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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金奎 卫所军户是与明代社会发展有着重要联系的一个特定的群体。卫所军户的发展状态直接关系到对明代社会演进状况的总体评价。本文试从族谱资料出发，结合相关史料，对分布在不同区域的三个军户家族做一个简单的个案分析。 一、西宁严氏家族关于严氏的情况，集中反映在十一世孙严维宪续修之《湟中严氏族谱》[1]中。据孙维宪于康熙五年撰写的序言称，严氏族谱在明代曾三次修撰，初创于一世祖严渊，五世祖严肃和七世祖严威时两度续修，“为书炳炳烺烺，焕然可观”[2]。但崇祯七年、十六年、十七年三度遭到战火摧残，致使旧谱最终“毁灭无存”。现存之族谱为孙维宪根据对旧谱内容的记忆以及对祖先的了解重新修撰而成。所以虽然名义上是续修，实际上可以等同于初创。也正因为如此，族谱对先世的记录有多处与其他史籍存在矛盾和龃龉，对此下文中会具体交待。 族谱卷一《世系总叙》载： 严氏始祖讳渊，南京凤阳府定远县人，世为元武臣，任江宁防御。明太祖吴元年自建康归附，随军征讨，破严州，部功最多，赐姓为严。鄱阳之战，先登陷阵，升千户。洪武御极，西土未靖，随魏国公徐达、鄂国公常遇春削平秦地，所向有功，升指挥佥事，又升都指挥佥事、左参将，诏晋都督同知，挂平贼将军印。……诰授世袭指挥佥事。洪武某年卒。[3] 另据族谱卷二《世系图引》载，“我严氏世居北方，随元入中国。及有明而得姓”。可见，严氏的祖先并不是汉人，而是随着蒙古军南下而进入中原的蒙古人或色目人。在归顺朱元璋之后，因在攻克严州的战役中立有大功，才被赐汉姓为“严”。 严渊去世时，唯一的儿子严昊年仅十二，谱中称“明祖追录前功，特加宠恤，育之宫中。及长，配宫人萧氏，袭指挥佥事爵”[4]。将军官遗孤收养于宫中，与明初设立的“舍人卫”[5]有异曲同工之处，应是朱元璋笼络人心的一个惯用手段。 严昊生有二子：濠、清。严清生子严英，此后“无考”。严濠袭职，后奉命赴陕西绥德征战，并因功晋升指挥同知，填注于山东都司，不过并未实际赴任，而是“留守绥德”。[6] 明初，为了缓解中央财政上的巨大压力，曾有意识的把京卫军士及其家属遣散到地方卫所或原籍安置[7]。严昊在宫中长大，严濠征战绥德属于“调征”，推断父子二人最初都应该是在南京卫所服役。严濠立功后被调离南京，填注于山东都司，应该也是受到了明廷减轻财政压力政策的影响。 严濠生子二：镗、斌。严镗因为身体残疾，未袭职。严濠晋升并获得世袭的指挥同知一职直接由严镗之长子严肃继承。严镗的弟弟严斌及其后人的事迹，“无考”。 严肃屡立战功，升任指挥使，历任“石硖口守备、宁远卫游击、固原参将、怀来协副将”[8]等职。石硖口在明代北部边境有两个，一个位于今甘肃张掖附近，一个在八达岭长城西侧。宁远卫属辽东镇，固原在甘肃，明中叶单独成镇。怀来卫属万全都司。从这些职务可以发现，严肃的军旅生涯颇为复杂，足迹几乎遍及九边。严肃长年在外征战，其家人势必无法在一个相对固定的区域生活，进而影响到家族的成长。 族谱卷一《世系总叙》继续记载： 甘州番贼叛掠地方，调征甘州。遂移驻甘州左卫，赐都指挥使俸、爵，子孙荫千户一员、指挥佥事一员。西宁海贼亦卜剌破罕东二卫，调御海虏，遂留一子指挥佥事讳某者驻甘州，而自屯于西宁。严氏之来湟中自此始也。景泰时卒。 明中叶，由于国防形势的变化，适合战时需要的镇戍兵制，即营兵制逐渐成为主导，原有的卫所武职逐渐由世官向世爵转化，成为世袭“特权”的代名词。谱中反复称袭职为“袭爵”、“嗣爵”等，反映出在明末清初人眼中[9]，世袭武职已经与世爵完全划了等号。 从《世袭总叙》中可以看出，严肃因为立有战功，不仅本人晋升都指挥使，还先后获得两个世系恩荫指标。加上原有的指挥同知世职，严氏一族已经获得了三个中高级武官的职衔。严氏家族也因此开始由单一官军户家庭向群体武官家族转化。 不过严肃膝下只有两个儿子，长子严敞将来要承袭指挥同知祖职，所以次子某接受了指挥佥事一职，并因为严肃调守西宁而独自留在了甘州。至此，严肃一家开始分居两地。加上此前谱中记载后人“失考”的三世严清、四世严斌，估计此时严氏一族已经分居在四个地方。[10]不过谱中载西宁严氏十一世严维法曾在明末“探亲数月方归”[11]，湟中严氏和甘州严氏之间似乎还有一丝联系。至于千户一职由何人承接，谱中没有记载。 不过，上引《世系总叙》虽然对严氏迁居西宁的缘由记录的比较清楚，但在时间上却出现了明显的错误。所谓海虏，指明代中后期盘踞在青海一带的蒙古部众。明中叶，蒙古族头领亦卜剌因为在内部斗争中败给小王子，逃奔到凉州一带。凉州官方拒绝其进入，亦卜剌遂率部杀进青海，攻破西宁安定王等部，占有其地，即谱中所称“破罕东二卫”，并从此成为明朝西北边防的大患。亦卜剌等进入青海的时间，有关史籍均记载是在正德四年[12]，谱中所记因为“调御海虏”前往西宁屯扎的严肃却在“景泰时卒”，距离亦卜剌等进入青海，时间相差近半个世纪，显然有问题。 我们先看一看严肃后人的情况。 严肃的长子，湟中严氏六世祖严敞，初“袭指挥使爵。甘州达贼犯边，剿捕有功，重升指挥使、世爵，加升都指挥同知。是时，西宁十三大族番贼抢掠地方，调遣西宁守御，严氏之家于西宁自此始”。严肃的都指挥使一职属于流官系统，不能世袭。按理，严敞只能袭指挥同知一职。《世系总叙》中说严敞一开始就袭职指挥使，后面又说他“重升指挥使”，显然是不对的。从谱中表述来看，严敞应该是先袭指挥同知一职，后来积功升指挥使，并获准世袭。谱中记载他的儿子严威后来直接承袭指挥使，可为佐证。 严敞奉命调遣到西宁守御，谱中称“严氏之家于西宁自此始”，说明此前严肃“自屯于西宁”还只是临时性的差遣。因为蒙古部众侵犯甘州，严敞还曾回到故地甘州防御，并积功升任都指挥同知。后来因为西宁一带少数民族“抢掠地方”，才又调回西宁，并正式调卫，安插到西宁卫服役。 严敞有三个儿子，长子严威于嘉靖间袭职指挥使，谱载，嘉靖十一年，“委任碾伯所操守”。严威是严氏在现存西宁地方志中唯一留下名字的人。万历《西宁卫志》记载，嘉靖三十七年十二月，当地藏族的一支——昝咂族“掠弩木只沟，操守指挥严威击走之”。四十年三月，“部人掠颜只沟，操守（指挥）严威击走之”[13]。 蒙古入据青海后，当地羌、藏等族纷纷躲避或臣服，唯有两支藏民令蒙古人忌惮，“海虏云：红帽善箭，昝咂善刀，恒畏之”[14]。蒙古铁骑尚且畏惧昝咂族，明朝守军自然更不敢懈怠。《湟中严氏族谱》中对严威在防御昝咂族进犯过程中立下的功勋记载得颇为详细： 土贼掠弩木只沟，击走之。是年（嘉靖十一年），复掠土官沟，击走之。十三年正月，剌咂族掠黑松硖、于家寨、水磨沟等处，又击走之。三月，简精悉锐剿番，贼于掠颜只沟，败之。