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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3日，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历史研究院在京成立。习近平总书记在贺信中指出，“历史研究是一切社会科学的基础”。“希望我国广大历史研究工作者继承优良传统，整合中国历史、世界历史、考古等方面研究力量，着力提高研究水平和创新能力，推动相关历史学科融合发展”。 众所周知，历史学与考古学都是研究人类的过去，都强调二重证据或多种证据的结合，只是研究的对象一个侧重于文献和文本，一个侧重于文物和遗存；研究方法上一个侧重于考据、分析、归纳和逻辑推理，一个侧重于田野考古发现。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努力打破学科界限、在融合交叉中创新发展，相关研究也因为考古新发现、新史料的涌现而不断深化与进步。本刊近期推出历史与考古双重视域下的历史学研究系列，以期对推动相关历史学科融合发展有所助益。 ——编者 ■本期主题：历史与考古双重视域下的秦史与秦文化 ■本期主持：王子今（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教授） 主持人语 近年来，考古新发现对秦史重要情节的揭示，对于秦文化重要特征的认识，在公布新的信息，发表新的实证的同时，也开启了新的路径，提示了新的线索。若干重要收获得到学界的普遍肯定。在由国家文物局委托中国文物报社和中国考古学会评选的历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中，就有涉及秦史与秦文化的多项收获。如“湖南里耶古城及出土秦简牍”（2002年），“甘肃张家川战国墓地”（2006年），“甘肃礼县大堡子山遗址”（2006年），“陕西富县秦直道遗址”（2009年），“湖南益阳兔子山遗址”（2013年），“陕西凤翔雍山血池秦汉祭祀遗址”（2016年），“陕西西安秦汉栎阳城遗址”（2017年）等。其实，其他如“重庆三峡工程淹没区考古调查”（1994年），也是包括秦代巴人遗址和墓葬的。又如“重庆三峡库区云阳李家坝遗址”（1998年），也包含蜀道开通之后受到秦文化影响的巴文化的因素。这组文章分别讨论了凤翔雍山血池遗址的发掘、里耶秦简的发现与研究、秦交通考古收获对于秦史与秦文化考察的重要意义。考古新发现对于历史研究的推进是多方面的。今后的前景，我们亦将乐观以待。 交通考古成为学界重视的学术方向，俞伟超的《三门峡漕运遗迹》可以看作重要标志。近年秦“厎柱丞印”封泥的发现，大致可以说明黄河漕运在秦时已经起始。对交通开发与交通建设的重视，是秦崛起于西北，并逐步强盛，得以统一全国的重要因素之一。对于秦史与秦文化的诸多认识，可以通过秦交通考古的收获得以深化。 秦人经营交通线路的考古发现 考古学者20世纪80年代对蓝桥河栈道遗存的发现与研究，进而对商鞅封地商邑遗址的调查与发掘，使得秦楚之间“武关道”的交通效能与交通形制得以认识。考古学者发现的子午道栈道遗存，据刘邦南下汉中“道由子午”（《石门颂》）分析，可能也是秦道路工程的遗迹。 内蒙古考古学者较早对秦始皇直道北段线路进行了考古调查，史念海发表《秦始皇直道遗迹的探索》一文之后，陕西、甘肃、内蒙古的秦直道考古工作多有发现。