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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的海洋观念与军镇防御体系》，《第九届中日学者中国古代史论文集》，河南大学出版社，2018年。 赵现海 中国古代虽拥有漫长的海岸线，但却一直呈现出重陆轻海的地缘观念，直到开始遭到海洋势力威胁的明清时期依然如此。那么，为何中国古代呈现了这一地缘政治的选择，又在海洋经营上呈现了何种历史特征，本文以明代为例，通过讨论明代的海洋观念及由此所衍发的海洋经营，审视中国古代独特的海洋观念与经营方式。 一 中国古代重陆轻海的地缘政治格局 中国东临广阔的太平洋，拥有绵长的海岸线，凭借这一地理条件，中国古代官方很早便与海洋国家建立了政治上的往来，民间更是很早便开始了远洋航行与海外贸易。但从地缘政治而言，中国古代官方一直呈现重陆轻海的地缘选择，地缘重心一直指向西北内陆，而非东亚海域。 之所以如此，有三个原因。一是广阔的东亚大陆已为中国先民提供了足够的生存空间，在古代交通条件下，海洋的阻碍性要超过交流性，其与陆地相比，对于人类生活的作用相去甚远，因此中国古代先民主要活动空间是在陆地，而非海洋，便是自然的选择。二是中国古代北方民族对汉民族长期形成了沉重压力，二者的长期对峙与互动构成了中国古代历史的主线。[1]三是与之相比，东亚海域诸岛国势力分散，力量弱小，基本是中华文明的接受者，而非威胁者；由于长期缺乏来自海洋上的敌人，元代之前，中国古代一直缺乏对于海疆的军事经营，相应中国古代军事重心一直是在北部陆疆，而非东亚海域。 伴随航海技术的发展、经济贸易圈的扩大，古代中国通过东亚海域，尤其“南洋”，与其他文明的海外贸易逐渐发展、兴盛起来，逐渐成为中国古代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为国家财政的壮大提供了可以预期的良好前景。但这一光明前景不仅长期未受到官方关注，甚至还一直受到强力压制。之所以如此，在于其与中国古代的农业经济、农业财政，以及建立在其上的农业政权存在根本冲突。 与国内商业相比，海外贸易利润更大，对人们的吸引相应更大。而海外贸易流动性更强，在广阔的海域飘忽不定，难以捉摸，甚至经常与异族政权接触，其对于政权的离心力相应更大。相应，在“重农抑商”政策中，海外贸易受到重点压制。 古代中国依托广阔东亚大陆所发展海外贸易不仅不在这一主流体制之内，而且与其他政权不断交流、在大海上飘忽不定的特点，会从根本上动摇中国古代建立在农业经济、农业财政基础之上的农业政权秩序。这一秩序强调国家对农民、土地的完全掌控，以维护农业财政、劳役征发与军事战争；而海外贸易却由于利润巨大，且容易摆脱官府束缚，从而对农业具有强大的吸引力，自然成为中国古代政权重点压制的对象。 而来自民间追求商业利润的历史冲动，则不断推动沿海居民自发地投入到这一官方忽视的广阔天地，将之发展为官方经济体系之外的独立经济脉络。中国古代政权为阻止这一经济模式对官方经济体系的冲击，从而采取打击政策，则进一步催动了海洋与陆地的分离，使海洋不仅成为中国古代政权经济领域的异己者，甚至政权统治的质疑者与叛乱者。最终，海洋不仅一直是中国古代政权统治版图的边缘地带，甚至是敌对空间。比如直到中国古代最后一个王朝——清朝，仍然采取这一政策。对于在海外经商的华人，雍正帝将其视为“不安本分之人”，从而勒令其在一定期限内回国，若不遵圣旨，此后便禁止其再回内地。 昔年曾奉圣祖仁皇帝谕旨，海外噶喇吧乃红毛国泊船之所，吕宋乃西洋泊船之所。彼处藏匿贼盗甚多，内地之民希图获利，往往留在彼处，不可不预为措置。随经廷臣与闽广督抚议，令内地之人留在外洋者，准附洋船带回内地。奉圣旨准行。案，此乃圣祖仁皇帝绥靖海疆，且不忍令内地之民转徙异地，实仁育义正之盛心也。但数年以来，附洋船而回者甚少。朕思此辈多系不安本分之人，若听其去来任意，不论年月之久远，伊等益无顾忌，轻去其乡，而漂流外国者愈众矣。嗣后应定限期，若逾限不回，是其人甘心流移外方，无可悯惜。朕意不许令其复回内地。如此，则贸易欲归之人，不敢稽迟在外矣。[2] 对于出海商人被杀之情况，清朝也表示“其在外洋生事被害，孽由自取”。[3] 但在这之中，宋元时期是一个例外。宋代西北疆域由于被北方民族所占据，传统陆地丝绸之路开始衰落，两宋在北方民族的强大压力下，通过开展海外贸易，以获取经济收入，从而抵御北方民族。蒙元帝国管辖欧亚大陆大部分地区，在统治方式上，呈现了并用内亚游牧文明、儒家农业文明、伊斯兰商业文明的混合特征，相应不仅积极在军事上经略海洋边疆，而且在海洋空间利用上，在借鉴伊斯兰商业文明远洋贸易历史传统的基础上，极大地沟通了东西方的远洋贸易与海洋空间，堪称中国古代海洋空间开发的最为积极的政权。 