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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黄埔“陆军军官学校”，是我国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在共产国际和苏联的帮助下，孙中山亲自创办的军事政治学校。孙中山为该校建构了爱国、革命、忠于党、不怕牺牲，英勇奋斗，为实现他的三民主义、五权宪法理想信念，救国救民的黄埔精神，为国家培养了大量栋梁之才，为国民革命，统一中国奠定了坚实基础，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和现实价值。 造就革命军队的未来军官 孙中山亲自创办的广州黄埔中国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从1924年6月开办，至1928年3月，迁往南京，易名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在不到4年时间内，据人统计，第一期至第四期毕业的学生就有4981人。他们来自全国26省，并有朝鲜、越南、新加坡等国的革命青年前来学习。不少师生成了国民政府所属各部门中的核心和骨干。 黄埔军校是在共产国际和苏联的支援下建立的新型军事政治学校，它的培养目标是为“国民革命训练指挥干部”。正如孙中山所说：“我们的首要任务是按照苏联式样建立一支军队，准备好北伐的根据地。”孙中山说“按照苏联式样”，并不仅仅是希望看到一支按照红军的组织原则建立起来的，遵循红军战术思想的革命军队，重要的是力求使革命军队具有真正的人民性质，组建一支救国救民的统一战线的军队，造就革命军队的未来军官。在苏联军事顾问，以及国共两党的共同努力下，黄埔军校的学生不仅具有爱国、革命，救国，救民，服从党指挥的政治理念，也学到苏联红军的军事技能，具有军事学问和治国理念。 正在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期间，苏联援助国民党的第一批军事顾问波里亚克、格尔曼、捷列沙托夫、斯莫连采夫、切列潘诺夫等人就到达广州，孙中山还聘请鲍罗廷为黄埔军校筹备委员会的政治顾问。孙中山说，建立黄埔军校就是为了造就一支真正的革命军，造就一支有理想的革命军作为国民革命的基础。在苏联军事顾问，以及国共两党的共同努力下，黄埔建校后培养的学生不仅要具有军事技能，更重要的是学生要具有较高政治素质和有决心为实现孙中山的民族、民权、民生三民主义英勇奋斗和献身的精神。黄埔军校以“亲爱精神”作为校训，是为实现孙中山手创之三民主义的革命军校，也是孙中山遗留给中国人民的军事遗产。 军校开办期间，1924年10月，广州地区就发生了商团叛变事件。军校师生执行孙中山的命令，参与平定了商团叛乱，首次树立了黄埔军校的军威。1925年1月，盘踞东江的军阀陈炯明趁孙中山北上，商谈国是，与买办商人、北洋军阀相勾结，企图进攻广州，形势危急。1月30日，广东革命政府决定由粤军、滇军和建国军组成联军，分三路东征。军校师生和教导团组成的援军，人数不过3000人，担任右翼与粤军共同作战。黄埔军校师生在战斗中屡立战功。在两个月之间，取得第一次东征胜利。4月，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第77次会议，通过廖仲恺提出建立党军案，以黄埔军的两个教导团为基础，建立了国民党“党军”。6月，滇系军阀杨希闵和桂系军阀刘震寰发动叛乱，占领广州。东征军迅速回师平乱，留校的黄埔入伍生也配合作战，一周之内，平定了杨刘叛乱，光复了广州。1925年6月，香港和广州沙面工人举行反帝大罢工，黄埔军校师生积极支持工人的斗争，投入反帝斗争。在1926年7月北伐开始前，黄埔军校师生参加第二次东征，对统一广东、巩固广东民主革命根据地，作出了重大贡献。 诚如中共党员恽代英所说：“中国人几乎没有人不知道‘黄埔’，青年几乎没有人不希冀能预做一个‘黄埔’的学生。‘黄埔’是新中国的建造者，‘黄埔’的学生人人都预备牺牲他们的精力生命，为被压迫的中国四万万人杀开一条血路。”