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张在明研究员主持的富县桦树沟口秦直道发掘，列名2009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秦统一后的第二年，即开始了“治驰道”的宏大工程。据西汉人贾山的追述，秦“为驰道于天下，东穷燕齐，南极吴楚，江湖之上，濒海之观毕至”（《汉书·贾山传》）。秦汉之际战争中周勃等人“当驰道”的军功记录，反映驰道连接各地的实际作用。考古学者通过钻探和试掘等方式，在秦咸阳宫附近以及秦都咸阳以南方向发现了秦驰道的遗存。在陕西咸阳窑店镇南的东龙村以东150米处，考古工作者曾发现一条南北向古道路遗迹，路宽50米，筑于生土之上，两侧为汉代文化层（孙德润、李绥成、马建熙：《渭河三桥初探》，《考古与文物》丛刊第3号《陕西省考古学会第一届年会论文集》）。这条可能连通咸阳北阪宫殿区与阿房宫的道路，以秦宫布局“象天极”的规划意图分析，应当属于驰道交通系统。 据《战国策·赵策一》记载，赵豹曾警告赵王与秦国军事对抗的危险性，称“秦以牛田，水通粮”，“不可与战”。秦开发水运的成功，见于李冰“通正水道”，“以行舟船”与秦军“大舶船万艘”“浮江伐楚”的文献记录（《华阳国志·蜀志》）以及灵渠等遗存。而考古发现的确定信息，有天水放马滩秦墓出土木板地图对水运航路与水路“关”的明确标示。 秦人的车辆发明 陕西凤翔战国初期秦墓BMl03出土两件形制相同的牛车模型，牛一牡一牝。出土时陶车轮置于牛身后两侧，其间有木质车辕及轴、舆等车具朽痕，可以看到车辕为两根（吴镇烽、尚志儒：《陕西凤翔八旗屯秦国墓葬发掘简报》，《文物资料丛刊》第3辑）。这是中国考古资料所见的最早的双辕车模型，也是世界最早的标志双辕车出现的实物资料。只需系驾一头牵引牲畜的双辕车的出现，体现了交通工具史上的重大进步。两件牛车模型出土于同一座小型墓葬中，且牛为一牡一牝，可以说明秦国民间运输生产资料的普及程度。 刘仙洲研究中国古代交通运输机械，曾经指出汉代文献所见“鹿车”就是独轮车。其创始年代应在西汉晚期。史树青就此也有所论证。据秦始皇陵兵马俑坑2号坑发掘资料，当时地面有“印痕清晰，辙与辙之间无明显对应关系”的车辙印迹，发掘报告执笔者说，这些车辙“疑为独轮车遗迹”，相应图版直接标明为“独轮车印”（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秦始皇陵二号兵马俑坑发掘报告》第一分册，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13页至第118页，图版四一）。如果“独轮车印”的判断成立，可以证明这种车型当时已经投入使用，则独轮车的发明和使用，可以提前到秦代。 交通动力开发的文物实证 秦人重视养马业，“好马及畜，善养息之”。“息马”的技术优势，是秦文化传统的特色之一。在马作为最先进的交通动力的时代，“马大蕃息”成为秦立国进而迅速富强的重要条件（《史记·秦本纪》）。秦人畤祠最早使用“木禺车马”（《史记·封禅书》），即木制车马模型作为祭品，实物证明可以通过考古工作获得。而数量颇多的仿拟社会生活中实用骏马形象的最生动、最强壮的陶制马匹模型等文物的出土，也是相关历史迹象的直接反映。 《史记·匈奴列传》介绍匈奴历史人文与经济生活，说：“其奇畜则橐駞、驴、骡、駃騠、騊駼、驒騱。”一些学者以为“駃騠”是“驘”，即通常所谓“骡”。《盐铁论·力耕》言张骞“凿空”之后，“驘驴馲駞，衔尾入塞。”而李斯《谏逐客书》已经说到秦王的“外厩”有“骏良駃騠”。