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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时龙 “专经”二字，是科举时代的特殊概念，指的是宋元以来读书人用来应付科举考试而必须研习的一门经典，或称“本经”。宋代王安石实行经义取士之法，一改唐代以诗赋取士的惯例，而要求考生所研习的又不是要包括所有儒家经典，而是要求每个人可以择其一经为“本经”。这种要求考生于五经之中择其一经来考试的“一经取士”之法，在元明时代发展得更成熟。同时，科举是明代士人主要的出身之阶，所谓“士路一切网于科第”（张居正语），在整个社会中具有无可比拟的动员能力。因此，士人欲出仕为官，就必须从事科举，就必须从他幼时接受教育起就选择一门“本经”作为主攻的方向。士人应科举时，例须申报他们的本经，而一旦考试中式，政府颁行的科举录也会记录他们的本经。明代科举考试在阅卷与录取时又实行分经配额制，乡试和会试为五经中的每一种经典都配备了相应的名额。在这种制度背景下，到十五世纪初叶，也就是在明代科举进入规范运作阶段以后，科举中的“地域专经”现象也逐渐形成。 明代科举的“地域专经”，是指在明代科举体制下，一些地域的读书人集中地选择同一种经典来应试。这种现象的典型案例有江西安福、湖广麻城、南直祁门之《春秋》，南直山阳、湖广麻城、浙江余姚之《礼记》，福建莆田、南直隶无锡之《尚书》，浙江鄞县、福建晋江、南苏州之《易》，南直隶常熟、浙江慈溪之《诗》。地域专经形成的契机是多种多样的：或可溯源至某地宋元时代的经学传统，或因某位著名经师的授徒，或因其地应试某种经典的士子集中地在同一时段内取得令人羡慕的科举成绩，或因某位学官的提倡。当然，更多的是以上各种契机的结合。专经的地域通常是以县为单位。虽然明代有一些记载谈到某些府的士子擅长某种经典，如“《易》则吾苏而已”、“泉之《易》”，但其所称道的苏州、泉州两府之《易》，其实还是各自以其附廓县吴县、晋江等地的《易》经传统为基础的。而且，相邻的县之间为避免恶性竞争，通常会选择不同的经典，例如湖广黄州府的黄冈县专经《礼记》，而邻近的麻城县则专经《春秋》；浙江慈溪县专经《诗》，而邻近的余姚县则专经《礼记》和《易》。余姚县在明代科举尤其发达，科举中式人数特别多，而其士人擅长《礼记》和《易》，以一县而擅长两种经典，是地域专经现象中比较特殊的案例。当然，更普遍的情况是，一个县的读书人相对集中地专经于一种经典。这当然不是人为规定的，而是自然而然的选择，因为一种经典在某地的优势一旦形成，会自然而然地从资源配置上、社会舆论上挤占其他几种经典的空间，而读书人若想肄习其他经典，他在寻找师资、图书资源上，以及在通过最初级的考试选拔进入儒学成为生员等方面，都会有更大难度。地域专经现象在明代科举中是普遍的：不仅前述那些科举发达的县通常专经于一种经典，那些科举次发达、不发达的县域也通常会选择一种经典作为主攻方向，像湖广华容县擅长《尚书》、南直广德州之《礼记》，而终明一代，科举很不发达的山东滕县，其读书人参加科举考试均以《易》为本经。 明代科举的地域专经现象，串连了科举、家族、经学、地域学术等问题。地域专经的形成，颇依赖于一个个科举家族的存在，而大部分科举家族都是一经相传。宁波鄞县杨氏之《易》、江西安福彭氏、邹氏之《春秋》、莆田林氏、铅山费氏之《书》、济南新城王氏之《诗》、余姚谢氏之《礼记》、烛湖孙氏之《易》，均为显例。这种以血缘为纽带的父子、叔侄之间相传的家学，是各个地域维系其专经优势的重要因素之一。与之相关的是，婚姻以及拟血缘的师承关系，一方面使家学向外传播，另一方面又藉此获得新资源，而由于传统社会中婚姻与师承基本上多择近进行，婚姻与师承促成家学在一定地域范围内的扩散，反而有益于地域专经优势的维系。围绕某一经典进行研习的圈子也在一些地域出现，乃至结为讨论经义的文社。晋江县苏濬等人为研习《易》而结成“紫云社”，而常州府武进县的庄起元等人为研习《诗》则结成“《诗》大社”。