所以他们是中国民族民主革命的爱国战士：他们的胜利，“是中国全民族的胜利。”苏俄指派来帮助孙中山改组国民党和组织军校的顾问鲍罗廷也指出：“中国的国民革命必须为工农群众，加以小资产阶级，革命的知识分子及革命军之协力合作，在革命的国民党领导下，并与世界革命运动密切联合之革命，方能成功。”他说：“黄埔学校为孙中山先生遗迹之精粹，黄埔学生必须保卫此遗产而专贡献于革命。” 蒋介石在日记中说：黄埔军校的生活十分困难。“我于（1924年）四月二十一日到广州，三十六日入校视事，积极筹划，到五月五日，第一总队学生进校，时间非常仓促，又投考学生在广州者一千二百多，在上海者五百名，因此为爱才起见，及增学额五百五十名，较原预算几多一倍；至今日第二总队学生又进校，合计学生一千二百名，连教职员多至一千五百六十名，较原预算多至四倍以上；校舍不敷，欲扩充，又为地域所限，乃分住省城讲武与海军校旧址，以致管教都不方便，生活一切，十分困难，实属无法可想。务以耐冻、耐饿、耐热、耐痛，振起强毅精神，便什么都不怕矣。十一日，总理令新军改称党军，并任公为军事秘书。十三日，总理为召开国民会议，启程北上，午过黄埔，入军校周视一过，检阅学生演习战术实施，阅毕，谓公曰：嗟乎！本校学生能忍苦耐劳，努力奋斗，如此必能继续我之生命，实行本党主义，今我可以死矣！言已，不胜悽叹！公闻之，骇痛无已！ 由此可见，黄埔军校创造时，正如校长蒋介石所记述，不仅校舍不足，连学生的吃穿都很成问题，但由于军校的成立凝聚着国共两党，中苏两国，共产国际代表的心力，由于他们的共同努力，克服困难，把黄埔军校办得有声有色，培养了近代中国第一批革命军人，尽管后来军校的“领导人走上了不同的政治道路，但是在（20世纪）20年代中期，他们却在同一个院墙里为中国革命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黄埔军校的学生之所以成为革命军的骨干，自觉立志担负起救国救民与建设新国家的重任，为国家建功立业，并凝聚有理想、有信仰、有奋斗和牺牲精神的革命青年一起奋斗，这与孙中山的教导和确立的办校方针有密切的关系。黄埔军校是孙中山亲自创办的军事政治学校，黄埔军校的师生也以实际行动，坚决执行孙中山办校的宗旨，努力实现孙中山为黄埔军校建构的爱国、革命、救国救民、不怕牺牲，英勇奋斗的精神，这就为国民革命军的北伐统一中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革命军人要有救国救民的精神 据共产国际派来中国的代表马林说，共产国际为了同孙中山的国民党建立联系，1921年12月他亲自带着张太雷由上海经湖南，沿内地到孙中山设于桂林的大本营去，并同国民党在广州的领袖建立进一步的联系。马林说，从长沙没有火车或船只到桂林，他与张太雷穿过中国无数的乡村和小镇，走了13天，12月23日才到孙中山的驻地。在桂林，马林作为孙中山的客人停留了两星期（也有说在桂林停留9天），与孙中山进行三次交谈，主要是谈国共两党建立联合战线、国际形势以及中苏美系等问题。马林向孙中山建议：（一）组成一个能联合各革命阶级，尤其是工农大众的党。（二）要有真正的革命武装，应建立一所军官学校。孙中山从马林那里得知苏俄的政情，“心焉向往，联俄之义以起”，黄埔建军校也成为他的既定方针。 关于建军的思想，孙中山前后有很大的变化，早在辛亥革命前，他只利用会党（也称为洪门）的力量革命，辛亥革命武昌起义之前，他主要是利用清朝的新军和地方民军。孙中山有改造新军和民军为革命建国服务的思想。可是1917年护法运动开始，他三次在广州建立军政府和国民政府，都是利用西南军阀的军队，希望这些军阀势力能为统一中国和保卫主权效劳，但都不成功。马林访问桂林之前，他对集中桂林准备北伐的粤、滇、赣军发表演说。他这次演说的目的很明显就是要将这些地方实力派、军阀操控的武装势力改造为跟他一起北伐打倒北洋军阀，统一中国的救国救民的革命军队。所以，他对集中桂林准备北伐的粤、滇、赣军将士很强调“精神教育”。 何谓精神？孙中山说：“总括宇宙现象，要不外物质与精神二者。精神虽为物质之对，然实相辅为用。考从前科学未发达时代，往往以精神与物质为绝对分离，而不知二者本合为一。在中国学者，亦恒言有体有用。何谓体？即物质。何谓用？即精神。”他说：“世界上仅有物质之体，而无精神之用，必非人类，人类而失精神，也不是完全独立之人。