明代学者王世贞《弇州四部稿》卷一四二《说部》“《短长上》二十三条”，说到古墓发现简牍文书，叙战国秦至汉初事，推测可能是“战国逸策”。其中有涉及“乌氏倮”的一段文字：“乌倮以所畜駃騠百足、槖駞十双献。而始皇封之戎王之瓯脱，使比列侯以朝。”这段记录虽然并非出自信史，但是与秦于西北方向主动沟通精于“畜”的北方民族，亦可能因此接近成熟的驯畜技术的历史真实是相符合的。“所畜駃騠百足”者，可以在我们讨论与“駃騠”相关的问题时引为有参考价值的信息。在交通动力的开发方面，秦人较早引入骡和骆驼，是可能的。许雄志编《秦代印风》收录“王驴”印，为刘钊所关注。放马滩《日书》中“三十六禽”列名，程少轩指出其中的“闾”应当读为“驴”（《放马滩简所见式占古佚书的初步研究》，《“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八十三本第二分）。这也是秦人较早对驴有所认识的实证。鄂尔多斯青铜器博物馆藏征集品“圆雕立驴青铜竿头饰”，长8.9厘米，高11.5厘米。另外一件类似器物，驴的形象也是明确无疑的。注意到“戎王”部族经“乌氏倮”等为中介对秦畜牧生产形成积极影响的情形，则可以理解汉代成为内地重要交通动力的“驴”由秦人较早利用的可能。 秦交通考古多方面成就对秦史研究的推进 以秦人社会活动遗存为对象的考古工作，收获是多方面的。历年评选的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中，与秦相关的考古成就得到学界普遍肯定。被评为2013年十大考古新发现的“陕西西安西汉长安城渭桥遗址”，其文化内涵包括战国至秦代遗存。厨城门一号桥桥桩年代的上限在公元前370年。这座南北向木梁柱桥长达880米，其发现与考察对于桥梁史研究有重要学术意义。黄河上最早的临时性浮桥与常设浮桥都为秦人修建。厨城门一号桥的秦工程史的元素，也值得学界重视。陕西凤翔孙家南头村发掘了西汉汧河码头仓储建筑遗址。附近地方考古调查所获同类建筑材料说明，春秋战国时期汧河沿岸已经建造了仓储设施以及水运码头。汧河水文条件的历史变化与仓储码头的使用与废弃有关。考古学者认为这样的建筑可以看作秦都雍城交通格局的一部分，应当是合理的判断。 秦始皇陵从葬铜车的形制，体现了当时制车技术的高峰。秦陵兵马俑军阵中步兵服用的鞋履与行縢，也为交通史学者所关注。龙岗秦简有关“驰道”制度的内容，里耶秦简水驿资料，睡虎地秦简“轻足”身份与里耶秦简“邮利足”身份，岳麓书院藏秦简“马甲”简文，北京大学藏秦简水陆里程记录等，也都反映了秦交通史的重要信息。相关考古工作，同时也为说明秦行政建设的规范设计与效率追求，说明秦文化坚持实用原则，讲求进取性、机动性的传统，提供了生动具体的例证。 （作者：王子今，系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教授） 血池遗址考古发现与秦人祭祀文化的认知 作者：田亚岐 《左传·成公十三年》：“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古代国家把对神灵的祭祀和通过战争赢得胜利作为头等大事。在祭祀的神灵当中，天神系群神之首，称作“至上神”。所以往往把由国家最高首领带领群臣举行的祭祀天神，以及同时兼顾其他诸神的最为隆盛庄严的祭礼一并称作祭天，通过人与天的“交流”，君王获得“君权神授”和“天子”的合法性，国家和黎民则得到“与天滋润，强国富民”的祈福。 古代国家祭天活动常在郊野举行，称为“郊祀”，自西周以来，郊祀礼仪已成常态。