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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晚清以降，受西方学术分科的影响，传统学术范畴中长期附属于史学的地理走向独立。史学和地学应该分开，已成为时人的共识。然而，在此背景下，民国时期在科系、学会和杂志上出现了诸多“史地合一”的现象。学术期刊中“史地合一”的原因，缘于民国政府在学制上对师范类院校“史地合一”的规定，而这种设置又借鉴了近代日本的学制。“史地合一”的现象，还与中国传统学术范畴中对史地关系的认知的影响有着直接关系。一些现实因素如史地教育的效果不理想亦是学术期刊中“史地合一”出现的原因。即使如此，在1920年代末至1930年代初，近代意义的历史学学科地位已然确立。1930-1940年代的科系、学会、学术期刊中“史地合一”现象的卷土重来，是为一些特殊原因所致。这与近代史学的学科化的确是相悖的，但并不代表史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于此时还未初建起来。 关 键 词：史地合一 史地期刊 史学 地学 教育法令 学术分科 作者简介：姚正平，男，安徽淮南人，南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博士。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近代中国学术转型中史学与地理学关系的发展与互动研究”(17YJC770039)。 清政府于1904年颁布的《奏定学堂章程》规定，不论是小学堂、中学堂、高等学堂还是大学堂，史学和地理都作为两门独立的学科分别设置①。这说明历史学和地理学分离的趋势，到此时已由清政府教育管理机构以规章制度的形式得到了确认，亦表明在传统学术分类格局中一直处于“史学”附属地位的“地学”，在西方现代学术分类的影响下，成为与历史学具有相等地位的独立的学科，在当时已基本得到认同。不过，民国初年以来，在对史学与地学之名目的使用或相关学科分类的运用中，却出现了众多“史地合一”的现象。突出的表现之一，就是1920年代至1940年代大量以“史地”合称的史地期刊的出现。1920年6月，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史地学会编辑的《史地丛刊》创刊。之后，并用“史地”为名的期刊不断出现，据笔者初步统计，数量有二十多种。比较有代表性的有：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史地学会主办的《史地学报》、上海中国史地学会主办的《史学与地学》、燕京大学史地周刊社主办的《史地周刊》、浙江大学史地学系主办的《史地杂志》等。本文以史地期刊为视角，对近代“史地合一”现象的原因作一考察②。 一、教育部法令规定中的“史学”与“地学” 民国时期史地期刊的主办者有不少是师范类院校，其大致分为两种：一种是1910年代至1920年代的高等师范学校，如创办《史地丛刊》的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创办《史地学报》的南京高等师范学校等；一种是1930年代至1940年代的师范学院，如创办《史地教育特刊》的国立师范学院、创办《史地丛刊》的湖北师范学院等。不管是1910-1920年代的高等师范学校，还是1930-1940年代的师范学院，其创办史地期刊，实际上都和民国时期教育部的相关法令有直接的关联。 先看1910年代至1920年代的高等师范学校。1913年，教育部公布高等师范学校规程，明确“本科分国文部、英语部、历史地理部、数学物理部、物理化学部、博物部”[1]。这里，历史学和地理学是合二为一进行设系，形成历史地理部。这同当时大学系科设置的规定有明显不同。1913年，教育部公布大学规程规定，“大学之文科分为哲学、文学、历史学、地理学四门”[2]，历史学和地理学都是单独设系。 高等师范学校科系中“史地合一”的设置直接促使了由其创办的“史地”并称的学术期刊的出现。以北京高等师范学校为例，其下设的本科六部，国文、英语、历史地理、数学物理、物理化学、博物[3]，完全按照1913年教育部公布的高等师范学校规程进行设置，而各部成立的各种研究会和发行的学术刊物，亦基本上以其部名来命名。如：理化部创办理化学会，发行《理化杂志》；博物部创办博物学会，发行《博物杂志》等。在教育部法令的影响下，历史地理部创办史地学会、发行《史地丛刊》也就合乎情理了。其他诸如南高师史地学会创办《史地学报》、武昌师大文史地学会创办《文史地杂志》也基本上同教育部法令有密切关系。 可以看出，民国时期学术期刊的“史地合一”现象，源于民国时期高等师范学校学制上“史地合一”的建构，具体来说，就是将历史和地理合并设系。前文已述，清末的大学堂、民初的大学，历史和地理都已被当作两门独立的学科分别设系，为何民初的高等师范学校却要将历史和地理合并设系？这要联系到清末民初以来高师类学制设置所受日本高师类学制的影响。 1904年，清政府颁布《奏定学堂章程》，这是“正式在全国实行的第一个完整的近代学校体系。它对整个国家的学校教育系统、课程设置、教育行政及学校管理等，都作了相当详细的规定”[4]。而这个章程基本照搬了日本的学校制度③。1894年，日本文部省颁布高等师范学校规程规定，高等师范学校之学科分文、理科，文科分教育学部、国语汉文部、地理历史部及英语部[5]。