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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谈满文史料在清史研究中的价值与局限

http://www.newdu.com 2019-01-02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 newdu 参加讨论

    
    
    再谈满文史料在清史研究中的价值与局限 
    
    杨珍                               
    
                                  《中国社会科学报》2018年4月10日 第4版 
    
    满文资料与汉文资料在清史研究中都具有重要作用。笔者曾在《满文史料在清史研究中的局限》(《光明日报》2016年6月1日第14版)一文中认为,清史研究要满汉史料并重,同时以汉文史料为主,满文史料为辅。此外,笔者在教学科研中进一步提出要重视满文史料,强调从满文史料中发掘历史真实。那么既然满汉史料并重,为什么还要以汉文史料为主、满文史料为辅?既然指出满文史料的局限性,为什么还要强调它在清史研究中的重要作用? 
    
    何为“满汉史料并重,以汉文史料为主、满文史料为辅” 
    
    笔者认为,清朝史事的记载,有的仅存于满文档案,有的仅见于汉文档案,还有的相关记载在满汉两种档案史料中均有,但所记内容或有一定差异,记载方式也有所不同。因此,我们必须对满汉档案史料同样重视,相互参照,这样才有可能比较全面和完整地了解当时的情况。这就是我们所说的要“满汉史料并重”。然而,为什么又说要以汉文史料为主、满文史料为辅呢?因为综观百年来清史研究成果,无论作者是否懂满文,除少数专题研究外,大多数学术论著运用汉文史料的数量远远多于满文档案的数量。这是由满文档案数量相对较少、难以反映历史全貌所致,不以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如果主要依靠满文史料进行清史研究,在大多数专题研究中可能会出现“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的情况。 
    
    因此,“满汉史料并重”是我们运用清代史料时应当遵循的原则;“以汉文史料为主、满文史料为辅”,是我们对清史研究中满汉史料运用情况的客观认识,两者并不矛盾,是对主客观两方面实际情况的概括。 
    
    满文史料的局限性和重要性 
    
    客观认识满文史料存在的局限性,目的是要对清史研究所依据的史料有全面的认识,而不是片面否定满文史料的重要性。满文史料虽然有局限,但它在清史研究中的重要地位是其他文字史料所无法取代的。特别是在具体学术专题研究中,满文档案可以澄清汉文史料里因汉译造成的误解或歧义。例如,清朝入关初期,多尔衮称“皇父摄政王”。称号中的“皇父”二字,引出“太后下嫁”之说,即认为顺治帝母亲孝庄皇太后下嫁多尔衮,此为至今争论不休的清初疑案之一。笔者在《多尔衮称“皇父摄政王”新探》(《清史研究》2017年第1期)一文中通过将“皇父摄政王”称号的汉文与满文档案中的原文加以核对,并对满文原文进行了完整的诠释,发现多尔衮称号的满文表述中,并无“皇父”二字,从而证实“太后下嫁”说的依据并不存在。 
    
    多尔衮称号的满文表述“doro be aliha han i ama wang”,直译为“摄政的汗的父王”。满文中“han i ama wang”(汗的父王)不是“皇父”。汉译将“han i ama”(汗的父亲;音译:汗依阿玛)从“han i ama wang”(汗的父王)词组中分离出来,移至句首,就成了汉语里“皇帝的父亲”,即“皇父”。因此,“han i ama”被分离前置,从而译成“皇父”,是原文结构改变导致原意改变后的误译。满文凡称“皇父”必是“han ama”,从未以“han i ama”(汗的父)或“han i ama wang”(汗的父王)指称“皇父”。多尔衮满文称号中“汗的父王”汉译时被误译为“皇父”,造成多尔衮是皇父的错觉。 
    
    因此,针对满文档案的特点,研究者在清史研究中既要看到满文史料的局限性,也要看到满文史料的重要价值,这样才能对其在清史研究中的作用有客观清醒的认识,在学术研究中更好地运用满文档案。 
    
    重视其他文字史料 
    
    要研究清史,除满汉文史料,留存至今的清代蒙文档案以及其他文字的史料也有重要价值。根据《清史资料》第1辑,由供职清廷的法籍传教士白晋(1656—1730)所写的《康熙帝传》(中华书局,1980年)记载,1697年白晋写给法王路易十四的秘密报告,生动描述了康熙帝的体型、容貌特征、口才、书法、音乐喜好、骑射技艺、衣食住行、生活习惯、待人接物以及如何学习数学、如何操作科学仪器诸方面的情况。此外,该报告还述及康熙帝为政风格、宫廷人员情况及朝内外一些重大事件。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康熙三十一年俄罗斯商人义迭思〈聘盟日记〉》记载,康熙三十一年(1692),俄国沙皇亚历山大三世特派义迭思为钦差出访中国。他在《聘盟日记》中详细描述了领侍卫内大臣索额图招待他的家宴:“至其宅,情款甚密,从内书房携手客舍,桌椅精洁,上覆金丝满绣各色生物桌单。……茶毕,以玛瑙杯奉酒,此酒胥对淋水饮之。随上盘盏多道,皆脔切鱼肉,层层迭磊,上贴鲜细花草,列于一旁。又鱼肉六品齐上。食少许,又珍品数道,各种小食。末上各种蜜饯……筵有优伶女妆演戏侑酒,舞裙歌扇,盛极一时。”(《历史档案》2004年第4期)这说明,清入关50年后,尽管康熙帝仍倡导简朴,但朝臣的生活已趋于奢华。外国记述者大都站在第三方立场,根据目睹耳闻或亲身经历,以一种局外人的眼光观察清廷的人和事,可作为满文、汉文史料的重要补充。 
    
    因此,我们不仅要满汉史料并重,而且对任何文字的史料都要予以同样重视。从历史研究角度看,一件史料的价值不在于它是何种文字的记录,而在于它是否承载了完整真实的信息,全面客观地反映了当时情况。那种认为某种文字史料优于其他文字史料的说法,在历史研究中是不能成立的。 
    
    客观认识满文史料价值 
    
    指出满文史料的局限性,只是为了提供对满文史料的客观认识,不能引申为给青年学者学习满文“泼冷水”。事实上,要了解满文史料有没有局限性,局限性为何,重要性为何,首先就要学会满文,并从事运用满文档案的研究实践。换言之,学会满文是客观认识满文史料特点和作用的前提,而且这种认识也只有在使用满文解读满文档案的过程中,方能不断深化。所以,了解满文史料的局限性对学习满文实有裨益;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在运用满文史料时扬长避短,更好地发挥满文和满文史料在清史研究中的作用。 
    
    总之,我们强调学习满文史料的重要性,是为了反思过去曾有的一种片面观点,即认为清史研究只要有汉文史料就足够了。同样,我们指出满文史料的局限性,也是因为要警惕目前出现的另一种倾向,认为清史研究主要依靠满文档案。上述两种倾向都失于偏颇,笔者认为:满汉史料并重,以汉文史料为主,满文史料为辅,仍然是运用清代档案史料的一个重要原则。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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