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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皇天后土”作为中国人耳熟能详的概念词汇深入人心，但在国家礼制层面，将“后土”结合王朝实际政治需求因素加以分析探讨的研究目前尚处初步阶段，其中仍有诸多问题并未得到解决。在唐代国家礼制中，对后土的祭祀分作两个层面：首都长安北郊的方丘（皇地祇）与山西汾阴后土祠，两者本为一体，遥相呼应。但从对两者的实际祭祀情况来看，前者已流于形式，以“有司摄事”方式实施，而山西汾阴后土祠则因距离较远，实施相对不易，因而一旦由皇帝实施亲祀，远受瞩目。玄宗对汾阴后土祠的祭祀本身也因此被赋予了涵盖多层面的丰富政治现实意义。 关 键 词：汾阴后土祠 开元礼 国家祭祀 唐玄宗 作者简介：王博，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英国文化人类学家弗雷泽在《金枝》中谈到宗教的界限，指出“宗教包含理论和实践两大部分，即：对超人力量的信仰，以及讨其欢心、使其息怒的种种企图。这两者中，显然信仰在先，因为必须相信神的存在才会要取悦于神。但这种信仰如不导致相应的行动，那它仍然不是宗教而只是神学。这里所谓“相应的行动”也可见于中国，其具体表现为“祭祀”，经过两汉、魏晋南北朝藉由儒家思想的发展，更进一步被锻造为自国家至民众覆盖各层面的“祭礼”。待时间推移至唐，“祭礼”无论在内容亦或形式等各方面整体都已臻于成熟，作为成熟最重要的标志之一便是玄宗朝开元二十年（732）《大唐开元礼》的编纂完成，这种国家礼典的制订也正是中国史上一大特色，鉴于《大唐开元礼》的历史地位，清人王鸣盛说过“唐礼莫著于开元”。 后土信仰是我国传统原始信仰之一，俗语云“皇天后土”，将后土与昊天上帝并列相对，足见其地位之重要。目前围绕后土信仰的相关研究颇多，但大多集中于民间信仰层面，围绕国家祭祀的探讨则主要集中在两汉及北宋真宗朝，对唐代国家层面礼仪制度中后土的探讨则关注不够。本文拟以后土祭祀为对象，对唐代后 土的概念及其在国家礼仪制度中的定位进行梳理，在此基础上结合时代背景探讨唐代实施后土祭祀的目的及其意义。 一、《大唐开元礼》中的后土祭祀 对于后土的概念，学界始终众说纷纭，说法颇多。但可以确定的是，至少自西汉起，其作为国家正祭的政治地位已基本得到确立，受皇帝本人亲祀。特别是汉武帝时期，在汾阴脽上立后土祠，其规格等同于南郊之祀。虽然有学者提出，汉武帝在此所立后土祠并非是为与雍五畤相匹配，但《汉书》卷25《郊祀志上》的这条记载值得留意：“其明年，天子郊雍，曰：‘今上帝朕亲郊，而后土无祀，则礼不答也。’” 颜师古注云：“答，对也。郊天而不祀地，失对偶之义。一曰，阙地祇之祀，故不为神所答应也。” 武帝是在进行郊雍时提出后土无祀这一问题的，这表明了后土祭祀与郊雍之间的关系，所以颜师古注指出，设立后土地祇祭祀的作用有二，一是与现有郊雍的祭天相匹配，二是弥补了当时没有地祇祭祀的缺憾。