互市之法，自汉通南越始，历代皆行之。然置司而以市兼舶为名，则始于宋焉。盖前此互市兼通西北，至此始专于航海也。元因宋制，每岁招集舶商于蕃邦，博易珠翠香货等物。及次年回帆，验货抽解，然后听其货卖。其抽分之数，细色于二十五分中取一，粗色于三十分中取一，漏税者断没。仍禁金银、铜铁、男女，不许溢出。[4] 但即使海疆经略最为成功的元代，不仅未能征服日本列岛，[5]而且时常遭到“倭寇”在东部沿海的长期侵扰。这一窘境一直延续到明代。 二 明朝的海洋观念与沿海长城防御体系 为解决“倭寇”问题，明朝建国之初，朱元璋开始在东南近海地带，修建了类似于长城的各种军事设施，比如营堡、墩台等。从北至南，沿东部沿海地带，绵延分布。 既而倭寇上海，帝患之，顾谓和曰：“卿虽老，强为朕一行。”和请与方鸣谦俱。鸣谦，国珍从子也，习海事，常访以御倭策。鸣谦曰：“倭海上来，则海上御之耳。请量地远近，置卫所，陆聚步兵，水具战舰，则倭不得入，入亦不得傅岸。近海民四丁籍一以为军，戍守之，可无烦客兵也。”帝以为然。和乃度地浙西东，并海设卫所城五十有九，选丁壮三万五千人筑之，尽发州县钱及籍罪人赀给役。役夫往往过望，而民不能无扰，浙人颇苦之。或谓和曰：“民讟矣，奈何？”和曰：“成远算者不恤近怨，任大事者不顾细谨，复有讟者，齿吾剑。”逾年而城成。稽军次，定考格，立赏令。浙东民四丁以上者，户取一丁戍之，凡得五万八千七百余人。[6] 而在嘉靖时期防御“倭寇”的时代背景下，戚继光进一步在东南沿海普遍修筑边墙，由此构建起东部沿海长城防御体系。“又闻戚继光之备倭于南方也，沿海筑墙，间设烟台，自淮东至于广西，无不如是，而守备甚固，倭寇以此不敢下陆云。”[7] 中国古代地缘政治上选择重陆轻海，并非完全放弃海洋，“天下秩序”也包含海洋版图，只是中国古代主要不是通过经济形式，而是主要通过政治形式，将海外国家纳入到藩属体系中来。而在用力程度上，也不如征服、招抚陆疆政权、族群那样积极。上古、中古时期，中原王朝皆崛起于北方内地，皆不擅水战，因此海洋经略的军事条件相对欠缺。但近世时期，除北方民族建立的蒙元王朝大力开拓东亚海域之外，宋、明两朝对于海疆开拓，皆不甚上心，对于东亚海域之关注远不如对于亚洲内陆。明朝是中国古代唯一崛起于南方、统一北方的王朝，拥有强大的水军实力，即使如此，明朝建国之初，便确立了不事海洋的基本立场。 海外蛮夷之国，有为患于中国者，不可不讨；不为中国患者，不可辄自兴兵。古人有言：“地广非久安之计，民劳乃易乱之源。如隋炀帝兴师旅，征琉球，杀害夷人，焚其宫室，俘虏男女数千人。得其地不足以供给，得其民不足以使令。徒慕虚名，自弊中土，载诸史册，为后世讥。朕以诸蛮夷小国，阻山越海，僻在一隅，彼不为中国患者，朕决不伐之。惟西北胡戎，世为中国患，不可不谨备之耳。[8] 朱元璋这里所指的“海外蛮夷之国”，是今天东亚、东南亚诸海洋国家；而“西北胡戎”则是以蒙古为主体的北方民族。洪武晚期对于朝鲜之威胁，也只是一种恐吓，而一直未采取实质行动。 尔之所恃者，以沧海之大、重山之险，谓我朝之兵，亦如汉唐耳。汉唐之兵长于骑射，短于舟楫，用兵浮海，或以为难。朕起南服江淮之间，混一六合、攘除胡虏，骑射舟师，水陆毕备，岂若汉唐之比哉？百战之兵，豪杰精锐，四方大定，无所施其勇，带甲百万，舳舻千里，水由渤海，陆道辽阳，区区朝鲜，不足以具朝食，汝何足以当之。[9] 对于拒不归附的日本，更是连恐吓都不存在，而是听之任之，将其列为“不征”之国。明朝满足于在海洋世界建立起藩属秩序，通过朝贡贸易的形式，将其纳入到“天下秩序”中来。与民间海外贸易不同，朝贡贸易其实是一种政治交流，而非经济交流，赏赐品远超过朝贡品，使团所携带货物，也不予收税。 （洪武四年）丁丑，户部言：高丽、三佛齐入贡，其高丽海舶至太仓，三佛齐海舶至泉州、海口，并请征其货。诏勿征。[10] 本朝市舶司之名，虽沿其旧，而无抽分之法。惟于浙、闽、广三处置司，以待海外诸蕃之进贡者，盖用以怀柔远人，实无所利其入也。臣惟国家富有万国，故无待于海岛之利。然中国之物自足其用，固无待于外夷；而外夷所用，则不可无中国之物也。私通溢出之患，断不能绝。虽律有明禁，但利之所在，民不畏死；民犯法而罪之，罪之又有犯者，乃因之以罪其应禁之官吏。如此，则吾非徒无其利，而又有其害焉。”[11] 面对蒙古持续压力所造成的北疆财政困境，丘濬提出恢复海外贸易、增收商业税，以补充农业税。 臣考《大明律》，于户律“有舶商匿货”之条，则是本朝固许人泛海为商，不知何时始禁。窃以为当如前代互市之法，庶几置司之名，与事相称。或者若谓恐其招惹边患，臣请以前代史册考之，海上诸蕃，自古未有为吾边寇者。且暹罗、爪哇诸番，隔越涨海，地势不接，非西北戎狄比也。惟日本一国，号为倭奴，人工巧而国贫窘，屡为沿海之寇，当遵祖训不与之通。倘以臣言为可采，乞下有司详议以闻，然后制下滨海去处，有欲经贩者，俾其先期赴舶司告知，行下所司审勘，果无违碍，许其自陈自造舶舟若干料数，收贩货物若干种数，经行某处等国，于何年月回还，并不敢私带违禁物件。