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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中前期暹罗总修院的中国修生（1665-1760） 李华川 在一片南亚热带的田野中，四排葱郁的芒果树延伸向远方，散发出淡淡的清香。绿荫之间，挺立着一座半欧洲、半印度式双层长方形建筑，与不远处湄南河的粼粼波光相互辉映，愈显其优美。芒果树下，几名来自中国南方省份的青年操着或流利或生涩的拉丁语相互交谈，怀念着故乡、憧憬着将来。 三百年前，这一场景就发生在暹罗（今泰国）当时首都大城（又名阿瑜陀耶）郊外马浦兰（Mahapram）村的巴黎外方会总修院之中。这并非虚构，而是笔者借助巴黎外方传教会（Missions Étrangères de Paris）的文献，勾画出的当年情境。从1665至1760年，在外方会设于大城的总修院中，时常有中国学生前来就读，接受由法国神职人员所主导的系统人文和神学训练。虽然这些学生并没有踏上欧洲的土地，但他们中一些人的学识，并不逊于欧洲学生的水准，回国之后，他们在传播西方文化和宗教方面，不乏建树。在清代中西关系史上，暹罗总修院及从中走出的中国学生独特的文化价值，很值得加以探讨。 一 巴黎外方传教会于1658年创立之后，该会的两位法国创始人郎柏尔（Pierre de la Motte Lambert, 1624-1679）和陆方济（François Pallu, 1626-1684）主教以宗座代牧的名义陆续首途东来。最初，他们的目的地是中国，但当他们辛苦跋涉至暹罗之时，才发现中国仍可望而不可及。当时，新兴的清王朝正忙于平息各种反清势力，实行严厉的“禁海令”，外国人进入沿海区域尚且不易，更难以在内陆立足。与之相比，17世纪60年代的暹罗，正处于阿瑜陀耶王朝统治时期，国王纳莱（Phra Narai, 1632-1688）治国思路相当开放，延揽了众多国外商贾前来贸易。暹罗的外国代表处有43家，其中既有葡萄牙、英国、荷兰、亚美尼亚、希腊、印度等国，也有其宗主国——中国。外国人除了拥有贸易自由之外，还享有宗教宽容，佛教、伊斯兰教、基督教大体能相互容忍。更重要的是，郎、陆二主教受到纳莱王的礼遇，这促使他们决定以暹罗作为远东传教的基地，不再急于进入中国内地。 郎、陆二人在东行之前，接受了罗马传信部给他们的《训令》，强调他们前往远东的目的是培育本土年青人成为神父和主教，明确指示他们要建立修院，修院要免费教授拉丁文，用当地语言讲授教义，一切教育之责应由传教士亲身担负。外方会在暹罗立足伊始，两位主教即开始讨论建立修院的问题，而纳莱国王也希望暹罗一部分贵族子弟能有机会向传教士学习西方的人文科学。1665年，在国王的允准和资助下，外方会总修院在大城建立。当时很多人并没有想到，这个总修院能够历经三百五十多年的风云变幻，直到今日，仍在南亚的土地上屹立不倒。纵观巴黎外方会总修院三个半世纪的历史，大致可以分为暹罗和马来两个时期。暹罗时期始于1665年，终于1760年，有95年历史。马来时期始于1808年，一直延续至今，已有210年之久。在两个时期之间，即1761-1807的46年，总修院流离颠沛，在南亚多国播迁，不绝如缕。由于史料的限制，本文讨论的重点是暹罗时期的总修院。 暹罗总修院最初设在大城内湄南河边、人烟稠密的班浦乐（Ban-plahet），后迁往湄南河上游、城郊二法里处的马浦兰。虽因时局动荡，总修院一度曾搬回城内，但多数时候设在马浦兰，所以总修院也常被称为马浦兰修院。1723年，马浦兰修院落成了一座半欧洲、半印度式主楼，当时被普遍认为是“即使最好的法国建筑师也无法超越”的建筑。令人扼腕的是，1760年缅甸侵入暹罗之时，阿瑜陀耶王朝灭亡，古都大城惨遭焚毁，成为一片废墟，总修院也不能免于此劫。 暹罗总修院的学生一般有数十名，少数时候超过百人，来自亚洲各国，暹罗、东京、交趾、马来、印度、日本、中国等都有青年修生来此就读，学校里要讲的语言一度曾多达12种。