春秋战国时期，秦国在传承周代祭天礼仪时，在关中雍城置都时期将祭天礼仪推向高潮，其缘由当与所处特殊历史阶段有关。秦人将周人曾经“祭上帝，祭祖先”的传统礼仪上升到“祭天地与五帝”的新高度，又首创“畤祭”。秦人借礼祀形式一方面维护对“周余民”的凝聚力，另一方面又充满自信地宣示在神祀形式方面的优越。 雍城畤祭场所在雍城郊外，不仅场所多，且持续时间长。据《史记·封禅书》记载，秦人于雍城郊外先后置鄜畤、密畤、吴阳上畤和吴阳下畤。后随秦都东迁，雍城行政作用下降，而在祭祀方面的地位则上升。公元前238年，秦王嬴政由咸阳专程抵雍城举行祭天大典，表明他获得最高执政权的合理与合法。汉高祖刘邦“承秦制”，继续沿用秦人雍城畤祭的礼仪、祀官和设施，在秦雍四畤基础上增设北畤，形成完整的雍五畤祭祀系统，且以郊祀雍畤作为王朝最高祭礼。汉武帝时期，出现了历史上最为鼎盛的祭畤盛景。汉武帝也是亲临雍郊祭祀次数最多的皇帝。汉成帝时期，执政集团上层就雍五畤存废有所争议，而雍五畤仍得以暂且保留。直到王莽时期，雍城作为沿革700多年的畤祭礼仪的神祀重心地位宣告终结。 不过，尽管文献记载清楚，但雍城畤祭文化遗存长期没有被发现。甚至出现以为“秦侯所立雍四畤、西畤为汉人之伪窜”的推断。 近年雍城考古工作的重要收获之一，即在位于雍城西北郊外的雍山上血池地方首次发现了总面积达470万平方米，由外围环沟、坛、壝、场、道路、建筑、祭祀坑等各类遗迹组合而成的“畤”的遗存，血池遗址是与古文献记载吻合的时代最早、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且功能结构趋于完整的性质明确的国家大型“祭天台”。这一重大考古发现，得到了学界的广泛关注，荣获“2016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和“2016—2017年田野考古一等奖”。考古学家刘庆柱说，“其祭祀者是东周时期秦国、秦王朝和西汉王朝的最高首领，祭祀对象是中国古人心目中最神圣的天，……就该遗址的科学性、祭祀者与祭祀对象的历史重要性而言，都是以往所有祭祀遗存不可与之同日而语的。我们可以根据《史记·秦本纪》的记载，甚至可以从祭祀文化追溯到五千年中华文明不断裂的源头”；历史学家白云翔评价该发现“将成为秦汉时期国家祭祀活动的最重要物质载体和实物再现，对于深化秦汉礼制、秦汉政治、中国古代礼制文化等方面的研究具有重要学术价值。遗址的发现也标志着雍城完整布局的出现，这一发现填补了既往在雍城遗址布局中唯缺郊外国家祭祀功能区文化遗存的空白”；陕西省文史馆赵荣教授认为，“古人在选择这处祀点地望时，其中蕴含着当时的政治理念、哲学思想、地形地貌、传统规矩和勘與法则等内容，这往往被后世所借鉴，反映了我国古代祭天礼仪形式对文化发展传承过程中的制度影响”。 数年来，对血池遗址及其周边区域的考古调查与发掘工作取得了重大收获。在总体把握血池发掘资料的基础上，可以对血池遗址考古发现的价值和意义做些说明。 一、血池遗址发现以实物资料印证了古代祭天礼仪的存在，具有证史和补史的作用。司马迁在《史记·封禅书》中，曾说到“余从巡祭天地诸神名山川”，然而雍有“百有余庙”，“畤”的礼祀程序十分复杂。《太史公自序》说他记述的只是主体程式，“至若俎豆珪币之详，献酬之礼，则有司存焉”。今天，我们可以通过血池遗址发掘的收获，复原一些当时祭祀礼仪的具体细节，如提请、择吉日、出行、抵达、涤牲、省牲（君主亲自过目马牲的口齿年龄和毛色）、宰牲与聚血、入斋宫（做静思、沐浴和更衣祭祀礼仪之前的准备）、坛场祭献、迎天神（燔燎祭祀与歌舞演唱）、送天神、撤馔、瘗埋等。 