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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学者若松宽曾撰文指出，和硕特部固始汗是在其长兄卫拉特汗王拜巴噶斯去世之后，迎娶其遗孀贡吉王妃为夫人，完成“转婚”，成为第二代卫拉特汗王。[1]其依据是俄罗斯派遣准噶尔的使者报告中出现 “固始之夫人贡吉”、贡吉“她的丈夫固始太师”等等记载。一些研究者对此深信不疑。[2] 在当时的卫拉特蒙古，兄弟之间娶遗孀为妻，并不是什么违背伦理道德的事情，是传统习俗所允许的。赫赫有名的噶尔丹也迎娶其弟僧格之遗孀阿努哈屯为夫人，后成为绰罗斯部首领。前人认为，在卫拉特存在借助这种婚姻手段，实现汗位继承的现象。这似乎在主张一种“转婚”方式的汗位承袭制或模式。特别是，拜巴噶斯为四卫拉特联盟之汗王，若固始汗的确以这种方式获得其卫拉特汗位，那么更具有典型意义和说服力了。不过，在史料方面，关键的蒙藏史书并不能证实固始汗与贡吉夫人的婚姻关系，而且仔细分析史料和考查历史背景可发现前人研究存在的漏洞，甚至是不符史实的地方。 一、 固始汗夫人与诸子 有关固始汗诸夫人的记载多见于蒙藏史书，一般都称固始汗有三位夫人。她们分别为大夫人，也称土尔扈特夫人；中夫人，也称回回夫人；小夫人，也称藏夫人。诸史料中青海蒙古高僧松巴·堪布·益希班觉撰佛教史《如意宝树史》的记载较早，后世史书都承袭了他的记载： 《如意宝树史》：土尔扈特王妃（Thor-gwod-dpon-mo）；回回夫人（Ho-thon-za）；藏夫人（bod-za）。[3] 《蒙古佛教史》：大夫人（Yeke qatun）；中夫人（Dumda qatun）；小夫人恩合（Baγ-a qatun engke）。[4] 《卓尼版<丹珠尔>大藏经序目》：大夫人阿海哈屯（Btsun mo chen ma A-ha'i-ha-thun）；中夫人（Btsun mo bar ma）；小夫人恩克（Btsun mo chung ba Eng-khe）。[5] 《安多政教史》：土尔扈特大夫人（Btsun mo che ba Thor-god-za）；中夫人回回哈屯（'bring po ho-thon-za）；藏夫人额尔克哈屯（Bod za Er-khe-ha-thon）。[6] 《汉蒙藏史略》：土尔扈特夫人（Thor-gwod-dpon-mo）；回回夫人（Ho-thon-bza'）；藏夫人（Bod-bza'）。[7] 《先祖言教》：土尔扈特大夫人（Lcam mo che ba thor-god-dpon-mo）；回回中夫人（Lcam mo 'bring po Ho-thon-bza'）；小夫人藏妃额尔克哈屯（Lcam mo chung ba Bod bza' Er-khe-ha-thon）。[8] 诸夫人所生子的记载也基本相同，称土尔扈特夫人生有四子，回回夫人生有五子，藏夫人生有一子，固始汗共有十子。根据蒙藏文记载以及《平定朔漠方略》、《皇朝藩部要略》、《外藩蒙古回部王公表传》、《西域同文志》等汉文史书的记载，可将诸子排列如下： 土尔扈特夫人子： 1) 鄂齐尔汗达延（蒙文：Jigsikü Dayan qaγan; 藏文：Cig-she-khu-d'a-yan-rgyal-po） 2) 车臣岱青鄂木布（蒙文：ečen dayičing ombu qung tayiji；藏文：A-tsara-se-chen-hong-tha'i-ci ） 3) 达赖乌巴什巴延阿布该阿玉什（蒙文：Dalai ubasi bayan abuγai ayusi；藏文：T'ala'i-a-yu-shi-p'a-yan-a-pa-ga'i） 4) 达兰泰（蒙文：Dalantai；藏文：Ta-lan-tha'i） 回回夫人子： 1) 伊勒都齐（蒙文：ering ilduči；藏文：Tshe-ring-el-du-cha） 2) 达赖巴图尔多尓吉（蒙文：Dalai baγatur dorji；藏文：Rdo-rje-d'a-la'i-hong-tha'i-ching） 3) 额尔德尼岱青瑚鲁木什（蒙文：Erdeni dayičing huramsi；藏文：Hu-rim-shi-a-rde-ni-de'i-ching） 4) 伊勒登桑噶尔扎（蒙文：Ildeng sangγarja；藏文：Sang-gar-ca'i） 5) 滚布察浑(蒙文：Gombu čaγan；藏文：Mgon-po-tshe-dbang) 藏夫人子： 1) 达什巴图尔(蒙文：Dasibaγatur；藏文：bkra-shis-p'a-ga-thor) 除了一些本名、称号、简称的混用和拼写规则不同而出现的差异之外，这类文献记载之间基本一致。不过比较明显的是，文献只记载了男性，而固始汗的女性孩子没有被排列出来。固始汗有几个女儿，这不得而知，但有女儿是毫无疑问的。例如，1637年四卫拉特军青海远征胜利后，固始汗把女儿阿敏达拉嫁给了绰罗斯部巴图尔珲台吉家族。所以，固始汗的子女不止是这十个儿子了。 