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秦博 内容提要：明代中叶以后，园林建设获得了空前的发展，文人雅士和官僚贵富都热衷于此。一般认为，修造园林是文人倡导的文化活动，然勋臣武将凭籍特权也修造了为数不少的园林。他们不单是效仿文人的风雅，还建造出与文人精巧审美相别的富丽雄奇的园林，甚至开辟私家园林为公共空间，向文臣缙绅展示其审美格调与园林蕴含的政治神圣感，形成对文人主导的园林审美取向的冲击。 关键词：勋臣；武将；园林；审美 明代是中国古典园林发展的一个高峰时期，特别是明中叶以后，私家园林兴盛起来。一般认为，修造园林是文人倡导的综合性文化活动，但此时勋贵武官亦多热衷造园[1]。在明代“重文轻武”的社会政治背景下，武官效仿文士雅趣的造园行为，旨在打破缙绅士大夫的文化垄断，以便拓展自身的社会影响力。在勋贵武将修建园林、邀饮雅集的背后，是一张绵密复杂的权力关系网。本文尝试梳理明代勋贵武职修造园林雅居的具体过程，并剖析其中反映的社会文化动向。 一 明代勋贵武将造园活动概况 明代勋臣因其祖先军功可世袭爵位、宅邸，尊贵的身份和雄厚的实力为他们建造园林提供了便利。明太祖朱元璋定鼎金陵后，“开国辅运”功臣被安排在南京皇城周边居住，世人熟知的魏国公徐达赐第“在聚宝门内，出秦淮，名大功坊”[2]，其余勋贵赐第鳞次相望，有至清代不颓者[3]。成祖朱棣迁都北京后，北京城中勋胄赐邸更为密布，诸勋家宅邸皆位于京师五城坊巷之内，周边街道胡同因以为名[4]。明代中后期竞奢之风大行，勋臣群体世享爵禄却少有军政实权，故更加耽于生活享受，他们开始在世居宅邸内筑园雅居。嘉、万之际，文坛领袖王世贞称南京魏国公后代围绕“中山王诸邸”筑园已达十所[5]。万历年间，北京“都下园亭相望”，“多出戚畹勋臣”[6]。据《帝京景物略》记载[7]，“靖难”功臣英国公张氏花园就在其赐第堂室以东。另“靖难”元勋成国公朱氏赐第内有花园名“适景园”，因景色旖旎，被“都人呼十景园”。还有万历朝宁远伯李成梁家族故园，位于李氏“府第东入石墙一遭”。 勋臣世享爵禄，还凭借特权经营田庄等方式获得盈利。故除赐第之外，他们还有实力在南、北两京内外再购置、甚至抢占田土作园林用地。明代北京德胜门内积水潭一带“周广数里，西山诸泉从高粱桥流入北水门汇此，内多植莲，因名莲花池”，池上有“王公贵人家水轩、水亭，最为幽胜”[8]。最早环池造园者是世居北京的徐达后裔，万历朝第七代定国公徐文璧。徐文璧之园在“德胜桥右”，号“太师圃”[9]。太师圃往南不远的银锭桥旁，又有“英国公新园”，这是相对英国公赐第内旧园而言。新园于崇祯六年（1633）由英国公张之极修成[10]。相比城内的庭院而言，勋臣在京畿郊野的庄园面积更。如成国公家族别有山庄雅筑，王世贞游园后有诗赞曰：“侯家池馆胜平津，别起金沟接露岑。低水千花争掩映，浮云双树变晴阴。”[11]相比北京勋贵，南京的魏国公诸胤则圈地筑园，甚至霸占土地，将名胜莫愁湖圈为私领[12]。 除了两京的勋贵，修筑园林别馆的风气在一般武将中也广为流行。宣德朝，宁夏总兵官张泰曾在宁夏城南薰门外筑别墅“环翠楼”[13]；宪宗朝宣府总兵颜彪于“帅府之东园”自构林泉，号为“雅乐之轩” [14]；隆庆、万历间，俺答款塞，北边号称“清晏”，塞上诸将得以享受太平生活，戚继光在蓟镇山野修建具有公园性质的“可供游赏”之所，甚至得到万历皇帝的支持[15]。明末榆林大将杜文焕素好风雅，他所筑的“烟驾园”被时人薛冈描绘为“望之飘飘，如将冲举；即之稿稿，自足长生”[16]的仙家胜地。世袭苏州卫指挥使的张氏家族，至嘉、万时期已拥“甲第、楼观、假山池，前堂罗钟鼔，立曲旃，罗绮曳地”[17]，豪奢富丽。 二 武官对文人造园风格的效仿与改造 据西方人类学者研究认为，园林营造具有社会学上的身份区隔意味，“风景成为认同形成的场所”，又“是文化意义的载体”，故与景观相联系的品味与休闲行为，“帮助人们把自己和他人定位在相应的社会阶层”[18]。明代中期以后逐渐重文轻武，晚期“以文统武”现象尤为严重。对此，来华教士利玛窦以旁观者的眼光总结道：“对于解放国家的人和持同情态度的领袖们，（朝廷）也赐给荣誉头衔和年俸，他们被任命为军事长官，薪俸优厚，但和别人一样受到文官的管辖。”[19]武官在军政领域颇受文臣管制，故勋贵大将竞相造园，无疑有追慕文士风雅，进而争取与文人群体比肩的潜在目的。汤宾尹为榆林大将杜文焕的烟驾园作记时即称[20]： 夫征逐花鸟，嘲问风月，此隐人逸客无所事事者之为，日章（指杜文焕）以彼殊才，又世将种，震世之功勋不足树也，而乃戢其健气，頫首林泉，以抟彪穿石之手而供课花剌草之役，岂非逢世太平，英雄有余于方而然耶？