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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招商局对商办权利的自卫 招商局在收到邮传部对其商办章程的批驳之后，随即于1910年展开了反批驳行动。夏东元、张后铨、易惠莉三位学者，都认为招商局的此次行动是继续争取商办注册，并仍由郑观应出面赴部申请，其实不然。实际上，此次行动是招商局在获得商办注册和执照后，针对邮传部批驳章程做法的一次依法维权行动，郑观应亦没有被举为代表再次进京申请注册。 邮传部对招商局商办章程的批驳，与农工商部的准予注册给照批文同日而下，这表明邮传部并没有干预农工商部准予注册之事，只是企图对获得商办注册后的招商局继续依据官督商办制度，实行更为强势的控制。其批驳中的关键之处有四：一是名称中要删去“公”字和“商办”二字，改为“轮船招商局股分有限公司隶部章程”。二是设立董事会之理由应改为“现在商律早经颁布，本局虽系官督商办，仍应设立董事会，以助官力之所不及”。三是对于董事会之权限，认为“董事会仅系议事机关，而局为执行机关。股东议决后，仍应会同总、副会办方合”。有关条文须改为“公司遇有紧要事件，董事局可随时召集众股东举行特别会议。此项特别会议事件议决后，由主席、副主席抄录议案，移知总、副会办，呈部候示施行”。四是对于用人之权，认为“招商局奉旨归部管辖，系官督商办性质，自应由部派员管理，以期联络上下”。有关条文须改为“总、副会办，应由部选派。如有不胜任及舞弊者，董事局查取实在事迹证据禀部，由部查办确实，批饬开除，由部另行选派”。(33)邮传部的这些批驳，旨在剥夺董事会的独立用人、办事之权，架空招商局的商办实权，将其改变为部属企业，继续保持官督商办之实质。 郑观应由京回沪得悉交通部的批文后，立即与盛宣怀等“会商挽救之法”。他向盛宣怀提出“第一策”和“第二策”，抑或“将注册照批驳章程石印遍送各埠股商，并求意见书”，但此法比较激烈，可能会激怒邮传部官员；抑或“先具公呈，剀切婉言，使其动心，维持大局，勿露锋芒”，等待“转机”，但此法需要忍气吞声耐心等待。(34)盛宣怀遂采取了第一策。 征求各股东意见，自然是对邮传部的批驳意见一致大加反对和痛加抨击。董事会决定在1910年6月12日召开第一次股东常会，专门商议应对邮传部之策。在会议前夕，由332名股东联合发表公启，向董事会提出应对邮传部的7点建议，并要求立即向邮传部转达，其中第二条说：“应由全体股东公请代表赴京谒见堂宪，详陈理由，‘商办’二字为本公局命脉……应遵商律及奏案力争。”第三条说：“商办则所有用人之权即由商主之。恭读上谕招商局归邮传部管辖，敬绎‘管辖’二字意义，即官督之谓也，非侵夺商权之谓也。部批将‘商办’二字删除，不特大失商情，亦且未尽遵旨。若如今日情形，用人行政全归于部，非官督商办，直是官办，竟将数十年之商业、数百万之商本，于无形之中一旦而为官有矣。”第五条则推荐由盛宣怀出任总理，由杨士琦、李国杰出任协理。(35)在会议上，董事会汇集各股东意见，交付会议公议，并将各股东意见中之“言有证据、意存公正者”择要作为意见书上呈邮传部，指出：“董事等综核各股东签注意见及公议情形，要以正名、用人两大端为全体力争一成难变之宗旨，众口同声，一无异议。”要求“商办”二字“未便因隶部而令删除”，“招商局本系完全商股，必须恪遵钦定商律办理”；“准由股东在董事会之内公举会长，并由董事选派理事，仍呈请大部核准，并请遵照钦定商律第七十七条，公司总办或总司理人、司事人等均由董事局选派。如有不胜任及舞弊者，亦由董事局开除。其薪水酬劳等项，均由董事局酌定”。(36) 股东们还按照公启所言，公举郑业臣(郑殿勋，广肇公所董事，与时任邮传部参议梁士诒至好)、王绳伯(王钰孙，1908年去世的大学士王文韶之孙)二人为代表，进京向邮传部呈送意见书，并当面“请愿”，(37)未见有任何公举郑观应为代表的记述。董事会此举，意在借众股东之力向邮传部施压，力图争取商办之权利。这却激怒了邮传部官员，使之觉得丢失面子，邮传部尚书徐世昌明确表示，此事“顾全部面，无可再商”，(38)部、局关系趋于紧张；加之徐润为谋恢复招商局之职进京活动，离间邮传部官员与盛宣怀的关系，给招商局争取商办权利增加不少阻力。 尽管徐世昌已经放言不予更改前批，但招商局股东们仍然坚持，股东代表仍进京斡旋。