值得注意是，在青海蒙古所编撰的史书当中也有个别主张固始汗诸子只出生自两位夫人的资料。如智观巴·贡却乎丹巴绕吉在《安多政教史》中引用了一部叫《蒙古史纪》（sog po'i yig tshang）的史书，其记载称固始汗有大小两位夫人，大夫人生有伊勒都齐，达赖巴图尓多尓吉，额尔德尼岱青瑚鲁木什，伊勒登桑噶尔扎，滚布察浑，达什巴图尔等六子；小夫人生有鄂齐尔汗达延、车臣岱青鄂木布、达赖乌巴什巴延阿布该阿玉什、达兰泰四子。[9]根据后面将要涉及到的固始汗幼子达什巴图尔生自一位藏夫人这一史实，可以断定该类记述不准确。 若果不考虑女儿，固始汗的三位夫人及其十个儿子似乎确定无疑。但是，仍有史料表明固始汗实际上不限于这三位夫人。如，五世达赖喇嘛《自传》1672年5月1日条目称： 持教法王固始汗的第四夫人及其子札什……等人前来向我送礼。[10] 这里明确传达了达什巴图尔生母为第四夫人的信息。达什巴图尔为固始汗十子当中的幼子。17世纪70年代，因青海卫拉特联盟日趋分散，青藏高原的政治局势十分混乱。恰好此时又逢满清加强渗透，要求达赖喇嘛配合打击吴三桂势力。藏王达延汗没有实权，无能力调动蒙藏兵力，而青海卫拉特联盟主达赖巴图尔又无意调动蒙古军。这种情况下，达赖喇嘛器重达什巴图尔，称之为“王子”（rgyal sras），寄予他厚望，并在1674年4月授予他“厄勒觉图巴图尔台吉”（ul jo'i thu ba'a thur）称号，[11]将西藏蒙藏军指挥权交给他并派往康区呼应清朝要求。达赖喇嘛对于他“第四夫人”所生身世的记录当然不会出现讹误。后世史家也注意到了这一记载。阿芒·贡却群派在他的《汉藏蒙史略》（rgya bod hor sog gi lo rgyus）中探讨固始汗诸夫人与生子问题时也特意提道： 达赖喇嘛曾提到固始汗的第四夫人和她的儿子达什。[12] 这“第四夫人”究竟意味着什么，阿芒氏并没有进一步说明。但他的弟子智观巴·贡却乎丹巴绕吉在史书中引用这一段时提供了与背景有关的重要信息。他说： 达什巴图尔系固始汗与女仆（gyog mo）之子，五世达赖喇嘛曾对青海蒙古各部首领说：“这确实固始汗之子，是你们的叔叔（a khu），应委任为总管（spyid dpon）。”《汉藏蒙史略》（rgya bod hor sog gi lo rgyus）中说：“五世达赖喇嘛曾说过丹津法王的第四个福晋所生之子即达什。”似乎就是指此事而言。[13] 智观巴实际上披露了达赖喇嘛强调“第四夫人”的实情，即达什巴图尔是与固始汗没有婚姻关系的“侍女”所生。这一点可能引起了诸台吉对达什巴图尔地位的非议。出于前面所述对于达什巴图尔的厚望，达赖喇嘛不得不给“第四夫人”正名，以便消除对达什巴图尔的不利因素。有些文献也记载她名叫恩克（或者额尔克），很可能也是达赖喇嘛赐封的称号。至于达赖喇嘛劝解青海诸首领认可达什巴图尔在家族中的领导地位这件事，应该是在具有极高威望的元老达赖巴图尔于1690年去世后青海卫拉特联盟盟主位空缺，需要人选时所发生。但此时五世达赖也圆寂将近十年，所谓的“劝解”实际上是由第巴桑结加措所操控。凭借“达赖喇嘛”的劝解，达什巴图尔如愿从固始汗遗产中分得份子（ömči），康区的木里等一些地区受他直接管理，且他以青海卫拉特联盟盟主自居。这仍然引起一些首领的不满，助长了部落各自为政的格局，加深了青海卫拉特联盟的分裂。后来当他的儿子罗卜藏丹津以继任盟主身份举起反清旗帜时，真正响应者寥寥无几，原因也应在于此。而《蒙古史纪》等部分蒙古史书故意忽略“第四夫人”，想必也是史家有意识的做法。 毫无疑问，顾始汗在西藏称王时有位“第四夫人”，并生了达什巴图尔。这位“第四夫人”自然与诸史书所提到的藏夫人相对应。如此一来，固始汗诸夫人的排列是：第一位土尔扈特夫人，生有四子；第二位回回夫人，生有五子；第四位藏夫人，生有一子。显然，应当还有一位处于第三位的夫人。那位夫人可能因为没有生育儿子，故被文献记载忽略了。 二、固始汗与贡吉夫人 蒙藏史书并没有清楚显示固始汗诸夫人的姓氏，所以无法看出贡吉夫人是否在其中。日本学者石濱裕美子认为, 贡吉夫人即是土尔扈特夫人。[14]究竟有没有与贡吉夫人对应的夫人呢？ 根据若松宽的研究，拜巴噶斯汗于1620年代末因卫拉特内讧而遇害，贡吉夫人守寡。按照俄罗斯公文史料记载，到1636年时贡吉夫人已经成为固始汗夫人。由此可知，所谓贡吉夫人和固始汗成婚的时间是在1628、1629年到1636年间。[15]这一时间段也是笔者考察时的一个重要参照。 首先考察贡吉夫人是不是土尔扈特夫人。她所生子鄂齐尔达延汗是固始汗十子当中的长子，于1660年继承藏王位。据《如意宝树史》记载达延汗生于1595年，卒于1668年，与青海蒙古史书《先祖言教》（deb thar mes po'i zhal lung）中所记“戊申年七十三岁驾崩”相一致。[16]所以，土尔扈特夫人早在1595年之前已经嫁给了固始汗。这个时间比若松宽所论及的固始汗与贡吉夫人成婚时间早三十多年，自然与贡吉夫人毫不相干。将土尔扈特夫人视作贡吉夫人，显然是错误的。关于土尔扈特夫人的身世，研究表明，都尔伯特部落达赖太师和硕特部落固始汗分别迎娶了土尔扈特部落首领和鄂尔力克之姐妹二人。