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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9年是赵元任个人生命史上临近“翻篇儿”的时刻。 此时的赵元任仍游离于大历史之外。国内趋于白热化的新旧之争，《新青年》上以他的朋友胡适之为中心的文学革命，甚至是震惊中外的五四运动，在赵元任1919年的生活史中都没有留下什么痕迹。从世界史的角度看，像一战结束这样重大的历史事件，在他心目中似乎还不及同年发生的某次天文奇观更有吸引力。 直到1920年，留滞美国近十年的赵元任决定回国，才正式步入历史的聚光灯下。1920至1921年可以说是赵元任一生的“高光”时刻，也是他与国内知识界生出关涉、互动频密的两年。因罗素来华讲学，赵元任随行翻译，同时加入国语运动。但对他个人而言，更有意义的人生转折是解除包办婚约，与杨步伟结婚。 1919年既是赵元任人生中一个晦暗不明的低谷期，又有什么值得追述的呢？他在《早年自传》中写道： The Academic year 1918-1919 was one of my most unsettled and unsettling years within memory. I did not know what to do, where to go, geographically, nationally, intellectually, or emotionally. [1918-1919学年在记忆中是我最不安定的年份之一。我不知道将来做什么、去哪儿，无论在地域上、国族上，思想上或情感上，都有无所适从之感。] 这段自述提供了一个入口，由此可窥见赵元任此时的心灵世界，吸引我探究这种多方面的不安定感（unsettled and unsettling）从何而来，又是如何得以化解的。 1918年赵元任从哈佛哲学系毕业，1919年恰是他在各种人生选择间犹豫不决的gap year（空档年）。身心状态的波动起伏，令他暂时沦为精神上的“流浪汉”。在拿到雪尔登旅行奖学金（Sheldon Travelling fellowship）后，赵元任开始漫无目的地四处闲逛。《早年自传》中颇为细致地记录下他漫游途中一次乞食的经历：肩上扛一手杖，杖上挂一行囊，走到一处人家，跟女主人讨要面包和牛奶，说“让一个流浪汉也‘胡佛一把（Hooverize，厉行节约之意）’”。女主人最后象征性地收了点钱，表示不是对流浪汉（tramp）的施舍。这种漫游、求乞，对赵元任而言，似乎是他化解不安定感的自我疗法。 赵元任在康奈尔大学读书时，已养成“冥游”的习惯。他喜欢边闲逛边放飞思绪，在路上碰到熟人老是忘记打招呼，看起来像个心不在焉的教授（absent-minded professor），因而获得“教授”的外号。赵元任这种“心不在焉”的书生气质，与他的妻子杨步伟正好形成完美的性格互补。杨步伟属于杀伐决断的行动派，她在《一个女人的自传》（Autobiography of a Chinese Woman）开头坦言： 我喜欢动作。我第一次碰见我美国留学生丈夫的时候，他还是那种一天到晚坐在那想事情的中国念书人样子，我虽然脚还没踏到美国地方，他一见了我就说我简直像个美国人。我就是为着爱做事而做事。世界上该做的事那么多，你哪来工夫那么闲坐着煞？[赵元任译：I like to move; I like to act. When I first met my American-educated husband, a typical contemplative Oriental, before I ever set foot on America, he said that I was a typical American. I want to do things just for the fun of doing them. There is too much to do in the world to sit around and waste your time.] 1919年前后赵元任摇摆不定的精神状态，多少源于他优柔寡断的性格。他在1916年11月3日日记中写道：“I am 24 years old today, still a hesitator.” “hesitator（彷徨者）”道出了赵元任求学时期的性格底色。1918年5月他博士论文答辩通过后，答辩委员会主席霍金教授（William E. Hocking）追问写这篇论文（《连续性：方法论的研究》）对他的性格有无帮助？赵元任老实回答说，无助于克服自己优柔寡断的毛病。 这种不安定的心理状态，对一个自信心、自制力极强的学者而言，是不同寻常的。其间隐伏着赵元任个人独有的精神危机、认同危机，与胡适归国前的踌躇满志形成有趣的对照。