从发掘出土的各类祭祀坑可以还原当时祭祀时对于“车马”“玉帛”和马牛羊之“献食”的规模和瘗埋礼数。血池遗址的发现也为东周时期秦“雍四畤”与西汉时期“雍五畤”之间的传承关系提供了重要参考。根据血池遗址出土“上畤”陶文以及陶器、建筑材料的形制和类型，尤其是对年代测定数据的综合分析，可以得知秦四畤分别位于雍城郊外各自不同的位置，而汉代可能是在早先秦吴阳上畤基础上扩建的北畤，在新建时，遂将原秦四畤一并整合，移至血池。因而这里也自然成为西汉时期的“雍五畤”所在。而最终要确定血池遗址的属性，还有待于对其他秦畤采取选择性的考古发掘。通过对血池周边相关遗址的延伸调查，确认了沿雍山山梁向东每隔若干距离，在制高点均有“烽头台”，这一发现为进一步探索古文献关于祭祀场地与京城之间以“权火”相通提供了参考。即当时在雍山举行祭天活动时，或皇帝在此主祭，将圣火传向京城，或因为皇帝不能亲临，而在京城通过此类“烽火台”将“圣火”传递至雍山祭祀现场。 二、血池遗址出土了大量的马、牛、羊动物标本，从常规性层面上已经完成了相关DNA、测年、性别、口齿年龄和毛色等标本的数据收集和检测分析。《史记·封禅书》说雍畤祭祀用“驹”与“犊羔”。血池遗址考古发掘出土用作祭品的马骨也确为幼年马。科技考古工作者还从考古资料与古文献记述的衔接方面做了系列拓展性研究，如从马的体质病态学角度观察，检测结果告知我们，这些马当时似是经“相马”之后有意挑选出来的幼年弱马。说明古人当时似考虑保存强健马匹以满足实用需求，而以小马弱马满足祭祀用途。这种选择体现的智慧，符合秦人注重实用的原则。此外，通过对马骨进行的动物锶同位素、食性的检测分析，证明祭马来自四面八方，也证明了文献所记当时国家举行隆重祭祀活动时，由各地提供助祭物资的情景。血池遗址山前道路的发现为探寻秦汉时期从长安出发溯渭河与汧河方向的“丝绸之路”也提供了重要线索。 三、血池遗址的发现还有多方位的文化价值。例如，学界进行凤翔古地名溯源时，会注意到血池遗址本体范围内有血池、黑马灶、北斗坊和尧典等自然村名，当与早期祭祀活动有某种关联。还有其他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渊源考证，也可以在血池遗址的考古调查与考古发掘的收获中发现线索。流传至今的灵山祭祀“照远不照近”“照东不照西”等历史传说，或许与秦时祭祀场地与咸阳以“权火”方式沟通天人的方式有某种关联。“照东”，正与雍至咸阳的“权火”传递方向一致。血池遗址的空间位置居于“高山之下，小山之上”、自然环境优美的雍山。其地点的择定，或许也有神秘主义理念的意识基础。 血池遗址的发展前景将会以大遗址公园的模式出现。地方政府、考古研究及文化遗产规划单位将积极协作，在做好考古发掘工作的同时，合理制定保护规划和展示方案。血池遗址的文化内涵经认真的研究考察，将获得更深入的认识，从而帮助我们更真切地认识秦的祭祀制度以及秦人的观念史和信仰史。 （作者：田亚岐，系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研究员） 里耶秦简：地方行政研究的新起点 作者：孙闻博 秦灭六国，完成统一，是中国历史上最为重要的事件之一，划时代的帝国由此建立。秦对后世影响固多，然如诗句“百代都行秦政法”所云，其要在“制”。秦制研究一直深受传世史料缺乏的制约。因而，考古发现，特别是简牍资料的整理发表，对相关学术进步，意义尤重。学人若留意孙楷《秦会要》、徐复《秦会要订补》至杨善群校补《秦会要》的资料补增与条目添设，一定会有很深的感受。 