[17]因此称她为土尔扈特夫人或土尔扈特阿海哈屯。既是贡吉夫人也出身于土尔扈特部落，仍与文献所载固始汗的土尔扈特夫人没有关系。 其次贡吉夫人是不是回回夫人。回回夫人所生子当中最著名的是其第二子多尔济达赖巴图尔，他于1690年去世时年龄已过八十。[18]由此可推知他出生在17世纪10年代。这意味着回回夫人与固始汗的婚姻也完成较早，比所谓的固始汗与贡吉夫人成婚的年代提前了20多年，当然回回夫人和贡吉夫人也并非一人。回回夫人的身世虽然没有记载，但“回回”（Qotung）系穆斯林部族无疑。当时哈密、吐鲁番、喀什噶尔等地区的畏兀儿以及中亚穆斯林部众都被蒙古人称作“回回”。尤其卫拉特与哈密地区穆斯林历来保持着联姻关系，和硕特很有可能延续了这一传统。另外也可能与相互间的征服战争和掠夺行为有关。维吾尔族的民间传说中有本族公主被蒙古人掠去当夫人的题材，恐怕与卫拉特蒙古有关。[19]据蒙藏史书记载，固始汗曾在13岁时的1594年参与一场与白帽（或称缠头）回回的战争，表现极为勇敢，最后获得胜利。总之，固始汗与回回夫人的婚姻是当时区域与民族间政治关系的结果。 最后考察贡吉夫人是不是藏夫人。藏夫人只生了达什巴图尔一子，这一点已在前面明确过，自然跟贡吉夫人没有什么联系。想必固始汗从1642年征服西藏至1654年去世的十年间与藏夫人交往并生了达什巴图尔。由此推算，达什巴图尔于1714年去世时约70岁。 故此，固始汗诸子中并无贡吉夫人所生之子，这也排出了一般文献所提到的诸夫人当中包括贡吉夫人的可能性。但如上所述，达什巴图尔生自固始汗“第四夫人”，那么当时还有一位“第三夫人”。她会不会是贡吉夫人呢？仍留有考查的余地，须要在历史过程或背景中去探讨其可能性。 三、贡吉夫人事迹 按照若松宽之说，贡吉夫人没有跟随固始汗去青海、西藏，而是留在塔尔巴哈台，守护固始汗的后方家园。[20]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她不仅去了青海、西藏，而且在卫拉特征服之后重建西藏政教秩序过程中起过重要作用。 根据藏文史料记载，贡吉夫人于1640年左右曾在青海会见格鲁派佑宁寺（Dgon-lung）第九任主持南杰班觉(Rnam-rgyal-dpal-'byur，1578-1651 ) 。[21]这是关于贡吉夫人在青海活动的信息。之后，1641年初，贡吉夫人与固始汗各派使者到拉萨，传递了固始汗征服康区，获捕白利土司的消息，此后不久贡吉夫人便到达拉萨。[22]根据五世达赖喇嘛《自传》，她的全称为“达勒贡吉嘉莫”（Da-lai-kun-ci-rgyal-mo），[23]即蒙古语的“达赖贡吉哈屯”（ Dalai günji qatun）。1642年3月，固始汗消灭藏巴汗，将在原藏巴汗王宫桑珠则举行盛大的登基仪式。为此，贡吉夫人率领人员自拉萨护送达赖喇嘛至后藏。当时，政治宗教实权掌握在执事索南琼培（也叫索南饶登）手中，年轻的达赖喇嘛虽为法王，却没有任何自主权，拉萨的政治地位也远不及日喀则。在这种情形下，固始汗更多考虑的是政治中心问题，他的登基地点选择在后藏就能够说明这一点。贡吉夫人当时常驻拉萨，可能是卫拉特方面驻拉萨的代表。根据达赖喇嘛《自传》记载，她频繁光顾各寺院经堂，听达赖喇嘛讲经。正是她的这一行为和条件，使她对达赖喇嘛有了更深的了解，建立了较密切的供施关系。1643年，喀尔喀部额尔德尼洪台吉来到西藏，希望参与政务，由于与固始汗产生严重政见分歧，固始汗险些除掉他。多亏贡吉夫人和达赖喇嘛力劝固始汗，额尔德尼洪台吉得以脱身，离开拉萨回故里。[24]从这一事件中也可以看到贡吉夫人的影响力。 信奉黄教，扶持其复兴是贡吉夫人的一大贡献。她在第一次与达赖喇嘛见面时，呈献了大量的贡品。1644年，她筹集资金并从后藏转运藏巴汗扎西色农寺建筑材料，重建了拉萨的大小两召庙，修复了所供奉的佛像。[25]继而在1645年，她又千方百计“从东科尔温布的手中”寻得据传是松赞干布时期打造的观音菩萨像——“洛克夏”（Lo-ke-shwar），隆重请到布达拉山上观音菩萨的红宫庙供奉。[26]此佛像早在1632年由中部藏区吉雪地区的第巴阿贝（ Skyid-shod-sde-pa-a-dpal）送给青海土默特色钦台吉，之后不知去向。正是因为此佛像的回归，在1645-1648年间，固始汗与索南琼培在拉萨布达拉山上大兴土木，修建了闻名遐迩的布达拉宫一期工程，确立拉萨政治中心地位，贡吉夫人功不可没。 在达赖喇嘛《自传》里，看不到1645年以后有关贡吉夫人的记载，估计她已不在西藏。在几年后的1652年8月，达赖喇嘛应顺治皇帝之请赴北京，途中特意为在青海博罗冲克（Bo-ro-chu-'gag）地方的一座三层的宫殿祝福，称此宫殿由贡吉夫人新建。[27]但贡吉夫人本人在此前较早时候已经回到了准噶尔本土。次年达赖喇嘛在京城逗留时还碰到了贡吉夫人自准噶尔派到清廷的使者。[28] 卫拉特高僧咱雅班迪达传记《月光》（saran-u gerel）在记录1648年末1649年初的事情时写道： “彻辰汗的母亲贡吉夫人自西边来到塔尔巴噶台的乌兰布拉” 。[29] 卫拉特方言中“西边”指的是南方，也专指西藏。