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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史地教育的持续不佳 尽管学术界对史地关系的重要性有着十分充分的认识，如柳诒徵甚至将史地知识上升到不明史地，无以探究“宇宙之真相”“国家之真谛”“人生之真义”的高度[21]，但是在实际的教育教学领域，史地教育状况并不令人满意。 吴晗在1934年的《独立评论》上发表了一篇题为《中学历史教育》的文章，以当年清华大学四千份大学入学考试历史试卷的答题情况为依据，指出当时历史教育的糟糕状况： 不禁为中学的历史教育前途悲观！题目全部是极简易的常识测验，是每一个人都应当知道的事。例如第二十三题“九一八事变发生于民国几年，公历几年”，假如中国人不是一个健忘的民族的时候，至少这一答案我们希望能全部答出。结果是答对的还不到半数！……时代的观念最闹不清楚，司马光有百分之七十以上的答案说他是汉朝的人……第十三题成绩最坏，考生大部没有弄清楚朝代的顺序，错得最厉害最多。……从这次考试的结果来看，很可悲观的是能具有通俗历史常识的毕业生寥寥可数，谈不上百分数。这些人而且是四万万人中的优秀分子。[22] 陈述史地教育堪忧的现状以及对此现状的批评，同样也反映于史地期刊中。如柳诒徵在1921年《史地学报》第一期的《序言》中说： 清季迄今，校有史地之科，人知图表之目，其学宜蒸蒸日进矣。顾师不善教，弟不悦学，尽教科讲为封畛，计年毕之，他匪所及，于是历史地理之知识，几几乎由小而降于零。……其可耻孰甚。吾尝以此晓诸生。诸生亦耻之，于是有史地学报之刊。[23] 这里，柳诒徵明确了创办《史地学报》的原因之一，就在于试图改变史地之学“师不善教，弟不悦学”的局面，提高史地之学的地位，扩大史地之学的影响。陈训慈亦对晚清民国以来史地教育的失败提出了批评： 史地繁博之学，尤稀人过问。试揆之著述，征之教育，察之学者之团结，无在不呈荒落之现象焉。……更言史地之教育，其因循暗淡，尤可显见。中小学之历史地理二科，其教本之不良，与教师之多不胜任，皆不容讳言之事实。[24] 不过，史地教育的糟糕状况显然非一时所能改变。创刊于1926年的《史学与地学》，柳诒徵在其撰写的发刊词和《中国史学之双轨》中，仍对清末以来的史地教育表达强烈的不满： 族性之漓，盖在近代。一坏于科举之八比文，再坏于学校之教科书，三坏于贾竖盗窃之执国柄而擅方州。半聪塞明，绝圣弃智。日造丑史，人污净土。……而谋所以振吾族文明之零落，中国史地学会之兴，职是故也。[21] 1930年代至1940年代的史地期刊仍然有大量批评史地教育的言论。如《大公报·史地周刊》在发刊词中就开宗明义地指出历史和地理教育的不理想，而《史地周刊》的任务就是要把“科学的正确和通俗的趣味结合”[25]。大夏大学所办的《史地丛刊》指出了中国史学的种种问题，并说“地理一科，在中国向少人注意，各学校的漠视，当作了功课中的点缀品，此种知识之缺乏，已经成为一般公认之事实。……我们为着求知的驱迫，地理也就成了与历史并重”。所以，为了改变这种不重视地理的局面，改进对史地的研究，因而出版此刊。[26]《史地教育特刊》仍对史地教育的失败感到担忧，“史地教育之重要，时人论之者甚多。近十余年来，中等学校偏重理科，文科课程多不充实，故学生之史地成绩，日见退步。非但有碍于学生个人升学之便利，其对于国家民族之前途，影响尤深。……是以‘史地教育’之刊行，其意义尤为深远”[27]。 除了呼吁应加强史地教育外，史地期刊更是刊发了大量的关于改善史地教育的文章，诸如如何改善史地的教学方法、如何改进史地教科书的编撰，如何培养学生对史地的兴趣等。 民国史地教育的不理想，促使史地期刊学人希冀通过期刊这一重要媒介努力改进史地教育的现状并推动史地教育的发展。这是继北高师《史地丛刊》、南高师《史地学报》以后，不断有史地期刊出现的一个重要原因。 在近代学术的学科分类体制中，历史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其近代意义的学科化表现呈现出各种各样的新意。历史学和地理学合二为一并称为“史地”的科系、学会、学术期刊的创办，亦属其新意之一。而学术期刊中“史地”的并称，尤为引人注目。史地期刊的出现，实是多种因素综合影响下的结果。这里既有受政府法令、史地教育的持续不理想等现实因素的影响，亦有传统学术中史地关系认知的延续。⑨近代“史地合一”现象在科系、学会包括在历史教科书中的出现，亦大体可以从以上几点找出原因。 