捣其巢穴……委掌西宁卫篆……兵备王公特疏保举，适巡抚檄下，复选军政。前后三次持符，共一十八载。升西宁守备。 剌咂族是昝咂族的一个分支。按照万历《西宁卫志》的记载，剌咂部掠土官沟发生在嘉靖三十八年正月。同月，又掠黑松硖、于家寨[15]。卫志和族谱都记载严威立下的第一次战功是在弩木只沟。其他几次战斗虽然记载上有一定出入，但差异不大，唯有几次战斗发生的时间，卫志与族谱存在明显的差异。 据顺治《西宁志》的记载，从弘治到万历朝，明廷一共派出53任整饬西宁兵备道副使，其中王姓者四人，全部出现在嘉靖朝[16]。可见，严威在嘉靖年间主持过西宁卫政，应该没有疑义。万历《西宁卫志》的作者刘敏宽、龙膺，分别于万历二十三年、万历三十八年出任西宁兵备，距离嘉靖朝不远，他们对历史的记录应该比康熙年间凭借记忆修撰而成的《湟中严氏族谱》更为可信。据此可以判断，严威任职西宁卫的时间应该在嘉靖朝后期。 回过头来，我们再看严肃的去世时间。假定他去世于景泰七年（1456），距离严威嘉靖三十七年（1558）首次立功的时间长达102年，而这期间严家只有两代人承袭祖职。严威能被选入营兵体系，操备于碾伯，应该正当壮年。即使他嘉靖元年（1522）就已经袭职[17]，那他的父亲严敞也要在军中服役66年之久，这肯定是不可能的事。所以，严肃的去世时间应该在亦卜剌进入青海之后的正德末年或嘉靖初。族谱的记载明显是错误的。 严肃有一弟，名严经，严肃进驻西宁时，严经随同前往，“遂家焉”。在这之前，严氏一族都是以行伍著称，自严经起，严氏的门风开始发生变化。“肃子孙承袭世职，自经以下皆读书力田，著声乡党。膠塾间视当代名公巨卿宜若少逊，而席先人之旧业，敦儒素之家风，谅亦各有当也”[18]。可见，在严氏后人看来，从第五代开始，严氏一族已经开始由单纯尚武转向文武双全。 其实，严氏最早致力于举业的不是严经，而是三世严清之子严英，谱中称其“以岁贡任河南嵩县县丞”[19]。只是，湟中严氏与严经一系很早就失去了联系。 明中叶，武职的地位下降，逐渐沦为文官的附庸。受大环境影响，明代中后期出现了一大批附庸风雅、雅好文辞的武官，如睢阳卫指挥佥事汤敬，本人是武进士，但其文采被文官公认为“当在文士之右”[20]；清远卫指挥使杨宪臣径自投入名士陈献章门下，等等。大多数武职虽然达不到这样的高度，但对于让族属习文，投身科举事业却是非常热衷的。西宁地处边境，汉族人口是少数群体。在这里推广儒家学术，即是本地汉民自我发展的需要，同时也是向边境地区推广主流意识形态，实现“外戎内华”[21]的重要手段，所以，早在宣德二年，受命镇守这里的都督佥事史昭就已奏准：“西宁虽是边方，然官员军民之家亦有俊秀子弟向慕读书，缘未建学主师，无所受业。又凡庆贺表笺无人撰述书写，请开设学校如内地。” [22]严肃弟兄移居西宁，不可避免地要受当地汉民风气的影响，投身举业，也是必然。 严肃只有两个儿子，先后承袭武职，加之在一段时间内还在西宁和甘州两地流动，不具备投身学术的条件。唯有严经具备向学的可能。不过严经一系的发展也不是很顺利。严经只有一个儿子，加上严肃的两个儿子，严氏一族到第六代也只有三个男丁。人丁寥落，又缺乏学术积淀，在科举事业上显然不可能取得大的成绩。 不过，到第七代，严氏时来运转。严敞育有三子，严经则一下子得到了12个孙子。长孙严湖率先取得成功，进入国子监学习。谱称“自吾祖始，以戎行起家，而诗书之业缺焉未闻。延及我太学生湖公、高祖庠生明道，以将军之胄翔文章之府”[23]，喜悦之情，跃然纸面。 严湖生有四子，长子明道。明道长子尔范在学业上取得的成就最为显著，“由前明选贡，授福建漳州府经历，洊擢蜀射洪令，署潼川州牧”[24]。尔范有八子，除了贞庆、九宾投身行伍，二子早夭外，其他四子中贞泰是岁贡，以喜好藏书闻名；贞吉是廪膳生员；贞健、贞揆也是卫学生员。诸孙亦以生员居多。考虑到谱中对严湖的11个兄弟以及明道的3个兄弟及其后人的情况缺载，严经一系在第七代之后，在学业上取得一定成就的子孙应该还有一些。西宁地处极边，教育水平有限，要考中进士非常困难，能有多人被选为贡生，已经非常不易。说严氏一族在西宁已经是书香门第，应不为过。 严氏向学的子孙并不局限于严经一系。严肃一系中的修文者主要集中于八世严时一支。严时，“嘉靖间岁贡，自国学旋里授徒”。严时子汝魁是卫学廪生，汝魁子师正亦为岁贡，“三举德行，教授生徒，陶成后学四十余人”。师正之子维宪，也就是族谱的编者则为卫学增广生员，明亡后隐居田园[25]。 作为世袭中高级武官，严氏一族的尚武之风并没有因为向学子孙增加而减退，相反，还有所发扬。七世严威在嘉靖间的成就前面已经介绍，现在我们来看看他的后人。 严威有三子，除三子严时弃武修文外，长子严瞻袭职指挥使，继续在碾伯所领兵，“管巴暖操守”，后陆续升任甘州石硤口都司、延绥游击、通州参将等营职。次子严曤“以军功升小旗一员，任正兵中军”。 严瞻长子尔恭有疾，直接由其孙师旅袭职，时在万历中。师旅善骑射，后在万历《西宁卫志》的作者、兵备副使龙膺的提携下，调往甘州任正兵中军。此后又回到西宁，曾任“屯捕，掌卫篆”及北川守备等营职。天启中，师旅长子维藩袭职，先后三次掌管西宁卫巡捕、四次管屯管局，也曾出任奇兵营中军等营职，并“以功升总旗一员”。不久，明朝灭亡，“凡西宁土司准其承袭，汉指挥四十八员悉行裁革”，严氏一家的世职就此中止，“遂为齐民焉”。 明代中后期，卫所世职逐渐世爵化，并成为赏功的重要手段。前述严肃“子孙荫千户一员、指挥佥事一员”，严曤“以军功升小旗一员”，都是例证。 严氏户下另有多人曾在军中任职。如严威二弟严洁之子严钦“署试百户”，严维藩的弟弟维翰“袭授百户职，任镇海、威远中军。崇祯间，甘州插酋大举入寇，奉简领宁兵赴援，随镇兵堵御，追贼回巢。部给守备札，任碾伯中军”。严经一系也有人从军，如严尔范的两个儿子贞庆、九宾。贞庆“由庠生授试百户，兵部札加衔守备，诰授昭勇将军”、九宾“授试百户，任防守千总，委修北门大桥，诰授忠信校尉”[26]。 严钦等人入伍时都不是普通士兵，试百户、百户等职应该都是族人立功后恩荫的产物，像严维翰，《世系总叙》明确称其为“袭授百户职”。 从众多从军族人的经历可以看出，严氏一族在明代始终秉承着尚武的家族传统。加之有世袭武职作依托，从军者大多有一个较好的起点，因而取得的成就也比较高。如十世贞庆，投笔从戎时不过是六品试百户，后历经晋升，官阶达到了正三品，已经可与家族世袭之指挥使比肩。 另外，从贞庆、九宾属于严经一系来看，严氏一族虽然从第五代开始，在职业选择上有了“分工”，但相互之间仍有交叉，说明到明代后期，西宁严氏一族已经成长为文武双全的世家大族。唯一例外的是十一世维则，他虽然也是生员，但更精于医道，以行医为主要职业。 卫所军户由于人口繁衍，在职业选择上会日趋多样化。