从根据达赖喇嘛《自传》中相关记载中断的时间来看，1645年以后不久贡吉夫人就到了青海暂住，并建造了宫殿。大约两三年之后，于1648年返回了故地。返回准噶尔之后，贡吉夫人与俄罗斯和清廷有过交往。所以，她出现在俄罗斯文书中，甚至被误认为是固始汗的夫人。俄罗斯文书资料中类似的错误不止这一个。俄罗斯派遣使者有个特点，初次派往卫拉特的使者首先见到巴图尔珲台吉之后，认为他是全卫拉特的领袖，另一批初次到达卫拉特的使者，当见到杜尔伯特部达赖太师后又认为他是卫拉特领袖。更早些时候，见到喀尔喀部乌巴什洪台吉的使者却把他当成了统治整个蒙古的领袖俺答汗，于是喀尔喀便有了阿勒坦汗。顾始汗因征服青藏而名声大噪，于是被称作“王妃”的贡吉夫人就误认为是固始汗的王妃。 大约在1652年末，贡吉夫人去世。《月光》载： 那年冬天，因彻辰汗母亲贡吉夫人去世，﹝彻辰汗﹞为其超度灵魂，大做法事。…彻辰汗为其母亲招集一百个弟子，将五十人献给呼图克图（咱雅班迪达）作学僧，其余的献给了阿齐图绰尔吉等喇嘛，又将布鲁特一百名男子，各鄂托克的一百名男子，编成二百名学僧，母亲畜群中的八千只羊等两万牲畜献给一千二百名僧人。彻辰汗说：“要把母亲的畜群原封不动地献给呼图克图的佛仓。” [30] 贡吉夫人相关的记载到此为止。的确，她跟随固始汗率领的卫拉特联军南下征战，在青海、西藏滞留一段时间。但是，除了俄文公文档案资料，没有一种史料能够支持贡吉夫人与固始汗确立婚姻的说法。成书时代较近的卫拉特蒙古文献《月光》里只是突出了“彻辰汗母亲”的身份而非固始汗夫人身份。最重要的是，拜巴噶斯汗的家产仍由其子鄂齐尔图台吉所掌握，他继承了其父亲留下的家产，固始汗并没有占有之。虽然贡吉夫人在青海、西藏滞留较长时间，但准噶尔本土始终是她的根据地，并有属于她本人的可观财产。因此，她回归故地也是很自然的事了。零星史料记载已经显示，她是独立自主的，完全没有让自己依附于顾始汗的表现。她原是拜巴噶斯汗的大夫人，丈夫被杀守寡时，年龄应该也在中年以上，若不是什么特别的政治目的或特殊利益关系所迫，也就没有“转婚”他人的理由或必要。由此看来，固始汗与贡吉夫人所谓的“婚姻关系”是站不住脚的，而推断卫拉特曾存在通过“转婚”方式继承汗王地位，更缺乏实质性的史实根据。 那么，贡吉夫人为什么要跟随固始汗转战青海、西藏呢？这应与四卫拉特联盟的合作机制有关。1636-1637年，卫拉特攻打青海的喀尔喀部却图台吉，几乎同时组织以和硕特为中心的大批部众迁居青海，之后，又进一步征服整个藏区等等，这些是都由四卫拉特联盟各部共同决定并合作实施完成的。卫拉特所制定的部落联盟法典显示，遇到关乎共同利益的重大战事行动时，每一个联盟成员都必须参加，否则将会受到惩罚。拜巴噶斯汗死后，贡吉夫人成为该家族的中心和首领。所以，当四卫拉特联盟共同决定向青海西藏进军时，贡吉夫人率部参加行动，并且扮演重要角色。这应该最为合理的解释。 由于贡吉夫人地位极高，贡献突出，以致史书不把她列入一般王妃行列中。如，噶班·沙喇布《四卫拉特史》（Dörben Oyirad-un teüke）中评论各部落首领夫人时，以“虽应写出贡吉夫人事迹，但因尤为聪慧，所以不在[这里]记载”的语句[31]来表达对她的高度评价。 四、固始汗之第三夫人 如上所述，在固始汗诸夫人当中有一位不知名的“第三夫人”。在贡吉夫人与固始汗的婚姻关系被排除之后，“第三夫人”也不可能与贡吉夫人有什么联系了。那么，“第三夫人”是谁呢？没有可靠依据之前我们只能做些别的推测。 前苏联学者T.H.斯莱萨丘克研究表明，固始汗曾把一个名叫奥巴桑奇的小夫人转送给西伯利亚汗王之后裔库丘姆为夫人。[32]这是固始汗移居西藏之前的事， 该夫人早已不属诸夫人之列，不太可能把她列入诸夫人当中。五世达赖喇嘛多次提到固始汗的大小王妃，其小王妃于1649年3月患病去世，为此还修建了银质纪念塔，于1650年的新年祈愿大法会期间举行了盛大开光仪式。[33]根据厚葬的程度来看，此小王妃地位极其尊贵，这种特殊待遇可能与其生子的身份地位有关。当时固始汗的回回夫人所生达赖巴图尔是整个和硕特家族中的绝对权威，因此回回夫人比较符合这一待遇。 在这个阶段“第三夫人”的身份仍无法确定，但一些人物关系十分耐人寻味。在梳理当时人物关系时，固始汗和索南琼培两家之间不同寻常的关系很是引人注目。首先，在固始汗势力控制卫藏方面索南琼培起了决定性作用。1640年末，固始汗占据康区之后领兵正准备返回青海，而索南琼培不顾达赖喇嘛的强烈反对，秘密派信使往固始汗军前，要求卫拉特军进入西藏，消灭后藏的藏巴汗。于是固始汗进军后藏推翻藏巴汗，被索南琼培推举为汗王。虽然固始汗是全藏之王，但西藏的行政大权由索南琼培掌握，固始汗也强力扶持索南琼培摄政地位。早在1637年，固始汗访问西藏，达赖喇嘛封他为“持教法王”。实际上当时真正掌握格鲁派政教实权的是索南琼培，实质性交流是他和固始汗之间进行的。固始汗还封索南琼培“达赖襄佐”（Da-lai'-phyag-mdzod）称号，“襄佐”，即执事。在这次的会面之后，固始汗便率军占据安多、康区等藏区，最终控制了西藏。