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金奎天一阁藏书楼现收藏有稿本《明史稿》13册。[1]其中第7册和第10册的内容主要是《忠义传》。[2]现将笔者在阅读《忠义传》的过程中发现了一些问题概述于下。 一、关于徐潮在第7册中，有明确的“徐潮具稿”和“监生叶沆录”字样，这也是全书中唯一一次提到初始作者。 《明史》成于多人之手，李晋华先生在《明史纂修考》一书中曾作过详细考证，但未提及徐潮。那么，这个徐潮是何许人也呢？ 在清代官修《清史列传》中有一个徐潮： 徐潮，浙江钱塘人。圣祖仁皇帝康熙十二年进士，由庶吉士授检讨。二十三年，迁赞善，充江南乡试正考官。洊陟谕德、庶子、少詹事、通政使。三十一年二月，授左副都御史。[3] 在《清史列传》以及光绪《杭州府志》、朱方增辑《从政观法录》的《徐潮传》中，都未曾提及此徐潮曾经参与《明史》修撰，那么，稿本中提及的徐潮是否另有其人呢？ 清朝从顺治二年五月起即开设明史馆，着手《明史》的纂修工作，但由于多种原因，修史进程非常缓慢，史馆形同虚设，不过“仿《通鉴》体，仅成数帙而已”。[4] 康熙四年，史馆重开，不久又罢。康熙十七年，开博学鸿词科，并于次年将中式的彭孙遹等人分授编修检讨各官，共同纂修明史。当年，万斯同应徐元文、叶方霭之征入京，并于康熙十九年正是以布衣参史事，开始在事实上主持《明史》的修纂工作。 回头再看徐潮的仕途经历。康熙十二年中进士后，不久出任翰林检讨，与彭孙遹等人的职务相同，且一直延续到二十三年。从时间上看，徐潮是有机会参与《明史》编纂工作的。据《清史稿》“列传六十三”《徐潮传》记载，他文字很好，“在翰林，应奉文字，多出其手”。这样的人才参与《明史》编纂工作无疑是合格的。 从康熙二十三年到三十一年之间的大部分时间内，徐潮都是詹事府的属官。詹事府的职责主要是辅导太子学习。康熙十四年十一月，恢复设立詹事府，次月即立皇次子胤礽为太子。当时的胤礽还不满2周岁，根本谈不上学习，詹事府官员徒为备员。 明代的詹事府在很大程度上是虚设的机构，主要用于安置词翰官员，作为其晋升的阶梯。清承明制，按《清史稿》卷一一五《职官二》记载：“詹事、少詹事掌文学侍从。经筵充日讲官。编纂书籍，典试提学，如翰林。并豫秋录大典。左、右春坊各官掌记注撰文。洗马掌图书经籍。主簿掌文移案牍。”可见，清代的詹事府同前代没有什么区别，“止备词臣迁转之阶”。 [5]康熙十四年复置詹事府时，汉员同时兼有翰林院侍读、侍讲、编修、检讨、修撰等衔，也说明了这一点。 所以，康熙皇帝在胤礽6岁（二十年二月）时，并没有把他交付给詹事府词翰官员去教育，而是为他延请了大学士张英、李光地为师。[6] 康熙二十九年，在万斯同的主持下，《明史》“历十二年而史稿粗成，凡四百十六卷”。[7] 康熙二十三年时，胤礽10岁；二十九年时为16岁。这一时间段处于胤礽学习的主要时间段内，詹事府属官有可能参与到对他的教育工作中去。但考虑到清初詹事府的实际作用，徐潮的主要精力应该不在辅助教育太子上，完全有条件继续参与《明史》编纂。 康熙二十九年，《明史》编纂因为初稿完成，暂告一段落。考虑到《清史列传》等史籍都没有给出徐潮离开詹事府，出任通政使的时间，不排除他是在二十九年后履新的。如果这一推测成立，则其离任履新更与《明史》编纂告一段落有直关。 当然，以上分析都是推测，在没有找到明确的史料依据之前，还无法断定《忠义传》的初始作者徐潮就是这个万斯同的老乡徐潮。 二、天一本《忠义传》与国家图书馆藏416卷本《明史稿》的关系如上所述，万斯同主持完成的《明史》初稿为416卷。如无意外，国家图书馆现存416卷本《明史稿》应该就是这个初稿。为表述方便，以下将后者简称为“国图本”。 