制度史研究中以行政制度为紧要。而地方行政制度虽较中央为基础，却并无轩轾之分。严耕望先生云“地方行政实为一国政治重要之一环，即以国史而论，历代治乱兴亡，造因固多，而人民生活与社会治安恒居于首要之地位”。传世史料对此所记更显简略，“前世史家之侧重政治者，惟于中央为然；至于地方，则殊忽略，史志所记有关地方制度之材料，以视中央，十不当一”（严耕望：《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秦汉地方行政制度》，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第1页）。以《史记》为例，《秦本纪》《秦始皇本纪》《六国年表》及列传多记述秦之大事、君王举动。至于实际统治效能如何，我们从中仅能获模糊的感知。睡虎地秦简等发现后，我们已可由这些出土法律文献了解中央对地方管理的律文规定。此虽较既往大为前进，但制度条文与现实政务运行尚有距离。情况究竟怎样？里耶秦简提供了难得的秦代地方行政史料。 2002年、2005年，湖南省考古工作者先后在龙山县里耶镇里耶古城发现三万八千及五十一枚简牍，其中有字简达一万七千余枚，属秦洞庭郡迁陵县的文书遗存。有别于秦统一置黔中郡的传统认识，始皇廿五年（前222年）于此地实设洞庭郡。政治地理上，洞庭郡及迁陵县可从新—旧、内—外两个层面把握。昭襄王二十九年（前278年），白起拔郢，置南郡，至秦王政二十四年（前223年）王翦灭楚，50余年间，秦、楚未再发生大规模战争。换言之，南郡在战国后期一直是秦国的东南边郡、最南之边。秦灭楚前，始终未能控制长江中游江水以南地区。南郡以“南”为名，意义即在于此。与南郡相对，秦王政十八年（前229年）“大兴兵”，陆续消灭诸国。所立郡县称“新地”，新占楚地称“荆新地”“故荆”，官吏称“新地吏”“新地守”，民众称“新黔首”。洞庭郡及迁陵县就属于“新地”。是为新、旧之别。而秦并六国后，洞庭当取代南郡，一度成为新的南边郡。里耶秦简很多材料反映了这一时期的相关情况。始皇三十二年（前215年），帝国政治发生重要转向，开始“外攘四夷”，南北拓边。秦越过五岭，设桂林、南海、象郡。洞庭郡、迁陵县此前为边郡、县，是南下攻略的前沿阵地；此后则转而为内郡、县。是为内、外之分。某种意义上，里耶秦简及里耶古城的发现，为认识秦对“新地”的统治、对边郡、内郡的管理，提供了新的重要认知条件。 一、大县样貌与县令称谓。秦县制确立是商鞅第二次变法的中心环节。秦县行政主官正式称谓为“令”。以往作为权威而被称引的《汉书·百官公卿表上》“县令、长，皆秦官，掌治其县”的表述并不准确。战国秦县长官禄秩为六百石至千石四个等级，整体地位较两汉为高。秦县无论从官吏级别、所辖编户，还是政治、军事职能上，多较汉代突出，呈现“大县”样貌。秦县属吏系统的完善，以设置诸官有秩啬夫为主要标志。秦县内诸官组织较为突出，是秦地方政府对国有资源掌控较多的部分体现。 二、曹、官划分及职能特征。秦官僚组织的复杂特征，向为学界低估。李学勤曾提到“秦的职官系统非常庞大复杂，汉初制度虽由之脱胎，但似已多有减省”（《张家山汉简研究的几个问题》，《郑州大学学报》2002年第3期）。里耶秦简为认识当时县级组织形态与属吏设置提供了一手资料。秦县级组织的突出特点是曹、官之分。以长吏理事之县廷为中心，列曹处内，无印绶，与令、丞关系更密切；诸官相对在外，有印绶，具有更多独立性。参照现代行政组织形式，列曹大体为县廷的“组成部门”，诸官为县廷的“下属机构”。两者的差别是前者可通过“期会”等出席县廷会议，参与讨论；而后者大多没有这类参议权。