从时间和战事推进顺序看，当时双方就消灭康区格鲁派敌对势力，并把这些地区纳入卫拉特管辖，在此基础上进入西藏，建立联合政权等已经达成了共识。 不言而喻，西藏的事务被顾始汗和第巴索南琼培牢牢控制，他们两被比喻为“天空中的日月” ，[34]体现了独一无二的密切关系。固始汗诸子也十分敬重索南琼培，当他去世时，固始汗长子达延汗和第六子达赖巴图尔“来拉萨请求按照蒙古风俗举行守灵和回向法事”（sog lugs kyi nye len），此举极其特殊且意味深长。[35]按照传统，蒙古人信仰腾格里，认为万物有其神灵，人死后上升为保护家族的祖先神灵，家族需要进行神灵祭拜仪式。哪怕是象征性的仪式也好，无疑超越了政治层面的关系，显得不一般。索南琼培和固始汗两家的紧密关系也体现在家族其他成员以及后辈之间的关系上。例如，1656年征战布丹时，索南琼培的从兄弟诺尔布指挥了卫拉特-西藏联军，达赖巴图尔及固始汗弟布颜鄂特欢之子玛齐克浑台吉等众多首领听从他的指挥。外族人对卫拉特蒙古联军行使指挥权，这也是极其罕见的，反映了诺尔布和卫拉特首领的特殊信赖关系。这次战役因诺尔布指挥不当而败北，玛齐克浑台吉不幸死亡，造成重大损失。[36]即使这样，青海卫拉特盟主达赖巴图尔始终是诺尔布的坚定支持者。索南琼培死后，诺尔布以其血缘关系和后藏地方长官身份将继承西藏第巴位，却遭到达赖喇嘛的反对，黄教内部严重分裂。此时，达延汗和达赖巴图尔以及堆龙地区的格喀萨（Gad-ga-sa）家族力挺诺尔布，使他拥有了第巴权位。信心十足的诺尔布急于实施他的统辖权，不料达赖喇嘛势力最终将他驱逐出黄教高层。走投无路的诺尔布逃到达木，寻求固始汗后辈的庇护，而达赖巴图尔等也不离不弃，仍试图化解诺尔布与达赖喇嘛之间的对立。[37] 这些都在明示，索南琼培与固始汗家族之间有一种不同寻常的依赖关系。这种关系，很可能是政治和宗教基础上又以联姻构建的亲族式的亲密关系。换言之，固始汗可能迎娶索南琼培家族的女性做了自己的正式夫人，尽管这位夫人没有生育儿子，但通过政治与婚姻双重关系使两家建立了特殊关系。故此，索南琼培受固始汗家族同等的“蒙古风俗”葬礼，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了。那么，迎自索南琼培家族之女性，自然是固始汗第三夫人了。 五、 “汗位”继承的可能性 四卫拉特联盟的汗位继承问题是卫拉特历史研究的一个焦点。以上分析结果显示，固始汗与贡吉夫人的婚姻史实并不能成立，从而也不存在固始汗因拥有拜巴噶斯汗孀妃及财产而继承汗位的事情。也许四卫拉特联盟的“汗位”本来就不能够以个人意志来完成继承，原因在于“四卫拉特”这个内陆欧亚游牧民族典型的部落联盟组织形式。也就是说，卫拉特在其历史演变过程中经历了几次联合、分离、联合之后，在16世纪末至17世纪初针对喀尔喀的攻击而形成了新的联盟，即“四卫拉特”。和内陆欧亚游牧民族一样，这一联盟也是各部落以军事合作为基础的联合体，而在政治与经济方面各部落完全保持独立性。各个部落有各自的社会组织，不受他人控制，其首领按照游牧社会分配原则调整部落社会秩序。但是，当受到内外安全威胁时，各部落形成联盟或者临时的依附关系。基于共同的地缘和历史渊源关系，使整个卫拉特始终保持着随时联合合作或者分散均衡的内在机制。但是因为政治经济的相对独立性，它一直以来并不寻求建立统一政权。 “四卫拉特”联盟，是为了一致对抗外界攻击而产生的，是卫拉特有史以来规模较大的联盟体，但也不是一个政权。它以势力较强的和硕特部为中心，盟主“汗王”也产生自和硕特。但汗王是由整个联合体成员共同推选产生，汗位的延续与罢免也是由各部会盟来决定。如，卫拉特文献《蒙古溯源史》（mongγol-un uγ eki-yin teüke）记载： 四卫拉特选举第二次即位人时，经全体蒙古台吉商讨，诺颜洪果尔之子拜巴噶斯者被推举为四卫拉特汗，并以拜巴噶斯诺颜呼图克图著称。[38] 拜巴噶斯汗通过选举成为卫拉特第二位汗王。又，曾有一时拜巴噶斯汗萌生出家的念头，但各部首领会盟讨论后决定不予支持，只好继续履行职责。[39]汗王的职责是负责联盟之间的协调，以便统一行动，但汗王对成员部落没有支配权，因此，“汗王”的权威是极其有限的。当威胁消除后，各部要回归相对分散平衡的状态，或者重新进行组合，一次联盟过程也因而结束，汗王也将完成历史使命。 17世纪20年代末，拜巴噶斯汗被杀时，因喀尔喀方面的威胁被彻底消除，从而四卫拉特联盟实际已经走到了分散的路口，土尔扈特等部分部落首领已经离开了本土。但由于较多部落长期联合而造成部落内部的过多集中，重新分配分散遇到重重困难。拜巴噶斯汗是在和硕特内部分配过程中产生纷争而遇害，与权位争斗无关。汗位已经不再重要了，卫拉特也没有继续选举继任者的必要了。当务之急是要解决各部落都出现的缺乏分配资源的问题，而不是安全问题。卫拉特完成分散之后，准噶尔本土和青海各自重新组合为联盟，也有了各自的左右翼盟主，这已不是“四卫拉特”大联盟时期的形态了。 所以，在游牧社会组织形式与当时的历史背景下，卫拉特根本不存在“汗位”继承或权利争斗问题。即使在过渡时期有“汗位”继续存在的必要，也不会以家族世袭或“转婚”等任何一种基于个体意志的模式来完成。