为了避免交流混乱，总修院规定学生平日只能讲拉丁语，在休息日才能用母语交流。早期，总修院分成大修院和小修院两部分，前者的修生主要接受神学训练，未来将成为教士；后者需要系统学习法国的人文科学，从阅读、语法、修辞、写作，到医学、哲学、神学，严格按照巴黎索邦大学的教材接受训练，即使他们成年之后不把教士作为自己的职业，也已是一个欧洲意义上的人文学者了。总修院的学习周期一般5-6年，教师主要由外方会的法国教士担任，有时也有其他国家的教士参与。经过数年系统训练，修生们的程度有时并不亚于法国学生，17世纪80年代，梁弘任（Artus de Lyonne, 1655-1733）、拉诺（Louis Laneau, 1637-1697）二主教和白日昇神父都曾赞扬总修院学生的学识和论文水平，完全不逊于巴黎的同龄学生。当时来访暹罗的法国使节肖蒙（Alexandre de Chaumont, 1640-1710）在看过两位修生的哲学论文之后，非常赞赏。其中一位名叫平托（A. Pinto）的暹罗学生，随同肖蒙来到欧洲，他将自己的拉丁文论文呈献给法王路易十四，引起索邦大学的注意。索邦的博士们甚至专门为他安排了一次考试，平托提交的论文获得了高度评价。数月之后，他又在罗马觐见教宗英诺森十一世，受到赏识，很快得以晋铎，并被认为未来可以担当宗座代牧的教职。平托的欧洲之行，为暹罗总修院扩大了声誉，也是总修院教育成果的极佳证明。这一时期可算是暹罗总修院的黄金时代。 不过，暹罗总修院的命运与阿瑜陀耶王朝的政局息息相关。1688年，纳莱王病入膏肓，权臣帕碧罗阇（1632-1703）发动宫廷政变，夺得王位。他一反前王的开放主张，排斥外国势力，与法国交恶，将暹罗导向锁国政策。暹罗境内的法籍教士均被监禁，总修院半数以上的学生被投入牢狱，关押时间长达1年9个月，导致修院解散。直到1701年，总修院才开始重建。18世纪20、30年代，年轻的鲁士德主教（André Roost，？-1729）引入巴黎大学的教学方式和观念，注重讨论，尊重学生的意见，受到许多学生的欢迎，使得总修院的教学水准不亚于巴黎大学所属的学院。此一时期，有多名中国修生在总修院就读。不过在鲁士德之后，受到内外环境的干扰，暹罗总修院的教学每况愈下。1760年，缅甸军队攻占大城，阿瑜陀耶王朝覆灭。覆巢之下，难有完卵，外方会总修院也被缅人摧毁。总修院的暹罗时期至此结束。然而，总修院具有顽强的生命力，在南亚各地颠沛播迁40余年之后，1808年，总修院终于在马来的槟城安定下来，从此获得了相对平静的外部环境。 二 依据《暹罗传教史料》、《李安德日记》和《李安德书札》三种文献的零散记录，1666-1770年间，中国学生有五十余名在暹罗就读，姓名大致可考者27人。百年间，暹罗总修院培育的中国学生应不止此数，只是由于文献无征，目前难做进一步稽考，未来条件具备时，也许可以建立一份更详细的中国学生名录。
上述名单中的中国学生留学时间跨度近一个世纪，他们所处的历史环境和接受的教育虽然颇有差异，但总的方向和宗旨并无不同，即都是为了培养具有西方人文科学训练的神职人员。实际上，在总修院建立之初的1666年，就有中国学生在大城就读的记录，由于史料的限制，我们难以勾画出早期那些年轻人的生活图景。不过，我们可以从1717年抵达暹罗的那一批中国学生的经历中，了解暹罗总修院的教学内容、教育风格、日常生活等细节。 1717年的复活节前夕，总修院迎来了7名中国修生。其中四位是已故外方会四川教区白日昇和梁宏仁神父的学生，另三位是云南宗座代牧李岱（Philibert Le Blanc, 1644-1720）主教的弟子。当时总修院的院长是鲁士德神父。此前，总修院的学生主要来自东京，没有一个中国学生。对于中国修生的到来，鲁神父极为欣悦。作为索邦大学的毕业生和有经验的管理者，鲁神父以巴黎大学的修院模式为基础，建立了暹罗总修院的教学系统。他将来自东京（24名）、交趾（5名）、暹罗（14名）、中国（7名）的50名修生分成六个班，一班程度最高，六班最低，每个班的情况如下表：