及回之日，不致透漏。待其回帆，差官封检，抽分之余，方许变卖。如此，则岁计常赋之外，未必不得其助。矧今朝廷每岁恒以蕃夷所贡椒木，折支京官常俸。夫然，不扰中国之民，而得外邦之助，是亦足国用之一端也。其视前代算间架、经总制钱之类，滥取于民者，岂不犹贤乎哉？[12] 这一建议在相当程度上具有突破中国古代传统农业税政策、恢复宋元增收海外贸易税之新规的历史意味，但由于与明朝基本国策相距较远，从而并未得以采纳。而对于民间的海外贸易，明朝则在建国之初，便出于防范日本列岛的“倭寇”与逃入海域的元末别支农民军余部的考虑，实行禁止民间远洋贸易的“海禁”政策。 三 晚明海疆地缘政治的变化与军镇建设 但“大航海时代”后，中国面临着海洋世界全新的冲击。由“大航海时代”推动的全球经济一体化，在相当程度上刺激了明中后期东南沿海的民间海外贸易潮流，一直受制于明朝“海禁”政策的东南沿海民众，开始大规模武装起来，与日本浪人、武士的结合，形成了嘉隆时期一时为祸东南沿海甚巨的“倭寇”。“倭寇”与当时北部边疆的蒙古频繁大规模入侵，被时人合称为“南倭北虏”，这是中国历史上，来自海洋的威胁首次与北部边疆的威胁相提并论，由此可以看出明中后期中国地缘政治的巨大变化。对此，明清时人评价称：“海之有防，自本朝始也，海之严于防，自肃庙时始也。”[13]“海之有防，历代不见于典册，有之自明代始，而海之严于防，自明之嘉靖始。”[14]为彻底解决“倭患”，明朝被迫从根源上解除东南沿海民众与国家政权之间的利益对立，实行“弛禁”也就是放开“海禁”政策。对此，余同元认为宋元以前，西北中国是中国地缘政治格局中的前庭，东南中国是后院。明代“边禁”、“银禁”、“海禁”开放以后，东南中国由“后院”变成“前庭”，中国地缘政治从而开始近代转型。[15] 16世纪，西欧势力开始通过海路，进入到中国东南沿海，葡萄牙、西班牙、荷兰是其先行者，但这一时期西欧势力尚未对中国构成严重威胁。对中国构成威胁的，首先是在明朝“海禁”政策下，武装起来的民间海外走私集团，其次是利用西欧火器完成统一的日本，开始将扩张目标直指中国，发动了以朝鲜半岛为跳板，以占领中国为最终目的的“壬辰倭乱”。应援于此，明朝开始加强在沿海地区的军镇建设，先后设立了天津镇、登莱镇。 天津地处北京南部，控遏渤海，不仅是明代海运枢纽地区，而且是将南方物资转运至九边长城中转地点。朱棣实施迁都北京计划同时，亦设立天津卫。“设天津卫。上以直沽海运商舶往来之冲，宜设军卫，且海口田土膏腴，命调缘海诸卫军士屯守。”[16]此后又增置左、右二卫。[17]土木之变后，明朝亦在天津推行镇守制度。“命都指挥佥事李端往天津三卫镇守操备。”[18]但天津镇守实在多数时间居于通州，以至于成化年间“都督陈逵镇守，而居于通州，未尝一至其地”。[19]万历二十年（1592），日本丰臣秀吉发动对朝鲜的进攻，明朝鉴于东北亚军事局势变化，遂加强沿海地带防御。在这一时代背景下，明朝鉴于天津在东北海疆中的居中核心位置，加强文武两种系统的措置。 但天津系畿辅门庭，至山海关仅八百余里；而登、莱为中原襟带，南至淮安运河口三千余里，又山以东、江以北之藩蔽也。承平以来，沿海卫所单弱，处处滨海，在在宜防。万一倭奴乘虚而入，内无控扼，外无声援，中州、畿辅不无震动。天津虽迩蓟镇，山东原有巡抚，终难遥制，莫若添设备倭抚臣一员，弹压天津、登莱，据险练兵，因而留屯，无警周巡，有警策应。而衙门略近天津，以示特重根本，则南可以防中原，北可以壮神京，东障海岛，而山海、鸭绿等处，声息易达，此实内防之最不可缺者。[20] 总督蓟辽蹇达揭报倭犯朝鲜，辽左戒备，乞将保定总兵倪尚忠移驻天津，总管二镇兵马。从之。[21] 即保定总兵临时东移至天津。不仅如此，明朝还专门设置天津海防副总兵官。“以提督京城巡捕署都督佥事宋三省充协守保镇天津海防副总兵官。”[22]即海防副总兵官拥有独立镇守天津职权。万历二十四年，“南京吏科给事中祝世禄奏议天津卫添设总兵一员，以防海路。下所司。”[23]万历二十五年，阁臣张位再次建议于天津设置总兵官，“专治海上事务，续调水兵，俱属管领，与旅顺、登莱、淮扬声势联络，以振军威。”获得了神宗的同意。[24]“上命周于德充提督天津登莱旅顺等处防海御倭总兵官。”[25]明朝遂在渤海湾构建了军镇防御体系。 肖立军、张丽红指出万历四十七年前后，明朝添设天津总兵官，天启元年六月给予关防，属于镇守总兵。[26]天津总兵官镇守之地并不限于天津一地。“宣府总兵张继先以原官充总兵官，镇守天津等处地方。”[27]天启二年，天津实已裁废总兵官，再设副总兵，王绍勋充任此职。[28]副总兵仍为“协守”名义。“命铸协守天津副总兵关防，给副总兵毛有伦。”[29]天津虽未保持总兵官之设置，但仍被时人视作军镇。总督仓场户部尚书李宗延便疏称“天津一镇”。