在天一本的作者是否是万斯同的问题上，前辈学者多有歧见。把天一本同国图本进行比较，无疑是确定天一本作者的一条重要途径。 天一本的第7册为稿本，有明显的修改痕迹，而且修改者所用笔墨的颜色不同，有的是墨笔，有的用红笔，但字迹基本相同，应为同一人在不同时间内改订的结果。 本册第一页为目录页，明确标明是“《忠义传》三十四篇”，但所附目录中提到的传主却只有33个，实际篇数更是只有31篇。目录中出现的马呈图、杨辅政两传在正文中没有出现。但修改者在目录中的“杨辅政”上打了红圈，表明曾经修改过。所以，这两篇传记应该是散失了。 本册与国图本的对照关系大致如下： 第7册内容与国图本《明史稿》对照表
从上表可以看出，本册现存31篇传记中有14篇未见修改痕迹，占总数的45.2%，其他17篇或多或少都进行过修改。从用笔颜色来看，至少其中的三篇进行过一次以上的修改。 单从传主姓名还看不出两个本子在内容上是否有继承关系，现试举几个例子。 例一，《陈闻诗附董伦传》。 天一本： 陈闻诗，字廷训，柘城人。嘉靖（丁酉举人）中举于乡，以亲老，绝意仕进。亲没，居丧哀毁（骨立）。（嘉靖）三十三年秋，贼师尚诏（倡乱）陷归德，闻闻诗名，约克城，必生致之，劫以为帅。已而贼众拥闻诗至，诱之百端，（闻诗）不屈。贼（乃）于闻诗前引家属数人斩之，曰：“不从，且尽灭而族。”闻诗知不可脱，绐曰：“必欲吾行，毋杀人，毋纵火。”贼许诺，拥以行。闻诗遂不食二日，至鹿邑，自经死。 董伦，归德检校也。尚诏入归德，知府及守卫官皆遁。伦率民兵巷战，被执，垂死，犹手刃数贼。妻贾氏及僮仆皆从死。诏赠闻诗凤阳同知，伦归德同知，并立祠（祀于）死所。 以上楷体部分为改订后的文字；括号内的宋体字为徐潮原拟文字，但被改订者删除；黑体部分为改订者所加。 再看看国图本中的相关文字： 陈闻诗，字廷训，柘城人。嘉靖中举于乡，以亲老，绝意仕进。亲没，居丧哀毁。三十二年秋，贼师尚诏陷归德，闻闻诗名，约克城，必生致之，劫以为帅。已而贼众拥闻诗至，诱之百端，不屈。贼于闻诗前引家属数人斩之，曰：“不从，且尽灭而族。”闻诗知不可脱，绐曰：“必欲吾行，毋杀人，毋纵火。”贼许诺，拥以行。闻诗遂不食二日，至鹿邑，自经死。 董伦，归德检校也。尚诏入归德，知府及守卫官皆遁。伦率民兵巷战，被执，垂死，犹手刃数贼。妻贾氏及僮仆皆从死。诏赠闻诗凤阳同知，伦归德同知，并立祠死所。 国图本与天一本仅一字之差，可见，前者正是以后者为蓝本改订的。 例二，《钱錞传》。 天一本： 钱錞，字鸣叔，（显陵卫人）钟祥人。嘉靖二十九年进士，（知）除江阴知县。时倭（乱方）寇初炽，錞至，（急请）即缮城（明年，城成。）浚濠，为守御计。三十三年，倭果入（寇）犯，乡民奔入城者万计，兵使王崇古不纳。錞（挺身）曰：“守城以为民耳。远迩皆吾民，民死不救，守此空城奚为！”遂开门（悉纵）入，而身自搏战于斜桥，三战却之。明年六月，倭复进据（江阴）泾闸，分众犯塘头。錞（于）城上（望）见贼刈稻，（统）急提狼兵出（御之，遇贼）击，战于九里山。时已薄暮，雷雨大作，贼伏（兵）四起，狼兵悉奔，（惟）錞（及）率民兵力战，尽死于贼。 再看国图本： 钱錞，字鸣叔，钟祥人。嘉靖二十九年进士，除江阴知县。时倭寇初炽，錞至，即缮城浚濠，为守御计。三十三年，倭果入犯，乡民奔入城者万计，兵使王崇古不纳。錞曰：“守城以为民耳。远迩皆吾民，民死不救，守此空城奚为！”遂开门纵入，而身自搏战于斜桥，三战却之。明年六月，倭复进据蔡泾闸，分众犯塘头。錞城上见贼刈稻，急提狼兵出击，战于九里山。时已薄暮，雷雨大作，贼伏四起，狼兵悉奔，錞率民兵力战，尽死于贼。 与天一本相比，国图本仅有两个字与之不同。