由家学、师承、同一地域士子的结社研习等形式维系的地域专经，既使该地域的士子们在科举上获得优势，也推动了该地域的经学研习，产生了大量经学著述，客观上推进了经学的发展，不仅反映某个地域在科举考试上的成功，也反映明代科举化经学的空间布局以及明代经学史的一个面相。实际上，如果对明代科举录所有的中式者的本经与他的籍贯两项数据进行相关性分析，大概能绘出一个简略的明代的经学地图。因此，地域专经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经学文献、经学人物之外的新的研究明代经学的视角。 但是，一切现象都会发生变化。到晚明，在地域专经现象较为稳定地呈现了一百多年之后，地域专经的优势开始松动。那些昔日在某种经典上占据巨大的科举优势的地域，开始感受到来自其他地域的挑战，而不再能像以往那样占据乡试、会试中大量名额。这种情况的发生，是与明代社会条件下经学资源的自由流动相关的。宦游者、游学者、移民、教馆塾师的广泛流动，使经学资源从优势地域流向不具有优势的地域，从而使彼此间的差距慢慢地被平衡。明代负责教育工作的提学官员也起了一定的作用。他们通常会鼓励治内的生员们尝试去肄习之前从未敢尝试的经典。当然，对经学资源的流动与配置起到最关键的作用的，是晚明的商业出版。大量科举化经学著作因为有利可图而被书坊反复刊行。相对于之前更常见的“口耳相传”的教授、“手手相传”的传抄，出版使经学著作不胫而走，在无限的范围内被传播和复制，从而使之前那些具有优势的专经地域的著名经学人物、经学世家的“秘义”不复秘密，而成为了公共的资源。家传经说逐步地开放，各地的同一经典的肄习者之间也有了越来越多、越来越充分的交流。在人才与知识资源充分流动和政策引导下，一个地域在某种经典上突出的科举优势会不断被削弱。相应地，一些传统的专经地域或科举世家因此会做出调整本经的尝试。例如，原本专经《礼记》的余姚县，在十六世纪为自己增加了一门擅长的专经《易》，而且到晚明时在《尚书》经上也有不错的表现。江西安福县《春秋》经的科举优势在晚明也呈衰弱之势，而一些科举家族开始放弃传统的本经《春秋》。这都体现了传统的专经优势地域在面对新的环境时作出的调整。于是，外部的挑战与内部的调整，逐渐消弭了传统专经地域的科举优势，而地域专经这样的一种科举文化现象在明末便基本上走到了尽头。不过，作为一种地域的学术传统，一些经典仍会在地域内顽强地生长，即使到了清初仍然会闪现其在明代曾有过的辉煌。在江西的安福县，《春秋》经在乡试层面的科举优势至少延伸到明末，像安福的雅源吴氏、澈源邹氏等《春秋》经科举世家的家族成员更是一直笃守自己家族的治经传统不变，在清代以《春秋》经考取生员的低级功名，直至十八世纪。 随着清代乾隆末年科举制度的调整，地域专经的历史才告彻底终结。清廷先是将原本与《四书》一起安排在头场的五经，改易到次场进行。然后到乾隆四十七年（1779），礼部再议定以二场排律诗移置头场，并且强调首先必须律诗中式方可以观二、三场以斟酌其录取，经义文字非但被移置次场，在科举录取中的作用也越来越小。到乾隆五十二年（1787），朝廷又规定五经轮流出题，择五经之一命题；乾隆五十八年（1793），朝廷更规定科举考试须五经各出一题。这就意味着自此以后，五经非但丧失科举考试中头场的地位，而且士子也不再有选择本经的必要，在一般的关于士子生平的记载中也再不见“习”何经的记载，地域专经的科举文化遂告终结。可见，明代科举地域专经的历史不是静态的，而是一段在科举政策、地域文化资源互动、家族科举努力、士子的兴趣与能力等各种因素的影响下而展开的复杂而变动不居的历史。 （原载于《中国社会科学报》2017年8月22日） 作者单位： 陈时龙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明史研究室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