[30]崇祯年间，明朝再于天津设置总兵官，其中王洪便曾充任此职。[31]倪元璐在《覆奏并饷疏》中，亦列出天津镇。[32]总之，天津镇设于天启元年，其间一度裁废，崇祯年间复置，是九边二十三镇之一。不过由于天津系出于海防而设，并未修筑长城工事，因此时常不被列入军镇行列。 直隶巡按王道直进呈《阅边图册》，帝以天津一镇亦在阅视之区，而图册不载，是何因由，著行据实奏明。道直言：“自山海至保镇，延袤凡三千里。臣于查点军马之外，如裁补过树株、创设过炮台、挑浚过濠堑、修补过边墙、铲削过偏坡等事，皆指边口言之也。天津镇原属腹里平衍之地，无偏坡、壕堑、边墙诸事，向来并无创举，所以前关差奏缴，无论三年大阅与岁巡之差，其所画边图、所开事迹，止及蓟、昌、保三镇，而不及于天津。历年节呈御前可覆。而按臣照查往例，缮造图册开报，遂不获缀天津于蓟昌保之后。至于今岁二月，巡阅天津兵马，目击登寇叛逆津门，患切震邻，已有津门为扼要之地一疏，所言沿海要口等处当创筑炮台，多设大炮，以备邀击，即贼或航海而至，亦使不得登岸。……”帝谓：“天津海防重镇，一应兵马、钱粮重要军务，自当与各处一体查饬。……”[33] 山东半岛是中国大陆伸入东亚海域突出之地，岛屿众多，“登州三面距海，去城三里许，惟西南地接莱州府。海中浮岛不可殚述”，[34]是山东半岛与东海之结合部。不仅是中国北方海洋经营战略前沿，而且与辽东镇隔海相望，是明朝控制渤海湾，构建京东海防体系南部支点。顾炎武便称：“登州备倭之设，祖宗为京师，非为山东也”，“故论京师，则登州鼐大门，而天津第二门也，安得不于登备之”。[35]明朝建立后，对于山东半岛之军事定位，一为支援辽东镇，比如山东粮食、棉花经登州运往辽东。[36]“登州府每岁转运绵布，赴辽东都司，给赐军士”。[37]二为负责防御倭寇。明朝在山东沿海之地广建卫所。“山东缘海设十卫、五千户所，以备倭寇。其马步军专治城池、器械，水军专治海运。”[38]其中便包含半岛北部之登州卫、莱州卫。[39]朱元璋将其定位为控制东亚海域之前沿地带。“改登州为府，置蓬莱县。时上以登、莱二州皆濒大海，为高丽、日本往来要道，非建府治、增兵卫，不足以镇之。遂割莱州府文登、招远、莱阳三县，益登州为府，置所属蓬莱县。复以青州府之昌邑即墨、高、密三县补莱州府。”[40]明朝从而在这一地区重点布防。 乙酉，山东都指挥使周房言：所属宁海、莱州二卫东濒巨海，途岸纡远，难于防御。近者审择莱州要害之处，当置八总寨，以辖四十八小寨，其宁海卫亦宜置五总寨，以备倭夷。诏从之。[41] 巡按山东监察御史及都司、布政司、按察司奏：“比者，登州卫指挥戚珪言山东之地缘海，洪武中置十卫五所分守其地。今都指挥卫青以诸卫所官军三千八百人俱于登州备倭。而倭寇往来之地，城寨空虗，乞调还各守其地。诏臣等计议，宜如珪言为便。”都指挥卫青奏：“昔奉太宗皇帝制谕，令统领备倭，不得分散势力。今其所议有乖前旨。兵部请仍令山东三司及巡按监察御史与青会议。”既而，都指挥同知王真等奏：“青原领捕倭马步官军通三千八百四十余人，除登州诸处往来操备外，每岁至夏分戍即墨等三处。今议官军宜令常于其地操备，更不聚于登州。如有警急，互相应援。仍令青总督其事，所用粮草皆于旁近州县应纳官者给之，庶势力不分、军民两便。”从之。[42] 并于登州以北海域沙门岛重点置防。“山东都指挥使司奏：登州卫沙门岛乃朝鲜、辽东往来冲要之处，守备仅七百余人，寇至难以防御，请益兵。命以五百人益之。”[43]嘉靖初年，登州已设“备倭”武将，以都指挥级别武将充任。[44]由于登州海岛众多，不便控制，明初曾采取内迁渔民政策。“刘公岛，在县北九十里海中，岛中多林木。旧有辛、汪二里居民，国初，魏国公徐辉祖徙之近郭，今其居址尚存。”[45]但在明中后期仍然逐渐成为逃民聚集之所。“若沿海岛屿环抱，可为天造之险，亦为逋逃之薮，利害等也。”[46]隆庆时期，为控制流移山东半岛缘边海岛之辽人，明朝开始加强对沿边海洋之控制。 山东守臣言：“青、登、莱三府海岛潜住辽人，辽东累年勾摄，既不可得，而山东虚文羁縻，终非永图。臣等愽采群策，有安集之议七焉。一定分管。青州诸城县分管斋堂岛，莱州府胶州分管灵山岛、竹槎岛，即墨县分管福岛、大管岛、小管岛、田横岛，掖县分管芙蓉岛，登州府文登县分管刘公岛，宁海州分管崆峒岛、青岛、宫家岛，蓬莱县分管沙门岛、长山岛、大竹岛、鼍矶岛、黑山岛、小岨岛，黄县分管桑岛。三府共二十岛，辽人附居者皆籍而抚之。一严保甲。大岛每十家为一保，保有长，仍立一总保、副保，以约束诸保长，小岛止立一保长，朔望诣州县受事，岁报户口之数。一收地税。今各岛见耕地八千三百八十六亩，宜比寄庄事例，亩量税银五厘，每岁十月各送保长输官，以充巡察海道、备倭都司修船之用，新垦者续报，敢匿者罪之。一查船只。各岛辽人渔贩船只，大则税银二钱，小则一钱二分，各输州县，以充修船之用。敢有擅用双桅远泛海洋，或近高丽者，罪无赦。