其中，“遂开门纵入”的“纵”字，在徐潮原拟稿中存在，但上面同时写了一个“入”字，两个字叠加在一起，究竟是修改者所改，还是监生叶沆誊抄时的笔误，不便确定。所以，实际差距只有一个字。 类似例子还有很多，恕不枚举。 从以上的例子可以看出，天一本和国图本之间确实存在承继关系。前者的确是后者的稿本。但在上面的两个例子中，国图本修改的两个字至关重要，一个是时间，一个是地名，都是不容出问题的地方。可见，天一本上的修改文字还不是以万斯同为实际主持的《明史》编纂人员最终确认的本子。换句话说，这个本子上的文字，在康熙二十九年416卷《明史稿》问世之前，还曾经过至少一次的修改。 考虑到多次修改需要时间，徐潮拟定初稿的时间至少应该在康熙二十七年之前，甚至更早。这也为确定此徐潮即康熙十二年的进士徐潮提供了一个旁证。 在天一本第7册中，有14篇没有改动过的痕迹。那他们是否就是国图本的定稿呢？试举一例。 天一本《孙玺传》： 孙玺，字廷信，代州人。少举于乡，授诸城知县，改扶风，有治绩。正德六年，蜀盗寇汉中，抚按集议曰：“略阳，汉中咽喉。其令严顺猜而懦，民弗与之，不能守也。得果毅多智如扶风令者往，无忧矣。”于是檄玺移略阳。顺初闻寇至，惧甚，计不知所出。及闻有人代之，心甚喜。又闻上官言皆少顺而称玺，复以为耻。恐玺有功，形己之短。及玺至，又不礼顺，顺益愤。于是玺之所为，百计思有以败之。玺督民治城，期一月而毕。值东门未完，贼已至。顺扬言城不可守，盍亡乎？玺抽佩刀斫坐几曰：“言亡者，视此几！”于是尽出城中弓矢，率隶卒登城，使丞、簿、尉各守坚城，而东门之未完者，玺自守之。昼传食夜张火，鸣柝警□，贼攻三日，弗克，将移去。会执告急者，发牒，知城中窘状，复环攻之。城陷，玺不屈死。 再看国图本： 孙玺，字廷信，代州人。举于乡，授诸城知县，改扶风。正德六年，四川盗流入汉中。都御史蓝章以略阳为汉中要地，旧无城，而其令严顺懦不足任，檄玺往城之。玺至，顺以为耻。使县民赂玺求毋城，玺不可。日周行相度，期一月讫工。工未毕而贼至。顺曰：城不可守，盍去诸？玺又不可。士民闻顺言，争欲去，玺拔刀斫坐几曰：“欲去者，视此！” 乃率僚属坚守，相持三日，贼欲退。获城中告急者，知力窘，复率众环之。顺竟逾垣走，城遂陷，执玺。玺奋骂不屈，贼脔杀之。是年七月二十四日也。 可见，国图本不仅有改动，而且有些地方改动还很大。类似的现象在另外13篇没有改动痕迹的稿本中也不同程度的存在。 从上表可知，本册的内容在国图本中的位置有很大变动，有的仍保留在《忠义传》内，但已经不在同一卷；有的与其他内容一起单独成卷；有的由正传变成了附传；有的干脆没了踪影。[8] 这些人的身份也有很大不同，有庙堂之上的文臣、武将，也有下层军士、义民，乃至仆役。因为身份以及殉难原因的不同，将其分类列入不同卷帙实属必然。天一本之所以共存于一册，应该与其初始作者都是徐潮有关。 另从本册文稿有改动和未经改动两种情况，但在国图本中都有一定程度的“新”改动来看，第7册中的稿件有可能不是同一时期留下来的原始文稿，很可能是收藏者根据其作者都是徐潮而一并装订在一起的。这也是目录中出现“马呈图、杨辅政”，但正文并不存在的可能原因之一。 需要指出的是，徐潮拟定的原稿中被删改的部分并非全无价值。以上引《钱錞传》为例，徐潮的原稿称传主是“显陵卫人”，修改者把它改成了“钟祥人”。但查阅《明清进士提名碑录》可知，钱錞参加会试时登记的户籍是“湖光兴都显陵卫官籍”，贯为湖广钟祥。这就牵扯到明代的卫籍问题。《明清进士提名碑录》没有明确指出他究竟是官军籍（军官子弟），还是在卫所为官的文官（如经历）子弟。如果有其他材料可以辅助研究，这将是探讨卫所文官子弟户籍的一条重要资料。如果研究者仅仅看到定本《明史稿》，反而可能错过这个机会。可见，徐潮撰写的原稿同样有相当的史料价值。