佐的欧洲观》中认为，基佐是最早提出欧洲联合思想的人，他是法国乃至欧洲第一位从历史上系统思考欧洲统一问题的思想家，他长期处于法国政治漩涡，是七月王朝的内阁大臣，对时局的掌控具有一定经验，同时又是索邦大学的世界现代史教授，因此能从整个欧洲的角度思考问题；基佐既是一个政治家，同时又是一名学者，他的思想为以后欧洲联合奠定了基础，其思想至今仍具有现实意义。 张越（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在《反思近40年来中国的史学理论研究》中指出，如果与中国历史学的各断代史、专门史作横向比较的话，史学理论研究取得的进展可能相对较慢，其成果是以史学史或史学理论史为主；在唯物史观研究中，研究者注重的是论证唯物史观的科学性与正确性，强调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在唯物史观指导下取得的理论成就及其评价，并与各种排斥、淡化甚至否定唯物史观的言论做辨析；另外，在对西方史学理论的引进与接受方面也存在问题，这些西方理论究竟在西方有多大影响？翻译成中文的理论著作其质量究竟如何？怎样看待那些对我们中国史研究产生了影响的外国历史理论，都是需要反思的问题。 孙卫国（南开大学教授）在《东亚视野下的历史研究》中认为，最近二十余年来，中国历史学界兴起了一种从东亚视野来看中国史的研究取向、开展东亚视野下历史研究的风潮，这种风潮并非起自于中国历史学界，而是西方以及日本的研究取向在中国历史学界的折射与影响；东亚视野下的历史研究，尽管无法取代国别史的地位，作为一种新的研究取向，它可以弥补国别史研究的局限，深化对于国别史的某些认识，开拓出新的研究领域，进而推动历史研究进入一个新的境地。 王旭东（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在《当代社会信息化浪潮中的史学变革探索》中指出，20世纪中叶以来的社会信息化历史进程中，历史学先后发生了三个重要转向，即“计算机转向”、“数字转向”和“信息转向”。“计算机转向”引发了历史学的“工具革命”，即电子计算工具和统计学及图像处理软件技术等向史学领域的直接引入；“数字转向”引发了历史学的“对象革命”（史学研究直接对象即史料/资料/材料等人类记载和遗存的数字化、数字化研究对象的数据库化及互联网化）；“信息转向”引发的必将是历史学的“认知革命”。 宋月红（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研究员）在《论国史研究的学科属性》中认为，国史研究的学科属性问题，是构建和发展国史研究学科体系和话语体系的一个基本问题。从纵向看，国史研究既要研究历史、又要研究现实，同时又要关照未来发展，因此不仅是通史性研究，而且是联系现实、与时俱进性的研究；从横向看，国史研究既要研究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五位一体”，又要总结历史经验、探索历史规律，因此不仅是人类社会实践的实证性研究，而且是宏观性、整体性的思辨性研究；国史研究既属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又属于历史学和政治学，主要是这三种学科的集成和融合。 左玉河（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在《文化史的困惑与理论反思》中认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的基本趋向，是传统文化史的复兴、社会文化史的兴起及新文化史的活跃。文化史研究出现了传统文化史重学科属性而忽视方法属性、新文化史重方法属性而否认学科属性的两难问题。目前的中国文化史研究还处于“白描”及“浅释”层面，缺乏“深解”的理论自觉，从“白描”提升到“浅释”进而发展到“深解”阶段，是从传统文化史研究深化到新文化史研究的要求。学界同仁已经有多年探索实践并作了初步思考，创建有中国气派和中国风格的社会文化史理论体系的条件逐渐成熟。 宋学勤（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在《改革开放以来中共党史学理论的发展》中指出，改革开放以来，中共党史学理论的研究得到了重视，出现了新气象，在其发展过程中形成的理论认识尤其具有全局性影响，推进了中共党史学实践的发展。 张旭鹏（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在《民族史及其超越：中国的视角》中认为,自19世纪史学在欧洲成为一门专业学科以来，民族或民族国家就成为历史书写的基本框架，民族史不仅是欧洲各国建构文化认同、寻求政治统一、攫取经济利益的意识形态工具，更成为欧洲的前殖民地国家和其他后发国家反抗殖民统治、争取民族独立、步入现代国家的有力武器；民族史对于推动中国现代民族国家的建构起到了积极作用，目前民族史依然有其价值，历史学家需要去修正其排他主义和本质主义的一面，使之避免滑向狭隘的民族主义，民族史才会成为一种开放、宽容和多元的历史叙事。 景德祥（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在《不忘初心，继续创新》中指出，史学理论研究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历史科学领域取得的最大的创新成果之一，史学理论研究学科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取得了巨大的成绩。80年代史学理论研究学科创建时的一个突破性认识就是区分了历史理论与史学理论，但目前学术界还存在着关于史学理论概念的模糊认识，近期又出现了学科定位从史学理论研究向历史理论研究倒退的现象；史学理论研究学科的初心是创新，只有不忘这一初心，继续创新，史学理论研究才能继续为改革开放的伟大事业做出应有的贡献。 赵庆云（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员）在《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中国近代史理论方法评述》中认为，近代史研究关注的主要问题包括近代史研究的范式、对“中国中心观”的反思与批评、后现代思潮对史学研究之影响、近代史研究的“碎片化”、公众历史学与大众化、数字技术在史学研究中的运用；重实证、轻理论是近年来近代史研究领域的主要趋向；我们在吸收、运用西方史学理论时，必须保持理论主体意识，重视理论的本土化，对西方理论的适应限度有必要的反思，提炼出真正切合中国历史的理论架构，成为我们的努力方向。 