榆林在诸镇中最为雄紧，套虏出没无常，黑山水草未一日忘牧马也。赖天子威灵，岁効款巿，圉塞晏然，怀材抱异之士乘其暇日悠游而割文人之席，争隐士之欢。非然者，卒有缓急登坛坐甲之不暇，欲以游思竹素而托兴园林，尚可得哉？ 然而，造园需遵循一套复杂的景观艺术规则，既有“花木鱼池”、“屋宇”、“叠石”的“三要素”，又需 “疏密得宜”、“曲折尽致”、“眼前有景”的“三境界”[21]。这种审美的品鉴由文人士大夫阶层掌控，尤其是江南文士，通过著书立说制定出造园的审美标准和原则，掌握了品评雅俗的话语权，勋臣武将想恰到好处的效仿并建造出精巧的园林实属不易。万历朝浙江名士沈德符就曾挖苦定国公太师圃的修造水准，称其园“似已选胜”但“堂宇苦无幽致”[22]。刘侗也嘲讽太师圃内“土垣不垩，土池不甃，堂不阁不亭”[23]，虽保有一丝朴拙，但并不符合雅士崇尚的精巧的标准，“堂之制，宜宏敞精丽，前后须层轩广庭”而“四壁用细砖砌者佳”[24]。武将也只有不断提高审美，追随江南文人的雅意。 出身士大夫阶层的武官在师法文人审美情趣上有先天优势，锦衣卫史家即是典型。原籍南直隶的锦衣卫史氏本文臣出身，其先祖系给事中史俊，俊子太仆寺少卿史际因嘉靖朝时以义师抗倭，荫子锦衣卫百户世袭，史际子史继书承荫后累官锦衣卫堂上佥书管事，继书子史致爵又袭百户，累擢至指挥使[25]。史俊、史际父子以缙绅起家又“号多宛财”[26]，自然有造园热情，因此史际晚年得享“园亭山水之胜”。史家后人锦衣指挥史继书、史致爵承先辈余泽，将园林视为家族事业而发扬。据《溧阳县志》载，史家世居的“沧屿园”位于溧阳城北，四传至锦衣指挥致爵[27]。史致爵另自建“广约四十亩”的“逸圃”[28]等雅筑。史氏四代经营的沧屿园山水楼台布置精妙，受到士绅群体的欣赏与追捧。邹迪光《沧屿诗一首为史金吾题》称其“菟裘在城市，城市亦郊原” [29]，有“大隐于市”的格调。时人汤宾尹称：“史为江左冠族，富贵丰久”，所拥园林“耳目之观弥壮”，故“高鸿显盛之家而世袭林园泉石之致，亦可谓破忙以致闲”[30]。汤宾尹用“江左冠族”而“世袭林园泉石之致”形容史氏，是为了说明其后代子孙的世袭锦衣军官身份，非但未动摇家族的文化品位，反而在一定程度上为这份家族事业提供了保障。 勋臣家族在修造园林时，不但力求向文人的审美靠拢，还力图将文人风雅与勋臣的贵重结合，建造出富丽雄奇的园林。北京西郊阜成门外惠安伯张氏园中杂植牡丹、芍药，牡丹称花王，芍药称花相，俱花中贵裔，惠安伯张氏本勋戚贵胄[31]，他们广栽牡丹、芍药于花圃，既契合文人的审美标准，又凸显了皇亲勋裔的身份，连沈德符也赞张惠安园“可观”[32]。成国公适景园中，景致虚实相借，曲径通幽，核心景观是堂后一株四五百岁身大于屋半间的参天古槐[33]，其他景致皆围绕古槐错落布置，给观者以鲜明的视觉冲击。成国公家族如此重视古槐审美价值的原因，就在它悠久的树龄、挺拔的气魄，能凸显朱家山河带砺、与国休戚的贵族身份。此外，该园内“有台，台东有阁，榆柳夹而营之，中可以射”[34]，为游园者开辟了比试弓箭技艺的场所。朱氏将家族崇尚武功的传统融汇到园林修造之中，体现出与文人不同的造园意识。 三 造园与武官社会文化影响力的彰显 传统文人园林具有封闭与私密的特征[35]，但勋贵武职多开辟自家庄园为半公共空间，承接文人墨客的游览集会[36]。如都城牡丹盛开时，游人无不往观惠安伯园”，，以“公安三袁”为代表的文人也常以张家花园为聚会结社的地点。万历三十五年（1607）四月初四，袁宏道同李腾芳、顾天埈、汤宾尹等朝士赴惠安伯园看牡丹，园主张元善“伺客甚谨”，众人赏后意犹未尽。至四月二十六日，袁宏道又与弟袁中道、族弟袁寓庸，会李腾芳、顾天埈、丘坦、陶孝曾等再赴张氏花园赏白牡丹，并“大醉而归”[37]。魏国公子弟常招延南京文士至自家园囿雅集[38]。 勋贵武将开放私家园林，邀请文人墨客参与宴会，带有展示与炫耀的意味。他们一方面要对文人雅韵表示膺服，以求得到文士的认可；另一方面要宣扬自己独特的文化品味，打破由文士垄断的话语权。事实上，部分勋将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冲击了文人的传统园林美学，树立了自己的社会文化权威，这主要得益于以下两点： 首先，勋臣大将凭借身份优势，不惜花费重金修造庄园，有“尽损其帑，凡十年而成”[39]者，从而形成自己的造园风格。唐顺之概言：“余尝游于京师侯家富人之园，见其所蓄，自绝缴海外奇花石，无所不至”[40]。