然而，今人心理往往偏重物质，轻视精神，这是错误的看法，“自余观之，武器为物质，能使用此武器者，全恃人之精神。两相比较，精神能力实居其九，物质能力仅得其一。”中国“今日而言救国救民，必须革命。革命须有精神，此精神即为现在军人之精神。”而现在军人的智、仁、勇三者，则为军人精神之要素。能发扬这三种精神，“始可以救民，始可以救国。” “智”，就是要有知识、聪明有智慧，学会“别是非”“明利害”“识时势”“知彼己”。 “仁”，“有杀身以成仁，无求生以害仁”。“仁之定义，诚如唐韩愈所云之博爱”“博爱云者，为公爱而非私爱”。仁之种类有“救世之仁”“救人之仁”“救国之仁”。“共和国之军人，以救国救民为目的，有救国救民之责任。国与民弱且贪矣，不思有以救之，不可也；救之而不得其道，仍不可也。道何在？即实行三民主义，以成救国救民之仁而已。” “勇”，即“一往无前”、“临事不避”。孙中山说：最流通之用语就是“不怕”二字。孔子有云：“勇者不惧”，“即为勇之特征”。“勇”有大勇、小勇。“而军人之勇，是在乎成仁取义”，“为有主义、有目的、有知识之大勇”，才是“真正军人之勇”。所以，军人之勇在于“长技能”“明生死”。“长技能”就是学会新的战术，能耐劳、吃苦。“明生死”，就是“既为军人，不宜畏死，畏死则勿为军人”。“军人之为国家效死，死重如泰山。我死则国生，我生则国死，生死之间，在乎自择！”“明生死就能鼓其勇气，从事革命事业”，“以吾人数十年必死之生命，立国家亿万年不死之根基，其价值之重可知。” 然后，孙中山就强调，每个军人都要有决心，不成功便成仁。他说：“军人生在今日，有改造国家之责任，改造国家者，质言之，即造成新世界，于破坏之后，加以建设之谓。”负此责任，全在我们的决心，决心于何见之？在夫精神。“精神者，革命成功之证券及担保也。”“成功则造出庄严华丽之国家，共享幸福。不成功，则同拼一死，以殉吾党之光辉主义，亦不失为杀身成仁之志士。虽然均一死也，有泰山、鸿毛之别。若因革命而死，因改造新世界而死，则为死重于泰山，其价值乃无量之价值，其光荣乃无上之光荣。”在桂林军政学界七十六团体欢迎会上孙中山又发表演说指出：“三民主义便是民国的精神”，是做成“新世界的工具”，希望“各界提起精神来，一齐同心协力建设这个新世界的新中国。” 早在1899年12月，梁启超就写过一篇“中国魂安在乎”的文章，“魂”即精神，“民族魂”“国魂”指的即是“民族精神”“国家精神”。梁启超说：日本有“所谓日本魂者，有所谓武士道者”“日本之所以立国维新，果以是也。吾因之以求我所谓中国魂者，皇皇然之于四万余州，而杳不可得。吁嗟乎伤哉！天下岂有无魂之国哉？吾为此惧。”“吾中国向来薄视军士，其兵卒不啻奴隶，则谓从军苦也固宜”，但根本的原因是中国缺乏尚武之风。“尚武之风，由人民之爱国心与自爱心，两者和合而成也。”可是“今中国之有兵也，所以钤制其民也。夺民之性命财产，私为己有，惧民之知之而覆之也，于是乎有兵。故政府之视民也如盗贼，民之视政府亦如盗贼；兵之待民也如草芥，民之待兵亦如草芥……无魂之兵者，犹无兵也。”“中国魂者何？兵魂是也。有有魂之兵，斯为有魂之国。夫所谓爱国心与自爱心者，则兵之魂也。”梁启超是文化人，但他很重视树立军人的爱国和自爱精神，并指出：“中国魂者何？兵魂是也。”这是他对清政府的军人缺乏为保卫国家和民族的权利而斗争的精神，造成国家有兵等于无兵被列强侵略，欺凌、掠夺和奴役而发出的感慨。 著名历史学家雷海宗著有《中国的兵》，他在一篇《无兵的文化》文中指出：因为中国缺乏兵的文化，所以近代以来吃了亏。他说：“秦以上为自主自动的历史，人民能当兵，肯当兵，对国家负责任。秦以下人民不能当兵，不肯当兵，对国家不负责任，因而一切都不能自主”，因为秦以上为动的历史，秦以下为静的历史，只有治乱骚动，没有本质的变化。在固定的环境之后，轮回式的政治史一幕一幕地更迭排演，演来演去总是同一出戏，大致可说是汉史的循环发展。这样一个完全消极的变化，主要特征就是没有真正的兵，也就是没有国民，也就是说没有政治生活。简单说来可称它为“无兵的文化”。雷先生说：“盛世的文官重于武官”，“盛世是皇帝一人的武力专政，最高的军权操于一手……皇帝是大军阀，实力雄厚，各地的小军阀不敢不从命。”“而乱世中央的大武力消灭，离心力必然产生许多各地的小武力。”