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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对法国大革命的解释，历来有两派争论，一者是社会解释学派，可上溯到基佐、米涅为源头，强调大革命在本质上是一场推翻封建制度的资产阶级政治革命；一者是修正主义学派，借鉴伯克和托克维尔的理论资源，对大革命的“划时代性”持怀疑态度，对社会基础—政治革命的解释框架持批判立场。马克思的革命史观与社会解释学派相近，一方面，该派的代表人物饶勒斯、马蒂厄皆受社会主义思潮影响；另一方面，马克思对大革命的理解就是建立在对基佐和米涅思想研究基础之上的。弗朗索瓦·傅勒（Francois Furet，1927—1997）为修正主义学派代表，他曾是法国共产党员，熟稔马克思的著作，又是大革命史学的集大成者，他对马克思大革命史观的理解和批评或可关注。 马克思自青年起就钟情于法国大革命，并在克罗兹纳赫时期大量阅读法国史著作，这些阅读帮助他从社会经济状况来理解政治变化，也是在这一时期马克思着手对黑格尔法哲学进行研究，二者共同促进他向历史唯物主义转变。黑格尔把大革命看作欧洲历史进步的一个重大时刻，看作自由精神自我实现的世界性斗争的重要部分。促成大革命的虽然是众多偶然性的人物和事件，但究其本质乃是理性、正义、自由这些历史理性的必然要求。通过对历史资料的阅读和对黑格尔哲学的批判，马克思形成了他的大革命史观，这些观念见诸《德法年鉴》《神圣家族》《德意志意识形态》，以及后来对1848年革命、小拿破仑以及巴黎公社的评论。马克思此后的个人生活、研究兴趣、理论方法虽有重大转变，但对法国大革命的看法在其一生中却是一以贯之的。 这些看法包括：其一，法国大革命宣告了资产阶级的胜利，意味着全新的社会制度的到来；其二，决定资产阶级胜利的根本原因是市民社会的解放，市民社会要求承认独立、平等、以私有财产为保障的个人；其三，法国大革命只是政治层面的解放，由于政治只是社会的投射，所以宥于私有制社会的限度，政治解放必然是有限的甚至虚假的；其四，雅各宾派的恐怖专政是对市民社会任性的纠偏，因违背社会发展而注定失败。马克思对法国大革命有一个广为流传的经典论断：“这种利益是如此强大有力，以至胜利地征服了马拉的笔、恐怖主义者的断头台、拿破仑的剑，以及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受难像和波旁王朝的纯血统。” 傅勒则在对马克思与法国大革命理解的基础上，开始与在他看来是决定论的社会解释范式展开论战。在《思考法国大革命》一书中，傅勒就曾说过马克思恩格斯对大革命的分析是影射式的，而教条化的马克思主义则更显简单化倾向，这些观点日后扩充成《马克思与法国大革命》一书。在傅勒看来，首先把法国大革命看作“资产阶级革命”这个论断就是笼统的。如果革命属于整个资产阶级，那么山岳党和吉伦特派，罗伯斯庇尔或后来的拿破仑等，这些存在巨大差别和冲突的各方，谁才是资产阶级代表？按照市民社会决定国家的框架，资产阶级能够借助大革命成功成为社会的主人，势必意味着革命前的市民社会的条件已经成熟，那革命前法国已经存在一个成熟的市民社会和资产阶级吗？答案并不是肯定的。法国的工业进程远落后于英国，作为中间阶级的资产阶级无论在人数上还是领导力量上，都远逊于贵族、农民和最底层的“无套裤汉”。民主是资产阶级革命的必然诉求，可偏偏从雅各宾派到拿破仑，法国一再陷入专制主义的漩涡。法国也并未出现像斯密提出的典型的作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政治经济学，当马克思自己在批判重农主义时，也是把“封建”看作18世纪法国的经济特点。傅勒所倚重的托克维尔则从另一个角度冲击了法国大革命的“革命性”和“资产阶级性”。虽然托克维尔和马克思一样认为法国大革命的成就只是表面的和有限的，但他强调大革命是对路易十四开始的集权政治的继承而非决裂，革命的实际结果是违背而非落实资产阶级所要求的那些政治意识形态。 从傅勒的角度看，无论基佐的文明史观、黑格尔的历史哲学，还是马克思的唯物主义，都秉持强烈的历史必然性立场。历史必然性赋予了大革命意义，却难以解释其进程。以大革命从1789年到1793年为计，或更宽泛地延续到1815年拿破仑退位甚至1830年七月革命，法国经历了君主立宪制、共和制、雅各宾派专政、督政府、拿破仑帝国、波旁王朝复辟等剧烈而频繁的政体变革，40年间近乎荒唐地诞生了8部短命的宪法。如果资产阶级战胜封建贵族是历史的必然，那为何必然性如此无力，以致出现那么多的震荡、反弹、复辟？就在市民社会已然成熟以后，马克思亲历的1848年革命也再次陷入革命—复辟的循环之中。这不是一句“理性的狡计”就可以解释的。必然性的逻辑里难以给政治科学和历史科学留下独立的地位，历史事件中的复杂性被当作偶然性排除了。当历史必然性被还原为社会经济的强大决定力量，影响法国大革命进程的那些社会经济关系以外的因素都可能变得无关痛痒，如英法战争、历史人物的个性、法兰西民族特性等。如果历史必然性的逻辑被机械地使用，对历史事件的解释就容易有双重标准。每当革命成功的时候，比如1789年攻占巴士底狱，是历史必然性的表现，历史必然性在此居功至伟，而每当革命失败的时候，革命者就难逃其咎，比如1793年恐怖专政是因为雅各宾派任性，而1848年德国革命失败是因为德国资产阶级软弱。傅勒批评，在方法论上处于优先地位的市民社会并没有被严肃地考察，它反倒成了由革命成败倒推的结果。 傅勒对马克思的不满，说到底是历史学家和历史哲学家争论的延续。历史学家不满意复杂纷纭的历史事实被哲学家削足适履地裁剪，以塞进一个固定的逻辑框架中。傅勒的修正主义确实改变了法国大革命史学被激进左翼掌控的局面，他的批评也刺中了一些教条式的马克思主义者的浅薄和贫乏，但把这些指控放置到马克思身上并不公允。一方面，马克思从来不是一个机械论者，他著名的“法国三论”（《1878—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法兰西内战》）无一不是对历史辩证法灵活科学的运用，即使是那些对《资本论》不屑一顾的人，也都会承认《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是政论分析的光辉典范。另一方面，马克思把历史当作他的理论前提，当作他开辟人类未来之路的工具，这一实践向度是包括傅勒在内的很多历史学家根本不具备的。黑格尔曾经嘲笑到，拿破仑的仆人知晓拿破仑的一切却唯独不知道拿破仑意味着什么？马克思可以把同样的嘲讽回馈傅勒：法国大革命意味什么？ （作者单位：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