士、农、工、商是卫所军户的基本选择，前文提到严氏“自经以下皆读书力田”[27]，说明务农也是严氏的一个基本职业。传统观念鄙视商业，西宁地处极边，内地流行的“工商皆本”等新观念未必会传播到这里，但西宁严氏一族中未见从事商业者，会是单纯因为观念的影响吗？ 西宁卫设置于洪武六年，后因当地非军籍人口众多，于宣德七年升格为军民指挥使司。为了适应治下大批少数民族人口的需要，明廷有意识的安插了大批投诚土司出任西宁卫世袭武官，如指挥使李南哥（沙陀人李克用后裔）、祁贡哥星吉、指挥同知朵儿只失结[28]，等等。他们的族属也因此自动成为卫所军士。严氏一族被安置到西宁，估计和其祖先来自北方，并非汉人也有一定的关系。当然，为了实现“用夏变夷”，使当地民族通过与汉籍卫所军民长期接触“渐染华风”，明廷也在当地卫所中安置了一批汉族武官和军士，如吴元年归附的江南山阳人陈子名被委任为西宁卫指挥使[29]，河州卫百户王猷是很早就追随朱元璋起兵的宜兴人[30]。又如洪武十三年，拨河州48民户到“贵德开垦守城，自耕自食，不纳丁粮”，令王、周、刘三姓河州卫世袭百户“各携眷口赴贵德守御城池”[31]，等等。 这样混合配置虽然可以减少汉族军民大量涌入带来的军地矛盾，使当地社会按照统治者的意志平稳向前发展，但也有一定的弊病。一个突出的表现就是当地的经济发展水平很难取得跨越式的发展。西宁卫下辖之碾伯所人众，到清初仍“罕知贸迁”[32]。河州卫贵德千户所甚至到乾隆年间所城依然没有集市，“不使银钱”，后经分巡西宁道按察佥事杨应琚等筹划，才于南关厢开设集市，“青蚨、白选始有识者”[33]。曾经对西北经济发展有重要影响的开中制度，也因尊重当地可以比较容易的买到青海盐池出产的土盐的现实而没有实行，直到雍正二年之后才有所改变[34]。 经济发展水平有限，估计才是严氏一族中缺少经商人士的主要原因。 官兵混合配置还产生了另一个令明廷不愿意看到的现象，那就是随着接触的增多，部分汉族人众没有“用夏变夷”，反而被对方同化。嘉靖《贵州通志》的作者曾对此大发感慨： 贵州土著蛮夷族类实繁，风俗亦异，大抵标枝野□纯朴犹存。各军卫徙自中原，因沿故习，用夏变夷，胥此焉。恃彼至愚无知者或反见变于夷。重以江右川湖贩商流徙罢役逋逃多为奸诈，诱群酋而长其机智，而纯朴浸以散矣[35]。 在西宁同样存在这一现象。乾隆时按察佥事杨应琚曾统计西宁各族土司共计十六家，“皆自前明洪武时授以世职，安置于西、碾二属”。其中绝大部分是“蒙古暨西域缠头，或以元时旧职投诚，或率领所部归命”，唯独陈子名“系南人，元淮南右丞归附”[36]。按《湟中严氏族谱》记载，明朝灭亡后，“凡西宁土司准其承袭，汉指挥四十八员悉行裁革”。陈子名的后裔作为汉人，却被清朝政府按土司接收下来，说明其家已经完全“夷”化。相比之下，倒是出自异族的严氏恪守本分，没有辜负明廷。 二、腾冲李氏家族云南腾冲李氏家族的资料主要保存在《腾冲青齐李氏宗谱》[37]中。与西宁严氏的部分子孙尚能在地方志等史籍中有直接的记载不同，李氏的情况在明及清前期的史籍很难觅到踪影。 李氏世祖李德，原籍山东青州府益都县北城。洪武四年从军，次年调到南京威武卫，任总旗。六年，随徐达征战陕西；十一年，调府军右卫前所，升百户；十四年，再次参与北征，晋升千户，回师不久即受命率部随西平侯沐英等南征云南，先后在普定、曲靖、东川等地征战，并奉命留守当地。十六年十二月离开云南，进军广西，次年九月回师云南征进，二十年四月二十四日正式调卫，任云南前卫前所千户。二十九年二月，奉璧字第854号敕命，准以世袭[38]。 明初战事不断，军士长距离调动频繁，李德的经历印证了这一点。傅友德等南征云南进展比较顺利，朱元璋随即于洪武十五年增设贵州都司、云南都司，新立卫所“暂留江西、浙江、湖广、河南四都司兵守之”[39]，计划等云南彻底平定后再征发当地旧元军户顶补。但征集旧元军士的工作进展很不顺利，同年三月，傅友德奏报云南“屡经兵燹，图籍不存，兵数无从稽考”[40]，无兵可用，四都司兵只好长期留戍。李德所部属京卫，并不在上述四都司范围内，他的调卫，说明留戍云南的军士来源并不仅仅限于湖广等四都司。 由于地区发展水平的差异，在对军士家属流向没有严格限制的明初，很多经济相对落后地区的军士家属开始有意地向驻扎在经济较为发达地区的卫所军士靠拢，以规避原籍赋役，致使流入地区卫所军户的数量迅速膨胀，带来很多管理上的麻烦。《明太祖实录》记载，洪武二十年闰六月，“上以京卫将士多山东、河南人，一人在官则阖门皆从，乡里田园遂致荒废。因诏五军都督府核遣其疏属还乡，惟留其父母妻子于京师”[41]。同年八月，明廷又下令“诏在京军士戍守云南者，其家属俱遣诣戍所。户赐白金十两，钞十锭，令所过军卫相继护送”[42]。李德原籍山东，隶属京卫，且正是在当年的四月被调卫到云南前卫任职，估计与明廷在本年度有意识的遣返在京军士疏属有关。 不过，由于云贵地区生活艰苦，相当多的军士家属依旧滞留在京，明廷发遣军士家属离京赴卫的政策并没有收到立竿见影的效果，于是，我们在4年后又一次见到遣送云贵军士家属离京的记载： 洪武二十四年秋七月己丑，赐云南大理六凉诸卫士卒妻子之在京者，白金十人两，钞十锭，仍给以官船送往戍所[43]。 李德被后人尊为入滇始祖，其家属迁居云南应该在洪武二十到二十四年之间。 洪武二十九年八月，李德去世。李德有二子：长子李贵于洪武三十年赴京引见，并按规定于当年六月十四日与镇南卫中所百户李思忠在校场比试，“得中双收”[44]，获准袭职。次年八月，调任洱海卫中所。永乐元年复调回云南前卫前所。永乐十年“在任卒”。次子李莘，谱中称其后人“待考。据先辈传言，其裔居昆明”。 李贵有三个儿子。长子李全，永乐十五年袭职。因麓川思氏再次叛乱，明廷于腾冲地区设腾冲军民指挥使司。正统十三年，李全被调任为该卫前所前户，次年正月到任，“吾家迁腾越，世为腾人，始于此”。二弟李和随同前往，也定居于腾冲。三弟李吉，“所出待考”，估计是留在了昆明，和腾冲一支失去了联系。 谱中关于李全调任的记载与地方志的记述有一定的差异。明初，腾冲仅设一守御所，隶属金齿卫。宣德五年，副千户张铭上言“其地远在极边，麓川思任法不时侵扰，乞设州治”，明廷批准，并直接以张铭为腾冲知州[45]。但增设知州，并不能阻止思氏叛乱，明廷遂于正统十年增设腾冲军民指挥使司。 腾冲卫下辖六个千户所。按乾隆《腾冲州志》的记载： 左所自广南卫所调，官军多江南山陕湖广籍。 右所自金齿中左所调，多江南河南湖广籍。 中所自大理卫调，多江南浙江山西籍。 前所自洱海卫调，多江南山东湖广籍。 后所自楚雄卫调，多福建江南湖广籍。 腾冲所系守御千户所改设，多土人，亦间有江南山陕湖川等处籍[46]。 腾冲卫在滇西，不可能从远在千里之外的昆明调兵。李贵如果确实曾从洱海卫调回云南前卫，应该不会再调往腾冲卫才对。