“中央的军队衰弱，甚至消灭；有力的都是各地军阀的私军。”“最近一百年来侵入中国的武力与文化属于同一的西洋民族，并且武力与组织远胜于五胡，文化也远较佛教为积极。两种强力并于一身向中国进攻”。所以，我们能救中国的还是中国的文化，“西洋文化中国不妨尽量吸收，实际也不得不吸收”，但救中国的首先是中国人要有自治力，其次就是提高国民的觉醒，发展军事和文化，用文武两种力量兼用，不仅可以抵抗外族的侵略能力，中华民族也具有复兴的新养料。雷海宗的文章说明中国皇帝以及各时期统治者与军阀势力的关系，也陈述近代以来西方用武力和文化势力，兼施侵略中国的情况，中国没有被列强国家消灭是因为中国虽没有兵的文化，但有优秀的传统文化和民族的觉醒，所以，他强调只要中国的语言文字不失掉，西方势力妄图同化中国也很难，文化不至消灭，“民族必不至全亡”。 在清末民初，为什么中国的文人志士那么重视对军人和精神的研究？那是因为他们认为当时中国吃了亏，受人侵略和欺压是因为缺乏一支有理想有精神的军队。有军没有精神等于无军，有军无思想无文化也等于无军，学者呼吁为国立军，并与弘扬中国的传统文化结合起来建设中国的军队，这些舆论对孙中山思想的转变也有启迪。所以，孙中山强调，革命的目的“均不外求自由、平等、博爱三者而已。”革命是求进步的事，“不革命，人民的痛苦便不能解除”。我们要人类和国家的进步，便不能不革命，但革命不能专恃物质，“革命在乎精神，革命精神者，革命事业之所由产生也。”孙中山为了建设一支忠于他的三民主义，救国救民的军校和军队，特别重视对于革命军人精神的构建，这是他总结革命过程中的教训而产生的思想进步。 1924年1月27日，还是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期间，孙中山就开始系统演讲三民主义。在民族主义演讲中，他强调：“我们今天要恢复民族的地位，便要先恢复民族的精神。” 1924年1月30日，国民党“一大”会议闭幕。2月4日孙中山便发布命令将国立高等师范、广东法科大学、广东农业专门学校合并改为国立广东大学，并派邹鲁为筹备主任。6日，又决定成立黄埔军校筹备处，并指派蒋介石、廖仲恺主持筹备处工作。从2月8日至5月8日，黄埔军校筹备处共开会32次，说明他们很忙，很重视军校的创建。2月12日，孙中山在南北统一纪念日庆祝会上讲话又强调：辛亥革命之初，“其时诸君个个心理上均非常之热，责任也非常之重，均愿牺牲性命，陶铸共和，抛掷头颅，推翻帝制。结果卒至七十二烈士可以亡广州，继而武汉起义，不旬日而各省响应，清帝退位，南北统一。当时成功，又如何是之易。乃南北已经统一，中国因争权利者几年，互争党见者几年，互争地盘者又几年，至于今日时局四分五裂，谈起革命事业为后世诟病。抑何前后大相径庭，至于此极？推原其故，在于当时人人只知革命应尽义务，勇往直前奋斗，故小小七十二烈士可以亡广州。今日人人心理皆有发财升官思想，故极十余万之大兵不能收复惠州。前后得失，瞭如烛照。此后诸君因革命奋斗，当牺牲权利，革去私心，时存国家观念，改良政治，则民国前途之幸。” 由此可见，孙中山总结以前革命经验教训，以及军阀和地方武装势力等野心家为争权夺利的私欲、私心使中国四分五裂的情况，终于形成建立一支为救国、救民、救世的革命军队所应具有的精神和担负的历史使命，便为黄埔军校培养军事、政治人才确立了目标，这是孙中山的重大贡献，也为黄埔军校的成功和名传海内外奠定坚实的思想基础。 1924年6月16日，黄埔中国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正式开学。孙中山为黄埔军官学校题写训词： 三民主义 吾党所宗以建民国 以进大同 咨尔多士 为民前锋夙夜匪懈 主义是从 矢勤矢勇 必信必忠一心一愿 贯彻始终 校长蒋介石题写校训：“亲爱精诚”，廖仲恺题写“先烈之血、主义之花”，周恩来题写“革命”。 就这样，在共产国际、苏联军事顾问的支持，以及国共两党的共同努力下，近代中国第一个革命的军事政治学校创立，它培养了大量的军事政治人才，为反帝反封建军阀的国民革命，以及统一中国建立了辉煌的战功，留下一笔重要的精神遗产。（中山大学历史学系教授林家有）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