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天马来朝元顺帝至正二年(1342)七月十八日，拂郎国使团来到元上都的慈仁殿，除带来教皇的信件和礼物之外，还献上一匹高头大马。这匹马神骏卓绝，“身长丈一尺三寸有奇，高六尺四寸有奇，昂高八尺有二寸”（揭傒斯《天马赞》，《揭文安集》卷14，四部丛刊本），全身纯黑，只有两只后蹄为白色（《元史》卷40《顺帝纪》，中华书局1979年版）。元朝最常见的蒙古马、藏马和川、滇马平均身高不足五尺，与之相比只能算是矮马。元代航海家汪大渊描写过从波斯湾出口到印度的阿拉伯骏马，“日夜可行千里”，也不过“高七尺許”，（汪大渊著，苏继庼校释《岛夷志略校释》，中华书局1981年版）与这匹马相比亦稍有逊色。当时扈从顺帝身侧的宫廷文人周伯琦说该马“曲项昂首，神俊超越”，宮中那些以前尚可称为神骏的西域马“皆在髃下”，只能达到它肩胛骨的位置。（周伯琦《天马行应制作（有序）》，《近光集》卷2，文渊阁四库丛书本。）顺帝对这匹马珍爱非常，立刻让养马师将其带入皇家马厩，精心喂养，“饲以肉粟酒湩”（周伯琦《天马行应制作（有序）》），作为自己的专属坐骑。 七月二十一日，元顺帝命宫廷画师周朗在龙光殿为这匹马画像。两天之后画成，画师献上精心绘制的《拂郎国献马图》。图中元顺帝坐在画面右侧的胡床上，身旁站着两位侍臣，身后则有宫人带着一名孩童。图画中央是一名驯马师牵着一匹高头大马，这匹马比驯马师高出许多，与之相比，赵孟頫及赵雍、赵麟等绘制的三幅《人马图》，任仁发绘制的《九马图》中，马均比牵马者略矮，可知此马确实异常高大。画中的马，马背和四肢纯黑，马的面部延伸到颈部下方及腹部有白色斑纹，马蹄也是白色。骏马作为画面的中心，用色浓重，一下就吸引了观赏者的目光。骏马身后还站着两名使者，高鼻深目，应该是拂郎国使团中的成员。这幅画的明人模本现在还藏在北京故宫博物院中。 《献马图》绘成之后，顺帝又命当时随侍的文士揭傒斯赞颂天马来朝的盛事。揭傒斯写成《天马赞》，说天马产自极西之地“彼不敢有，重译来庭”，又说拂郎国使团“四践寒暑，爰至上京……蒙化效贡，愿归圣明”。在赞扬天马神骏卓绝之后，笔锋一转，说起“周骋八骏，徐偃构兵。汉驾鼓车，炎刘中兴”，意即周穆王虽然用八匹日行万里的骏马驾车，却向仁德之王徐偃用兵，因此周朝衰落；而汉光武帝用西域进献的名马去驾鼓车，不以珍奇外物为意，因此中兴汉室，以此劝谏顺帝“登崇俊良，共基太平。一进一退，为国重轻。”告诫皇帝应“先人后物”，才能“万国咸宁”。（揭傒斯《天马赞》）。 元顺帝是否领会了揭傒斯赞文的深意，现在已经不得而知。天马远道而来之事轰动朝野，文人墨客以之为题，写作了很多诗篇。这些作品多用汉武帝为求名马、用兵西域的典故，赞颂元顺帝圣德远扬，天马来朝。许有壬《应制天马歌》写道“茂陵（汉武帝）千金不能致，直以兵戈劳广利……吾皇慎德迈前古，不宝远物物自至。”（许有壬《至正集》卷10，《元人文集珍本丛刊》七）周伯琦《天马行》有“昆仑八骏游心侈，茂陵大宛黩兵纪。圣皇不却亦不求，垂拱无为静边鄙。”欧阳玄的《天马颂》极尽颂扬之辞，以“天子仁圣万国归，天马来自西方西”开篇，最后不忘自抬身价，声称“天子仁寿万国清，臣愿作诗万国听”（欧阳玄《圭斋文集》卷1，四部丛刊本）。 需要注意的是，元顺帝接见佛郎国使者的慈仁殿、命画师周郎作画的龙光殿，都并不在上都宫城之内，而位于距离都城约十里左右的离宫，又称西宫之中。西宫也叫西内，在上都城外山谷中的草原之上，所谓宫殿，大部分是可以移动的帐殿。这里是元朝皇帝行幸上都期间，用来聚会和宴饮之处。