与现代有所不同的是，秦列曹任职人员在制度上并未完全职务化，即直曹令史仍称令史，而非发展成为固定的曹吏。西汉中期后多见的郡县设曹，实际秦代已发生。以往郡、县属吏分类以“列曹”统摄曹、官的传统认识，也可据此作出调整。而在曹、官运作背后，史类吏员颇显活跃。 三、代理、番上与运作模式。秦迁陵县出现大量守官，涉及令、丞、尉、诸官啬夫、乡啬夫等多种类别。“守”均为代理之义。秦及汉初，“守丞”是县丞在职、因故不在署时的一种权宜设置，丞归即罢，不具试守性质。诸吏在轮换代理县丞过程中，在某一具体时间内，只有一名守丞有权署理文书，也即同一时间内，并不存在多个守丞。各类守官屡见，反映了行政运作的某些特征。这与秦行“吏谁从军”之制，用有限吏员尽力维护文书行政的有效运作，当有关系。里耶秦简《迁陵吏志》集计县内在编官吏，而未计入县令佐、狱佐、尉史、诸官史、乡史、史、士吏等。后类属编外群体。秦代低级佐、史存在“冗”“更”供役方式，令佐且存在他职人员轮流充任情形。战国官僚制形成与“吏”群体的上升，不仅涉及月俸颁行，旧注如颜师古曰“一说，斗食者，岁奉不满百石，计日而食一斗二升，故云斗食也”，刘昭注补引《汉书音义》“斗食禄，日以斗为计”。作为吏之低端，早期“斗食”实以日给的另一面，恐怕还反映低于斗食的佐史，尚有不能稳定获取日给的情形。代理、番上运作模式及编外群体的管理，构成了认识秦官僚组织制度设计的重要线索。 四、吏员规模及徒隶役使。徐龙国曾将长江中下游秦汉“县邑城”依规模分成大小三等，其中“特小型县邑城”面积在25万平方米以下。而里耶古城残存部分面积近2万平方米，颇显特别。银雀山汉简《孙膑兵法·擒庞捐》曾提到“平陵其城小而县大，人众甲兵盛”（二三八）。秦迁陵县军事交通地位突出，县下贰春乡且驻有军队。它在类型上可能与“平陵”接近。迁陵一县官吏近百人，相对于县乡规模与编户数量，吏员规模或属偏多，然当地政府对吏员仍感不足。这为认识秦对“新地”的统治模式及行政管理体制，提供了线索。地方行政运作不仅官、吏参与，实际还涉及官、吏、役的分界及管理。秦代郡县使用大量罪徒役作。秦及汉初，司寇籍附县乡，为编户民，可单独立户，在各类权益上与不入户籍、不居民里、簿籍另立的徒隶多有不同。隶臣妾又与同属徒隶的城旦舂、鬼薪白粲在服役方式、廪食管理、辖配官司、军事参与等方面存在诸多差异。司空与仓是秦代地方管理徒隶的主要机构，而所统群体有别，隶臣妾属仓，城旦舂、鬼薪白粲属司空。各种罪徒在县下诸官劳作，实是统领机构司空、仓二官因需散配诸司的呈现。 以往惯称“汉承秦制”，严耕望也说“秦之与汉虽为两代，而论其制度，则为一体，固不待言”（第3页）。然就地方行政制度而言，即便受秦制影响较大、承秦较为突出的西汉初年，相关制度也呈现出细微差别。至于宋代以降“皇权不下县”的说法，常被扩展至整个中国古代，也值得斟酌。秦通过文书等手段，建立起“中央—郡—县—乡—里”的有效连接，对地方基层控制之深，对人员物资了解之具体，超过很多朝代。西方关于现代国家起源的探讨，常忽视中国古代的情形。有鉴于此，今后秦制研究将承担更多学术重任。中国地方行政制度源远流长，历久弥新。循流溯源，秦地方行政的研究就显得极为重要。里耶秦简陆续刊布，将有望部分改变中国早期地方行政制度研究面貌，并为重新界定和把握中国行政制度在全球史下的范式意义提供一些可能。 （作者：孙闻博，系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出土文献与中国古代文明研究协同创新中心副教授） (责任编辑：admin) |