不得不说，绰罗斯部巴图尔珲台吉强势夺得四卫拉特统治权，建立“准噶尔汗国”的学说也应予以否定。至于某个部落扩大其实力，甚至称霸一时，那也是联盟之外的话题。 [1] [日]若松寛.ロシア史料より見たグシ汗の事績.史林.1976,(59,6):60-61.拜巴噶斯汗为第二任汗王,到固始汗，应为第三任。参见注39。 [2] [日]宫脇淳子.ガルダン以前のオイラト.東洋学報.1996,(65):111. [3] Sum-pa-mkhan-po-Ye-shes-dpal-'byor, 'phags yul rgya nag chen po bod dang sog yul du dam ba'i chos 'byung tshul dpag bsam ljon bzang zhes bya ba bzhugs so .Chos 'byung dpag bsam ljon bzang.kan su'u mi rigs dpe skrun khang ,1992.994,1002.Čenggel, m.bouju, Isibaljur-un burqan-u šasin-u teüke.1993,734,768. [4] Jigmidnamqai, Yeke mongγul orun-a degedü nom-un eki yambar metü γaruγsan yosun ba šasin erdeni delgeregsen yosun-i nomlagsan γayiqamsiγtu šastir.手抄本,46. [5] 'Jigs-med-dbang-po, Co ne'i bstan 'gyurd kar chag.kan su'u mi rigs dpe skrun khang,1986,345. [6] Brag-dgon-pa-dkon-mchog-bstan-pa-rab-rgyas, Mdo smad chos 'byung, kan su'u mi rigs dpe skrun khang.1982.37.智观巴·贡却乎丹巴绕吉著,吴均等译.安多政教史.兰州:甘肃民族出版社,1989,44. [7] Dbal-mang-paNDi-ta.Rgya bod sog gi lo rgyus nyung ngur brjod pa byis pa 'jug pa'i 'bab steg sbshugs so.mtsho sngon mi rigs dpe skun khang, 1990,69.阿芒•贡却群派著,贡巴才让译.汉蒙藏史略.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1988.34. [8] Dbang-chen-skyabs.Deb thar mes po'i zhal lung.手抄本,210. [9] Brag-dgon-pa-dkon-mchog-bstan-pa-rab-rgyas.Mdo smad chos 'byung.kan su'u mi rigs dpe skrun khang,1982.43.智观巴·贡却乎丹巴绕吉著,吴均、毛继祖、马世林译.安多政教史.兰州:甘肃民族出版社,1989.49. [10] Ngag dbang blo bzang rgyam tsos'i rnam thar（2）.bod ljongs mi dmangs dpe skrun khang, 1989.278.阿旺罗桑嘉措著,陈庆英、马连龙、马林译.五世达赖喇嘛传（中册）.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1997.772. [11] Ngag dbang blo bzang rgyam tsos'i rnam thar（2）.bod ljongs mi dmangs dpe skrun khang, 1989.392.阿旺罗桑嘉措著,陈庆英、马连龙、马林译.五世达赖喇嘛传（中册）.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1997.851. [12] Brag-dgon-pa-dkon-mchog-bstan-pa-rab-rgyas, Mdo smad chos 'byung, kansu'u mi rigs dpeskrun khang,1982.41-42.智观巴·贡却乎丹巴绕吉著,吴均、毛继祖、马世林译.安多政教史》兰州:甘肃民族出版社,1989.48.Bbal-mang-paNdi-ta.Rgya bod sog gi lo rgyus nyung ngu rbrjod pa byis pa 'jug pa'i 'bab stegs bshugs so.mtsho sngon mi rigs dpe skun khang, 1990,p.71.阿芒·贡却群派著、贡巴才让译.