这也是天一本《明史》稿本的价值所在之一。 与第7册不同，天一本第10册的《忠义传》部分明确标明是“忠义传三”，共有传记29篇，且没有丝毫改动的痕迹。与国图本对照发现，416卷本《明史稿》的卷三七八即为《忠义三》，而且传主、排列顺序等与天一本完全相同。唯一不同的是文字略有出入，具体又分两种情况。 如天一本《洪云蒸传》，在叙述完洪云蒸的事迹后，直接写道：“陈瑸，漳浦人……”略显突兀。国图本则改为“同时有陈瑸者，漳浦人……”这只是文字上的润色。 《张秉文传》中提到崇祯十一年济南防御清兵南下时，“济南空虚，止乡兵五百，莱州援兵七百”。而国图本则为“济南空虚，止乡兵五百，众州援兵七百”。虽然是一字之差，但内涵却有很大的不同。但考虑到现存416卷本《明史稿》是清代抄本，不排除这一区别是抄写错误的可能[9]。 类似的问题还出现在《白慧元传》。天一本为“白慧元，清涧人，父宗舜举于乡……慧元第崇祯七年进士，授任丘知县。迈□不羁……部内有大阉置酒，盛陈宝玩。慧元语谑之。阉怒，摭其赃并及大城、涞水、清苑……诸县不法事，密闻于帝”。 国图本则为“白慧元，清涧人，父崇舜举于乡……慧元第崇祯七年进士，授任丘知县。为人迈□不羁……部内有大阉置酒，盛陈宝玩，供欣赏。慧元出言戏之。阉怒，摭其赃私，及大城、涞水、清苑……诸县不法事，密闻于帝”。 除了白慧元父亲的名字外，国图本其他的修改基本可以归入文字润色一类。“宗”与“崇”形近，亦不排除抄写错误的可能。 需要指出的是，在天一本中，《白慧元传》不像其他传记单独另起一列开始叙述，而是附在《孙士美传》后，显得非常另类。而且国图本对它的修改也最多。综合考虑，似乎天一本的抄写者有意把它放在《孙士美传》后，以提示修改者注意。 总之，天一本第10册与国图本有直接承继关系，而且应该是已经过多次修改后的稿子，不排除它是国图本定稿前的最后一稿的可能性。 [1] 以下简称天一本。 [2] 第10册另有周朝瑞、徐大化、袁化中、顾大章等散传七篇，但只有内容，没有目录。目录页在其他分册中，怀疑为装订错误所致。本文对这部分内容不予讨论。 [3] 王钟翰点校：《清史列传》卷十一《大臣画一传档正编八·徐潮》。 [4] 杨椿：《再上纲目馆总裁书》，《孟邻堂文钞》卷二，《续修四库全书》集部，第1423册。 [5] 《清史稿》卷一一五《职官二》。 [6] 康熙二十年太子就傅时，张英时为翰林院学士兼礼部侍郎，李光地为内阁学士，都和詹事府无关。康熙二十四年张英丁忧结束，仍任礼部侍郎，不久兼管詹事府。但从二十五年起，皇太子的老师已经变成了汤斌和耿介。汤斌的职务是“以礼部尚书领詹事”，耿介为其推荐，受少詹事。可见，张英虽然监管詹事府，但并不参与对太子的教育工作。 汤斌、耿介在不到一年内先后离任。此后的詹事府，按《清史稿》卷一一五《职官二》的说法，已经是“止备词臣迁转之阶”。由此可见，汤斌、耿介以詹事府职为太子师，只是受传统影响的一次偶然回流，并不代表詹事府职能的真正恢复。詹事府属官参与图书编纂等翰院工作并不受影响。张英就是典型的例子。他在回到朝中后，先后“充国史、一统志、渊鉴类函、政治典训、平定朔漠方略总裁官”，期间始终监管着詹事府。 [7] 杨椿：《再上明鉴纲目总裁书》，《孟鄰堂集》。转引自刘仲华：《〈明史〉纂修始末研究》，《史苑》第五辑。 [8] 在国图本未采用的传记中，传主王廷辅、宋珏、戎良翰、叶七、宗礼、唐孟元、金养都是下层人士，估计国图本弃之不用，与此有关。 [9] 从字面理解，山东若干州县，一共只援助了700军士。这在道理上有些不通。所以传抄错误的可能性似乎更大。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