一平贸易。辽人既为编氓，一切贸易宜与土人彼此均平，禁不许入夜私交，以生他衅，亦不许货违禁物。一专责成。安辑抚绥，当责成海道及都司，乃有统纪，必明法令，毋务姑息。一修哨船。往时海道及都司同处登州城，各有哨船，故各岛流人，望风远避。今海禁日弛，乞将臣等所造海鵰船十艘、辽船八艘，饬后人修理毋坏。一杜续逃。各岛安插既定，辽人避事，必有续逃者。宜令辽镇重禁金州等处人，毋复越海。”上从之。[47] 虽其政策指向仍为内向控制，而非外向开拓，大体仍可视为陆地农业控制模式之延伸，而非海洋航行管理模式之发生，但毕竟加强了对沿海区域之管理，相应属于明朝边疆政策之“新生点”。 万历后期，登州、莱州皆已设分守参将。[48]登、莱二地战略地位上升之契机是“壬辰倭乱”的爆发。“万历二十年，因倭寇朝鲜，调集南北水陆官兵防海，登遂为重镇，与诸边等。”[49]“壬辰倭乱”中，部分从东南沿海调遣之“南兵”亦经登州运往朝鲜战场。“总兵李承勋上言：登州原募南兵，业已练成节制。乞许带往朝鲜，以充标卒。……部覆许之。”[50]万历二十五年，“上命周于德充提督天津登莱旅顺等处防海御倭总兵官。”[51] 至迟在万历四十七年，登州已设副总兵。[52]肖立军指出天启元年（1621），明朝则已设置登州总兵官。[53]“初（登州海防道按察使陶）朗先守登时，尝建议登、辽当相联络，欲令登州总兵于春秋二汛，会同辽东总兵合操于旅顺、皇城之间，使登兵、辽兵技相习、貌相识、心相和，缓急可互相策应。”[54]《明熹宗实录》亦明确记载“以副总兵沈有容升署都督佥事，充总兵，驻登州。”[55]登州遂与莱州相结合，形成登莱镇。“铸登莱防海总兵官关防给沈有容。”[56]“自奴酋发难，建三方布置之局，开镇登、莱。”[57]“天启改元，辽、沈相继覆。熊廷弼建三方布置之议，以陶朗先巡抚登莱，而擢有容都督佥事，充总兵官，登莱遂为重镇。”[58]即天启元年，明朝建立登莱镇。时人称之为“登莱镇”或“登镇”。兵科都给事中蔡思充称：“自榆关以东及天津、登莱二镇。”[59]“督理军务大学士孙承宗又言登抚未可遽裁，登镇仍当早计。……”[60]倪元璐《覆奏并饷疏》中，亦列有“登镇”，即登莱镇。[61] 鉴于辽东与女真战事，明朝遂改朝鲜贡道于登州。“改朝鲜贡道自海至登州，直达京师，从朝鲜国王李珲之请也。”[62]鉴于辽东战事吃紧，登莱镇军队遂承担其保障渤海通道职责。总理辽饷户部右侍郎毕自严“今登州总兵沈有容新议出海于旅顺、皇城、广鹿、平山等岛相机进剿，如遇运艘经过，便当拨兵防护，期保无虞。”[63]军队多数并不驻防本地，而是应援辽东战事。“兵部尚书王之臣覆：巡抚登莱李嵩疏奴难之初，登州原集重兵，足称雄镇。顷以逆虏犯朝鲜，东师孤注，于是尽撤防汛兵舡，从事海外。……”有鉴于此，明朝又从莱州增调兵力、防御此地。 [64] 天启五年，针对辽东战事情形，明朝对渤海防御体系加以整合，在旅顺归属问题下展开讨论。 登莱巡抚武之望疏陈海外情形及防御机宜：论地势，则旅顺与登州相近，而与东镇差远；论人情，则旅顺与东镇相宜，而与登州稍疏。若欲专属东镇，当令毛帅选将分防于旅顺并各岛之间；若欲专属登州，请罢东兵，令其专守东南，而登镇之兵选将分防，一如前例。从前议，则登镇止应设副将一员，驻扎登州，与道臣共弹压；外设参游或守备一员，驻皇城岛为接济。而抚镇二臣驻扎于大海之南，兵马无多，缓急难就，似应裁革。从後议，则旅顺口应添设参游或副将一员为主将，而东西诸岛量添守备四五员，以为分防协守之助。而镇守时出皇城岛为接济。此两策者，总听斟酌也。诏户、兵二部确议具覆。[65] 结果便是旅顺归登莱镇管辖。登莱镇借此控制了渤海海峡南北通道，从而将北京东部海防体系连为一体，形成封锁渤海湾、接济辽东镇、拱卫北京城格局。 兵部覆登莱巡抚武之望疏，言：登镇距三韩一大海，为东镇接济则易，为三方并进则难。向来当事者，多侈大其词，以勤庙堂之东顾。抚臣不言防内侵，不言可进战，而以牵制自居，一何料敌审而持议平也！事在牵制，则皮岛与旅顺左右犄角焉。若论事权之专一，属旅顺于东镇，非不称便，然筑城而毛文龙不能协力，丧师而文龙不能救援，鞭虽长有难及矣。而自登至旅顺，缩言之者曰七百里，（王）纾言之者曰千余里总之风顺一日夜可达。盖以形势论，旅顺为辽左四卫之咽喉，登莱、天津之门户，无旅顺则东镇之转输无从出海，朝鲜之贡使无由出途。登莱与虏比邻，亦有不安之势，是旅顺不可不固守也。以调度论，旅顺距东镇远而险声闻，虽可相通，缓急必难相拯，距登莱近而便兵将，易于责成，粮糈易于接济。且挑浚南关，非登抚不能任，华夷界口非登镇不能防，是旅顺应属登州必然之画也。今已设游击一员，专守旅顺，当专属登抚节制。其分岛各官，听登抚择人分布，咨题授职。南关堡挑濬听登抚择人，严阵架梁，相机兴工，无蹈前辙。……上是之。 朝廷接受了这一主张。[66]但此前明朝已命东江镇张继善戍守旅顺，[67]毛文龙“移张继善等四员，特来驻防，在张攀势难与争，自应拱手逊避”。