胡适在归国前已有明确的自我定位，就是要做国人导师，他常引纽曼（Newman）的一句诗：“You shall see the difference/now that were are back. [现在我们回来了，你们请看，便不同了！]”赵元任与胡适是一辈子的好友，但两人的人生志趣、生活态度完全不同。胡适是情愿活在金鱼缸中的公众人物（public figure），赵元任则有时刻意避开历史的聚光灯，宁愿享受私人生活（private individual）。 赵元任是现代学者当中特别注重保全日常性的一个人。早年随祖父各地迁徙、出国后四处游历、战乱期间流离失所，这些经历都让他格外珍视平常过日子的滋味。《赵元任早年自传》中但凡涉及大的历史变动，常滑向个人生活常态的记述。就像七七事变后的某个晚上，赵元任跟文教界的几位朋友在南京一家面馆吃面，静静地看着月亮在云层间穿过，都沉默不语。赵元任感叹：不知何时我们能再有这样的一个夜晚（I wonder how often we shall be able to enjoy this kind of evening again）。所谓平常过日子的滋味，只有在聚散离合的战乱年代，才是值得回味的稀罕物。 1927年两人共同的好友韦莲司（E.C.Williams）写信给胡适说： 我觉得世间最忽略的资源就是嬉戏，要能够在社会上撑得住，没有比嬉戏更重要了。不是指声色犬马，或神经兮兮的寻乐，而是真正轻松忘我地让想象力奔驰，表现自己另外的一面。赵元任无论在任何困境都不会令人觉得他可怜，因为他能随时以嬉戏的心态从中获得乐趣。（参见A Pragmatist and His Free Spirit: The Half century Romance of Hu Shi & Edith Clifford Williams, Hong Kong: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2009） 不得不说韦莲司以艺术家的敏感捕捉到二人心性上的差异，赵元任无论在顺境还是逆境中，都能保持“嬉戏”的心态，而这恰是作为公众人物，难以摆脱盛名之累的胡适所缺乏的。这种嬉戏的精神渗透到赵元任生活的方方面面，在他最钟情的语言学和音乐创作上体现得尤为明显。在嬉戏精神的引领下，语言学不再是枯燥的专业，音乐也不仅是业余的消遣，二者都成为赵元任生命中的光与热。 赵元任这种“嬉戏”的精神状态，也是近代中国过分紧张的学术社会所缺乏的。从这个意义上说，赵元任是中国现代学术史上的“异端”，我感兴趣的是这种“嬉戏”的心态（play with something）与专业化程度极高的现代语言学之间的张力。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Bancroft图书馆保存的赵元任档案中，据目录显示，其在讲演题目中多次用“嬉戏”的态度来谈语言问题，譬如Language at Play（语言游戏）、Playing with the Chinese Language as a Symbolic System（与作为符号系统的汉语嬉戏）等。他最得意的语言游戏，是利用汉字的视觉性，选取准同音异形（quasihomophonous）字编成“无意义”的小故事，如被收入《大英百科全书》的《石室诗士食狮史》（Story of Stone Grotto Poet Eating Lions）。在日常生活中，赵元任也不轻易放过任何一个玩文字游戏的机会，善于用双关语（make puns）展示他特有的冷幽默。比如他和杨步伟合写的系列传记，总名为“Life with Chaos”，既是指“赵家的生活”，也可以理解为“一团混乱的生活”。 韦莲司所看重的“嬉戏”，借用赵元任在《阿丽思漫游奇境 记》（Alice’s Adventures in Wonderland）译者序中的说法，其实是用一种“不通”的态度，笑对人生的难，追求一种有意味的“没有意思”（nonsense）。这篇译者序也是自我解构的游戏笔墨，赵元任在序后加了两条附记： 排版注意因以上所说种种的理由，这篇序文应该从头到尾删掉，请排版的，校对的就照办为要。 又，这几句话是专门给排版的，校对的看的，并不是书稿的一部分，千万不可以也把他排入，弄成一个大“不通”的笑话。 写序在他看来纯属多余，做序的最高境界是逼迫读者跳过序言直奔主题。《阿丽思漫游奇境记》是给小孩子看的书，又是一本哲学和论理学的参考书，里面有许多说不通的笑话。这些“不通”的笑话之所以有意思，就在于它不提倡某种主义。周作人认为《阿丽思漫游奇境记》的特色，即这种有意味的“没有意思”。放到十九世纪英国文学史的脉络中，周作人援引麦格那思的评价，指出阿丽思的冒险“非常分明的表示超越主义观点的滑稽”，引诱读者走进镜中世界（Through the Looking Glass），在这里“物 质是一个消融的梦，现实是在幕后”。 戏剧家丁西林也认为《阿丽思漫游奇境记》中最重要的元素就是humor。这种humor特别对译者的口味，却是国粹里整理不出来的东西，是中国人一向没有或欠发达的口味。