无论如何，此后汉武帝十分重视后土祭祀，并正式形成了每三载一实施的基本模式，这对于提升后土在国家礼仪正祭中的地位无疑具有重要推动作用，也使得皇帝本人亲祀后土的做法贯穿于西汉始终。值得注意的是，成帝建始初年，曾准丞相匡衡的上奏，将后土祠一度迁至长安北郊，虽因成帝无继嗣，“复汾阴后土如故”，到平帝朝则改为南郊合祭天地。自此后，于都城郊外祭祀后土地祇成为常态。据统计，自东汉至唐，只有光武帝与前秦苻坚在汾阴祭祀过后土祠。 从史料来看，在唐人口语中，发自肺腑或感叹，以及在正式场合公开起誓等场合，常用“皇天后土”，将后土与皇天并列，指代天地。可见后土形象不仅传播普遍，且地位很高，具有天地共察，监督之意。唐代的后土祭祀因循北周、隋，于夏至在距离宫城14里的北郊方丘坛实施，其从祀者除神州外，还有五方、岳、镇、海、渎、山林、川泽、丘陵、坟衍、原隰，基本涵盖 了当时所知的地理概念（参见《通典》卷45《方丘》），祭祀等级为大祀。笔者根据《大唐开元礼》记载制作“《大唐开元礼》后土受祀一览表”如下。 表1 《大唐开元礼》后土受祀一览表
该表所示内容为《大唐开元礼》中后土受祀仪式一览，除不包含祭祀元素的宾礼外，吉礼、军礼、嘉礼、凶礼中都可见后土的受祀，在唐代官方礼典中出现频率极高。对这些受祀仪式进行大致梳理，可以分作四大类，一是作为主祀对象的仪式，为⑤—⑰；二是作为从祀对象的仪式，为①—④；三是读时令的仪式，在读季夏令之后的土令中出现，为⑱、⑲；四是在官员死后将入葬时，其范围从三品以上至六品以下，为⑳。《新唐书》卷11《礼乐志一》云：“凡祭祀之节有六：一曰卜日，二曰斋戒，三曰陈设，四曰省牲器，五曰奠玉帛、宗庙之晨裸，六曰进熟、馈食。” 唐代祭祀内容共分为六节，其核心环节为奠玉帛、进熟，对后土的祭祀正是按照这种流程进行的。这里有几个问题： 首先，“皇帝夏至祭方丘”在《大唐开元礼》中与主祀昊天上帝的“皇帝冬至祀圜丘”相对应，其主祀对象为皇地祇，《大唐开元礼》该仪式名后又注“后土礼同”。此处的“后土礼”是指山西汾阴的后土祠，可知在唐代礼官的设定里，对后土祠的仪式次第完全与《大唐开元礼》中的“皇帝夏至祭方丘”相同。相较而言，在方丘对皇地祇的仪式，因地理位置便利，日常在这里举行常时祭祀，而汾阴后土祠因远在“河东”，只能在有特别需要或必要时举行。但即便作“后土礼同”，却又不能将二者视作完全相同的仪式。表面上看，二者规格一样，但由于后土祠较远，实施不易，因而一旦实施，反而更容易成为众人瞩目的焦点。原本，国家仪式最大的一个功能便是其展示性，是皇帝展示政治地位等身份的绝好舞台。从这一点来看，“汾阴后土祠”的展示性明显高过位于都城北郊方丘的常时祭祀。在“皇帝夏至祭方丘”后有“后土礼同”，而“皇帝夏至祭方丘有司摄事”后则不见有“后土礼”的文字，当是因为“汾阴后土礼”历来由皇帝本人亲祀，而无皇帝遣有司之官代理的做法，这也是汾阴后土祠具有的特殊展示性在国家礼典层面中的体现。 事实上，《大唐开元礼》之所以在此处补充“后土礼”，与玄宗在开元十一年（723）、开元二十年（732）年曾两次亲祀汾阴后土祠有直接关系，而这两次祭祀均由其时先后担任《大唐开元礼》编纂首席负责人的张说及萧嵩的上奏所发端，从中也折射出唐代编纂礼典与现实实施的联系。 其次，关于在社稷的一系列仪式，仪式中，太社、后土、太稷、后稷是受祀对象，也就是土神与谷神。