可以看出，总修院基本上按照拉丁文程度把学生分成不同班级，有针对性地进行教育。在六个班中，鲁士德对于第二班课程的解释最为详细。这个班的学生已经能轻松、正确地讲拉丁语，因而教学的重点在于通过阅读《圣经》理解基督教的原则，如《约书亚书》中的圣人行状。具体的方法是先让学生逐字逐句地阅读，接着老师解析某一章的含义，尤其是那些疑难之处，然后让学生自己讲解有关内容。在此过程中，不允许背诵《圣经》本文，而是迫使他们阐述自己的看法。在老师讲授了几章之后，会再复习前面的内容，以免学生忘记一些重要的教理和规谏。重要的是，每周要安排一、二次拉丁文作文，此时学生只能带白纸和文具，不能参考任何书籍，包括《圣经》。至于作文的题目，不会事前告知学生，他们需要调动头脑中的知识储备，例如《埃及天灾始末》、《复活节羔羊论》、《西奈山律法论》等。老师会修改作文中的语法错误，帮助学生提高写作能力。可以看出，鲁士德神父承袭自索邦神学院的方法与中国当时的科举教育差异很大，他更看重学生自己的体会和理解，而并不强调硬背经典、人云亦云。当然，学生也有背诵的需要，比如需要背诵《箴言》和《玛窦福音》的前几章，不过内容并不太多。 与当时法国的教会中学一样，总修院也建立了严格的作息规则，但根据暹罗炎热的气候条件有所调整。每周二是休息日，每年10月11月是假期。他们的日常作息安排如下：
与当时欧洲严苛的修院教育相比，暹罗总修院在鲁士德神父的主导下，教育理念比较宽容。为了让学生接触圣事，每个月仅去大城修院参加一次弥撒，也不强迫他们领圣体，更不要求告解。这样宽松的气氛，反而使学生愿意参与一些仪式，他们领圣体的次数并不比法国教徒少。大多数学生很信任鲁士德院长，有的年轻人每周去一次院长房间，敞开心扉，讲述过去的经历和内心的想法。鲁神父也总是温和地对待学生，安慰他们的思乡之情，鼓励他们战胜各种诱惑，免于沉溺不良习惯。即使学生犯错，修院也从不体罚他们。鲁神父认为中国人体罚学生的习惯，会带来负面作用，影响学生一生的行为，不但会使他们厌倦读书，更重要的是，使他们的精神习惯粗野，变得凶恶无礼。他遵循弗莱里(Claude Fleury, 1640-1723)教士书中所提倡的培育学生品行的完美原则。 无可避免，有时候会有学生犯错，行为不端，或违背天主教信条，但鲁神父认为这些年青人都是敬畏天主的好孩子，不主张进行严厉处罚。他在有条件的情况下，让每个人单独居住在小房间中，严禁去别人房间。为了让年轻人抵制肉欲的诱惑，修院引导学生通过热烈祷告来克制欲望，并将学生的时间安排的很紧凑，不使大家有太多空闲，也很少让学生去大城，避免受到世俗气氛的影响。而且每天早晚的各种神工，有助于让学生专注于学业和爱德的培养，这些方法，都使学生违纪的现象很少发生。 除了读书和灵修，总修院还相当重视修生们的体力劳动。由于修院的经费并不充足，某些日常事务需要学生自己来做，比如房舍的维修。另外，每年湄南河涨水之后，有四、五个月时间，河里鱼类充足，修院就会派几个功课平庸的修生早晚去河边捕鱼，这能为全院学生提供丰盛的午餐和晚餐。最令人赞叹的是，1719-1723年间，总修院独立建造了颇有规模的主楼，这一工程竟然是在鲁士德神父设计和组织下，由学生自己亲手完成的。在此前的六年中，总修院的房舍一直是几间仅覆盖树叶的竹屋，既窄小又简易，生活空间不足，当狂风暴雨侵袭时，又有倒塌的危险。鲁神父早有计划，要兴建一座更高大、坚固的木结构主楼，顶层还要铺有砖瓦。可是要完成这样一个工程，从施工材料的购买到建筑工人的聘请，需要大笔资金，而巴黎外方会承诺的经费又迟迟无法到位。在艰难时刻，鲁士德显示了坚韧的性格和出色的组织能力。从1719年开始，他就将所有的学生分成四类：分别是木工、泥瓦工、铁匠、制绳工，让大家一边学习各种技艺，一边工作，每天的工作时间由最初的一个小时，逐渐增加到早晚各一小时。由于是为自己建造宿舍和教室，大家都很积极热情地参与工作，而且，还因为这种体力劳动每天的时间并不算长，且与脑力劳动交错进行，学生并不感到厌倦。