（陈高华、史卫民《元代大都上都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就在拂郎国使团到达之前不久，顺帝还在西内举行了蒙古族传统典礼，用新制马酒遥祭北方诸陵。在祭典之后，元朝最高军事机构枢密院的长官、枢密院知院还按照惯例报告当年清点的马匹数量。因此扈从顺帝的周伯琦作诗颂曰“天骑常随龙上下，明朝枢密课驹良”（周伯琦《上幸西内，望北方诸陵，酹新马酒，彝典也。枢密知院奉旨课驹以数上，因赋七言》，《近光集》卷1，文渊阁四库全书本）。许有壬也在诗中赞颂大元马匹之盛“圣元水德在朔方，物产雄伟马最良。川原饮龁几万万，不以数计以谷量。”（许有壬《应制天马歌》） 这次拂郎国使者献马成为当时的一件盛事，很快就传遍两京，周朗之后，又有道士张彦辅为其作画。张彦辅本是蒙古族，在当时被称为“国人”。然而他信仰太一道（在元朝后期与正一道合并），还获得了“真人”称号。他的画在元朝中期已经颇为名气，元顺帝即位后，更命他“待诏尚方”，为宫廷绘制壁画。这次他也绘制了《拂郎马图》，文人陈基赞美他画的天马“自出新意，不受羁绁，故其超逸之势见于毫楮间者，往往尤为人所爱重。”他的画比周朗的《献马图》流传更广，通过他绘制的马图，“四方万里亦识九重之天马”。（陈基《跋张彦辅画<拂郎马图>》，《夷白斋稿·外集》，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可惜这幅画作现在已经失传了。 二 蒙古与教廷欧洲教皇为什么会送来一匹骏马？此事说来话长。罗马教廷与元朝宫廷的交往可谓由来已久。早在拔都西征之后，教皇诺森四世就派出多名使者前往东方，试图与蒙古人进行联络。其中一位方济各会士约翰·柏朗嘉宾先见到了拔都，后者派人送他前往蒙古草原，并最终参加了贵由汗的即位大典。约翰·柏朗嘉宾本人并未预期会参与如此重要的盛会，他所携带的东西在拔都领地上基本都被索取一空，因此未能为贵由汗献上礼物。这导致他们在失剌斡耳朵逗留期间备受饥渴之苦，如果不是得到了一位德国金匠的帮助，很可能会遗尸异乡。因此在他的出使报告中提到一项重要经验：“（蒙古人）索取大量礼品……如果使臣不肯以厚礼馈赠，他们就会鄙视你，会把你看得一钱不值，草芥不如……如果使臣希望不辱使命而圆满地完成出使，那就需要他们更为慷慨解囊地以厚礼相赠。”（耿昇译《柏朗嘉宾蒙古行纪》，中华书局1985年版） 或许因为约翰·柏朗嘉宾呈交给教廷的报告令人印象深刻，后来欧洲派出的使节从未再犯下礼品方面的错误。不久之后，法王路易九世也向蒙古汗廷派出使者。他听闻驻扎波斯的蒙古将领额勒只吉歹有意与之结盟，共同对抗伊斯兰势力，于是分别写信给贵由汗和额勒只吉歹，赞颂他们的虔诚皈依之心。随着信件和商讨战事的密函，他派出的使团还给贵由汗带去一份厚礼，其中最珍贵的是一座可移动式黄金礼拜堂，其中装有弥撒所需要的所有物品，还有圣十字架的一小块碎片。 马可·波罗自述他的父亲和叔父也曾担任教皇使者。教皇按照忽必烈的意愿送去知识渊博的传教士和来自耶路撒冷的圣灯油。不过据马可·波罗的记载，那两位传教士因为惧怕路途上的战火所以中途返程了。（冯承钧译《马可·波罗行纪》，上海书店2001年版） 虽然波罗家族未能按照忽必烈的要求，带一百名熟知教法，通晓七艺的传教士来中国。但在中国与欧洲交往日益密切的背景下，教皇尼古拉四世终于决定向中国派出一名主教。就在波罗一家回到威尼斯的时候，虔诚的方济各会士约翰·孟高维诺携带教皇的书信来到中国，此时正是忽必烈统治末期。 约翰·孟高维诺来到东方之后，先后写过三封信，讲述所见所闻和传教的情况。第一封信从印度的马八儿送出。第二封和第三封信均写于成宗大德年间，描述中国传教的状况，提到自己在中国只身一人，遭受各种苦难，艰难布道，在汗八里建成两所教堂，洗礼六千余人，请求教皇派人相助。