这些仪式不仅实施于中央，在地方州、县乃至于“里”都得以实施，中央与地方通过社稷祭祀构成国家祭祀的整体互动，经由地方政府这一“关节”，进一步提升了中央对民间的信仰掌控，也加强了后土官方地位这一形象在民间的深入人心。需要注意的是，除了“祈”这种重要性略低的仪式以及高度体现军事权力集中的“巡狩”及“亲征（出征）”仪式外，对后土的祭祀基本都实施了级别很高的“三献”礼，其第一致祭者在中央主要由皇帝本人或皇帝派遣的代理人“告官”、地方由刺史、县令等一把手担当。 另外，关于“皇帝季夏土王日祀黄帝于南郊”，据《旧唐书》卷21《礼仪志一》，德宗朝贞元十五年（799）曾围绕其实施次数有过讨论。其时，术士巨彭祖提出“大唐土德，千年合符，请每四季郊祀天地。”代宗为此召集礼官、儒者进行讨论。擅长儒家经书的归崇敬认为： 按旧礼，立春之日，迎春于东郊，祭青帝。立夏之日，迎夏于南郊，祭赤帝。先立秋十八日，迎黄灵于中地，祀黄帝。秋、冬各于其方。黄帝于五行为土，王在四季，生于火，故火用事之末而祭之，三季则否。汉、魏、周、隋，共行此礼。国家土德乘时，亦以每岁六月土王之日祀黄帝于南郊，以后土配，所谓合礼。今彭祖请用四季祠祀，多凭纬候之文，且据阴阳之说。事涉不经，恐难行用。 其中，下划线部分明确指出黄帝与后土的关系，以及为何选择于季夏祭祀的缘由，即“大唐为土德，而黄帝在五行为土，王生于火，所以于火用事之末祭祀”，而且这一做法自汉以来，经魏、北周、隋沿用至今，这种做法无疑遵循了儒家经典“合乎于礼”。 总之，从这些仪式中可以看出，后土在唐代国家祭祀体系中代表着具体的土地之神形象，其所代表的土地也往往与朝政得失密切相关。无论是作为与昊天上帝相匹配的地祇祭祀，还是从中央到地方的社稷礼，乃至于王朝官僚体系内官员的入葬礼，都有其身影，并在其中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 如前文所述，在玄宗朝，因张说和萧嵩这两位当朝宰辅均不余遗力的上书请求玄宗亲祀汾阴后土祠，才促使玄宗两次亲自西祀后土。由于此二人先后担任被后世誉为唐以前国家礼典集大成之作的《大唐开元礼》首席编纂官，其背后目的不免耐人寻味。接下来笔者拟就这一问题进行探讨。 二、唐代后土祭祀的实施 相当长一段时期，国内历史学界多将“礼”视作阶级制国家加诸于社会的一种秩序原理。到20世纪晚期，开始有不少学者注意到“礼”的文化内涵，关注到礼所具备的正面价值，对其性质加以积极肯定。此外，以日本学者西岛定生为开端，出现了如渡边信一郎对汉唐间元会朝仪、金子修一对郊祀制度的研究等，诸多学者开始重视礼仪制度的政治意象，意识到礼仪制度正是国家制度的枝干核心，他们试图通过对礼仪制度架构的解剖来探索国家制度的内部结构，并因此取得了丰硕成果。 由于礼制与政体的密切关系，礼制在其具体实施上常与其时政治形势息息相关，如此一来，在总结了汉以来日渐形成的成熟礼仪系统而产生的唐礼，在实施过程中往往会出现两个截然相反的有趣现象。 一方面伴随唐礼的制度化、规范化、完善化，一些仪式越来越不受到皇帝本人（或实权派）重视，转而由三公或有关高级官员代替实施，即所谓“有司摄事”，从而呈现出流于形式的一面；另一方面，对一些具有利用价值，可以展现自身政治地位或政治目的的仪式则备受实权派（不一定是皇帝）重视。