州志记载腾冲卫前所的军士来自洱海卫，且多山东籍，李贵曾任职于洱海卫中所，又祖籍山东，李全似乎从洱海卫调任腾冲卫更为合理。不过，在找到直接的证据之前，是谱是否记载有误，只能存疑。 李全长子李通，天顺三年袭职，成化二十二年去世。其长子早夭，次子李伦于弘治元年赴京引见，不料于次年病逝。云南都司奉命重新“保袭”。李伦的儿子李翰也已夭折，李通一支绝后，继承权因此转入李全的次子李达一系。李达斯时也已经去世，其子李宗被“保送赴京”。按本谱卷三《碑传集一》的记载，李宗于弘治四年“六月八日批准袭授。九月，与定兴卫中所千户王冈比试，中收。六年八月领凭到任”。明中叶，世袭武官承袭时的比试制度已经沦为虚文，李宗先于六月获准袭授，九月才比试，纯属走过场，可为比试制度沦落的一个例证。至于两年后才拿到批文，则是明廷施政效率低下的一个注脚。 李宗弘治十七年卒于任上，长子李璋正德五年赴京袭职。嘉靖五年，“武定土酋凤朝文作乱，全滇震动。奉调各卫所兵赴剿。公率众四百名隶尚书武文定军，讨平之。录功，年增卫俸银一百五十两”。明中后期，卫所军士流失严重，为补充兵力，大批舍余被征召入伍。在平定凤朝文叛乱的战斗中，李璋的族叔李荣、李保都参战并先后阵亡。李荣兄弟作为武官家属，有很多机会避开征调，这次参战应该主动成分更大一些。这也是卫所军户把参军作为个人职业的一个选择项的例证。 嘉靖二十年，李璋“在任卒”。嫡子应元五年后袭职。在李应元这一辈（七世），家族中开始出现有一定成绩的文士。李文春，“万历间岁贡生，官姚安府学教授”。 李应元隆庆四年“卒于官”，长子国臣于万历四年“赴京引见”，次年获准承袭，万历十年才拿到凭证文书。到任次年就出征陇川。三十一年，因征战中旧伤复发，“不能任事”，主动退役。李国臣这一辈，族人在学业上建树不多，只有国辉、国秀得入州学。 腾冲地处滇西，民族关系复杂，从三世李全到八世国臣，除四世李通外，其他人的传记中都不乏征战记录，说明这里很难长时间保持安定和平，这对文教的开展无疑是不利的。腾冲司学到成化年间才设立[47]，就是一个反映。另外，由于生活条件等方面的先天不足，内地高水平的教官大多不愿到边地任职，致使边地师资严重匮乏，开展教育主要依靠流寓到本地的谪充文官或留用本地培养出来的俊秀子弟充任教官。前者缺乏系统和稳定性，后者不免有矮子里拔将军的嫌疑。这些都影响了边地的教育水平[48]。李氏子孙从万历年间开始能不断有人在学业上取得成绩，已属不易[49]。 明初，由于云贵地区元代户籍文件的损毁，大批内地军士被迫长期留戍，进而被明廷赋予了“用夏变夷”的“职责”，并取得了很大的成效。经过三百余年的经营，在清代人眼中，滇西、滇南地区的风俗已经“与中土不异。明初开滇，江南从戎者多驻牧其地，故金、滕人多金陵软语。宜其风俗有吴下风也”[50]。不过在明代，这一效果还没有完全显现出来，以腾冲南甸地区为例，从宣德时就有随王骥征麓川的军人留住、安插，但“历年既久，军人子孙，变而为夷”[51]。 汉军被少数民族同化的原因很多，除了人口比重等方面的原因外，明朝政府的一些不当措置是重要原因。滇西南地区原为少数民族聚居区，汉军进入后，势必触动当地土司的利益，不可避免地要产生冲突乃至战争。但统治阶层的一些“有识之士”，错误地把云南部分地区长期不稳定的原因归结为内地客商的主动涌入，提出要“禁中国客商不许擅入其地，则彼不知中国虚实，不为人所煽惑引诱”[52]，要防止“汉奸每入而扰之”[53]。类似主张的提出者，既有当朝名士，如邱濬；也有土生土长的俊秀，如吴宗尧，等。更有极端言论，如曾备兵澜沧的王士性，干脆提出“必起自金沙江，将三宣夷寨尽迁内地，四方空千里不留一人”[54]的主张。主张虽然不同，但在减少当地少数民族与内地汉人的接触这一点上是一致的。尽管这与明廷“用夏变夷”的总方针相抵触，但为了减少军费开支等眼前利益，明廷总体上还是接受，至少是不鼓励、不帮助内地客商进入云南民族区域，这就使驻扎当地的汉族军民几乎成为“用夏变夷”职责的唯一承担者，进而影响了该项政策的实效。 不过，腾冲李氏倒是没有忘记自己的“职责”。谱载，九世世馨，万历三十五年袭职。次年，乃父去世。他“居丧，庐墓二年，人咸以孝子称”。估计如果不是军职在身，他很可能会完成守墓三年的丧礼。坚持儒家礼仪，既是个人行为，也是传播主流意识形态的重要手段。 李世馨在促进汉文化传播上另有一大贡献。为解决军事补给上的困难，明朝政府大力推行屯田，云南地区的屯田甚至被用作武官的薪俸。正德《云南志》卷二《职田》记载： 都司并诸卫指挥等官准俸之田：都指挥使二百九十二亩亩八分……所镇抚三十八亩四分。其田各府州县卫司地方俱有[55]。 这些屯田原来都是当地少数民族的财产，政府强行划归汉族官兵使用，势必引起二者的矛盾和冲突。谱载，李世馨“因查勘屯粮事，屡奉使木邦、孟密、猛卯、遮放等土司地，悉除苛弊。各土官极敬爱之”。缓解双方矛盾，促进民族团结，自然有利于文化传播。不过，在坚持宣扬王化，以身作则方面，成绩最大的不是李世馨，而是他的长子李镇雄[56]。 李镇雄，字钟英，“能文章，优骑射”，崇祯十一年赴京袭职。斯时大明帝国内已经是狼烟四起，明朝政府十分重视武官的选拔。崇祯帝亲自观看比试。李镇雄表现突出，被越级提拔为都指挥佥事，主持腾冲练兵工作。不久，明朝灭亡。南明永历皇帝逃入云南，后又逃入缅甸。期间，李镇雄一直领兵扈从左右。在永历帝一行仓皇逃到缅甸蛮暮地方时，因当夜发生混乱，君臣离散。李镇雄无奈，独自回到云南。大概是为了避免清廷骚扰，李镇雄没有回到当时位于叠水河一带的旧居，而是迁徙到曲石一带隐居了下来。 为了表示不与清廷合作，李镇雄在曲石“惟率家人力耕而食，足迹不至城市。临终谕子孙：勿求仕进”。其子李旭牢记祖训，虽然学有成就，著有《岁寒松柏庐读书记》一卷、《杂记》二卷，但始终没有应试。此后的十二世李琮伯（李旭子）、十三世李荫林等都是当地名士，但无一参加清廷科举考试。李琮伯更是直接对劝说的人说：“祖训不敢忘，而故国故君之思亦不能一日已。得以此身布衣终老，足矣。” 李氏拒不与清廷合作的态度到十四世超贤时才有所改变。李超贤，乾隆十八年入州学，但不久就放弃学业，出任了一些低级小吏，最高的职务不过是浙江巡检，且很快以仕途险恶为由退归林下。其弟懋贤则干脆“缀儒业”，做起了商人。此后的李氏参与科举的族人逐渐增多，但成就不大。直到晚清，才因为当地形势的变化，出现了一些中级官员，不过大多是重拾祖宗旧业，以武职名世，如十七世李殿琼，官至陆营千总。但其孙辈李根源等入府学不久即先后投入到辛亥革命当中，重新成为清廷的对立面。 明初收复云贵，汉族官兵以胜利者的姿态留在这里，对自身的经济文化有着无比的优越感。进而使之成为传播主流意识形态主力军。明朝灭亡后，取而代之的清朝政府以满洲贵族为主导，对于长期自居于主导地位，受“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等观念影响很深，且经历了明末清初社会剧变的云南地区的汉军及其后裔而言，要其接受异族统治，是很困难的。