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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轮船招商局在清末民初由“官督商办”转变为“完全商办”，是当时官企改制潮流中的一个重要案例，也颇受时人和后人的关注。其间，该局经历了完全商办法定权利的获取、对商办权利的自卫和完全商办的实现三个阶段，并伴随着官、商两方激烈的权利博弈，最终借助于预备立宪和辛亥革命带来的有利政治条件得以如愿以偿。此案一方面反映了绩优官企改制的艰难，另一方面也反映了这一时期政府部门对待商产和商权的政策与态度逐渐转变，体现了商政改革的实际效果。 关 键 词：轮船招商局/官督商办/官企改制/盛宣怀/郑观应 作者简介：虞和平，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特聘教授； 吴鹏程，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博士研究生。武汉 430079 轮船招商局(以下简称“招商局”)是中国最早的现代性企业之一，也是近代第一家股份公司制企业、规模最大的轮船航运企业。该局自1872年创办到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先后实行过官督商办、完全商办(简称“商办”，亦称“民企”)、国营三种性质的企业组织制度。其中完成于清末民初的由官督商办向完全商办的转变，不仅是该局自身发展历程中第一次重大制度转轨，而且也是当时官办和官督商办企业(统称“官企”)改制潮流中的一个典型案例。但对于这一重要的经济大事，学术界尚未见及系统、完整研究的专题论文，仅有少数著作和论文涉及。①本文试图从清末民初官企改制趋势的大背景出发，考察其改制的全过程，并揭示其所伴随的官商博弈、内含的时代意义。 一、研究现状和问题的提出 关于招商局的改制时间、过程和性质，已有研究有多种说法。最早对此作出论述的是夏东元先生，他说：受盛宣怀和董事会委托，“一九〇九年十一月一日(宣统元年九月十九日)郑观应赴北京到商部‘催请注册’……没有办成功而南旋”。“招商局打算于股东年会后‘再递公呈’……一九一〇年六月十二日(宣统二年五月初六日)……[郑观应]被推举再次前往北京办理商办注册等事宜……虽没有完全达得目的，却争得不少商权。”又说：“一九〇九年这一年，郑观应主要的精力放在招商局组织商办注册等事上；商办之局已成，就该着手内部的整顿了。”②其中所说“商办之局已成”，指的是1910年6月郑观应第二次进京申请注册之后。但这些说法都没有明确的资料依据，也没有明确指出郑观应为招商局争得了哪些“商权”；“商办之局”又成于何时，是1909年的那次，还是1910年的那次。又据夏东元另一说法，招商局改制为商办的成功似乎与赴部注册无关。他说，1909年8月15日召开股东大会，选出第一任董事，“以郑观应为主拟定招商局组织商办章程四十六条。这样，轮船招商局乃成为商办之局了”。③照这一说法，似乎是董事一经自行选出，商办章程一经自行拟定，招商局就可以成为商办公司了，又何须赴部注册和核准。 第二位对此作出论述的是张后铨，与夏东元的说法有所不同。他除了对郑观应第一次进京与夏东元持同一说法之外，还明确说郑观应1910年6月“再次赴京办理注册之事，仍无结果”。同样未见资料依据。但是，他却认定招商局在民国初年实现了完全商办，“盛宣怀的东逃，标志着官督商办体制开始动摇。清政府灭亡之后，邮传部派驻招商局的坐办等管理人员相继离局，官督商办体制解体，这就为招商局实现完全商办提供了可能性”。1912年3月31日举行的股东常会选出新一届董事，“伍廷芳被公推为董事会主席，杨士琦副之……是招商局进入完全商办时期的重要标志”。④其言下之意，是因为招商局新一届董事及董事会中没有了盛宣怀，所以实现了完全商办，似乎是招商局体制之改变决定于盛宣怀一人之去留。但是，盛宣怀从日本回来后，董事会于1913年6月22日再行改选，盛宣怀又进了董事会，并任副会长，仍操控着招商局。对此，张后铨评论：“从此以后招商局经历了十余年完全商办时期。”⑤前者以盛宣怀退出董事会而为完全商办之标志，后者又以盛宣怀重入董事会担任掌控实权的副会长为完全商办十年之开端，这种解释逻辑不免自相矛盾。盛宣怀对招商局虽然有很大影响力，在招商局体制变换中举足轻重，但不能视为其一人之关系，关键因素还是在于制度变换及其实施状况。 第三位对此作出论述的是易惠莉，所持说法又有所不同。她认为，1909年招商局申请商办，“由于邮传部的阻扰，注册事终未有结果”。其资料依据是：“宣统二年《盛宣怀致陆润庠函》(《盛档》)称：‘七月杪开会商办，公举粤董郑官应赴部注册，领到商办执照。乃邮传部以招商局奉旨归部管辖，将所呈恪遵商律之商办章程核驳甚多。’”但这则资料并没有说注册未果，而是明确地说“领到商办执照”；问题的关键在于“领到商办执照”与邮传部对“商办章程核驳”的关系。她又说，1910年郑观应“再度赴京办理招商局商办注册事”，由于这时盛宣怀已“赴邮传部右侍郎本任。有了这样的背景，招商局终于商办注册成功”。⑥这就是说郑观应在第一次进京时已领到了农工商部颁给的商办公司执照，但随即因所拟定章程受到邮传部批驳而没能改制为商办；到1910年因有盛宣怀的关系而获得成功。但其所论未见资料依据。 其他相关论文也有一些类似说法。如陈晗认为，“招商局体制的变动是在辛亥革命之后开始的”。⑦其所持论据与张后铨相同。李世明的硕士论文有专节论述招商局的“商办运动”，对招商局与邮传部的权利争夺有较多陈述，着眼点在于官商关系考察，未理清招商局改归商办过程，并认为：“汪熙先生将‘唐、徐主政期间的招商局定义为商办阶段，而将盛宣怀及以后时期称之为官督商办时期’，本人对此观点表示赞同。”又说“招商局在真正意义上实现‘商办’，则要等到民国二年六月”，⑧也就是盛宣怀重入董事会之时，与张后铨的观点相同，但没有具体论述。仲继银提到1909年招商局的商办注册之事，但其重点是论述招商局董事会的公司经营主权问题，对招商局如何改归商办及其与官方交涉的全过程，并未进行论述。⑨ 上述几种说法，涉及招商局改归完全商办的四次事件。一是1909年的申请商、邮两部注册，大多认为没有结果，唯有仲继银以此为招商局商办起始，但未有论证；二是1910年的再请邮传部注册，易惠莉认为注册成功，夏东元与张后铨则认为没有成功，其他论者没有提及或未有明确结论；三是1912年的董事会改选，张后铨和陈晗认为这是招商局进入完全商办时期的重要标志；四是1913年的董事会改选，张后铨和李世明认为从此招商局进入完全商办时期。其中论述较多的是前两次。那么，招商局究竟是怎样改制为完全商办的?与这四次事件究竟有怎样的关系?是否还有其他重要的事件?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