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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传统史地关系认知的影响 中国的史学和地理学有着同样悠久的历史，其关系也是十分密切。不同于现在学术分科体系中，史学和地理学作为两门独立学科而并存，长期以来，地理被视为史学的一个分支，这在《隋书·经籍志》正式确立经史子集四部分类法之后表现得尤为明显。 先秦典籍《尚书》，主要汇集了商王、周王、周公的指示和训令，而其中的《禹贡》篇，则是一篇地理文献。其对全国的疆域政区、山川物产、土壤田赋等进行了记载。降至《史记》，其中的《河渠书》《货殖列传》《大宛列传》分别是水文地理、经济地理、边疆和域外地理方面的文献。以“地理”为名的史志文献始于班固的《汉书·地理志》。在其影响下，以后的正史纪传体的书志部分中多有“地理志”篇目。有些虽以“郡国志”“州郡志”“地形志”“郡县志”“职方考”命名，但性质和“地理志”基本相近，都主要探讨疆域伸缩、政区沿革等内容。在二十四史中，有十六部正史中设立了此类篇目，充分说明了传统史学对地理的重视及二者关系的紧密。 此外，在传统的目录学分类中，“史地合一”也是较为常见的现象。中国第一部系统目录学著述是刘歆所撰的《七略》，此书在唐宋五代已亡佚，但其图书分类模式，因《汉书·艺文志》的基本因袭而得知晓，包括《六艺略》《诸子略》《诗赋略》《兵书略》《术数略》《方技略》以及冠于六略之前，作为全书总录的《辑略》。因史学的地位不高及史书的数量有限，到《汉书·艺文志》时，史书仍未单独成类，班固将《国语》《世本》《太史公书》等史书附于《六艺略》之“春秋”类之后。地理类的文献，亦比较缺乏，个别近于地理的著述如《山海经》则被当作“相术”之书附于《术数略》的“形法”类之后。 地理书有专门的目录，当始于南齐陆澄所撰的《地理书》，其后，“梁任昉又增陆澄之书八十四家，谓之《地记》”。到阮孝绪著《七录》时，其之所以能“特立地理部”，实“得助于陆任二家之书”[13]290。值得注意的是，阮孝绪不仅改变王俭将“已有一定数量的史籍又从独立部类降入经典志中”的做法，而是“从图书数量的现实出发，把史籍又从附庸地位提到独立部上来，专立《纪传录》”[14]，而且，在《纪传录》下设“土地部”一目。此一举措，影响深远。以后各家图书分类，不论是官修、还是私撰，都基本于史部中，下设“地理”类目。姚名达在评价正式确立经史子集四部分类的《隋书·经籍志》时说：“自《隋志》采用《七录》之分类法，删并为四部四十种后，一千二三百年来，官簿私录，十九沿袭，视为天经地义，未敢推翻另创。”[13]77 这段话虽然形容的是《隋书·经籍志》正式奠定四部分类体系的重要影响，但用来比拟《七录》特别是《隋书·经籍志》之后至19世纪末，图书分类体系中地理隶属于史学这一现象，同样是合适的。《隋书·经籍志》《古今书录》《新唐书·艺文志》《崇文书目》《郡斋读书志》《遂初堂书目》《直斋书录解题》《文献通考·经籍考》《宋史·艺文志》《明史·艺文志》《四库全书总目》中，地理都为史部下设的一个类目。⑥ 史学与地学的这种孪生关系，古人在理论上亦有很精辟的阐释。吴兴祚在给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写的序言中，就表达了离地理无以谈史学之意： 凡有志于用世者，河渠、边防、食货、兵制，皆其所有事也。然而莫重于舆图，何也？舆图者，史学之源也。……学者以史为史，而不能按之于舆图；以舆图为舆图，而不能稽之于史。是以纪事虽多，犹拾渖也；车辙虽广，犹望洋也。[15] 顾祖禹亦对史学同地学须臾不可离的关系作了精辟总结： 是书以古今之方舆，衷之于史，即以古今之史，质之于方舆。史其方舆之乡导乎？方舆其史之图籍乎？苟无当于史，史之所载，不尽合于方舆者，不敢滥登也，故曰《读史方舆纪要》。[16] 可见，在中国传统学术体系中，不论在理论认识方面，还是在史书编纂或图书分类等具体的学术实践中，史学和地学之关系都相当紧密。而古人对史学同地理关系的重视，深刻影响了民国学人。蒋祖怡在其《史学纂要》中就说，“班固《汉书》，始有《地理志》，以后正史均宗其意”，并引用《读史方舆纪要》中顾祖禹与吴兴祚关于史地密切关系的言论，进而指出“不明地理的形势，是无从研究历史的”[17]。《史地学报》的核心成员郑鹤声亦通过列举顾炎武、阎若璩、《礼记·王制》篇等关于史地关系的论述，强调说“近代学者把时间空间剖成两片，历史和地理表面上是分了，然而他们毕竟是有亲属之谊，往返联络，总不能断”[18]。《史地杂志》的创办者张其昀在南高师读书时，其师柳诒徵就要求他必须史地并重，“以追踪二顾之学”[19]。柳诒徵同样深受传统史地关系认知的影响，他在1923年向中华教育改进社历史研究组提出“拟编全史目录议”的议案，建议改革旧的史籍分类模式，建立新的史籍分类体系，主张“打破从来经子史集及正史编年之类之范围，以分代史、分类史、分地史、分国史四种分纲”，而其中的“分地史”，则专门收录各史地理志、《水经注》《元和郡县志》等地理文献，显然受到传统史部分类下专设地理类的影响[20]。在史书编撰上，近代学人对史地关系的处理也多受益于传统学术。近代历史书写有一相当值得注意的变革，即历史著述的开篇多首先叙述地理，这在清末民国的中学历史教科书中表现得尤为明显。这种“从地理谈起”的新式书写模式，虽然很大程度上来自域外地理环境论及其史学著述模式的影响，但传统学术体系中对史地关系的认知，特别是正史中多有对《地理志》的书写，也应直接促使民国历史著述在开篇重视对地理的叙述，并切实地影响着其叙述的地理的内容。⑦ 综上，民国学人特别是史地期刊学人在理论认识、图书分类和史书撰写上对史地关系的强调，都直接承自传统学术体系中对史地关系的认知。在近代学术分科的背景之下，史学和地理虽已各自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但在传统史地关系认知的影响下，以郑鹤声为代表的史地期刊学人仍强调二者“毕竟是有亲属之谊，往返联络，总不能断”。当史地期刊学人带着这种对史地关系的认知，设置科系、创办学术期刊时，“史地合一”的理念自然顺理成章地反映到其中去了。⑧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