从而形成两镇相争局势。兵部采取骑墙态度、折衷其制，形成“初云禀成登抚，又云听毛文龙节制。傥一事而禀成者曰可，节制者曰否，令任事者安所适从？是教之贰也”矛盾局面。[68]最终，明朝在旅顺地区南北分界，实行二镇分管之制。登莱巡抚李嵩疏言：“今岁汛地与往岁不同，旅顺归之东镇毛文龙委官防守，皇城、龟矶等岛听登镇督兵防守，南北分界，制御各异。”[69] 结论 在古代东亚历史上，东亚海域长期处于中国一家独大，缺乏均衡竞争的格局。在这一地缘政治格局下，中国逐渐形成以北方陆疆为战略重心，而轻视东亚海域的历史传统。明初虽拥有强大的水军力量，但对于海洋国家，仍不事征伐，而是在近海地带构建了大规模的长城防御体系。在“壬辰倭乱”冲击之下，面对东亚海域地缘政治的变化，明朝加强了对海疆安全的关注，不过这以经营都不是为了拓展海疆，而是为了从海洋方面，拱卫京师与辽东的安全，体现了防御为主的特征，设立天津镇、登莱镇。天津镇尤其登莱镇的设立，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了晚明中国对渤海、黄海的有效管理。 [1] 王赓武认为：“以都城南京为核心的永乐世界本可以在陆地与海洋之间平等地划分”，但永乐帝借郑和下西洋，知晓当时尚无不存在能够对明朝构成威胁的海上力量，遂将经营重点北移至防御压力甚大的北部边疆，“永乐皇帝的海外世界很快地让步于永乐皇帝的陆上世界”。王赓武：《永乐年间（1402－1424）中国的海上世界》，载《华人与中国——王赓武自选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174－186页。 [2] [清]张廷玉等：《清世宗实录》卷五八，雍正五年六月丁未条，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892页。 [3] 《署两广总督庆复奏覆仍准各国船只来粤贸易折》，载《明清时期澳门问题档案文献汇编》第1册，第190页。 [4] [明]丘濬：《大学衍义补》卷二五《制国用·市籴之令》，载周伟民、王瑞明、崔曙庭、唐玲玲点校《丘濬集》第2册，海口，海南出版社，2006年，第466－467页。 [5] “臣愚不佞，揆之今世，提封万里，东西止日所出入，南北皆底于海。边徼无烽燧之警，士卒无矢鏃之费。外夷重译，向风效顺。梯山航海，莫不来献方物，汉唐之盛所未有也。然以倭奴海东蕞尔之区，独违朝化三十余年，奉使无礼，恃险弄兵，当剪其鲸鲵，以为诛首可也。而迄今未即诛，意者其有说乎？臣切即前事观之，海东之地，为国无虑百数。北起拘耶韩，南至耶马台而止，旁又有夷洲【纟宁】屿人，莫非倭种，度皆与会稽临海相望，大者户数万，小者仅一二百里，无城郭以自固，无米粟以为资，徒居山林，捕海错以为活。汉魏之际，已通中国。其人弱而易制。慕容廆曾掠其男女数千，捕鱼以给军食。其后，种类繁殖，稍知用兵。唐攻百济，百济借其兵，败于白江口，乃逡巡敛甲而退。今之倭奴非昔之倭奴也。昔虽至弱，犹敢抗中国之兵，况今之恃险且十此者乎？向自庆元航海而来，艨艟数十，戈矛剑戟莫不毕具。铦锋淬锷，天下无利器。出其重货，公然贸易。即不满所欲，燔焫城郭，抄掠居民，海道之兵猝无以应。追至大洋，且战且却，【爿戈】风鼓涛，汹涌前后，失于指顾，相去不啻数十百里，遂无奈何。丧士气，亏国体，莫大于此。然取其地不能以益国，掠其人不可以强兵，徒以中国之大，而使见侮于小夷，则四方何所观仰哉？唐太宗擒颉利而靺鞨来朝，太宗曰：‘靺鞨远来，突厥既服也。’今倭奴不及于突厥远甚，若其内属，如靺鞨者又多，臣恐其有效尤于后也。以臣度之，倭奴之国去高丽、眈罗不远。今戍高丽、眈罗者当不下数百万，戍庆元海道者当亦不下数百万。比岁水教，以作士卒之气。大舰数百，薄海上下，然迄未能以兵服之者，地绝大海，险故之。以间往征之，三军之士感激呜咽，誓不再见父母、妻子。飓风连昼夜，大鱼跋扈，惊触篙柂。劲弩不暇发，囓舌相视。不幸而有覆舰之虞，衣衿结联，溺死枕藉。幸而一存，拔刀斫舷，手指可掬，虽亲戚不相救援。生死尚未能保，何暇较胜负哉？昔者，隋人统五十二万人伐高丽，高丽终拒守不下，所恃者鸭绿一小江耳。今倭奴之强固不如高丽，而大海之险甚于鸭绿水者奚啻几十倍。其人率多轻悍，其兵又多铦利，性习于水，若凫雁，然又能以攻击为事。而吾海道之兵擐甲而重戍，无日不东面望洋而叹。使其恃强不服，虽尽得而剿之，摧朽拉拉腐也；而彼乃肆然，未尝一惧。非恃险也，何敢若是？吴尝浮海伐夷洲矣，获其人三千，而并不助强。隋尝浮海伐留仇矣，拔其城数十，而国不加益。何也？人非同我嗜欲，弗能生也。地非接我疆土，弗能有也。为今之计，果出兵以击小小之倭奴，犹无益也。古之圣王务修其德，不敢勤兵于远。当其不服，则有告命之词而已。今又往往遣使臣，奉朝旨，飞舶浮海，以与外夷互市。