汉蒙藏史略》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1988,34. [13] Brag-dgon-pa-dkon-mchog-bstan-pa-rab-rgyas.Mdo smad chos 'byung.kansu'u mi rigs dpeskrun khang,1982,41-42.智观巴·贡却乎丹巴绕吉著,吴均、毛继祖、马世林译.安多政教史.兰州:甘肃民族出版社,1989.48. [14] [日]石濱裕美子.チベット仏教世界の歴史的研究.东京:東方書店,2001,152. [15] [日]若松寛.ロシア史料より見たグシ汗の事績.史林.1976,(59,6):60. [16] Dbang-chen-skyabs.Deb thar mes po'i zhal lung.手抄本,75. [17] 《国际蒙古学学术大会论文集》乌兰巴托,1975年。见陈弘法译.关于固实汗俄文档案材料.西北史地.1987,(4):97. [18] Agwangčoyidan.Subud erke.手抄本，六十五上。〔清〕梁份著,赵盛世、王子贞、陈希夷校注.秦边纪略.“前言”,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1987.404. [19] Chen timur batur (秦铁木尔巴图尔).Uyghur heliq eghiz edebiyat qamusi(维吾尔民间文学大典8).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民族出版社,2005.265. [20] 若松寛.ロシア史料より見たグシ汗の事績.史林.1976,59,6, 60-61. [21] Thu'u-bkvan-blo-bzang-chos-kyi-nyi-ma ,Bshad sgrub bstan pa'i 'byung gnas chos sde chen po dgon lung byams pa gling gi dkar chag dpyod ldan yid dbang 'gugs pa'i pho nya zhes bya ba zhugs so.木刻版,31b.佑宁寺志（三种）.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1990,47. [22] Ngag dbang blo bzang rgyam tsos'i rnam thar.bod ljongs mi dmangs dpe skrun khang, 1989.194,199.阿旺罗桑嘉措著,陈庆英、马连龙、马林译.五世达赖喇嘛传（上册）.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1997.168,172. [23] Ngag dbang blo bzang rgyam tsos'i rnam thar.bod ljongs mi dmangs dpe skrun khang, 1989.256.阿旺罗桑嘉措著,陈庆英、马连龙、马林译.五世达赖喇嘛传（上册）.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1997.217. [24] Ngag dbang blo bzang rgyam tsos'i rnam thar.bod ljongs mi dmangs dpe skrun khang, 1989.235.阿旺罗桑嘉措著,陈庆英、马连龙、马林译.五世达赖喇嘛传（上册）.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1997.201. [25] Ngag dbang blo bzang rgyam tsos'i rnam thar.bod ljongs mi dmangs dpe skrun khang, 1989.247.阿旺罗桑嘉措著,陈庆英、马连龙、马林译.五世达赖喇嘛传（上册）.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1997.209. [26] Ngag dbang blo bzang rgyam tsos'i rnam thar,（2）,bod ljongs mi dmangs dpe skrun khang, 1989.255-257.阿旺罗桑嘉措著,陈庆英、马连龙、马林译.五世达赖喇嘛传（上册）.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1997.216,218.布达拉宫壁画再现有此场景。 [27] Ngag dbang blo bzang rgyam tsos'i rnam thar.bod ljongs mi dmangs dpe skrun khang, 1989.372.阿旺罗桑嘉措著,陈庆英、马连龙、马林译.五世达赖喇嘛传（上册）.