经过数年持之以恒的工作，1723年，一座半欧洲、半印度式方形建筑拔地而起。在鲁神父的设计下，这座建筑分为两层，楼上有二十多个房间。正面有19扇窗子，即使不算礼拜堂的尖顶，也有30法尺高（约10米）。楼前栽有四排美丽的芒果树，一直通向青翠的田野。当时每个到访的传教士都赞赏这座建筑的美丽，甚至认为即使法国最熟练的建筑师，也无法超过它的设计。 三 暹罗总修院对于中国学生在学识、精神、体力上的系统训练，无疑能够塑造他们的品行和人格，尤其是他们所经历的磨难，对于他们未来的人生更是具有意义。 1717年抵达暹罗总修院的七名中国学生，是在有序而健康的氛围中学习、劳作和成长的。其中有几位后来成为教士，如党怀仁、李安德、徐应天，毕生致力于福传事业，而李安德又是最为出色的一个。与许多修生不同，李安德来到马浦兰修院的时候，已经25岁。从他1703年离开陕西汉中老家来到成都，跟随白日昇、梁宏仁二神父修习天主教算起，他已受过14年拉丁文、人文科学和神学训练。1709年在澳门时，李安德和同学党怀仁的拉丁文水平就已受到教宗特使铎罗枢机主教的欣赏，后者亲自为两个青年行了落发礼。由于白、梁二神父相继去世，李安德等几位修生从四川辗转从海路来到暹罗。刚抵达不久，鲁神父已注意到李安德和党怀仁的水准“非常领先”，“自幼受到梁宏仁神父智慧和虔诚品格的熏陶，忠于传教使命，将成为非常好的教士”。依据鲁神父这种很高的评价，李安德应被安排在程度最好的第一或第二班就读。 一般而言，学生在暹罗总修院读书的时间是5-6年，基本上可以完成一名神父的所有知识准备。李安德在总修院的时间长达9年。以他的神学基础而言，本不需要这么多年，实际上，这是因为他在暹罗的最后两年已担任总修院的教师，协助鲁士德工作。9年的时光，他都在暹罗度过，即使每年的假期，他也因路途遥远、旅费昂贵而无法回国探亲。这能使他心无旁骛，专心学业。在1724年的时候，他很可能是学生中拉丁文写作能力最好的。在那一年，院长鲁士德受到来自外方会内部的诬告，被指控倾向詹森主义（Jansenisme），巴黎的外方会总部命其立即回国接受质询。当时在法国，詹森主义是严重的异端思想。如果指控成立，鲁士德神父将会受到惩罚。鉴于可能有如此严重的后果，总修院的学生们愤而为他们爱戴的院长抗争。李安德为此专门给罗马方面写信，证明鲁士德在私下和公开的言行中都没有詹森主义倾向，力证其清白。这封信和其他学生的证明，以及鲁神父的自辩，最后成功地击败了原来的指控。三十多年以后，李安德还在日记中回忆这位难忘的恩师，钦佩他心胸的宽宏，更从他身上学到如何以宽厚和谨慎的态度与那些品行不佳之人相处，并以最大的耐心包容他们。暹罗总修院对于李安德一生影响巨大，数十年后，他成为四川天主教使命的灵魂和支柱，并以流畅清晰的拉丁文撰写日记，为中西文化关系史留下一部独特的巨著，都与他在修院中所受的系统人文训练和养成的坚韧品格不无关系。李安德本人对于总修院感情深厚，一直与之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后来经常将自己培养的修生送到总修院学习。他选送学生前往暹罗的时间，持续了四十多年，前后有十余名学生被他送往大城深造，1760年总修院被侵入大城的缅甸军队摧毁，他仍然在向迁徙中的总修院选送修生。1764年，他七十多岁的时候，还在成都郊外凤凰山创办了一所“圣诞书院”，招收十余名学童就读，这其中还是能看到暹罗总修院的影子。 除了李安德之外，与其一起进入暹罗总修院的党怀仁（1695？-1745）和徐应天（1694-？）后来也成为教士。党怀仁也是陕西人，一直是李安德最亲近的伙伴，二人后来都在四川传教和经历磨难。遗憾的是，党神父英年早逝。徐应天是乐山文士教徒徐若翰之子，本也是巴黎外方会培养的修生，但他从暹罗回国后，便改投遣使会门下，在湖广和四川东部传教多年，后不知所踪。根据目前的研究，我们认为，李、党、徐三人可以说是暹罗总修院在中国最重要的成果。 中国学生在暹罗的生活并非都是风平浪静的，有时候，这些年轻人也要经历痛苦的磨炼。