这其中既有一定规律，又有不确定性。从目前已有研究成果来看，被作为政治利用的仪式往往不拘泥于其规模或规格大小及重要性的高低，实权派往往会“合时宜”的对仪式加以精心策划设计以达到其政治目的。 如前文所示，平常定期实施于都城郊外的后土受祀始终存在，除此之外，汾阴后土祠虽非皇帝亲祠，但也于四时定期受祀。但通过对史料的爬梳，由唐代皇帝亲祀汾阴后土祠的记载只有两例，且均为玄宗。 首次祭祀是开元十二年，缘自兵部尚书张说的进言。《唐会要》对此记载颇详： （开元）十一年正月二日，发东都，北巡。二十五日，至并州。兵部尚书张说进言曰：“太原是国家大业所起，陛下宜因行幸，振威耀武，并建碑纪德，以申永思之意。若便入京，路由河东，有汉武脽上后土之祀，此礼久阙，历代莫能行之，愿陛下绍斯坠典，以为三农祈谷，此诚万姓之福也，上从其言。 张说主要指出了重新祭祀汉武脽上后土之祀的两大意义，一是对重要礼制活动的复活，“绍斯坠典”，二是祈祷平地、山区、水泽谷物丰熟，为万民带来福气。这无疑击中了玄宗的心坎上。其时玄宗自东都北巡，抵达并州。关于这次北巡，有学者指出其目的是为恢复并州为北都政治地位，这一点当无问题，毕竟太原是李唐龙兴之地，且如玄宗在《并州置北都制》中所指出的：“今王业正兴，宫观犹在，列为边郡，情所未安。”当时突厥九姓胡新降者散居于太原以北，玄宗专门设置天兵军镇守，以维护安定。因而此次北巡时，为威慑北方不稳定势力，才需要“振武耀威”。在宣示“武”的同时，玄宗也强调了对“文”的野望，其中的重要举措之一就是亲祀汾阴后土祠，这也因此成为此次北巡中极为重要的一个节目。 特别是自汉武帝复兴汾阴后土祠后，西汉宣帝、元帝、成帝，东汉光武帝、前秦苻坚都曾亲祀，此后阙如。关于汾阴后土祠，《后汉书》援引《汉官仪》曰： 祭地於河东汾阴后后土宫。宫曲入河，古之祭地，泽中方丘也。以夏至日祭，其礼仪如祭天。”蒲坂，县，属河东郡。后土祠在今蒲州汾阴县西北。 汉武帝是唐以前明君的著名代表，其重建汾阴后土祠举措是对古礼的恢复，这一行为在此后历史评价极高，被认为具有奠定郊祀礼的重要意义。在此次祭祀后，玄宗亲作文章，其中云: 古之王者，皆受天命，礼乐有权，神祇是主，郊兆所設。虽定于厥居，精灵所感，则通乎其变，大抵归正，旁行不流。惟创制者为能之，亦安在守文而已。脽上祠者，本魏地鄈邱之旧，而漢家后土之宫。汾水合河，梁山对麓，地形堆阜，天然诡异，隆崛岉而特起，忽盘纡而斗绝。景象相传，肸蠁如在，有物不可以终否，有典不可以遂废，故推而行之，神而明之。岁在癸亥，始有事于兹焉，在昔后王，时迈省方，柴燎告至，幽隐胥洎。大舜则五载一巡，武帝则三岁一祭，古今代变，人神礼烦。朕就为损益，折以法度，一纪再驾，亦无间焉。二十年冬，勒兵三十万，旌旗亘千里，校猎上党，至于太原，赫威戎于朔陲，沛展义于南夏，肆觐群后，道有以大备，怀柔百神，文无而咸秩。 从其中所说，“大舜则五载一巡，武帝则三岁一祭”，不难看出其将汉武帝作为标杆并加以模仿的意图。