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1997.306. [28] Ngag dbang blo bzang rgyam tsos'i rnam thar.bod ljongs mi dmangs dpe skrun khang, 1989.399.阿旺罗桑嘉措著,陈庆英、马连龙、马林译.五世达赖喇嘛传（上册）.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1997.332. [29] S.Norbu tulγan qaricaγulju tayilburilaba.Öbür mongγul-un arad-un keblel-ün qoriy-a,1999,66.Radnabhadra,Rabjimba Zay-a bandida-yin tuγuji saran-u gerel kemegdekü orusibai, Zay-a bandida,На.Сүхбаатар,Ойрад Монголын түүхэнд холбогдох сурволж бичигүүд(1).Улаанбаатар,2001.p.165. [30] S.Norbu tulγan qaricaγulju tayilburilaba.Zay-a bandida.Öbür mongγul-un arad-un keblel-ün qoriy-a,1999,109.Radnabhadra,Rabjimba Zay-a bandida-yin tuγuji saran-u gerel kemegdekü orusibai.На.Сүхбаатар.Ойрад Монголын түүхэнд холбогдох сурволж бичигүүд(1) .Улаанбаатар,2001.p.172. [31] Badai,Altanorgil,erdeniemkidkin tayilburilaba.Oyirad teüken surbulji bičig., Öbür Mongγul-un soyul-un keblel-ün qoriy-a,1985,205. [32] 原载《国际蒙古学学术大会论文集》乌兰巴托,1975年。汉译见陈弘法译.关于固实汗俄文档案材料.西北史地.1987,(4):95. [33] Ngag dbang blo bzang rgyam tsos'i rnam thar.Bod ljongs mi dmangs dpe skrun khang, 1989.229,304.阿旺罗桑嘉措著,陈庆英、马连龙、马林译.五世达赖喇嘛传（上册）.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1997.250,254. [34] Khrims yig zhal lce bcug sum bzhug so.日本东洋文库藏,编号藏外443。汉译参考周润年译注、索朗班觉校.西藏古代法典选编.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4年。 [35] Ngag dbang blo bzang rgyam tsos'i rnam thar.Bod ljongs mi dmangs dpe skrun khang, 1989.545.阿旺罗桑嘉措著,陈庆英、马连龙、马林译.五世达赖喇嘛传（上册）.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1997.443-444. [36] Ngag dbang blo bzang rgyam tsos'i rnam thar.Bod ljongs mi dmangs dpe skrun khang, 1989.496-507.阿旺罗桑嘉措著,陈庆英、马连龙、马林译.五世达赖喇嘛传（上册）.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1997年,见《尼藏纠纷和大军出征南方》一章。 [37] Ngag dbang blo bzang rgyam tsos'i rnam thar.Bod ljongs mi dmangs dpe skrun khang, 1989.553-576.阿旺罗桑嘉措著,陈庆英、马连龙、马林译.五世达赖喇嘛传（上册）.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1997年,见《土猪年格喀萨舅氏之乱》一章。 [38] Badai,Altanorgil,erdeniemkidkin tayilburilaba.Oyirad teüke-yin durasqal-ud.,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92.78. [39] 见噶班·沙喇布《四卫拉特史》（Dörben Oyirad-un teüke）中的《首入佛门之僧侣》一章。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