李氏家族怀故国之思，采取对清政府长期消极抵抗的态度，是可以理解的。李超贤放弃抵抗的时候，清廷已经入关百余年，故国之思逐渐消弭，亦属正常。只是，明朝政府近300年的统治，已经使这里的人们具有了持久的文化向心力，即便是以经商牟利为主业的李氏后人也没有忘记自己的“职责”。如十八世李恩澍，因杜文秀起义，弃学业，避居缅甸经商，虽取得可观业绩，仍念念不忘回归祖国，并因此坚决拒绝娶缅甸女性为妻[57]。十八世德昌，也因相同的原因从缅甸归国收集族众[58]。李恩澍的儿子李学诗在随父来往缅甸经商期间秘密加入同盟会，投身于“驱逐鞑虏，恢复中华”的事业，也应与这种持久的文化向心力有密切关系。持久的文化向心力，可谓明朝政府留在西南边陲的最佳遗产。 回过头来，再看看李氏家族的职业选择情况。从前文中可以看出，李氏族众在明代至少从事了务农、求学、从军三种职业。至于是否有人经商，尚无确证。不过，从其后人多有进入缅甸经商的情形看，明季即有人经商的可能是存在的。这里另有一条资料可作参考： 明正统间，兵部尚书王公骥、兵部侍郎侯公琎、工部侍郎杨公宁修筑腾越城并新建文武衙署。所造城洞及铁门门臼点板并一切铁器皆我祖督工铸造。城工告竣之日，特给我祖印照，以后凡腾越城乡及各土司地之农器，祗准我李姓支炉开铸，永久世袭为业。其他之人鼓铸，须距离李姓开炉之外三十里，云云。历代以来，不无冒替鼓铸之人，皆经呈请地方官出示捕拿禁止。年前，亦有在干崖司地偷铸者，经厅主韦公勋承根据原案，给示严禁，此关吾宗世业也，特详记之，以告后世。 光绪十八年岁次壬辰十二月，腾越厅学廪膳生李国仲记[59]。 从这篇碑记中可以看出，李氏家族在正统以后，几乎垄断了腾冲地区的铁器制造。这是李氏族人的另一重要职业。从不断有人“冒替鼓铸”来看，其中的利益非同一般。生产出铁器必然要销售，那么，至少有一部分李氏族人在明代从事产销一体的商业经营，应该是没有疑义的。不过，这篇碑记是在本谱前五卷修成后，因得到娘娘庙一支族人的支谱才补上去的。前五卷丝毫未提及垄断铁器制造一事，说明至少在清末，大部分族人并不清楚此事。铁器制造应该是娘娘庙一支的专利。 三、苏州陶氏家族西宁严氏是早年归附的旧元军户；腾冲李氏洪武四年从军，可能是垛集军，亦不排除是明初重新收集回来的归附军户[60]。与之相比，苏州陶氏可谓根正苗红，是典型的从征军户。按《陶氏家谱》卷二《世系源流述》的记载[61]，陶氏始祖蚕哥，原籍凤阳府定远县陶家坞，“元政不纲，群雄割据，公起布衣，从明太祖征北平，以攻授校尉”，每战必身先士卒，后没于阵，“赠右都督府都督佥事，世袭指挥使，管正千户事”。 定远县是朱元璋早年起家的地方之一，陶蚕哥投入朱元璋麾下应该比较早，是朱的嫡系。右（军）都督府是明朝建立后才设立的，如果家谱记载无误，蚕哥应该牺牲于洪武朝中期。 《陶氏家谱》于康熙三十二年由十一世陶超宗创修，后于乾隆年间几次增修，光绪四年和民国八年又两次续修，但始终都没有搞清楚陶氏世祖蚕哥的正式名讳。与之类似的还有二世缠儿。 谱载，缠儿，“字亮贵。以孤童袭职，痛父战没，务在复仇。随征出战，奋不顾身……授龙骧卫游击，晋威海卫参军。赠武德将军，以病归里，卒”[62]。知道祖先的字，却不知道他的本名，亦属罕见。后人将不知道二祖生卒年月等归因于“三世祖靖侯公殁于交阯之役，宗谱散失，一无足据”。 不过，与西宁严氏、腾冲李氏在族谱之外罕有可对应研读之史料不同，在现存明代档案中可以找到陶家的影子。 按家谱记载，陶缠儿只有一个儿子陶俊，原来隶属龙骧卫，“时朝议各省兵卫单弱，留都所属多从龙之后，分调各卫”，陶俊因此被调往苏州卫。永乐七年，明廷南征交阯，陶俊随同出征，不幸阵亡。明廷抚恤，“赐葬吴县十一都二十五图稽字圩赵宅前十马墩索山之麓，遂家于吴”。陶氏也因此成为苏州卫世袭武官。而这恰恰是我们的突破口，因为明代的《苏州卫选簿》比较完整地保存了下来。 《苏州卫选簿》与《陶氏家谱》相关内容对照表
两份资料中的名字完全一致、承袭世职的时间大体可以对应。另外，家谱中记载九世陶元臣生于嘉靖三十六年，到万历十六年袭职时为32虚岁，与选簿基本吻合；十世陶一麟生于万历九年，到万历三十九年大选（考选军政）时为31虚岁，与选簿一致；十一世陶亢宗生于万历三十五年，到崇祯十年大选时为31虚岁，与选簿基本一致。由此来看，选簿中的陶氏和家谱中的陶氏是一家人应该没有问题。 从上表中，我们可以发现以下问题： （1）陶氏原籍确实是定远县，选簿中从五辈陶毅到八辈陶胄，都明确注明是“定远县人”。 （2）从选簿中可以发现，家谱中的二世祖缠儿的正式名讳应是陶实。 （3）选簿和家谱存在一定差异，主要有五：两者在辈分上有一定差异；家谱记载陶实曾任职于龙骧卫和威海卫，选簿则说是威武卫右所；陶氏的世职，家谱记载为正千户，选簿则为副千户；选簿记载陶俊的继任者先后是陶英、陶茂兄弟，家谱则只提及陶茂袭职；六世陶恩，选簿记载是陶毅嫡长子，家谱则说是过继而来。 《选簿》是卫所军官承袭世职的基本档案之一，由兵部武选司收掌。后因卫所地位下降以及贮存条件等原因，多有损毁。隆庆三年九月，兵部以选簿“年久浥烂”以及近年功次“尚未謄造”为由，奏准进行大规模系统清理。现存《苏州卫选簿》就是在这个时期编纂的。另外，因整理时“每员止用半页”[64]，留有空余，现存选簿中的隆庆以后的承袭情况，应是后人在空白处径自补入的结果。 陶实的从军履历，按理应根据当时保留的内黄、外黄等档案予以总结，记录在其名下。不过斯时明朝的档案管理工作已经非常糟糕，很多资料遗失，致使很多军官的祖先从军履历无从查考，只好缺载，这在现存选簿中经常可以看到。陶实只是其中的一个例子。资料缺载，使我们无法知晓陶实究竟是否为第一代从军者，陶蚕哥是否确有其人也成了问题。在没有发现新的资料之前，这里只能暂时依据家谱的记载。 《苏州卫选簿》以陶实为第一辈，以下辈序只按照承袭的次数，并不考虑实际辈分，因此造成了两份资料在前四辈记载上的差异。而二者在陶英是否承袭问题上的差异，则是第五辈及以后重新吻合的原因。 因为陶实资料缺载，无法判定他是否曾供职于龙骧、威海二卫。考虑到选簿的编纂完全依据原始档案，且成书早于家谱，基本可以断定他最后服役的卫所应该是威武卫，而非龙骧卫。至于游击一职，是营兵制产生以后的军职名称，家谱的记载肯定有误。另外，从选簿中看，陶实辞世之前并未调卫，陶俊才是最早调卫苏州的人。 陶俊的长子陶英宣德四年获得优给待遇时是11岁，则他应该出生在永乐十七年。据此判断，家谱中关于陶俊永乐七年参加南征交阯，且不久就战死沙场的记载也存在问题。正常情况下，陶俊去世后，陶家就可以为其不满15岁的继承人申请优给。所以，陶俊应该去世于宣德初年。