清政府在《奏定学堂章程》中以优级师范学堂来对应日本的高等师范学校，其学科设置亦与日本的高等师范学校基本一致。其科系分为四类：“第一类系，以中国文学，外国语为主；第二类系，以地理历史为主；第三类系，以算学，物理学、化学为主；第四类系，以植物、动物、矿物、生理学为主。”[6]这里的第一类系，相当于日本高等师范学校中的国语汉文部；第二类系即其地理历史部。 民国初建，临时政府已有改革教育之决心。不仅要去除与共和体制多有不合的前清学制，更“拟遍采欧美各国之长，衡以本国情形，成一最完全之学制”，改变晚清学制基本照搬日本学制的局面。但因“当时由欧美回国之人，专习教育者绝少”，“且欧美制终不适于国情，结果仍是采取日本制”[7]。民国建立的高等师范学校就明显体现出这一点。这些高师本身就多承自前清的优级师范学堂，在科系设置上，与前清优级师范学堂亦无太大差别，“本科分国文部、英语部、历史地理部、数学物理部、物理化学部、博物部”[1]，都基本沿袭了1894年日本文部省颁布的高等师范学校规程。对此近乎亦步亦趋的模仿，自然招致一些学者的极大不满： 我国高师的规程和课程标准，在民国二年春间颁布。所定年限、分部、科目，和日本的高师，也大致相同。日本定预科一年本科三年，分本科为国语汉文部英语部地理历史部数物化学部博物部；合诸我国，很有如影随形的样子，也很可笑，他设专修科，我们也设专修科，真是无独有偶的办法了。[8] 此番批评的确道出了近代中国学制深受日本影响的事实。由此可知，民国以来诸多高师设史地部、办史地期刊，多源于教育部的法令，而这些法令又实与日本学制有重要的关联。 1930年代至1940年代的师范学院也受教育部法令影响而办史地期刊。为解决战时中学师资缺乏的问题，1938年7月，国民政府教育部颁布《师范学院规程》，要求成立师范学院，并具体规定了其科系分为“国文、外国语、史地、公民训育、数学、理化、博物、教育各系”[9]。所以，这一时期建立的师范学院大多将史地合并设系，如国立师范学院、湖北师范学院等都设有史地学系④，相应分别刊行有《史地教育特刊》和《史地丛刊》。 至于教育部颁布的《师范学院规程》何以要规定合科设系，民国时期在教育界颇有影响力的谢循初在法案颁布后三个月有这样的解释： 师范学院既以造就中等学校的健全师资为目的，则分设学系应参照中等学校课程，国文外国语，数学等科目授课时数比较多，即仅办三班的中学亦能勉强为各科目聘一专任教员。而历史，地理，物理，化学，生物等科目授课时数甚少，即单轨的完全中学亦很难为各科目聘一专任教员。教育部颁布的师范学院规程规定国文，外国语，数学各成一学系，而将历史地理合成为史地学系，物理化学合成为理化学系，生物地质合成为博物学系，完全为适应中等学校课程标准及因课程标准而产生的实际需要。[10] 作者强调的是，由于历史、地理等科目授课时数少，“除少数规模特别大的中学”，一般学校出于经费考虑，都会让老师兼及其他相关课程。因此，合科设系，“完全是一种对症下药祛除时弊的实施”[10]。谢循初的分析大致符合当时的实际状况，这是合科设系的主要原因。但《师范学院规程》所要求的这种合科方式，则来自1910年代至1920年代高等师范学校所设科系方式的启示。在《师范学院规程》颁布前三个月，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战时各级教育实施方案纲要》，其中规定：“对师资之训练，应特别重视，而亟谋实施，各级学校教师之资格审查与学术进修之办法，应从速规定，为养成中等学校德智体三育所之师资，并应参酌从前高等师范之旧制而急谋设置。”[11]而《师范学院规程》对科系的规定，的确同之前高等师范学校的科系设置颇多相似。因此，1930年代至1940年代师范学院科系中的“史地合一”现象，固然为了应对中学教学的实际情况，但日本学制影响下高等师范学校的科系设置亦对其提供了切实的参考。进而言之，此时期师范学院史地系所主办的学术期刊以“史地”并称仍是受到近代日本学制的影响。 然而，民国时期创办史地期刊并不只是师范院校，不少综合性的大学亦创办了很多的史地期刊。如浙江大学的《史地杂志》《史地教育研究室丛刊》《国立浙江大学文科研究所史地学部丛刊》《史地通讯》；大夏大学的《史地丛刊》《史地社会论文摘要月刊》《史地知识》《新史地》；燕京大学的《史地周刊》等。如上所述，1904年癸卯学制以来所颁布的关于大学学制的教育法令，综合性大学在科系设置上，史学和地理早已单独设系。那这些综合性大学所创办的学术期刊为何也是“史地”并称的史地期刊⑤？而且，即使是深受学制影响的师范类院校，其创办史地期刊的缘由，亦不能仅从教育部法令方面来考察。如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早在1920年1月，就将其下设的“国文史地、数学理化两部合建成文理科，下设八个系，即国文系、英语系、哲学系、历史系、数学系、物理系、化学系、地学系”[12]。而《史地学报》的创刊，则在1921年11月。既然历史系与地理系早已分开，何以不办专门的史学杂志，而要和地理联系在一起，创办史地联合的《史地学报》？这些恐怕都不只是教育部法令的影响所能完全说明的。事实上，民国史地期刊中的“合一”现象，除了缘于政府所颁布学制的外在影响之外，对历史学与地理学的学科属性及二者间的关系的内在认知，也是需要重视的。此外，一些现实因素，如史地教育的持续不理想亦是造成期刊中“史地合一”现象的重要原因。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