早于李安德近二十年，两位教名为类思和多默的学生就要面对苦难。1688年，暹罗王纳莱病重，帕碧罗阇发动流血政变，夺取王位。新王一反先王的亲法政策，驱逐西方势力，关闭外方会的总修院，并将教士和一半学生投入监狱。类思和多默刚从中国来到大城不久，也被关押。类思是最早的华籍主教罗文藻的侄子，当时15岁；多默年纪更小，只有十一、二岁。牢狱生活让二人备受煎熬。虽然尚未成年，类思也要跟其他囚犯一样，戴上锁链；多默身体瘦小，甚至没有适合他的枷锁，但都不能免除每天数小时的苦役，还经常受到狱卒的野蛮对待和民众的侮辱。但在牢狱之中，他们并没有停止学习，神父们继续讲解拉丁文和《圣保禄书》等功课，晚上还聚集大家一起唱《圣母经》和赞美诗。当时暹罗有很多中国人经商居住，有两位华商同情他们的处境，买通了暹罗官员，要将二人解救出来，找机会送回国内。他们的老师也赞同二人能够免除苦难，多次劝说他们跟商人离去，尤其是有一次，传说次日国王将会处决这些师生，神父们力劝二人尽快离去。在生死关头，类思和多默表现得很平静，仍然不愿舍弃同学。他们的理由是，此次前来暹罗总修院，就是要修习天主教的，誓要与老师、同学共患难；此外，他们知道想要解救自己的商人是虔诚的佛教徒，出狱后，势必要强迫他们改信佛教，因而不愿受异教商人的恩惠。如此坚决的态度，让神父们感动。数月之后，类思瘐死狱中。21个月之后，直到1890年初，多默和其他人才一起获得释放。外方会一位主教阎珰曾说：“对于新入教者来说，一年牢狱之苦，胜于十年索邦苦读。”类思和多默两个中国年轻修生用他们的牺牲和付出，坚守了心中的信仰。 在1733年，也有四个中国学生经受了磨难。他们从广东启航前往暹罗，尚未登陆，带领他们前来的亲戚与船长发生船资纠纷，后者出于报复的目的，向暹罗政府告发四个孩子是被拐卖而来的。暹罗执政将四人解送到清廷在大城的机构关押，他们受到鞭笞和悬吊的刑罚，还被关在佛塔之中，被强迫改信佛教。但四人顶住压力，在一年之后获释，得以进入总修院学习。这四人并没有留下姓名，而且目前也无从得知他们后来的学习和生活情况，尤其是归国之后的情况。 在暹罗修院读书的中国学生，也有少数学生品行不检、学而无成。比如1753年，骆伯多禄就在重庆告知李安德，暹罗总修院赌博成风，无人劝止，骆本人也染上此一恶习。李安德为此很是焦虑，一度曾经推迟选送修生前往暹罗。出现这种现象，也可以理解，毕竟年轻的学生易受外界环境影响，加之品性也良莠不齐，总修院的管理也不总是完备的，他们不可能都成长为合格的教士。 18世纪60年代，随着阿瑜陀耶王朝被缅人所灭，暹罗总修院也毁于兵燹。如今大城王宫也只剩断壁残垣，马浦兰村的暹罗总修院遗迹更已荡然无存。不过，无论外方会总修院迁到印度的本地治里，还是后来定居在马来的槟城，总修院都有更多的中国修生前来求学。1771年在本地治里，总修院有十多名中国修生，甚至要使用中文课本；1811年在槟城，总修院更有二十名中国修生，其中18名来自四川。这些学生归国之后，又将西方文化和宗教带回本土的繁华都市和穷乡僻壤。在此意义上，暹罗总修院并没有毁灭，它的精神生命还在其他土地上延续着。在中法文化关系史上，这是第一所向中国留学生敞开大门的法国学校，虽然这所学校不在法国本土。中国学生成规模地前往法国留学，还要等到一个世纪以后的1877年才能实现。而从更广阔的从东西文化交流角度来看，暹罗总修院是西学东渐的一个重要中转站，就像一个港口，西方宗教和文化在此登陆，然后再被转运到东京、交趾、马来半岛、印度、日本、中国等地。毫无疑问，在17-18世纪东西方文化交流的网络中，暹罗总修院也是一个重要的节点。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责任编辑：adm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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