至于是否参加过南征，尚难确定。 再看选簿与家谱在陶氏世职上的差异，这也是两份资料最明显的不同之处。家谱中说陶缠儿死后赠武德将军。武德将军是正五品的散阶，一般授给正千户。另外，赠官一般要比获赠人生前的官职高一些。据此，家谱已经透露出陶缠儿生前的最高职务应该低于正千户。选簿在十辈陶一麟、十一辈陶亢宗的名下都明确注明有“对讫”字样，且字体远大于正文，明显是相关官员在核对无误后留下的印迹。可见，陶家的世职应该是副千户。 这样就出现了另一个问题。《陶氏家谱》的最早纂修者陶超宗是陶亢宗的弟弟。亢宗生于万历三十五年。三弟耀宗，谱中记载生于万历四十三年。那么，陶超宗应该出生于万历四十年前后。即使他只比耀宗大一岁，到崇祯十年陶亢宗参加军政考选时，超宗至少也已经24岁。作为一个有编撰家谱能力的成年人，陶超宗无论如何没有理由记错陶氏的世职。那么，只有一种可能，即超宗故意把祖宗世职提高了一级。 和腾冲李氏等不同，苏州陶氏在明朝灭亡后并没有采取与清朝政府对抗的态度。苏州卫在明代主要负责漕运，兼顾防御，上表中的陶毅、陶一麟即曾司职漕运。鼎革之后，为保证漕运顺利进行，清朝政府把涉漕卫所基本完整地保存了下来，原来明朝的世袭武职，只要不与清廷对抗，可以保留世职，并继续负责漕运工作，只是官名按清朝兵制作了相应的调整，如指挥使改守备，千户改千总，等等。《陶氏家谱》卷二《世系源流述》记载，陶氏十二世有多人出任清朝武职，如陶耀宗之子，生于顺治四年的陶世伟曾任齐门把总；陶一麟的弟弟陶一麒之孙陶世樟是苏州卫协运千总。十三世陶守谦“应袭世职，以好闲散让弟守逸袭之”[65]，守逸则“年二十六即随例督漕，间习武事。效力五年，准以卫千总袭荫推用，授山东济宁卫千总职”[66]。 陶亢宗的三弟耀宗，谱中亦记载曾任协运百总。只是他出生于万历四十三年，到明朝灭亡时已经30岁。百总一职究竟是明末征发舍余入伍的结果，还是清初就任，暂时无法确定。但从其长子世伟出任清廷武职来看，至少他是不反对与清廷合作的。据此可以断定，在世职存废——家族利益面前，清朝统治者是否是异族并不重要。 明末战争不断，卫所档案大量损毁，陶超宗故意抬高祖先世职，不排除有浑水摸鱼的目的。从陶世樟、陶守逸出任千总来看，这次有意识的篡改，应该达到了目的。当然，这只是推测。 陶英是否袭职是另一大差异点。家谱记载陶俊长子陶茂、次子陶英、三子陶芳。陶茂成化戊子（四年）中武举，“袭职千户，升守备”；陶英则中成化甲午（十年）文举，后历任州学学正、江西吉安府理刑等职，无子。选簿与家谱在陶英无后及陶毅系陶茂之子上没有争议，陶茂是否中举无关宏旨，袭任守备的时间与选簿的记载也大体能对应上。前面提到，陶俊大致在宣德初年去世，假设就是在宣德四年。再假定五辈陶毅成化十四年袭职无误，如果陶茂在乃父去世当年就袭职的话，则他一共要服役50年，退役时至少65岁（按15岁袭职计算），与家谱“六十告归”的记载不符。另外，他中武举时应该是55岁，这在明代武举非常重视“技勇”的条件下，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如果他“六十告归”无误，则其中举时为50岁，按常理，同样难以中举。如果他中举时是30岁，则其出生应在天顺四年，距离宣德四年甚远。 另外，如果完全按照家谱的记载，陶俊永乐七年参加南征后不久即去世，假定为永乐十年，则陶茂成化四年中举时已经56岁，可能性更小。 相反，如果按照选簿的记载，陶英15岁袭职，正统六年时23岁。陶茂作为他的弟弟，按斯时的最大年龄22岁计，到成化十四年陶毅袭职时，正好60岁，符合家谱的记载。 据此，我们可以确定，家谱的记载存在很大问题，应该以选簿为准。陶英应是长兄，袭职不久即去世，因为没有后人，世袭武职转到亲弟陶茂一支。家谱中关于陶英曾中文举并出任文职的记载要么是子虚乌有，要么张冠李戴。 至于六世陶恩是否是陶毅亲生嫡子，在过继子女可以视为己出的传统家族观念下，并不是问题。 陶恩及以后几代人的情况，选簿与家谱的记载大致吻合，只是家谱更多的记录了先人的功德，对诸如八世陶胄“嘉靖二十五年为运粮故纵旗甲不肯交兑事，问发立功”等事不予记录，在为尊者讳的传统观念下，完全可以理解。 在分析了选簿与家谱资料的同异后，我们来看看陶氏家族的演变情况。陶氏系开国功臣，又一直在经济、文化都比较发达的南京或苏州驻防，具备较好的发展条件。按家谱记载，陶俊的三子陶芳弱冠即“补吴县，为廪膳生……癸卯（成化十九年）贡成”，后曾任教谕。可见，从明中叶开始，陶氏即已向文武双全家族迈进。 不过，陶氏的人丁并不兴旺，陶英和陶芳都没有后人，苏州陶氏仍只有一支。陶茂有三子，长子陶毅袭职，但无子嗣。次子陶宏务农，有乐善好施之名。他育有二子，长子陶恩过继给陶毅，次子陶长寿“未娶卒”。从其名字猜测，陶长寿应该幼时身体就很不好。陶茂三子陶广，13岁时出赘到闵家。在古代，男性出赘妇家是很不光彩的事，陶广作为官军户仍要出赘，估计斯时陶家的经济状况可能很不好。由于出赘闵氏有贪图女方财产的嫌疑，陶广主动“捐其资产，携妻徙居”，并逐渐改变了生活境遇，“家渐裕”。 谱载，“成化中，吴中大饥，连遭父母兄弟五丧”，殓葬皆由陶广承担。当时，“孤侄恩才四龄”。按选簿记载，陶恩于成化二十三年获得优给时为5岁，则谱中所说大饥荒应该发生在成化二十二年或更早一些。从陶恩已成“孤侄”来看，陶毅夫妇、陶宏夫妇以及陶长寿都应该在这次大饥荒中离世。谱中所称父母究竟是指陶茂夫妇，还是岳父母，不得而知。但可以肯定，此时的陶家人丁极为寥落。如果不是有世袭武职的支撑，恐怕陶家会就此败落。 陶氏六世只有陶恩及陶广之子陶凯两人。陶恩承袭世职，陶凯则“好与文士交”，不过主要经济来源在经商。谱中称“巨商大贾之至吴者，多寓公家，托以重资”。 陶氏七世男丁勉强增加到3个。陶恩独子陶钺一度任京营守备，但3年后即病归。陶凯有二子，长子陶冶默默无闻，次子陶準在家务农，“躬耕养亲，不入城市”。看来陶凯经商并不是很成功，没有给后人留下多少资财。 从八世开始，陶氏人丁渐趋兴旺。八世有8个男丁，九世增加到15个，十世可以确认的有11个，十一世有14个，十二世有17个。之所以始终在十几个徘徊，和很多子孙没有后人有关。八世8个男丁有两个无后。九世除陶元卿“鼎革后不知所终”外，另有6人“无传”，1人只有一女。十世有三人，十一世有一人无后。这么多人无后，联系到陶氏武职中有陶恩、陶钺、陶一麟等多人因病退役，陶氏或许有家族遗传病存在，否则成化间一门连丧五人，未免过于巧合。 随着人丁的增加，陶氏族人从事的职业亦随之多样化。八世应鳌“克勤家业”；九世元相“苦心经营，家乃小康”，服尧“以勤俭起家”，宗尧“田园治生，不与世事”，估计都是以务农为主。 陶氏在五世家道中落，所以四世陶芳开创的举业并没有得到发扬，这一景况在九世时终于有所扭转。