是有利于远物也，远人何能格哉？魏文帝谓辛毘曰：‘昨张掖献径寸大珠。今欲求之，曷若？’辛毘对曰：‘圣王惟德之务，四夷毕献方物。求而得之，不足贵也。’今不若罢我互市，从彼贸易。中国免徼利之名，外夷指效顺之实。计莫便于此。彼倭奴者心嗜利甚，我苟不以利徼之，虽不烦兵，犹服也。何以知其然也？汉建安中，鲜卑轲比能稍寇辽东三郡，其后来朝，则诘之，曰：‘我虽夷狄，亦人也。禽兽犹知择美水草以居，况我人乎哉？前者守臣数徼我以利，使吾不得畜牧，吾故叛去。今反其法，吾故来。’又况倭奴之人稍知文字，岂反不及轲比能耶？而独不知效顺者，此臣所以日夜扼腕切齿，为朝廷惜也。”[元]吴莱：《渊颖集》卷五《论倭》，载张文澍校点《吴莱集》，元代别集丛刊，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10年，第88页。 [6] [清]张廷玉等：《明史》卷一二六《汤和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标点本，第3754－3755页。 [7] 〔朝鲜〕赵宪：《东还封事·城基之固》，燕行录全编第1辑第4册，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347页。 [8] [明]胡广等：《明太祖实录》卷六八，洪武四年九月辛未条，台北，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校勘本，第1277－1278页。 [9] 《明太祖实录》卷二二八，洪武二十六年六月壬辰条，第3326页。 [10] 《明太祖实录》卷六八，洪武四年九月丁丑条，第1279页。 [11] 《大学衍义补》卷二五《制国用·市籴之令》，载《丘濬集》第5册，第466－467页。 [12] 《大学衍义补》卷二五《制国用·市籴之令》，载《丘濬集》第5册，第467－468页。 [13] [明]茅元仪：《武备志》卷二O九《占度载·海防一》，四库禁毁书丛刊影印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明天启年间刻本，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年，第308页。 [14] [清]蔡方炳：《广治平略》卷三六《海防篇》，四库禁毁书丛刊影印中国科学院图书馆藏清康熙刻本，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年，第697页。 [15] 余同元：《明清社会近代转型及转型障碍》，《江南大学学报》2011年第5期。 [16] [明]杨士奇等：《明太宗实录》卷三六，永乐二年十一月己未条，台北，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校勘本，第628页。 [17] 《明太宗实录》卷三七，永乐二年十二月丙子条，第632页；卷六一，永乐四年十一月甲子条，第882页。 [18] [明]陈文等：《明英宗实录》卷一八四，正统十四年冬十月乙亥条，台北，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校勘本，第3653页。 [19] [明]徐溥等：《明宪宗实录》卷八九，成化七年三月乙酉条，台北，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校勘本，第1728页。 [20] [明]赵志皋：《内阁奏题稿》卷六《请设监军抚臣》，载夏勇点校《赵志皋集》，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239页。 [21] [明]叶向高等：《明神宗实录》卷二四八，万历二十年五月庚辰条，台北，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校勘本，第4620－4621页。 [22] 《明神宗实录》卷二五四，万历二十年十一月乙亥条，第4726页。 [23] 《明神宗实录》卷二九八，万历二十四年六月甲辰条，第5581页。 [24] 《明神宗实录》卷三一四，万历二十五年九月壬辰条，第5866－5867页。 [25] 《明神宗实录》卷三一四，万历二十五年九月戊申条，第5875页。 [26] 肖立军、张丽红：《明代的天津总兵官》，《历史教学》2008年第4期。 [27] [明]温体仁等：《明熹宗实录》卷二一，天启二年四月辛巳条，台北，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校勘本，第1065页。 [28] 《明熹宗实录》卷二七，天启二年十月癸未条，第1379页。 [29] 《明熹宗实录》卷三三，天启三年四月壬戌条，第1681页。 [30] 《明熹宗实录》卷三四，天启三年五月丙午条，第1764页。 [31] 《明史》卷二四八《徐从治传》，第6433页。 [32] [明]倪元璐：《倪文贞集》卷八《覆奏并饷疏》，文渊阁四库全书，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290页。 [33] [清]佚名：《崇祯长编》卷六O，崇祯五年六月辛卯条，台北，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校勘本，第3461－3463页。 [34] [明]顾炎武：《肇域志·山东·登州府》，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989页。 [35] 《肇域志·山东·登州府》，第1116页。 [36] 《明太祖实录》卷一O三，洪武九年春正月癸未条，第1738页。 [37] 《明英宗实录》卷二八，正统二年三月乙巳条，第561－562页。 [38] [明]杨士奇等：《明宣宗实录》卷九九，宣德八年二月甲辰条，台北，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校勘本，第2226页。 [39] 《明太祖实录》卷一O二，洪武八年十一月壬午条，第1724页；卷三九，洪武二年二月壬辰条，第799页。 [40] 《明太祖实录》卷一O六，洪武九年五月壬午条，第1768页。 [41] 《明太祖实录》卷二二二，洪武二十五年十一月乙酉条，第3244页。 [42] 《明宣宗实录》卷一O六，宣德八年九月丙午条，第2368页。 [43] 《明太宗实录》卷九六，永乐七年九月辛卯条，第1275页。 [44] [明]张居正等：《明世宗实录》卷三六，嘉靖三年二月丙申朔条，台北，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校勘本，第895页。 [45] 《肇域志·山东·登州府·文登县》，第948页。 [46] 《肇域志·山东·登州府》，第937页。 [47] [明]张居正等：《明穆宗实录》卷六一，隆庆五年九月丙寅条，台北，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校勘本，第1480－1482页。 [48] 《明神宗实录》卷二八六，万历二十三年六月戊辰条，第5313页；卷四O八，万历三十三年四月己酉条，第7608页。 [49] 《肇域志·山东·登州府》，第953页。 [50] 《明神宗实录》卷三三三，万历二十七年四月乙丑条，第6162－6163页。 [51] 《明神宗实录》卷三一四，万历二十五年九月戊申条，第2875页。 [52] 《明神宗实录》卷五八七，万历四十七年十月己巳条，第11247页。 [53] 肖立军：《明代省镇营兵制与地方秩序》，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417页。 [54] 《明熹宗实录》卷一O，天启元年五月癸丑条，第514页。 [55] 《明熹宗实录》卷一O，天启元年五月己未条，第528页。 [56] 《明熹宗实录》卷一一，天启元年六月甲戌条，第547页。 [57] [清]钱谦益著，[清]钱曾笺注，钱仲联标注《牧斋初学集》卷五三《山东青登莱海防督饷布政使司右参政赠太仆寺卿谭公墓志铭》，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2版，第1328页。 [58] 《明史》卷二七O《沈有容传》，第6939页。 [59] 《明熹宗实录》卷一一，天启元年六月己卯条，第559页。 [60] 《明熹宗实录》卷四二，天启三年十二月壬辰条，第2178页；卷五七，天启五年三月壬戌条，第2626页。 [61] 《倪文贞集》卷八《覆奏并饷疏》，第290页。 [62] 《明熹宗实录》卷一三，天启元年八月甲午条，第680页。 [63] 《明熹宗实录》卷三二，天启三年三月癸卯条，第1640页。 [64] 《明熹宗实录》卷八四，天启七年五月乙亥条，第4071－4072页。 [65] 《明熹宗实录》卷五七，天启五年三月乙卯条，第2611页。 [66] 《明熹宗实录》卷五八，天启五年四月癸未条，第2668－2670页。 [67] 《明熹宗实录》卷六一，天启五年七月甲子条，第2880页。 [68] 《明熹宗实录》卷六一，天启五年七月己酉条，第2867－2868页。 [69] 《明熹宗实录》卷七O，天启六年四月乙卯条，第3347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