教皇见信得知他在中国传教成绩卓然，任命他为汗八里总主教，统辖中国全境教务，并派出七名主教协助他，因此罗马教会的势力首次扩展到北京。这七人中只有三人顺利抵达中国，他们相继担任刺桐（即泉州）主教，修建多座教堂和修道院。1328年，孟高维诺去世。教皇于1333年接到汗八里传来的消息，于当年派出新任法国巴黎大学的宗教学教授尼古拉斯担任汗八里总主教，并有二十余人与之同行。然而这一行人未能抵达北京，不知所踪。 由于大都的基督教徒久未盼到新任总主教，于是请求前往西方，当面恳请教皇任命汗八里总主教。因此，元顺帝于后至元二年（1336）派出使团，其首领即之前教皇派来协助约翰·孟高维诺的教士之一，在泉州担任主教的安德鲁。使团携带顺帝的书信及元大都基督徒请求任命总主教的请愿书，于两年后抵达意大利的阿维浓，时任教皇为本笃十二世（Benedictus XII）。元顺帝在书信中要求罗马教廷祈祷时勿忘中国皇帝之名，并请教皇寻觅西方良马及珍宝，令使者带回。（Henry Yule, Cathay and the Way Thither, second series, London: Printed for the Hakluyt Society, 1914.） 教皇招待诸位使者，甚为优礼。他给元顺帝、元大都的基督教徒甚至钦察汗国和察合台汗国的汗王都分别写信，然后于当年十月派出一个使团，携带这些书信东去。这个使团当然也携带了各种礼品，其中之一就是应顺帝之请而求购的骏马。 使团中有一名教士名为约翰·马黎诺里。他出生于意大利的佛罗伦萨，之前也曾前往东方，此次亦受教皇之命随使团同行。他在这次旅途之后写了一部书，其中记录了出使东方的始末详情。根据他的记录，使团在路上行走两年多，经过钦察汗国和察合台汗国的领地，向两位汗王分别递交国书、献上礼品。他们循商道前行，于至正二年抵达上都。顺帝见天马而大喜，之后又请马黎诺里为他祈福。使团在大都居住近四年，住在位于钟楼西侧的会同馆，这是专门接待外国使节的机构。马黎诺里在《游记》中写道：“此馆早已为我们准备，装饰豪华。大汗派亲王侍侯我们，所需一切，如食物、酒，甚至糊灯笼用纸，皆极为丰富。仆从皆由宫廷派来。侍侯我们约四年，始终必恭必敬，所穿的衣服和所用的器具都是宫廷赐予的上品一同出使者共32人，大汗供给我们的费用达四千多马克”。（Henry Yule, Cathay and the Way Thither, second series, London: Printed for the Hakluyt Society, 1914.） 至正六年，使团决定返回西方。元顺帝设宴欢送，又送给他们良马200匹。因为陆路有战火闭塞，他们决定从海路返回。使团先南行到达刺桐港，在那里登船驶向印度，然后在印度停留多时，又遭海盗洗劫，最终乘船至波斯湾的忽里模子港，经过今天的伊拉克、以色列和叙利亚和塞浦路斯回到意大利的阿维浓。 三 东西交流中的马在古代，中国实属地大物博，加之务行节俭，重农轻商，绝大部分时期都能做到自给自足，很少大量需求进口物品，极少数能激起中国统治者渴求和热爱的西方商品之一就是骏马。最著名的故事就是汉武帝为了汗血马，两次派兵出征西域，使这种马声名远扬。波斯学者认为所谓的汗血宝马，指的是马匹皮毛上的红斑，在波斯文中被称为“玫瑰花瓣”。即使在波斯历史上，这种马也受到热爱和赞颂。著名的波斯英雄鲁斯塔姆的坐骑，就是这样一匹有“玫瑰花瓣”状斑纹的骏马。传说那匹马的皮毛是蛋黄色，带有绯红色斑点以及从红花状到朱砂状的小玫瑰花形。人们认为马的皮毛与其性格一致，这样一匹马有血和火的颜色，因此也具有火一般的性格，以骠悍和疾速而出名。