不过，西式分科毕竟代表着当时前进的方向，史学和地学的分离亦是大势所趋。历史学和地理学在近代中国的学科化进程中最终还是各自独立为一门专门之学了。从合至分的过程，1929年前后可被看作是一个分界点。此后，独立的史学系、史学会特别是史学期刊纷纷出现。张越说：“抛开地理学而专以史学为独立内容的期刊不久就出现了，说明这时人们已经初步具有了史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观念。”[28]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史地学会创办的《史地丛刊》早在1923年就已经停刊。1928年，北京师范大学史地系分离，分别成为历史系和地理系。3年之后，北平师范大学史学会创办了专以史学为主题的史学杂志——《师大史学丛刊》。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史地学会所办的《史地学报》于1926年10月停刊后，柳诒徵、张其昀等原南高学人又于12月份办起了《史学与地学》，似有重振史地期刊之意。但这份史地期刊仅出版了4期便宣告终结，而且最后一期的出版已是2年之后。《史学与地学》停刊之后，张其昀等人所创办的不再是以“史地”命名的期刊，而是以“史学”命名的期刊——《史学杂志》。柳诒徵在给其所写的《发刊词》中说：“往偕诸生倡《史地学报》，嗣后又倡《史学与地学》，皆骈列史地犹昆弟挛(孪)生者。然去年张子其昀倡《地理杂志》于大学，今年缪范陈郑诸子又与张子倡《史学杂志》，盖孪(孪)生之子自毁齿而象勺，虽同几席而各专其简策之通轨也。”[29]显然，柳诒徵不仅注意到了以往“史地”合一的办刊宗旨已经发生了变化的现象，而且对二者走向分离的事实也视若正常，大致反映出了近代史学学科化、史地期刊向以史学为独立内容的史学期刊转变的趋势确为学术发展之“通轨”。 1930年代至1940年代科系、学会、学术期刊中“史地合一”的现象卷土重来，这是由于史地教育效果不佳、应对中学师资需求、民族危机持续加剧等特殊情况所致⑩，亦与一些学人特别强调史学和地学之关系有关。这与近代史学的学科化、史学逐渐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的发展趋势，其实是相悖的，但并不代表史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在此时还未初建起来。反倒是一些因观念层面的原因而继续坚持“史地合一”的学人已经在此时遭到非议。时任浙江大学史地系教师的么枕生回忆道，当年在遵义浙江大学史地系内，早就存在史与地的分与合问题，“张其昀先生坚持史地合一，而广大教师与学生则都认为史地应当分开”[30]。张其昀因此备受多方指责。 李思纯关于师范学院所设史地学系的一段评论，尤可看出当时“史”“地”分离的趋势。他说，“师院史地系之目的，在养成中等学校之史地教师”，“然亦不能谓其毫无养成专门史地学者之目的”，有鉴于此，“史与地必须于第三学年分组”“史地二学，虽曰密切相关，实则性质悬隔，无由混合。历史为人为之学，地理为自然之学，历史为时间之学，地理为空间之学，历史为文字记载之学，地理为实际观察之学，二者合途而分辙，以一人之时间精力，决无兼治二学之理”。这已是典型的以现代分科治学的理念去重审师范学院中“史地合一”的科系设置。只是考虑到中学师资的具体需要，因而主张师范学院史地系前两年“应采史地并重之原则”，“但第三年至第四年，则应分组专攻。于第三年上期，根据学生之求学兴趣，分为历史、地理二组，分头发展，各有主从”[31]。在科系设置上，不得不进行“史地合一”设置的师范学院，还如此强调分科治学，史学和地学的分离，已经十分明显了。 实际上，1929年前后，伴随着外在建制方面，大量独立的史学科系、史学会、史学期刊的出现[32]，内在建制方面，1920年代至1930年代，各高校历史系普遍开设有关史学理论方法课目，而且几乎遵循相同的治史原则，形成了历史研究法的定型化和标准化。[33]另外，民国中学历史教科书中此时还普遍注意在开篇论述诸如“历史是什么”“历史的范围”“历史的价值”等史学理论问题，以及史学概论类著述的涌现，这些都表明史学作为近代意义的一门独立学科，在1920年代末1930年代初已初步形成。史学同地学应当分离、创办独立的史学科系、史学会和史学期刊，到1920年代末，在观念上已成为大多数学人的共识，在实践层面，也已初步形成了。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