可见勋贵造园多有富丽雄奇之风，甚至带有一丝堆砌感，体现了贵胄之家的宏阔气魄。王世贞也用“雄爽”、“清远”、“奇瑰”、“华整”[41]等词汇描述南京徐氏诸园的气韵。锦衣卫军官在追求雅筑的豪奢方面不输勋臣，史继书在家乡溧阳郊外“疏泉架壑为楼观，极宏丽”[42]，开山断流，耗费之巨可想而知。镇将庄园则以雄浑奇诡的边塞风情见长，如榆林大将杜文焕所拥“五岳园”仿五岳山势而建，园中“怪石森列，或立或仆”，时人焦竑赞其“坐使幽遐瑰诡之观，不鞭而来，无胫而致，斯已异”[43]。这些将门花园的出现，一定程度上改造甚至颠覆了文人制定的小巧精雅的园林风格，使士大夫不敢轻视。王世贞以修造和品鉴园林为能，但南京魏国诸园壮丽的景观还是给他以强烈触动。王世贞对魏国南园的景致做了详尽描绘，将惊叹和艳羡的心情表露无遗：“入门，朱其栏楯以杂卉实之，右循得二门，而堂凡五楹，颇壮。前为坐月台，有峰石杂卉之属。复右循得一门，更数十武，而堂凡三楹，四周皆廊，廊后一楼更薄，而皆高靓瑰丽，朱甍、画栋、绮疏、雕题相接。”[44]魏国公西园景观亦奇伟，王世贞赞其假山“惊绝”：“吾游真山洞多矣，亦未有大隃胜之者”，有“恍惚若梦境”[45]之感。甚至以“天宫”、“仙境”等赞美徐氏诸园 “侯家楼馆胜神仙，况尔烟峦四接连”[46]。 其次，建于朝廷赐第之上的勋臣园林，带有特殊的政治象征意义。由于中国古代城市规划“存在着一种古老而繁琐的象征主义”[47]，故勋爵世居京城，凸显了诸侯维藩、永拱帝室的政治含义。因此，那些传承百年以上的勋臣赐第内的园林就具有了非凡的神圣性，昭示着“不是策勋麟阁后，谁应开第凤台中”[48]的贵族风范。这种风范显然对文士具有相当的震撼力。欧大任观南京魏国公西园时就直白表达：“上公别业傍金门，开国千秋带砺存。楼古尚题烽火字，台高犹识凤凰原。”[49] 由于武官园林建造水准日趋精湛，明代中后期甚至出现文官效仿勋贵园林的现象。据汪道昆《季园记》载，嘉靖中，有中书舍人吴季子“雅游诸勋贵间，凡诸宫室苑囿、台沼山陵，靡不历睹之”。季子致仕归乡后，开始“相土宜，操轨物，仿将作，授工师，自门庭以及堂皇，莫不爽垲”[50]。由此可见，勋臣通过造园的成就，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文臣设置的文化壁垒，扩展了社会影响力，提升了自己的文化地位。 对文人士大夫而言，他们掌握了修造和品鉴园林的话语权，而在“文、武两途”及“以文统武”的制度背景下，武官的政治权力和地位受到文臣压制，他们试图通过造园活动步趋文人风雅，在文化上希望得到士绅阶层的认可与尊重。一些武官不甘心被文人园林的审美标准束缚，他们凭借政治经济上的优势，极力打造独具一格的庄园雅筑。这些园林或以富丽的华贵之气为显，或以雄奇的边塞风情见长，或因坐落于钦赐的宅邸内而具有显赫的政治象征意义。勋臣武职特意开放自家园林，邀约士人来访，打破了文人对雅致文化的垄断，一定程度上提升了自己的社会文化地位。 [1] 一些通论性的论著涉及了明代武将造园的概况，但少见有从武将群体身份特殊性及文、武交往角度进行细致分析者。仅胡箫白：《莫愁湖与南京徐氏考述——以“胜棋楼”传说故事的编造为中心》（载《南京晓庄学院学报》2012年第4期）及胡运宏《明代南京魏国公徐氏家族园林》（载《江苏社科界第八届学术大会学会专场应征论文论文集》，2015年）两文，关注了魏国公家族军事贵族身份对其园林修建的影响，但没有顾及其他勋臣武官的园林建造活动。 [2] [明]陈沂：《金陵世纪》纪第宅其八《中山武宁王宅》，页40-41，南京出版社，2008年。 [3] （道光）《上元县志》卷一四《古迹·第宅》，《中国方志丛书》华中地方第447号，页1002，台北成文出版社，1983年。 [4] 见[明]张爵：《京师五城坊巷胡同集》，北京古籍出版社，1982年，页6、7、9、10、11、12； [明]沈榜：《宛署杂记》，页35、37，北京古籍出版社，1983年。 [5] [明]王世贞：《弇州续稿》卷六四《游金陵诸园记》，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82册，页835，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 [6] [明]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二四《畿辅·京师园亭》，页609，中华书局，1958年。 [7] [明]刘侗、于弈正：《帝京景物略》卷一《城北内外·英国公家园》，页68-69；卷二《城东内外·成国公园》，页83-84；卷二《城东内外·曲水园》，页96；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 [8] [明]蒋一葵：《长安客话》卷一《皇都杂识·积水潭》，页12，北京古籍出版社，1982年。 [9] [明]刘侗、于弈正：《帝京景物略》卷一《城北内外·定国公园》，43页；[明]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二四《畿辅·京师园亭》，609页。 [10] [明]刘侗、于弈正：《帝京景物略》卷一《城北内外·英国公新园》，页48。 [11] [明]王世贞：《凤州笔记》卷二《诗二·游成国山庄有作》，《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114册，页529，齐鲁书社，1997年。 [12] 胡箫白：《莫愁湖与南京徐氏考述——以“胜棋楼”传说故事的编造为中心》。 [13] （弘治）《宁夏新志》卷二，《西北稀见方志文献续编》，页8，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1997年。 [14] （嘉靖）《宣府镇志》卷一二《宫宇考》，《中国方志丛书》塞北地方第19号，页101，台北成文出版社，1970年。 [15] [明]朱国祯：《涌幢小品》卷九《四少保》，页168，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 [16] [明]薛冈：《天爵堂文集》卷一五《<烟驾园题咏>跋》，《四库未收书辑刊》6辑第25册，页607，北京出 版社，2000年。 [17] [明]王世贞：《弇州山人四部稿》卷八九《故昭毅将军上轻车都尉福建等处都指挥使司掌司事署都指挥佥事张君墓志铭》，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80册，页460，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 [18] 〔美〕温迪·J·达比著，张箭飞，赵红英译：《风景与认同——英国民族与阶级地理》三《民族风景》，页75，译林出版社，2011年。 [19] 〔意大利〕利玛窦著、〔比利时〕金尼阁著（何高济、王遵仲、李申译）：《利玛窦中国札记》卷一，第六 章《中国政府机构》，页47，中华书局，1983年。 [20] [明]汤宾尹：《睡庵稿》卷一四《烟驾园记》，《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63册，页214-215，北京出版 社，2000年。 [21] 童寯：《江南园林志》《造园》，8-9页，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84年。 [22] [明]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二四《畿辅·京师园亭》，页609。 [23] [明]刘侗、于弈正：《帝京景物略》卷一《城北内外·定国公园》，页43。 [24] [明]文震亨：《长物志》卷一《堂》，26页，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2011年。 [25] [明]严讷：《严文靖公集》卷一一《史玉阳公传》，《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107册，页699-702，齐 鲁书社，1997年；（嘉庆）《溧阳县志》卷一二《人物志·义行》，《中国方志集成·江苏府县志辑》第32 册，260页，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 [26] [明]严讷：《严文靖公集》卷一一《史玉阳公传》，《四库全书存目》集部第107册，699页。 [27] （嘉庆）《溧阳县志》卷三《舆地志·园林》，页84。 [28] （嘉庆）《溧阳县志》卷三《舆地志·园林》，页86。 [29] [明]邹迪光：《始青阁稿》卷二《沧屿诗一首为史金吾题园在城内》，《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103册，页194，北京出版社，2000年。 [30] [明]汤宾尹：《睡庵稿》卷一四《沧屿记》，《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63册，页215-216。 [31] 惠安、彭城两伯首封者为仁宗张皇后弟张昇、张昹，但昇、昹二人亦以军官身份在“靖难之役”中立有较大军功，兼有勋臣、外戚双重身份。 [32] [明]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二四《畿辅·京师园亭》，页609。 [33] [明]刘侗、于弈正：《帝京景物略》卷二《城东内外·成国公园》，页83-84。 [34] [明]刘侗、于弈正：《帝京景物略》卷二《城东内外·成国公园》，页84。 [35] 〔美〕高居翰、黄晓、刘珊珊：《不朽的林泉——中国古代园林绘画》第二章《画中园林》第一节《绘画与园林》，页63，三联书店，2012年。 [36] 学者贾珺指出，惠安伯张氏园这样的私家园林兼有“公共园林的性质”。见贾珺：《北京私家园林中的园居生活对造园的影响探析》，《华中建筑》2008年第4期。 [37] [明]袁宏道：《袁宏道集笺校》卷四九《墨畦》，页1429-1430。 [38] 如[明]王世贞：《弇州续稿》卷一八《同群公宴徐氏东园二首》、《魏府三锦衣北园同方司徒宴游作》、《魏二公子邀与陆司寇、吴司空游东园》，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82册，页232、233、234。 [39] [明]王世贞：《弇州续稿》卷六四《游金陵诸园记》，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82册，页838。 [40] [明]唐顺之：《唐顺之集·荆川先生文集》卷一二《任光禄竹溪记》，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4年， 页552。 [41] [明]王世贞：《弇州续稿》卷六四《游金陵诸园记》，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82册，页832。 [42] [明]王穉登：《王百谷集十九种·荆溪疏》卷上《游荆溪疏》，《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175册，页137，北京出版社，2000年。 [43] [明]焦竑：《澹园集·续集》卷四《五岳园记》，838-839页，中华书局，1999年。 [44] [明]王世贞：《弇州续稿》卷六四《游金陵诸园记》，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82册，页837。 [45] [明]王世贞：《弇州续稿》卷六四《游金陵诸园记》，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82册，页838-839。 [46] [明]王世贞：《弇州续稿》卷一九《游徐四公子宅东园山池》，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82册，240页。 [47] 〔美〕芮沃寿：《中国城市的宇宙观》，〔美〕施坚雅主编：《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第一编《历史上的城市》，页37，中华书局，2000年。 [48] [明]皇甫汸：《皇甫司勋集》卷二六《同省中诸僚游徐公子凤台园》，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75册，672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 [49] [明]欧大任：《欧虞部集·思玄堂集》卷六，《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第81册，107页，书目文献出 版社，2000年。 [50] [明]汪道昆：《太函集》卷七四《季园记》，《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118册，页156，齐鲁书社，1997年。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