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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时期丝绸之路档案图典》大西洋部分档案解读 李娜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100732） 对明清时期欧亚大陆政治、贸易与文化交流进行探索和分析，对影响中国明清社会的外部因素和时代特征进行解读和研究，这些学术热点一直备受史学研究者关注。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合作的《明清时期丝绸之路档案图典》课题于2017年年底立项，2018年3月进入档案发掘和研读阶段。首批数百件第一历史档案馆珍藏的有关丝绸之路的档案资料就像一座宝藏，得以揭开神秘的面纱。本文聚焦海路大西洋部分档案进行简要论述。 一、该课题披露的档案多以群组出现，以其连续性和完整性重构清代政治事件的历史细节，勾画清代贸易政策演变轨迹。 清代历史的特殊性之一在于其越来越多的卷入世界发展的洪流，18世纪，清朝与西洋人接触的主要方式是贸易。冲突事件、大量增加的请求贸易许可的商船，使清廷的对外贸易政策不得不相应的调整。例如在海路大西洋这部分的档案里，有关宁波港口的档案就反映了清廷在“怀柔远人”的政策下的某些坚持、中西双方的相互试探以及最终政策的形成。清代乾隆二十年至乾隆二十二年，宁波地区曾经是中西方贸易争夺的焦点。本次《明清时期丝绸之路档案图典》中的一组史料披露了事件的缘起、地方官员处理问题时的斟酌权衡直到乾隆帝最后发布上谕，系统而完整的勾勒清代从“多口通商”到“一口通商”政策的演变轨迹。有关这一事件的档案有朱批奏折：乾隆二十年五月十六日浙江巡抚喀尔吉善《英吉利商船到宁波贸易》折；乾隆二十一年闰九月初十两广总督杨应琚《洋船赴浙日众，著照粤海关例加税》折；乾隆二十二年七月二十二日署闽浙总督新柱报告《英船不愿赴广东澳门驾驶至浙江定海贸易》折；乾隆二十二年十月二十日闽浙总督杨应琚《洋船应湾泊黄埔一地》折，尤其在杨应琚乾隆二十二年的这份奏折中其认为“出口货物如丝茶磁器等类并非产自一方”，如任凭洋商自往内地各省采买而进口货物亦由其自行销售，均不得不假手洋行。杨应琚在奏折中也陈明宁波地形不如粤东虎门等处扼要严密，且进出货物也没有输纳税饷，如洋船皆舍粤就浙，必使粤洋行生意萧索。因此，只许洋船收泊粤东一地进行贸易。乾隆帝朱批“所见甚是”。乾隆二十二年十一月初十日乾隆帝发布上谕《寄谕署两广总督李侍尧：洋船只准在广东停泊贸易》。作为对此政策的落实措施，乾隆二十二年十二月十一日闽浙总督杨应琚《已晓谕外商洋船只准在广东收泊贸易》折和乾隆二十二年十二月十九日署两广总督李侍尧《传谕外商口岸定于广东不得赴浙省贸易》折分别对乾隆帝的谕旨进行回应。至此，从雍正十年至乾隆二十二年，清代的对外贸易政策“一口通商”尘埃落定。未及百年，清朝的国门因鸦片战争的失利而被迫打开，道光二十二年七月二十四日军机处档案《中英<南京条约>稿本》，条约规定准许英国人于“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等五处港口贸易通商无碍。”清代的对外贸易政策从“多口通商”到“一口通商”再到“五口通商”，此组文献资料最大限度还原这部分史实的全貌。 二、清朝统治者对域外物质文化及生活方式的向往促成中西文化交流。 在诸多文化体系中，只有中华文化连绵。“河海不择细流，故能成其大”。铜版画的引进是清代中西文化交流比较有代表性的事件之一。铜版画指在金属版上用腐蚀液腐蚀或直接用针或刀刻制而成的一种版画。因较常用的金属版是铜版，故称铜版画。其起源于欧洲，至今已有六百余年历史。《平定西域战图》应是中国最早引进的铜版画。18世纪，法国是当时欧洲复制版画的中心，著名的雕版师都云集巴黎。乾隆皇帝为纪念平定准噶尔部的胜利，令郎世宁、王致诚等绘《平定西域战图》，并委托法国制作铜版画。至乾隆四十二年九月以收回原稿十六幅、铜板十六块、印刷图画叁仟贰百张而结束。《平定西域战图》不仅记录了清朝政府平定准噶尔部的盛大状况，也是中国美术发展史上的一个标志物。 在此次《图典》选取的档案中，既有铜版画的原貌，也有数件相关文献资料。