结合此次北巡途中，沿途建碑纪德，以表达对龙兴起事时高祖、太宗等的追思，玄宗在此时，选择于龙兴之地恢复该礼，除了表面上为祈祷农业收成等目的外，更包含着期望重振李唐的心情，而亲祀汾阴后土祠无疑是对其中的核心任务之一，即极大推动了唐代礼制的重建工作。 对于前期准备工作，《文献通考》卷348《郊社考九》记载： 初有司奏修坛，掘地获古铜鼎二，其大者容四升，小者容一升，色皆青。又获古砖，长九寸，有篆书千秋万岁字，及长乐未央字。又有赤免见于坛侧。……。将作少监张景为坛场副使。张说为礼仪使。 在修坛场时，出土了宝鼎，仿佛如同汉武帝当年一般。同时又将则天时期对后土配祀的梁山神像迁移到后土祠之外，并对后土夫人加以修饰。 对此次亲祀，《旧唐书》卷24《礼仪志四》描述如下： 先是，脽上有后土祠，尝为妇人塑像，则天时移河西梁山神塑像，就祠中配焉。至是，有司送梁山神像于祠外之别室，内出锦绣衣服，以上后土之神，乃更加装饰焉。又于祠堂院外设坛，如皇地祇之制。及所司起作，获宝鼎三枚以献。十一年二月，上亲祠于坛上，亦如方丘仪。礼毕，诏改汾阴为宝鼎。亚献邠王守礼、终献宁王宪已下，颁赐各有差。 此次由玄宗担任初献，邠王守礼、宁王宪担任亚献和终献，仪式次第与首都郊外方丘中对皇地祇的如出一辙，此时尚距《大唐开元礼》编纂完成相差十年，但如前文所述，这一做法最终被《大唐开元礼》所沿袭。对于仪式的情景，太史令上奏曰：五色云气从汾河涌出，到处弥漫着祥瑞之气，预兆着吉祥的风围绕祭坛，太阳发着炽热的光辉。整个过程前后祥瑞的上表不断汇集到玄宗这里，似乎表示着盛世的到来。《全唐文》中收录多篇此次玄宗亲祀近臣的和诗与文章，从中可窥见其隆重。很可能因此次建言有功，再加此前工作颇受玄宗肯定，张说在此后便晋升为中书令，并具体负责《大唐开元礼》的编纂工作。 对于第二次祭祀，史料记载并不多，《旧唐书》卷24《礼仪志四》云： （开元）二十年，车驾又从东都幸太原，还京。中书令萧嵩上言：“去十一年亲祠后土，为祈谷，自是神明昭格，累年丰登。有祈必报，礼之大者。且汉武亲祠脽上，前后数四，伏请准旧祀后土，行赛之礼。”上从之。其年十一月至宝鼎，又亲祠以申赛谢。礼毕，大赦。仍令所司刊石祠所，上自为其文。 有学者指出，此次亲祀后土，多了宴饮游乐，少了抚慰百姓疾苦，说明玄宗心中享乐思想渐起。但另一方面，此次提出祭祀建议的中书令萧嵩此时正兼任《大唐开元礼》的总纂官，并于开元二十年九月正式上奏《大唐开元礼》全文，颁所司行用。因而，第二次亲祀，除了是由于“神明昭格，累年丰登”，而对后土神明的一次“赛谢”，还是对新颁布国家礼典的一次亲自践行。 三、结语 自汉武帝重振汾阴后土祠以来，对汾阴后土的亲祀也被看作是国家礼仪制度重建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意识也存在于玄宗朝君臣的思想中，从而使得亲祀汾阴后土祠成为玄宗朝的一个重要政治符号。从《大唐开元礼》的内容来看，一方面，作为常祀的后土祭祀贯穿始终，是频繁受祀的重要神灵；另一方面，这也让汾阴后土祠的定位更为特殊和醒目，对汾阴后土的祭祀被赋予了常祀所不具有的特殊政治意义。这一意义也投射在玄宗对其的两次祭祀上。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