两位代表到京后，四处活动，经“再三力争，刚柔互用，唇敝舌焦”，并托人“动以私交”，(39)解释误会；同时，由供职烟台电报局的盛宣怀之侄盛文颐以私人谋求新职名义进京活动，拜谒徐世昌及左侍郎沈云沛，解释部中及徐润对盛宣怀的误解；同时董事会亦坚持“力争商办权限，三次具呈邮部”，(40)才得徐世昌稍作让步，准予采取官督商办时的“三员三董”老办法，即“三员部派司监察，三董商举办事”。(41)邮传部的批文说：“查招商局前隶北洋时，原系三员三董，自应仍照旧章，毋庸更改。惟嗣后员不得兼董，董不得兼员。部派之员重在监察，事关兴利除弊，准其据实禀部，随时核夺办理。商举之董，重在办事，凡涉财政出入、用人进退，略有关系者，仍须交董事会公同议决，不得率意径行。员、董性质既殊，权限自别。”(42) 对邮传部的这一敷衍做法，各董事和股东均甚感不平，继续为维权而努力，郑观应是其中重要一员。他致函盛宣怀：“部执前说，由部委员三人，由股东公举三人……无异仍是官督商办。不能完全商办，未达目的，徒招人怨，殊属不值。”(43)不久又致函说：“今我商办轮船招商局，业已注册，准归商办，其用人行政，应照商律办理。”邮传部何以“拘守旧例，委员驻局干预用人行政之权，诸多掣肘糜费乎?”(44)随后，董事会即于8月呈文邮传部进行辩驳，力图减少部管之权，提出：针对袁世凯接管以来招商局中所出现的种种弊端，“整治之策”只有“确守官督成案，实行商办主义。部派之员至多以正、副坐办二人为率，均处于监察之地位，一稽核局务，一督率漕务。月支薪费照商律由董事公议其数，应较现支之三百两为优，庶敷办公。其年终向支津贴，应俟船利实有盈余再行分拨”。(45)但此事未有结果。 一个月后，董事会对“三员三董”之说又向邮传部发出第三次呈文，坚持自己的立场。其文提出诘问：“查招商局官督商办基于北洋奏案……所派各员或本属创办，或曾投巨资，概系休戚相关，绝无丝毫凭藉。至办事董事，历来皆由商举。”而现在由部委派之正副坐办、会办及委员共有5人，由商举的办事商董仍为3人，“是名为三员三董，实已五员三董矣。”(46)但仍然没有任何结果。 到1911年初，盛宣怀升任邮传部尚书(后改称大臣)，企图利用自己执掌的权力实现招商局改归商办之事，指使郑观应出面重新启动这一事项。4月12日，盛宣怀致函郑观应：“永归商办章程，似宜早为禀定，关系甚大，万勿迟误。”(47)到5月2日，又催促郑观应：“永归商办章程一事，亦宜趁弟在部奏定为是，望告各董事，妥为改订，从速禀办为要。”(48)半个月后，郑观应答复盛宣怀：“商办公呈并章程，昨日议案催董事速发矣。”(49)至此，再次呈请确认商办章程之事，在郑观应的具体操办之下方有眉目。 1911年9月15日，邮传部将郑观应等所拟订的新章程奏请清廷核准。其奏折中只提出要对招商局“设法整顿”，“以裁冗员为先”，规范“特别输送”，划清“选派员董”权限，而只字未提对朝廷和官府的“报效”之事。并称：“此次所陈各办法以及重加修改之章程，臣等再三往复，详加酌核厘定，似已周妥，应由臣部准其施行。”该章程名为《商办轮船招商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共30节，明确了招商局的商办性质及官任监察、商任办事的官商分工。其第一节规定：“本局完全商股，已奉农工商部注册给照，悉按《商律》股份有限公司办理”；第三节规定：“循照旧章，员归部派，只任监察，董归商举，责在办事。事关重大，悉经董事会公议后行。所举办事董暨各局分董，应由董事会缮给委任书”；第四节规定：“部派之员嗣后以二人为限，一人专司监察，一人兼办漕务”；第五节规定：新增外洋航线船只，或新辟外洋通航商埠，“均先期报部立案”；第六节规定：局产“有售变卖换等事，由董事会议定后，必须禀部核准，方能办理”；第二十四节规定：“商举办事董如不胜任，及有舞弊等情，其有部派之监察员发觉者，可据实禀揭到部，并知照董事会另举”，部派检察员如有同此情状者，“董事会亦可具文请部另行札派”。(50)由此，招商局获得了明确的商办股份有限公司身份和基本权利，其与政府之关系只限于有关产业重大扩展和产权重大变更须报经邮传部核准，部派之员大幅度减少至两人，且只有监察之权无实际办事之权，如有不轨即可请部撤换。招商局董事会之前所提减少部方干涉的要求得以实现。 至此，招商局虽仍保留了两位部派之员，较其完全商办的构想有所退让，但已基本成为一个产权明晰并自主管理的商办企业。这一管理制度的改变，使招商局距离完全商办的实现又近了一步，为接下来在民国初年走完最后一步打下了重要的基础。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