乾隆二十九年，清代宫廷画家法国传教士、郎世宁、王致诚、艾启蒙、安泰绘制《平定西域战图》。乾隆三十年五月二十六日署两广总督杨廷璋上《平定准噶尔部得胜图郎世宁等绘发往西洋》折报告事项进展。此后，乾隆三十一年署两广总督杨廷璋、乾隆四十一年两广总督李侍尧、乾隆四十二年广东巡抚李质颖分别呈递咨呈或具折报告此事。因自然条件和历史条件的限制，历时十二年，花费白银三千多两，直到乾隆四十二年九月二十日，在广东巡抚李质颖的《得胜图铜版、原稿及刷印图足数呈缴》折中才宣告此事件的结束。法国承做《平定西域战图》铜板画的档案表现清朝皇帝对西方文化、科学技术、生活方式等方面的向往，也真实记录了铜版画在乾隆时期传入中国的历史过程，同时也是中西文化交流的清晰见证。 三、清政府对外交事务的焦虑与不甘相互交织，促进自身内部政治改良活动的发展。 中国融入世界的潮流不可挡，文化的冲击、磨合、交流过程已非常不易，但西方列强步步紧逼的外交困局，更是清朝统治者不得不面对的政治难题。第一次鸦片战争的失败预示清廷后来的外交难度，清王朝的颓势无法阻挡，是无能君主使然？抑或是大厦将倾的积重难返？清朝统治者也曾多方谋划，不惜进行自身的政治改良进行自救，急于挣脱外交困境。此次《图典》中披露的资料将这段历史跃然纸上。 道光二十年至道光二十二年，西方列强国家自恃船坚炮利进犯清朝海疆，横行海上。道光二十二年六月十四日，道光帝谕旨：《着成造战船炮位断不可走漏风声》，道光帝因中外双方船只大小相差悬殊，曾屡下谕旨令各地将军、督抚只可陆守，不可海上交锋，然收效甚微。究其原因是清军没有巨舰，中国战船不能远涉外洋与入侵船只交战。道光帝认为福建、浙江、广东等省若能建造大号战船，并在其上多安炮位，就能与敌船相抗衡。道光帝此谕旨由军机大臣密寄闽浙总督、福建巡抚、浙江巡抚、两广总督、广东巡抚等，命其秘密筹画办理，不可走漏风声，并鼓励私人捐资建造。道光二十二年七月十五日，道光帝再次发布上谕：《广东为沿海首要地区，必先制造大号战船》；道光二十二年九月三十日粤海关监督文丰具折《报告洋行商人购买黄埔外国兵船情形》；道光二十二年十月十九日靖逆将军奕山具折《广州怡和行富商伍秉鉴向朝廷捐献巨资，购买美式战船》道光帝朱批“该部速议具奏”，其急于壮大军事力量，改变外交困局的迫切心情流露笔端。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清政府加强军事力量、巩固海防，以期与西方列强放手相搏之力已消失殆尽，转而寻求自身内部的自救契机。咸丰十年十二月初十日，咸丰帝亲自批改过的军机大臣至总理衙门的密谕：《令广东上海选拔通晓外语的人员到总理衙门当差》，文中明确任这些人员的任务是将各海口内外商情、各国新闻纸内容交由各大臣、将军、督抚等按月奏报，“并准于八旗中挑人，学习外国语言文字，知照俄罗斯馆妥议章程，认真督课，如能熟习各国文字，即奏请奖励。”咸丰十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恭亲王奕䜣上《为筹设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并拟章程事（附章程）》折，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设立，对晚清外交政策的制定、实施都发挥重要作用。同治二年三月二十八日广州副都统库克吉泰上《广东设立学习外语的同文馆，筹备选拔学生》折，“中外交涉事件，广东上海为总汇之所，现据李鸿章奏称上海已议设立外国语言文学馆，广州事同一例，亦应仿照办理”。库克吉泰将具体落实措施在奏折中一一秉明。这部分《图典》档案表明，清政府虽在与西方列强的外交事务中处于劣势，但还在进行多方探索，力争在世界资本主义发展的大潮中寻求一线生机。 明清时期丝绸之路海路大西洋部分的交往史可以说从玉帛相赠到兵戎相向，其背后重叠的多重因素正是历史学者多年探寻的历史真相。大西洋的海上来客带来晚清纷杂动荡的数十年，这也是中国近代史上的关键时期，诸多趋势要么终结，要么萌生。选编《明清时期丝绸之路档案图典》，发掘第一手原始资料，为寻求清史真相，解读历史事件，提供了最好的契机。 （发表于《中国史研究动态》2018年第6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