九世诵尧为廪膳生员，绍尧则“蓬室聚徒”，在学术上也应有一定成就。另外，八世应隆，谱中称其“博学多识，隐居自乐”，也是儒林中人。不过真正在科举道路上小有成就的是十世大珍。他曾经做过山东齐河县县丞，估计曾经中举。总体上看，陶氏一门虽然投身儒业者较多，但终明之世，并未取得丰硕成果。 陶凯开创的商业也有人继承。十一世陶容恭以“贸易公平”著称，十二世陶世揆“自弱冠经营，不二十年家业大振，兄弟咸赖以起家焉”。不过前者出生于崇祯二年，后者生于顺治元年，经商成功时都已经到了清初。 此外，陶氏十世周珍以善画闻名；九世元卿“鼎革后不知所终”，是死于乱军之中，还是出家云游不得而知。总之，虽然陶氏的职业选择日渐多样化，但在整个明代，除了世袭武职小有成就外，在其他方面都未取得大的成功。 结 语族谱资料在史学研究中具有特殊的价值，但以上三个家族的族谱或多或少都存在一定的问题，可见，与相关史料进行比对研究是不可缺少的一个环节。这是本文的第一个结论。 明初，大规模军事调动频繁，卫所军士不断迁移。西宁严氏和腾冲李氏都有族属留在了原来的驻防地区，并因路途遥远等原因失去了联系。苏州陶氏家谱中虽然没有记载是否有分支留在他乡，但从乾隆九年陶彝撰写的续修序言中可知其与北平陶氏之间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不惟两家之祖出自凤阳，而又皆在洪武、永乐之间同以武功承世职，其为一宗，信卓然不诬矣”[67]。卫所军户群体的不断迁徙，对于明代人口的时空分布乃至地域文化的发展都产生了重要影响。 中国自古就是一个多民族国家。汉族与少数民族之间的相互交流，是多民族国家稳定、持续发展的必经途径。严氏和李氏等以胜利者的姿态进入少数民族聚集区，对自身带有的主流文化具有莫大的自信，不仅改变了当地的民族构成，也对内地文化在边远地区的传播，增强边境地区对中原的向心力做出了贡献。李氏入清后长期拒绝与满洲统治者合作；严氏虽然出自少数民族，但对于本族被清廷按汉族武官对待并无怨言，反而欣然接受，“日夕必会于伯兄所，谈先人嘉言懿行”[68]，示之后人[69]。倒是出身从征军，长期处于文化中心地带的苏州陶氏没有顾念故国，坦然更换了主人。两相对比，颇令人玩味。 再看三家的职业选择。从军是本业，不能放弃，在边患孔棘之地更是如此。西宁地处国防前线，战事不断，有利于军事人才的涌现，故严氏族内从军者众多。李氏宗谱中虽然记载下来的主动投军者不多，但因大量族众失载，估计从军者也不会是少数。陶氏身居内地，用武之地不多，但凭借世袭武职度过了最艰难的岁月。读书、力田是三家的共同之处，只是都没能取得大的成就。西宁、腾冲地处极边，教育水平落后。苏州文教发达，但竞争也空前激烈，三家没能在科举上有大的建树，倒也正常。至于李氏垄断的铁器铸造，则属于特例。真正可以比较的是经商。 腾冲毗邻缅甸，但长期的紧张局势压制了边贸，故李氏的经商人才到清代才陆续涌现。青海地区经济落后，边民“罕知贸迁”[70]，甚至连贵金属货币都难得见到，经商无从谈起。苏州地处腹里，工商业繁盛，本可大有作为，但终明之世，只有六世陶凯曾在商业上一度风光，说明陶氏一族在选择职业时并没有充分利用客观环境给予的有利条件。陶氏的经历证明，卫所军户在进行职业选择时，主观因素仍占主导地位，而能否充分利用卫所驻地的有利条件，则是其能否长久立足并光大家业的前提。 这里扯出另一个话题。长期以来，学术界一直对晚明社会给予了莫大关注。不可否认，晚明社会确实发生了很多与前代不同的变化，在经济、科技和思想文化等方面，特别是士大夫阶层对于外来异质文化的接受程度，都达到了新的高度，已经开始了自身的近代化历程。但有两点也是共识。一是这种变化主要发生在东南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二是这种变化并没有在总体上影响统治者对帝国发展的看法，一切仍然是以不变应万变，结果在新的经济、社会因素的“腐蚀”下日趋腐败没落。这种腐败在一定程度上解脱了旧体制对新的经济、社会因素发展的束缚，在一定时期内促进了晚明社会的演进，但反面效果会日趋明显。 从上面三个家族的发展可以看出，大明帝国不同区域的发展水平很不一致。从明中叶开始，就不断有有远见的士大夫提醒决策层要注意西北地区的发展，但并未引起重视。虽然明朝灭亡的原因很多，但陕西李自成等人的大规模起义，无疑是压在大明帝国头上最重的一根稻草。而随着明朝的灭亡，东南地区社会发展的成果也付诸东流，再一次上演推倒重来的悲剧。可见，要在偌大一个帝国内实现近代化，必须实现各地区的共同发展。但对于腐朽的统治者来说，这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而东南社会的发展，显然还没有到可以改变政治体制的地步，发展中断，推倒重来，也就成了不可避免的结果。高度重视各地区发展不平衡的现实，是历史留给我们的一个必须牢记的教训。 [1] 乾隆五十四年介祺堂刊本。谱中对康熙朝以后的严氏族人也有部分涉及，估计是后人在本谱基础上直接填纸加写所致。 [2] 《湟中严氏族谱·序》。 [3] 在《世系总叙》中存在多处错误，如定远县在元代属淮西江北道肃政廉访司下属安丰路之濠州管辖，明初才设置凤阳府。南京在元末称集庆，朱元璋占领后改称应天，江宁则是清代对南京的称呼。谱中出现的一系列地名称谓上的错误应该是撰写者不了解地名演变所致。另外，朱元璋占领集庆是在至正十六年（1356），此后的破严州、鄱阳湖之战都发生在吴元年（1367）之前。严渊归附的时间明显有误。 [4] 《湟中严氏族谱》卷一《世系总叙》。 [5] 郎瑛：《七修类稿》卷十四《国事类·二卫》：“太祖国初时，立君子、舍人二卫。君子卫居文官子弟，舍人卫居武官子弟，以宣使李谦安子中领焉；昼则侍从，夜则直宿，以为心腹。登报后，总兵官家眷俱要京中居住，谓同享富贵，二者虽若宠之，实防之也。” 在王世贞《皇明异典述》等野史笔记中也有类似记载。 [6] 以下涉及严氏的引文如未加注，来源都出自《湟中严氏族谱》卷一《世系总叙》和《世系图说》。 [7] 参看拙著：《试析明初卫所军户群体的形成》，《中国史研究》2007年2期。 [8] 明代营兵制下只有“协守”某某处，尚未把“协”作为一个具体的编制单位。谱中所称“怀来协副将”，应是错把清代绿营兵制错误套用到明代所致。 [9] 《湟中严氏族谱》作者严维宪生于万历末年。 [10] 严昊在京卫服役，严清一系估计留在了南京附近。严斌一系估计留在了严濠驻守的绥德。 [11] 《湟中严氏族谱》卷二《世系图引》。 [12] 如万历《西宁卫志》卷三《纲领志》，王继光辑注本，青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13] 万历《西宁卫志》卷二《兵防志·番族》。 [14] 万历《西宁卫志》卷二《兵防志·番族·昝咂》。 [15] 万历《西宁卫志》卷三《纲领志》。 [16] 顺治《西宁志》卷三《官师志·官记》，青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17] 按照明朝卫所武官袭职的最低年龄15岁计，嘉靖三十七年的严威应当已经50岁，临近退役年龄，几乎不可能入选营兵系统。 [18] 《湟中严氏族谱》卷二《世系图引》。 [19] 《湟中严氏族谱》卷一《世系图说》。 [20] 《明武进士昭毅将军跻斋汤公墓志铭》，《新中国出土墓志·河南》（二），文物出版社，1994年版。 [21] 顺治《西宁志》卷一《地理志·风俗》。 [22] 《明宣宗实录》卷二四，宣德二年春正月癸丑条。 [23] 《湟中严氏族谱》卷二《世系图引》。 [24] 《湟中严氏族谱》卷二《世系图引》。 [25] 严时另有6个儿子，但谱中没有记载，其中未必没有在学业上取得成功者。 [26] 《湟中严氏族谱》卷二《世系图引》。“忠信校尉”，明代武官无此散阶，疑为错误套用清代绿营兵制。 [27] 《湟中严氏族谱》卷二《世系图引》。 [28] 顺治《西宁志》卷三《官师志·土司》。 [29] 乾隆《西宁府新志》卷二十四《官师》，《中国西北文献丛书》第一辑《西北稀见方志文献》第55卷，兰州古籍书店1990年版。 [30] 民国《贵德县志》卷三《人文志·职官·名宦》，《中国西北文献丛书》第一辑《西北稀见方志文献》第57卷，兰州古籍书店1990年版。 [31] 民国《贵德县志》卷三《人文志·户口》。到乾隆十一年，原来的48户民户已经有在册人丁9835人，“王、周、刘三屯百姓人丁四百六十二”。这些汉族人口的繁衍，对改变当地单一民族结构，使之向多民族“大杂居，小聚居”的状态转化无疑有重要作用。 [32] 康熙《碾伯所志·习尚》，《中国西北文献丛书》第一辑《西北稀见方志文献》第57卷，兰州古籍书店1990年版。 [33] 民国《贵德县志》卷二《地理志·贵德所街市》。 [34] 民国《贵德县志》卷三《人文志·盐法》：“宁郡所属各县卫所向俱易买青海之盐，并无行引课税。” [35] 嘉靖《贵州通志》卷三《风俗》，《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 [36] 乾隆《西宁府新志》卷二十四《官师》。 [37] 李学诗、李根源等纂修，民国十九年本家宗祠雕版。从谱中内容看，是谱并非修于一时。其中卷三、四《碑传集》部分直接采用了民国二年刻印的《腾冲叠水河李氏家谱》；卷五“增编”之《李希白先生年谱》则是在李学诗（字希白）去世后补刻。原谱共五卷，但因在修成后又收到了娘娘庙一支的支谱，估计为求简便，没有重新修撰，而是直接附在了本谱之后，作为第六卷。加之李学诗兄弟是民国初年的名人，李根源更是一度出任代理国务总理。因为人脉广泛，李氏兄弟收集了大批名人，如陈宝箴、章太炎、罗振玉、于右任等人的文字、题签。因为是应约撰写，修谱时不便取舍，故全部收入谱中，所以本谱的体例显得很不严谨。 [38] 李氏一至十世的情况如无特别注明，均援引自是谱卷一《世系表一、二》和卷三《碑传集一·世官记、先德记》。 [39] 《明太祖实录》卷一四三，洪武十五年三月丁丑条。中研院史语所校勘影印本。 [40] 《明太祖实录》卷一四三，洪武十五年三月丁丑条。 [41] 《明太祖实录》卷一八二，洪武二十年闰六月乙卯条。 [42] 《明太祖实录》卷一八四，洪武二十年八月乙亥条。 [43] 《明太祖实录》卷二一○。 [44] 《腾冲青齐李氏宗谱》卷三《碑传集·世官记》中详细记载了李氏祖先进京比试的时间、对象、成绩以及获准袭职、到任的具体时间等细节，是难得的个案史料。因与本文主旨无关，下文不再介绍。 [45] 乾隆《滕越州志》卷七《职官》， 《中国方志丛书》本，台北成文出版社1977年版。张铭以武职出任州官，在明中叶是很罕见的特例。 [46] 乾隆《腾越州志》卷七《职官·武秩》。 [47] 乾隆《滕越州志》卷六《学校》。 [48] 参看拙著《明代卫所军户研究》第四章第四节，线装书局，2007年版。 [49] 李氏支系较多，大量族众因为失考而未入谱中，不排除其中有在学业上有一定建树者。但估计不会有人超过七世李文春，否则必然会在族人中广为传颂，不致失考。 [50] 乾隆《滕越州志》卷三《风俗》。 [51] 乾隆《滕越州志》卷二《疆域·村寨·四夷庄》。 [52] 乾隆《滕越州志》卷二《疆域·村寨·猛蚌上下寨》附引吴宗尧言论。 [53] 乾隆《滕越州志》卷二《疆域·村寨·四夷庄》。 [54] 王士性：《广志绎》卷五《西南诸省》，中华书局1981年版。 [55] 《天一阁藏明代地方志选刊续编》本。 [56] 对他的名字，后人记载不一，一说为李正雄。谱中使用也不一致。为了行文方便，本文统一用李镇雄。 [57] 《腾冲青齐李氏宗谱》卷四《碑传集二·腾越李润九先生墓志铭》。 [58] 《腾冲青齐李氏宗谱》卷三《碑传集一·续先德记》。 [59] 《腾冲青齐李氏宗谱》卷六《李氏世业农用铁器碑记》。 [60] 洪武四年，明朝政府曾从山东、北平收集故元五省八翼汉军14，0115户。事见《明太祖实录》卷六三，洪武四年闰三月庚申条。 [61] 以下本文言及陶氏族人的情况，如无特别注明，资料均来源于《陶氏家谱》卷二《世系源流述》。 [62] 《陶氏家谱》卷二《世系源流述》，陶氏义庄自刻本。 [63] 《中国明朝档案总汇》（61），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64] 《兵部为清查功次选簿以裨军政事》，见《中国明朝档案总汇》（61）。 [65] 《陶氏家谱》卷二《民先公支长房》。陶守谦弟兄系陶一麟亲弟一凤的后人。清代兵制，卫所武职世袭并不局限于长房支，而是在全族内选拔。陶守谦能以旁支获得世袭权利，应与此有关。 [66] 《陶氏家谱》卷二《民先公支次房》。 [67] 《陶氏家谱》卷首“旧序”。 [68] 《湟中严氏族谱》卷二《世系图引》。 [69] 严氏和李氏在家谱中对本族和清廷保持距离有刻意强调的痕迹。《湟中严氏族谱》首创者严维宪生于明末，不排除见过严氏旧谱的可能。他刻意强调先人“嘉言懿行”，应该是深受明朝正统文化教育本能的反应。腾冲李氏清末参加同盟会反清革命，强调清初本族不与清政府合作，亦属必然。 [70] 康熙《碾伯所志·习尚》。 (责任编辑：adm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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