（阿里·玛扎海里著，耿昇译《丝绸之路：中国-波斯文化史》，新疆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到元朝，统治者儒化较浅，重商好利，更因游牧民族的天性，对马有不同寻常的感情。元上都宫城南门名为御天门，每天皇帝巡幸上都，百官至御天门下马，皇帝则独自骑马长驱直入。元代前期未开科举，直到仁宗延祐元年才首次开科。传说元代著名文人欧阳玄幼时曾夜梦黑色天马，“大逾凡马数倍，横天而过”，他醒后作《天马赋》，参加延祐元年科举时就以此文中第（孔齐《至正直记》卷一《欧阳梦马》，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元成宗大德三年，暹国国主遣使上表，说先国主在位之时，元朝曾赐以鞍辔白马及金缕衣，现在他纪委成为新的国主，祈请元朝循旧例赐马及衣物。然而蒙古人竟不舍得再赐马，当时的丞相完泽说暹国乃是偏远小国，不必赏赐太厚，因此只赐金缕衣，不再赐马。（《元史》卷210《外夷三》）。从这些细节，均可见元朝统治者爱马之深切。 爱马的东方君主不止元朝皇帝。在13-14世纪的旅行家和历史学家的著作中，常提到波斯湾地区向印度出口马匹的奇闻。马可·波罗在游记中说，波斯国出产良马，该国居民把马贩卖到怯失和忽鲁模子等波斯湾港口，这里的商人将马匹用船运到印度，一匹马以高达200图儿镑的高价出售。图尔镑即图尔地区铸造的货币，也被称为图尔里弗。根据法王菲利普三世（1270-1285年在位）的法令，乘骑用马每匹最高价格60里弗，随侍用马20里弗。因此波斯出口到印度的马价格约是法国地区马匹的3-10倍。（Marco Polo, Henry Yule tr.& ed. Henri Cordier revised, The book of Ser Marco Polo : the Venetian, concerning the kingdoms and marvels of the East, 3rd ed., London : J. Murray, 1903.） 中国航海家汪大渊在记录甘埋里（即忽里模子，今霍尔木兹）物产时提到当地出产骏马，并且用船只出口到其他地区，出口马匹的船只被称为“马船”，“上载马数百匹，头小尾轻，鹿身吊肚，四蹄削铁，高七尺许，日夜可行千里。”这些马要运去印度西南岸的俱蓝（今奎隆），然后转运至古里佛（今科泽科德），因此古里佛成为一个马匹交易中心，该处“畜好马，自西极来，以舶载至此国，每匹互易，动金钱千百，或至四十千为率，否则番人议其国空乏也。”（汪大渊著，苏继庼校释《岛夷志略校释》）。 波斯历史学家瓦萨夫在他的著作中提到，每年都有两万多匹波斯马经海路被运到印度马拉巴尔，又有更多的马经过阿富汗运到北印度。然而由于印度处于热带气候，不宜于马匹生活，且当地人不善于养马，由于珍爱这些骏马，给它们吃甜奶和酥油拌的煮熟的大米和豌豆，短时间内马匹就大量死亡，因此这种贸易经久不息，成为年复一年的传统。（阿里·玛扎海里著，耿昇译《丝绸之路：中国-波斯文化史》） 根据波斯与印度的这种马匹贸易关系，有学者猜测阿拉伯帝国与中国很可能也有类似的马匹贸易，最起码有大量的西方骏马通过使团来到过中国。中国地处温带，气候事宜，然而这些来自西域的骏马却没有大幅改良中国的传统马种。波斯学者提出，这是因为波斯马在当地食用大麦和大麦秸，在中国却通常饲以小米和谷秸。这种饲料易引起马匹便秘，于是中国的养马人会给它们的食谱中加入一些大黄叶，起到轻泻作用。如此一来，这些马过一段时间就会衰弱不堪，来不及改良中国的马种，就痛苦地死去了。只有它们的身影和神采，在诗歌和画作中保留下来，让我们今天仍能遥想当年，书写这段历史。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