从中国旧有的滑稽、诙谐、聪明、俏皮、讽刺、戏谑里，提炼不出humor这种元素。《阿丽思漫游奇境记》是赵元任在国内出版的第一本书，他花大力气翻译此书，是因为从作者Lewis Carroll身上发现两人许多惊人的共通之处：mathematics，love，logic，paradox，shyness（见1915年9月7日赵元任日记），更重要的一点共鸣是以“不通”的态度随顺人生，从无目的的精神漫游中领会到生活里有意味的“没有意思”。 赵元任一生视科学为天职，但他决不是苦行僧式的学者，而是一个嗜好极多、富于冒险精神的，学术上的享乐主义者。赵元任在独幕剧《最后五分钟》的前言中承认，他对学术的兴趣仿佛是一个女人对男人的爱，极浓烈且忠心不变，即便一时移情别恋，最终还是会重回他的怀抱；而他对艺术的兴趣，仿佛是男人对女人的爱，一时间炙热如火，待热度消退后，好像就是离开她也能过似的，回头又恋恋不忘，觉得没了她，自己的生活便全无光彩。赵元任的嬉戏精神，不同于梁任公1920年代提倡的趣味主义，是以严格的专业化为前提，经过现代科学方法洗礼的享乐主义。 胡适在“Intellectual China in 1919”（《1919年的中国思想界》）一文开篇称：“In the whole modern history of China the year 1919 certainly deserves the name annus mirabilis[在整个中国现代史上1919年可谓是奇迹迭出的一年]。”借用赵元任作曲时惯用的表现手法，在中国现代思想史上被大写的“一九一九”这首多声部乐曲中，赵元任1919年的心路历程构成了主旋律的“转调”（modulation）和“滑音”（portamento）。 赵元任对音乐创作的兴趣，在他女儿赵如兰看来，有时也可以说是一种逻辑的兴趣。西方古典乐的和声系统有它的一套规律，赵元任喜欢用“转调”和“滑音”给歌曲赋予不同的情感色彩。比如在为刘半农的《教我如何不想他》（How Can I Help But Think of You）谱曲时，据《新诗歌集》中的作曲者注，“教我如何不想他”这句的唱法，每次都有转调。第一遍是本调（E调），第二遍收在上五度的调上（B调），过门把B调引伸了两句又回到家，第三遍从同名小调（homonymic minor, e小调）假道，到了“它”的相关大调（relative, G大调），第四遍暂回到e小调，两句后又变回同名大调到家，在E调上收尾。唱这个歌的时候，首先要唱得婉转，有许多地方就是没有↘号的，也不妨用一点滑音。这些自由的转调和滑音，赵元任以为并不是西方人专有的技法，可以给“中国派”的乐曲增添一点世界风味。 1919年胡适托任鸿隽在留美学界帮北大物色人才，任回信说赵元任一两年内未必肯回国。面对国内伸来的各种橄榄枝，赵元任此时仍徘徊在“世界公民”的理想与归国任教的现实之间。他很早就对“世界国家”的观念格外感兴趣，曾在日记中表示“立刻决定要加入这个国家，做一个世界公民”。“五四”一代知识人多受世界主义思潮的影响，但受制于语言能力与知识视野，真正有资格成为“世界公民”的并不多。赵元任是留美学界中极少数能融入欧美学术社会，得到学院体制认可的。 “世界公民”的理想与民族国家意识在赵元任这里并不完全冲突，从他对音乐的理解中，可以见出他理想中的“中国音乐”是超越东西方的二元对立，祓除东方主义的幻觉，自由运用西方技法的世界音乐，或名之普遍音乐。赵元任在《新诗歌集》序中指出西方人对所谓“中国音乐”的刻板印象，源于一种“博物馆的中国”观念，但中国人不可能把自己囚禁在人种学的博物馆中： 可是你要是真心的爱一种东西，得要看你能不能跟它一辈子伴着过，能不能live with it（共同生活）？光说quaint（稀奇古怪）不行，你是不真觉得它lovely（可爱）?是不是觉得它cozy（温暖）?是不是觉得它moving（生动）?……我们中国的人得要在中国过人生常态的日子，我们不能全国人一生一世穿了人种学博物院的服装，专预备着你们来参观。中国不是旧金山的“中国市”，不是红印度人的保留园。 这是赵元任文章中少见的有火气的段落，从中不难感受到他作为一个中国人，一个在国际学术舞台上如鱼得水的中国学者，面对西方人猎奇的眼光时隐忍的愤怒。 赵元任决不是狭义的民族主义者，他也不愿被裹挟入狭义的政治纷争当中，但在某些时刻，语言文字所携带的文化记忆仍是这位“世界公民”行囊里不忍抛却的故物。1956年赵元任录制唐诗，几次试诵《长恨歌》《琵琶行》，总是泣不成声，只好改录几首短诗。据赵如兰回忆，赵元任去世前一晚，还在用常州音吟诵“星垂平野阔，月涌大江流”。赵元任从小爱放风筝，照规矩放到清明时节，就要割断丝线放走风筝。赵元任漂泊的一生，仿佛是一只断线的风筝，他虽然亲手割断了那根看得见的丝线，看不见的丝线仍系于方音、汉字及唐诗所凝缩的文化记忆中。 （作者为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