李友东（天津师范大学副教授）分析了《反思历史》（Rethinking History）、《历史与理论》（History and Theory）和《史学理论研究》三本杂志在2008-2018年的刊发论文情况，指出两本国外杂志的文章关键词反映出它们是在历史怀疑主义、历史文学主义两种趋势下开展理论研究，都关注史学家主体在历史认识中的作用，历史叙事从“文学”转向“艺术”；将之与《史学理论研究》对照后，可以看到国内外史学在全球史、记忆史、殖民主义史、历史编纂学史等方面基本同步发展，国外杂志侧重于史学本体论、认识论思考，国内杂志侧重于实践的史学思想思考；在世界史和中国史分别成为一级学科的背景下，国内学者对史学理论研究应该如何自处还缺乏明确的讨论。 高希中（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在《改革开放四十年来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研究评述》中指出，随着基础研究和实证研究的发展，对社会形态理论的研究不断取得进展，社会形态的含义、社会形态与社会经济形态的异同、区分不同社会形态的标准、人类社会历史发展道路是单线还是多线、社会形态的类型、五种社会形态说的理论根据等都受到学界的关注和讨论。当前国内学者不仅提出了“回归中国本土”、“构建中国话语”的概念或命题，而且在具体成果上已经有所显现，一种从“中国本土”出发、以“中国话语”为载体的历史研究新形态呼之欲出。 廉敏（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在《史学理论研究要放得出去，也要收得回来》中认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史学呈现出的主要问题是碎片化，主要表现为：马克思主义遭到冷遇，史学研究以经验研究为主，容易陷进去而难以走出来，而且缺乏整体化的研究；史学研究应当继续深入发掘、批判继承我国古代史学的理论遗产，依据中国的历史事实与理论传统和西方史学理论展开对话，在交流中磨砺、提升我们的理论素养，实现史学的实证研究与理论研究的会通，古代史学理论与近现代史学理论的会通，中国史学理论与西方史学理论的会通，促使史学在目前以学科、门类划分的基础上逐步实现共同发展。 张艳茹（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在《明治维新史研究中的地方史研究》中认为，近年来日本的地方史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进行地方史资料收集和研究的机构主要是各地的公文书馆、史料馆、博物馆、资料馆以及学会，地方史研究成果的应用在幕末史、自由民权运动、明治初期社会变革研究等方面体现最为充分，先前较少被关注的东北地区、北海道、琉球等的相关研究近年来明显增多，得益于地方史成果在明治维新研究中的应用，历史的地域性、差异性、多层次性得以展现。对地方史资料和研究成果还应有所甄别。另外，地方史成果数量庞大，如何将它们融入整体性研究之中也成为难题。 张文涛（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在分析历史学的学科性质时指出，作为传统人文科学的历史学，已经远远不能仅靠道德主义来解释历史现象与进程，在18—19世纪的社会科学方法（经济学、社会学、人口学、统计学等）的影响下，历史学的社会科学化成为20世纪的一股强劲潮流；最近几十年来，遗传学、古生物学、生物化学、地质学等自然学科使得我们对于人类演化、迁徙的历史进程有了更为深入的认识，历史学已呈现出越来越多的科学性色彩。 魏涛（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在《大西洋视野下的美国革命史研究》中认为，自20世纪60年代，在反思以美国为中心的民族国家史学和以英帝国为基础的帝国史学的历史叙事上，大西洋视野下的美国革命研究开始在欧美史学界兴起，这种史学思潮将美国革命置于大西洋的历史情境中，强调美国革命与大西洋世界范围内其他区域和国家之间在政治、经济、军事、社会和文化等领域的互动；该研究有利于国内史学家反思以英帝国为基础的美国革命史研究的局限性，有助于突破传统的以民族国家为主导的美国革命史研究框架。 董欣洁（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在《改革开放四十年来的中国全球史》中指出，中国全球史的发展，既表现在从史学理论的角度界定全球史的概念和方法，同时也表现在不断深化的各种专题研究；世界通史编撰教学、世界史体系、全球史的性质、全球史观、全球史与世界史的关系、跨文化互动研究、西方全球史学者的研究实践等诸多问题，都受到了学界的关注；深入探讨作为人类社会演变基本动力的生产和交往的相互关系，将会推动中国全球史的进一步发展，而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一切历史都是全球史。 吴英（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在《史学理论研究面临的困境与出路》中指出，当前中国史学研究的碎片化倾向严重，高质量的史学理论研究成果少见，史学理论和史学史学位点中真正培养学生做史学理论研究的凤毛麟角，由此可见，史学理论研究面临较大的发展困境。为此，他建议：第一，在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中加强史学理论研究；第二，在史学理论研究中加强本体论研究；第三，在本体论研究中加强唯物史观的研究。 会议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史学理论研究中心副主任董欣洁做总结。她指出，这次会议对改革开放四十年以来中国史学理论研究的发展状况做出了精到的梳理和分析，充分肯定了史学理论研究取得的成绩，对其中存在的问题和不足也具有清醒的认识。各位专家学者的观点既有相互呼应之处，也有可以相互印证之处，对我们如何从整体上把握这四十年来史学理论研究的发展做出了基本定位；与会的各位专家学者还从不同分支学科和不同研究领域提炼概括了这四十年中的具体发展，包括唯物史观研究，文明史、文化史研究，党史、国史和改革开放史研究，世界史、全球史研究，信息史学研究，中国近代史研究等等，这正说明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一定要和中国历史学实践相结合，才能为中国史学理论研究的学科发展和学术发展开辟更加广阔的空间。 （董欣洁供稿）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